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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被收容遣送而结束串联
                   
(一)
   
我和香云回到家里,已是1967年2月16日(农历的正月初八)。一家人都高兴得不得了,母亲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她欢欢喜喜地张罗着给我准备洗澡的热水,给我换上尽管破旧,但却干净的衣裤,把我身上穿的棉衣棉裤及所有的衣服鞋帽,全都放到开水里烫。就像当年二哥、三哥从新疆回来一样,我的身上都已长满了虱子。
   
家里过年杀的鸡,母亲还给我留着半只,用盐腌着,都快十天了,因为天冷,也没有发臭变味。母亲把盐除掉,给我重新煎得香喷喷的,我一个人津津有味的吃着,全家人都围拢在我周围,边看我吃,边问这问那的听我讲述着我们在外面串联时的奇闻趣事。我对他们说起我在重庆拿着馒头跳舞和用壮话唱歌的事,逗得他们都乐了起来。母亲咧开她那落光了牙齿的嘴巴,笑着说:“就数你爱搞鬼搞怪。”三姐说:“你们在外面玩得开心都忘了家,我们在家里一点消息都没有,担心得要死,当有消息说,在外面到处发生瘟疫,死了不少学生时,又收到你们从外面寄回来的包袱,还认为你们也得了瘟疫死在外面了,全家人都很担忧,妈还伤心的哭了两天。”我也跟他们说起从金城江回到柳州生病住院的事。父亲说是受风寒感冒了。母亲说:“你现在还没完全好,明天我捡些草药煨水给你洗一回凉就好了。”
   
第二天,母亲按她平时经常给人治感冒,百治百灵的验方,给我捡来“荆芥”、“辣蓼”、“柚子叶”,煮了一大锅水,滚烫烫的倒在大木盆里,把洗凉房用床单围起来,我就脱光衣服坐在里面熏,熏出了一身大汗,待那药水稍微凉些了就用药水冲擦全身,然后用床单包裹严实,到床上盖好被子,继续发汗,被子都给汗湿透了,舒舒服服睡一觉醒来就觉得浑身轻松,病也就全好了。
   
刚回来那几天,每天吃完晚饭,也没什么地方去的,一家人就都围坐在自家的黑楼上,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听我讲述外面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情况。我把上海、北京、天津、沈阳和重庆的情况,以及在外面从大报小报上知道的消息,一一告诉了他们。讲到外面到处都在搞抄家,搞批判、斗争,戴高帽游街,斗牛鬼蛇神、五类份子,斗老师、斗教授、斗校长,斗市长、省长。像陈毅、贺龙等等这些受人尊敬的老帅们,也都一个一个的被拉出来游街批判,甚至被罚跪挨打。听我说了这些事情,大家都不禁忧心忡忡。在陷入一阵子的沉默后,他们也七嘴八舌的,说起我们这里的运动情况:上个月,我们公社书记被拉出来批判了。各大队的党支书也在各自的大队受到群众的批判,有的还被拉出来游街游村。三都大队的党支书李大姐,也被以街上的群众为主的各村的社员群众戴了高帽,挂着破鞋游了街,被整得狼狈不堪。母亲说:“虽然看她平日里总是皮笑肉不笑的,好像谁都是杀她老娘,抢她老公的仇人似的样子,对她是又好怕又好恨,但是那天看她那个衰样子,又蛮可怜的,那样做也太过份了”。母亲在土改时挨过斗,在六零年饿肚子时,公社大饭堂里丢了猪仔时也挨过斗,因此她对挨斗的人总怀着一种同病相邻的同情。听了母亲这段话,一直在旁边没有机会开口的父亲叹了口气,插了一句话说:“唉!一报还一报。她以前整人家的时候从来也没可怜过人家”。
   
在公社书记挨斗的那段时间里,一个公社里的民政助理,对二哥的一个朋友透露了一个内幕:60年61年,有三个人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曾先后寄到公社,但是三个人都是地主家庭出身,就给当时的书记扣下来了,所以就没有人知道。二哥和林桢楠就是61年毕业的,二哥自此才知道,自己付出那么大的努力,而最终名落孙山的真正原因。正因为如此,在批斗公社书记和大队党支书的群众行列之中,也出现了二哥的身影,跟着大家一起,二哥也不例外的喊着口号。这些情况,却被李大姐都一一记在了她的心中。便埋下了我们家的悲剧的祸根。
   
(二)
   
我们在家呆了一个星期,到2月24日,农历正月十六,按约定,克新他们三个家在三合的同学都来到了香云家。我和思学也都到香云家去集合后,我们又起程向柳州走去,到六道街和继祥汇合后,七个同学又开始了第二轮的长征串联。。
   
我们这是第二次出去串联,此时,全国的大串联已经停止,所有在外串联的师生正陆续返回,但是各地的接待站还在接待返回途中的串联学生,还可以给串联学生办理返程的免费乘车证。很多学生就利用这一点,以互换车票的办法,你到我这里来,我到你那里去。还可以到处一路走一路玩。我们这一次打算去走完那些我们原来要走,但没有走过地方。
   
这一次我们是使用上一次从重庆回来时办到南宁的车票,从柳州上车,向南而去。广西的首府南宁是我们原定计划要去的地方。
   
到了南宁,也还可以找到接待站,我们给分到广西艺术学院,继祥提起十八班有一女同学她哥哥韦行芳就在艺术学院读书。于是我们就以老乡的身份去查访,恰好他正在学校,他很热情的接待了我们,把我们带到他的琴室,给我们演示了他在这里学到的,令我们羡慕的琴艺。
   
我们只在南宁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就以我们一身棉衣棉裤、棉鞋皮帽子的北方人的装束,到接待总站,几乎不费什么口舌的就办好了从南宁到乌鲁木齐的车票。当天下午,我们就上了6次特快,向北而去。一路上我们开始有了不同的想法,我和思学是想到乌鲁木齐去,但他们几个人不想去。他们说乌鲁木齐太远了,现在还是大冷的天季,那边更冷。他们还说,我们都没有多少钱,接待站又都开始撤销了,到时候没有了接待站,要回来办不了车票,又没有吃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那时候真的要流落街头去讨饭了。于是大家就决定先往回走,回家想办法多找一点钱,再到新疆去。我们到了武汉就下了车。在武汉玩了一天,也没住下,当天就上了北京到广州的车子,往回走。到长沙时,我和思学下了车。我们要在长沙玩一玩,然后换乘北京到南宁的5次特快回柳州。他们几个人就打算随车到衡阳换车。他们到了衡阳后,又再一次分为两路,香云和启贵两人带的钱多一点,就直接跟车到广州去。克新和启朋、继祥三人就在衡阳换车回柳州。一起出来的几个人,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再也难以一致了。
   
我和思学在长沙下车,出站已是傍晚,街上已是华灯初放,我们也不知个东南西北的,就在车站附近闲逛着,看看长沙的夜景,到晚上十点多钟,就匆匆上了5次特快,半夜1点多到了衡阳,又正好遇上克新他们三人也上了我们这趟车,就一起回到了柳州。
   
到柳州后,也就各自回家了。当初一起从学校走出去,走南闯北,天真无邪,打打闹闹的七个同学,自此分道扬镳再难相聚。好在我们七个同学中,除了我和思学后来站到了“四。二二”的派性营垒中,他们五个人都没有参加任何派性组织。所以在我们七个人当中,自始至终没有出现过像电影《大浪淘沙》中那样,由朋友发展到为各自的信仰而生死相斗的结局。我们之间的感情依旧。
   
(三)
   
在家乡的文革运动正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我和思学没有完全放弃到新疆去的计划,所以在和几个串联的伙伴分手时,思学从他们几个人的手中,把在南宁办的到乌鲁木齐的车票要了过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我们在积极筹划着,主要就是找钱,我是无能为力的,筹钱的办法我无从可想,思学能筹到的也是微乎其微,杯水车薪,所以一直都无法成行。
   
思学他们村的阿良的叔叔在宁夏银川工作,他想跟我们一起顺路去银川,我们无法答应他,宁可给了他一张车票,但他却对我们产生了误解。他之所以提出要和我们一道,主要是我们还有一张学校开的串联证明,而他是什么证明都没有的,那些年头,外出没有证明,是寸步难行的,他误认为我们嫌他不是学生,不愿与他为伍。其实是我们无法筹到钱,起程遥遥无期,所以只能帮助他一张车票,但他却并没有领会我们的善意。
   
在家的一个多月即将过去,我们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二哥的一个朋友桢方来赶圩时到了我们家,知道我刚串联回来,便询问我一些串联的事。在和他的交谈中,我向他透露了我和思学的计划,他便提出,他可以拿得出百多元钱,和我们一起去闯新疆。他说,他家里就他母子俩,家里的钱他可以作主,于是这事就算有了头绪。
   
我们之所以执意一定要到新疆去,就是想到新疆去投奔军垦农场的生产建设兵团。去改变一下自己的生存环境。
   
从我个人的前途命运考虑,我很清楚的认识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始,就是我学生生活的结束。我的前途和命运在我降生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的,我的一生不可能有什么大的作为,但求无灾无难的老死于田园乡间足矣。但根据这情势看来,这“无灾无难”的起码愿望都无法保障,所以我和哥哥们一样,唯一可以选择的就是逃避。新疆军垦农场生产建设兵团,是我们向往的地方,我们要投奔那里,不是为了逃避家乡的艰苦劳动,我们知道生产建设兵团也是搞农业生产的,而且自然环境,劳动条件,比我们家乡的还要恶劣艰苦。但是,生产建设兵团是军事组织,那里的人多是转业军人,政策水平高,在那里没那么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歧视,至少在精神生活上能享有一些平等和尊严。
   
早些年,有很多类似于我们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从全国各地奔赴新疆,都得到了接纳。二哥、三哥他们那年去,或许是因为不是时候,或者是找不到门路,所以才无功而返。也许这场运动会促成这个机会,我们就抱着碰碰运气的念头。再者,也是趁着串联时坐车不要钱,所以就决定趁此难得的机会,去闯一闯。我们家三兄弟为了这个目标真可谓是前仆后继的了。
   
桢方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早些年二哥高中毕业时,他是初中毕业,后来也就没有升学的机会了,一直在家跟着母亲,俩人孤儿寡母的相依为命,逆来顺受,半饥半饱的过着日子。他写得一手好字,也爱吟些唐诗宋词,和些对子,简直一副老学究的派头,按他的条件,本来至少也应该再可以读几年的高中吧,由于这家庭出身,也就无可奈何,平时里对已经死去的爷爷、父亲,免不了有些怨艾,也总免不了心生怀才不遇的情结。所以不惜丢下寡母于不顾,总想千方百计的摆脱家庭的政治阴影。
   
思学的家庭条件不谓不好,但他自小胸怀抱负,他总觉得父辈们的历史中有太多的童牛角马,让人难以捉摸。不想由父母安排自己的人生,只想自己走自己选择的路。平日里,他对于什么都以家庭成份为标尺,还有那些狐假虎威,仗势欺人的政治暴发户,总是有点不以为然。他喜欢谈古论今,吟诗作对,特别爱好古文学,孙老师吟诵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的那神态,那腔调,那表情,他都摹仿得微妙微俏。他对有学问有知识的人一惯很尊崇,所以和我们家几兄弟就很讲得来。他对早几年二哥三哥勇闯新疆的举动,从心底里佩服,所以也在心里立下了这个志愿。不管成功与否,趁这个机会,至少也可以领略一下新疆的塞外风光,以及边疆的民族风情。
   
有了桢方的参与,并落实了钱的问题,事情也就定下来了。三个人一百多元钱,到新疆那么远的地方,是太少了点,但是有了不花钱的车票,光是伙食也还是可以了,我们没有考虑到:要是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在新疆呆不下,该怎样回来呢?我们似乎已经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
   
有了钱也就没有什么要准备的了,到3月28日,我们拿着简单的行李出发了。我们在柳州上了6次特快,到郑州换乘上海到乌鲁木齐的52次快车,一路上经过洛阳、西安、宝鸡、兰州,嘉峪关,直到第三天早上才进入新疆境内。
   
过了哈密后,列车就一直在戈壁滩上摇摇晃晃的、缓慢的行驶着,我们以好奇的心理,伏在车窗边专注的向窗外看着,领略着塞外的风光:那光颓颓的、一眼望不到边的荒漠,没有树,也看不到一兜小草,到处散布着拳头大小的褐色卵石,满目苍凉,这就是所谓的戈壁滩吧。随着列车驰驶,慢慢地进入我们眼帘的,是那连绵起伏的沙丘,极目远眺,望不到尽头的漫漫黄沙,在冬日阳光的照耀下,一片昏黄,显得那样枯燥、单调而迷朦。这也许就是那些作者们在书中所描写的沙漠的景色吧。列车行走带起的风,卷起铁路两边滚滚沙尘、扑打在车窗玻璃上、车棚上,叮噹可闻。那沙粒从车门和车厢的连接处的缝隙直往车里灌,使得人脸上身上都是沙子。尤其过了鄯善,到火焰山、吐鲁番更是如此,我终于亲身体验了,二哥、三哥当初从新疆回去时,向我描述的情景。
   
(四)
   
从郑州上车,足足走了三天三夜,到达乌鲁木齐时,是傍晚7点多,这对我们是极为不便的。到了乌鲁木齐车站下车,我们就已经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找到可以免费住宿的接待站了,乌鲁木齐早于一个星期前就已经撤销了所有的学生串联接待站,改由民政部门负责,收容遣返目前还滞留在乌鲁木齐的外地串联学生。在火车站里辟有专门的候车室,用以收容串联的学生。当我们向站务员打听接待站的去处时,站务员便告知了我们这些情况,我们便不再到处寻找,只到站外找了一家面馆,草草地吃了一碗面,便回车站来。
   
我们经人指点,走到车站西头,门口立着一块临时牌子,上面写着“串联学生候车室”。我们往候车室里看去,候车室里面空无一物,连一张供人休息的排椅都没有,只有在厅中央摆着一张孤零零的乒乓球桌,桌上已是躺满了人,桌下整个候车室的地板上,横七竖八的也都挤满了人,有男的、有女的,不分区域,不分性别,一个挨着一个。我们进到里面几乎找不到插足的地方,我们就往那乒乓球桌边挤过去,到那些躺在地板上因躬着身子而空出来的,勉强能背靠背坐下来的地方。坐下后,我们才有心思仔细的观察这学生候车室里的情况:里面没有暖气,除少数自己带有棉被包袱的,在地板上铺着铺盖卷睡觉外,其他人则都是席地坐卧在冰冷的水泥地板上。我们三人紧挨着坐在一起,那地下的寒气从屁股浸淫到整个身子,我感觉到桢方在微微的发抖。我和思学还好,都穿着棉衣棉裤,而桢方就只穿着薄薄的秋裤和卫生衣,抵卸这西北的寒冷,那难耐劲就可想而知了。到了半夜,外面在飘着稀稀落落的雪花,我们三人只能是相拥而坐,来保持一点体温。我们就这样和所有这些串联学生们一起,在这里苦挨等待。
   
我们原打算是要到石河子农场找永坤、永敖,看是不是可以通过他们在农场呆下来,但凭我们的串联证明,是买不到去石河子的车票的,我们也试探着到民政局去提出要求,但答复是行不通,特别是串联学生,农场更是不可能收留,我们也只好作罢。我们到新疆来的愿望和理想就此完全的破灭了。
   
我们所剩的钱是不够自己买车票回家的,只能这样熬了一天又一天的等着民政局的统一遣送。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晚上就在车站里过夜,白天的吃饭可就没人管啦,那得自己想办法,好在桢方带的钱还够维持几天简单生活,不致于断炊。一顿一碗面条或是一两个馒头,花个几角钱对付着就过去了,也不敢奢想。
   
没有钱,也就不敢到街上逛,只是那天去民政局时,随便的转了一下,也没有什么玩的。这时已是四月间,正是化雪的季节,街上到处堆积着一堆堆脏污的残雪,那融化的雪水满街横流,显得稀烂脏污,邋邋遢遢。我们所穿的棉布鞋没多时就给雪水浸透到里面,脚都给冻僵了。都说下雪不冷化雪冷,那冷劲儿还真挺难受的。也许是我们这些南方人不习惯的缘故吧,看那些新疆人,特别是那些维吾尔族人或是哈萨克族人,好像都若无其事似的,在街上走来走去的,但是他们毕竟是都穿着皮茄克,戴着皮帽子,脚上穿着长筒皮靴子。不时还看到有些个维吾尔人或是哈萨克人,在街边的酒店里,掏出几角钱,买了一大碗烈酒,不用什么下酒菜,最多也就是以一块大黄饼就着,仰起脖子,一口气的就喝个精光,然后心满意足的,酒意朦胧、踉踉跄跄的在大街上走着,酒劲上来了,走到哪里,就在那里倒下睡着,也不管是在雪里还是水里。我们却担心他会被冻死在街上,他们却是若无其事的在那里打着呼噜,醒来时屁股都不拍一下就自顾走了。也许这是他们的生活习惯吧。
   
街上的商店门口都挂着帘子,也显不出什么热闹繁华,那些清真饭店临街一面都镶着玻璃,倒可以看到里面的繁忙,正是开饭时间,里面坐满了人,在柜台前还排着长长的队,等着领饭。我们忍不住的往里面走去,满屋子的羊膻味,正在卖着羊肉抓饭,每份2元5角,看起来有色有味的,那饭油光鲜亮的,里面和着剁碎的不知是胡萝卜还是哈密瓜粒子,还附带一大块羊肉,油渍渍的鲜黄喷香,我们每人买了一碟,津津有味的吃起来,不觉得有膻味,倒觉得别有一番味道。后来才知道,我们有幸品偿到的,是新疆的名食——“羊肉抓饭”。
   
那年头,就只有乌鲁木齐的街头,才有烧烤摊在现烤现卖羊肉串,5分钱一串,我们没有钱,但忍不住各人尝了一串。烤羊肉串可是维吾尔族人传统的美食,其历史可算悠久。自从改革开放后,在全国各地城市里,维吾尔族人无所不在,他们推着挂有“新疆烤羊肉串”招牌的烧烤车,在街头巷尾摆起烧烤摊,卖烤羊肉串。由于烤羊肉串的名气以及美味,“亚克西”们所到之处,都普遍的受到尊重和欢迎。
   
(五)
   
在乌鲁木齐车站挨了一个星期,民政局的人终于出现了,开始到车站进行登记,统计需要遣返的外地学生。我们每个人都要填一张表,写明家庭地址,家庭成份,要到达的车站。登记过后的第三天,就把这些学生统统赶上列车,总共用了两个车厢,还不是都有座位,三人的座位四个人坐,两个人的座位三个人坐,上车以后还宣布了纪律:1、不得随意走动到其他车厢,不得随意下车; 2、要上厕所要向工作人员报告;3、在车上统一开饭,由餐厅供应,由收容站付钱。自此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被收容了,我们已经没有了自由,是被当着盲流人员被遣送回去的,而我们的这段经历将作为我们个人的档案,是要存档的,这就是所谓的“收容遣送”。
   
我们是下午上的车,在新疆境内的这段路程,都是晚上,晚上气温低,风沙大,车上没有暖气,是整个路程最难挨的一段,让我们真正的体验到了当初二哥他们的那段艰难的经历。那不是一般的折磨,冷得人整夜无法入睡,全身在不停的发抖,窗外的风沙就像魔鬼般在呜呜的嚎叫,无孔不入的往车厢里灌,往人的身上脸上直扑。想喝一口热开水暖暖身子,但工作人员说是锅炉房已经停火,没有开水。好不容易熬到天亮,人都已没有了人样了,一脸的灰沙,黑不溜秋里透着惨白,两眼深陷,目光呆滞,一个个狼狈不堪的模样,就像是刚进俘虏营的俘虏一样。
   
到了十点多才开饭,餐车服务员用钥匙打开车厢门,推着餐车进来,每人发了一份盒饭,饭是温的,有些粉丝白菜,还有两片猪肉,吃了饭后,总算暖和一点,全身开始恢复了一点活气。想洗一把脸,但车上没有水,停车时,看到站台上有水,但不给下车,就这样挨着,只好用毛巾干擦。饭也只能是一天两餐,饱不了也饿不死。再也没有了串联时如座上之宾的待遇,如今却犹如阶下之囚。这些学生们、红卫兵们,全都没有了往日的骄狂。
   
每到一个省城站,就有一批人下车,当地省城收容站的人到车站里来接人,就在站台上办理交接手续,排着队点名,再一个一个的点验人数,没有误差了,然后排着队出站去,队前有人领着,队后有人跟着,回到当地的收容所去,再分别遣送回家。兰州是第一个交接的站点,属于甘肃省、青海省的都在兰州下车,由兰州收容所来把人接走。
   
下一个交接站是陕西的西安,接着是河南的郑州。河北省以北的、往东去的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市,都在郑州下车,移交给郑州收容所,据说回到郑州收容所后,连同在郑州当地收容的各地的学生以及盲流人员一起,重新编组转送。在郑州移交的同时,也接收了部分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等省的人,由乌鲁木齐收容所顺路遣送。我们在郑州换乘北京到南宁的5次列车,到武汉把湖北的人移交后,到了湖南长沙站,乌鲁木齐收容所的工作人员就领着湖南、江西、福建等省的人全都下车了。广东、广西的人不多,广西也就是我们三个人,就发给车票和车上的饭钱,给我们自己回家,毕竟我们和盲流有所区别。我们乘车回到了柳州。这一次出去来回也差不多一个月,回到家已是4月末了。
   
从去年11月25日打起包袱,踏出徒步串联的第一步起,到最后从乌鲁木齐被遣送回到柳州,直至回到家中,历时整整5个月。5个月的时间,我们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所有大城市。当时称为中国十大城市的广州、武汉、上海、南京、天津、沈阳、北京、重庆、西安、太原,除了太原外,我们走了九个。我们也游览了不少的风景名胜、文物古迹。在这场革命的大串联运动中,我们之所以能游历了那么多地方,游了那么久的时间,我不能否认我们是充分的运用了我们的智慧和机巧的。直白了也就是从中投机取巧,我们是尽可能多的趁机饱览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次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而这种机遇对于我们,如果不是有伟大领袖出于政治需要的史无前例的首创,我们也就只能是从书本上望梅止渴而已。在当时那种生活条件下,以我们一家人一辈子的经济积蓄也难以达到的奢求。我们从这场“革命大串联”中最大的收获是亲身体会到了祖国的辽阔壮丽。但也随处可见与我们从书报上看到的“幸福美满”、“欣欣向荣”不尽一致的社会真象。所到之处,物资的馈乏,人民生活的贫困,与我们的家乡如出一辙。特别是波及城乡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确实如政治宣传中的如火如荼。但却不免让人从其喧嚣中体悟出一股政治权谋的浓重气息。我的心理是矛盾的。我为我能搭上这艘没有明确航向的大船颠簸在“运动”的大潮中随波逐流,去领略大海的宽广而庆幸,从个人感情的角度理当感戴伟大领袖的恩赐。但我又不得不面对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以及自己个人的命运而深深忧虑。我预感到,这场运动不会给我带来好的结果。但是我无法预想到有多么严重。
   
第二十一章 血统论与当然革命派
   
(一)
   
1967年3月,毛主席指示广大师生回校复课闹革命,三都中学67届和68届的学生都回校了,而已毕业参加劳动了的66届毕业生则都未回去。
   
当时的革命形势已经进入对刘少奇的痪产阶级反动路线进行批判 ,并提婚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转向打倒党内走资泊。当时在学校革命运动中居主导地位的是6.17战斗队,他们的成员都是红五类贫下中农子弟,根正苗红,自认为是当然的革命派,自觉地担负起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使命。
   
这时县委派的工作组已经撤走。工作组进校时从张校长手中接过的权力(公章)临时交给了一个党员,张校长出身不好,按当时有些人的估计,她不可能再当校长了,于是这时学校便出现了权力的真空,按照一贯的阶级论,出身好的一些人,便都纷纷在心中觊觎着这个权力了。  
   
原来的支书兼校长张芳蕊,为人正派,工作踏实,在师生中声望很高。她与她丈夫孙国光老师二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支边一同来到柳江县。孙老师原在县完中教高中语文一,后因家庭出身不好被调到三都中学教初中。两夫妻不论人品池问,教书育人都深受师生称贷道。在文革初期学生揭发批判老师的大定报铺天盖地中,竟绝少有针对他们两人的。
   
张校长为极为低调,她曾向学生讲课时说过她出身不好,但她从未向人说过,好赌父叔都是1937年参革的老干 部,其父在1940年二十岁时即担任中共县委书记,解放后其父叔都是中央部级副部级的干 部,外交部她始终未向人炫耀过,更未央此向组织提婚出过任何要求,一直默默地在农村做着一个中学校长。自工作组进校后,她交出权力后靠边站,等待着革命造反派对她的处理。
   
我和思学从新疆回到三都,已经是4月份了。我不会再去学校了,但我却惊讶地听说,学校里发生了现行反革命事件,而被打成反革命的竟是我敬重的孙老师,令人难以置信。
                   
(二)

当文化大革命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6年8月份,北京的一些高干子弟因为对自己的父母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不能理解,心生怨愤,自恃自己根正苗红,而提出了“血统论”想为自己的父母鸣不平,为自己争地位,于是抛出了“老子英雄父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的对联来,公开大肆宣扬“血统论”。尽管当时因为干扰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而受到文革发动者们的制止和批判,但是,批判的只是那一付对联,而“血统论”事实上在文革前就一直是不成法律条文而被奉行着,只是到了文革期间更为盛行罢了。“血统论”的影响泛滥到全国每一个角落每一个领域。几乎无人不受其害。当然,黑五类、黑七类受害最深最惨。
   
当时在我们的学校里,那个根正苗红的红卫兵组织的成立,就已向人们昭示着,“血统论”将统率着我们这个农村中学的运动。他们的组织不让“黑五类”出身的学生参加。他们主宰着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谁斗谁,由他们决定:谁是牛鬼蛇神他们讲了算;他们有权利抄任何人的家。运动进入到1967年的2月份,他们就是我们这个农村中学里独领风骚的红卫兵战斗队组织了。没有人可以与他们竞争。当上海“一月风暴”所煽动起来的夺权风刮到我们这个农村来的时候,他们就已是当然的革命派,理所当然的坐待接管学校的权力了。个别自视出身革命的老师也在“雄心勃勃”的在心中盘算着,他们特别欣赏学校里独一无二的红卫兵组织,他们对“血统论”有着共同的感情,因为“血统论”先天的造就了他们无人可比的政治优势。他们都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革命派”的老师和学生们 “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师生间达成默契,达成共识,共同接掌学校大权指日可待。到得那时,他们将可以领导一方教育领域内的革命,号令全校师生,成就他们一番革命的宏图。这一切并非臆度,当时学样里的事态确实如此。
   
但是,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学校里却发生了节外生枝的变故,一部分老师为了不甘落后于革命形势,组织成立了一个 “战斗队”。这个战斗队的成立本来也并不是为了谁,或对着谁而成立的。不过是想通过对公社党委 “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的参与,表一下态,亮一下革命的相而已。但是,这个战斗队却在无意间选择了在夺权斗争前夜成立,这是个敏感阶段,这就极其不合时宜的了。这个战斗队的成立,事实上打乱了学校中原有力量的格局。形成了对当然革命派们的既定计划的干扰。用文革的逻辑思维可以认为:这个战斗队的成立是带有“摘桃”企图的。是要和“革命派”“争夺革命果实”的。这样一来,对“革命派”红卫兵组织在学校独掌革命旗帜的局面形成了挑战,打乱了既定的未来掌权者的“革命部署”。
   
6.17的头头们阻止老师们的“战斗队”的成立是势在必行,也是顺理成章的。于是,在老师们的战斗队刚刚亮相宣布成立,他们就把勒令 “战斗队” 解散的大字报贴到了战斗队的门口。在大字报中直接亮出了杀手锏,以老师们的“战斗队”中有出身于“黑五类”的狗仔子,没有资格成立组织为由,指斥他们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准他们起来革命,勒令他们这个战斗队立即解散。
   
但是,老师们毕竟是教书育人的知识份子,对“血统论”自有一番透彻的理解。再加上当时在北京的“血统论” 已经受到过文革领袖们的批判,老师们也有尚方宝剑在握。尽管“血统论”者6.17们盛气凌人,来势汹汹,老师们却并不轻意就范。他们不屈的引经据典,以马列主义理论和毛泽东语录据理力辩,那些学生们也还奈何不得。还有的是,当时的背景下,在“血统论”盛行的风潮下,在北京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遇罗克,也针对“血统论”而抛出了“出身论”,对当时的中国事实上存在的严重的血统论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判。 “出身论”的观点,不可否认的在作为知识份子的老师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共鸣,但惧于在“出身论”所造成震动时间短暂,很快的便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动文章”而不能以其中观点作为反击“血统论”的武器。对6.17所施加的压力,老师们只能以迂回避战的策略,既不解散自己的组织,也不和他们正面对抗。为此,在广西还没有出现 “四。二二”与“联指”的两大派组织对垒之前,在我们这个乡村中学里,却率先出现了围绕着“血统论”的斗争。6.17们的逻辑是与当时北京出现的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一脉相承的。“血统论”在学校里占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出身于“黑五类”家庭的学生在学校中受着绝对的排斥和歧视。我之所以串联回来后,没有再回学校去,因为即使我去了,也只有去接受歧视和侮辱的份儿,我们这种出身黑五类的学生是没有“革命”的权利的。
   
我们在外面串联时,也曾从一些批判“出身论”的传单中得以阅读过遇罗克所写的“出身论”的全文。事实上“出身论”道出了所有受到“血统论”和阶级斗争思想路线的歧视和戕害的人们的心声。“出身论”和“血统论”的思想观点是针锋相对的。但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当时的中央文革已经明令批判“血统论”,但是为什么又要把“出身论”打成“反动文章”,非要把“出身论”的作者遇罗克打成现行反革命,甚至于非要将他残酷杀害。一个胸怀着真理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被强权所吞噬,思想专制的恶魔就是这样的制造出共产党领导下的共和国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冤案。与此极不对称的是,对“血统论”的批判,让我们明显的感受到其中的言不由衷和牵强做作,并早早收场了。这样的批判气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气势”极不合拍,似乎只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做给老百姓看的。最终,遇罗克、张志新等敢于坚持真理的先烈们的沉冤都得以昭雪了。但是,那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却是永远也无法重生了。然而,可以告慰他们英灵的是,恶魔可以吞噬人的生命,但吞噬不了真理的光芒,他们所坚持的真理最终得到世人所公认,真理的光芒照亮了后来人前行的道路。
   
老师们心中也坚信自己胸怀真理,但逼于“根正苗红”的“当然革命派”们无法无天的“革命造反”,明知道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而无可奈何了。面对老师们的顽强抵制,“当然革命派”们暂时也无可奈何。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中,老师们的战斗队在和6.17“当然革命派”的“血统论”者们的斗争,实质上就是一场“出身论”对“血统论”的抗争,但却是一场力量悬殊的抗争,因为老师们不能理直气壮的以“出身论”作为真理武器,公开的驳斥“血统论”反人性的荒谬本质。由于“血统论”背后根深蒂固的势力,老师们也许也知道,“出身论”最终逃不脱失败的噩运。就只好是采取 “忍他,让他,避他,由他,奈他,”的策略,避其锋芒了。
   
(三)
   
老师们的失败,是因为老师们的疏忽造成的。他们的疏忽导致了他们不得不自行解散了战斗队。孙老师也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而身陷囹圄。
   
当学校的运动进入到夺权阶段的1967年2月间,老师们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在一面顶住“当然革命派”以“血统论”为武器的强大政治压力下,一面坚持着自己的革命。积极的投入到 “批判公社党委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当中。为了以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革命,他们积极的书写批判公社党委的大字报和标语。孙老师是语文老师,自然责无旁贷的承担着起草批判文章及刻钢板的任务,由于在工作中,还要面对和应付着到底谁是反动路线的争论和6.17们的干扰和压力,结果因分心和疏忽,把传单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口号刻写成“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本来就是个无意间的笔误,但在当时,这样的错误却是触犯天条的严重错误。即使这样,如果能及时发现及时的纠正,这一事件也就消弭于无形中了。但老师们都疏忽大意了,居然在经过核稿、印刷及散发等几个程序中都没有发现这一错误,最终却是让本来就想置他们于死地的人们发现了。于是就让本来就欲将老师们的战斗队打翻在地的对手们抓住这求之不得的把柄,把这一本属笔误的行为上纲成“现行反革命事件”大加挞伐。事发后,孙老师作为直接责任人,自然脱不了干系,看到战斗队所有人如大祸临头的惊惶失措,他责无旁贷的主动承担了全部的责任。为此老师们也就不得不心不甘情不愿的就此解散了自己的战斗队。而孙老师则遭致“当然革命派”们不完不了的严厉批判和斗争。他们为了搞垮搞臭孙老师,给他戴上猪笼帽押到三都街游街示众批判。并以革命群众的名义,强烈要求公安部门给予严厉的惩处。以此达到既可一棒子打死孙老师,同时又可以把张校长置于双重政治压力之下永世不得翻身的一箭双雕的目的。
   
孙国光老师在接受批判斗争中,诚恳的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不承认自己存在有主观的反革命意图。并表示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批判者非欲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肯罢休。根本不给他声辩的机会。
   
对这样的事情,其实大家心中都清楚,就连那些要置孙老师于死地而后快的人们心中也清楚,这纯粹是笔误。但是,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下,一些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性的人们,无不都在处心积虑的,挖空心思的去挖掘、寻找甚至于不择手段去揑造别人的所谓罪状,对于这种证据确凿的事件,是他们踏破铁鞋也无法找得到的可以将对手一棒子打死的机会,他们自然死死抓住不放过了。
   
在那种人性扭曲的政治环境下,那些热衷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派们,是不肯就此罢休的轻意的放弃这一绝好的整人的机会,不失时机的利用手中已经掌握的权力,用手中所掌握着的学校公章,借以革命群众的名义,一而再,再而三的向县公安局打报告,强烈要求将孙老师逮捕法办,摆出一副不获全胜、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架式,给公安机关施加压力,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表现他们的坚定的革命性。
   
我和思学早就不屑于6.17们在学校里以当然革命派的霸道作派垄断学校的革命运动,对他们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下作行为更有一股意愤。我和思学串联回到三都后得知此事,对孙老师的处境我们唯有在心中深感同情和忧虑,我们曾到学校去看望孙老师,当时我看到孙老师以那无奈而感激的神情对我们说:你们还敢在这种时候来看我,实在是感激不至。
   
县公安局基于“革命群众强烈要求”的压力,于事发两个月后的4月22日,不得不到三都中学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开宣布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孙老师,并宣布开除他的公职。被夺了权的张校长亲自为他收拾衣物,并嘱咐他要相信群众相信党。
   
在孙老师身陷囹圄,结局尚难预料而人生倍觉渺茫的境况下,本来已经靠边站的张校长只身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面对着命运的无情嘲弄和摧残,她依然抱着相信群众想党的坚定信念,在默默的等待着命运的安排。在张校长身心不堪重负的时刻,“当然革命派”们不失时机的宣布夺权。他们获得了他们所预期的胜利。
   
人性和正义并没有完全的丧失泯灭,公安局里还有一些正直的人。孙老师在监狱里获得了在外面所得不到的申辩机会,得以澄清自己“罪行” 的真相,在监狱中呆了74天后,最终县里决定;立即放人,恢复公职,补发工资。孙老师被无罪释放回到了三都中学。孙老师为自己的过失而真诚忏悔的同时,为了向不明真相的群众证明自己不是反革命,他还特意去三都街上走了一遭,向群众表明自己的心迹。
   
(四)
   
在三都中学召开大会,公开逮捕孙老师的这一天,正好是广西的联指与4.22两派斗争白热化的开端。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广西的两派陷入了你死我活的派性斗争之中,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日子对于我同样是想抹都抹不掉的记忆。从这一天起,广西成为中国文革期间,武斗最为残酷,杀人手段最为残忍,死人最多的省区。
   
孙老师和张校长夫妇在经过了这一次沉痛的经历后,对这场革命的残酷性好像有了更深的认识。他们觉得,他们只有远离这种龌龊的争斗的旋涡,再也不参与那些分不清忠奸,辩不明善恶的什么 “革命”和“造反”了。在三都出现的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的形势下,他们夫妇不得不作出明智的决断:携儿带女的逃回他的河南安阳老家。我当时得知孙老师这一消息后,我出于对他们的,说不清楚的那种感情,或者说是因为有着相同出身的同病相怜的感情吧。我不无忧虑的对思学提出:孙老师家是当地的大地主,他回到老家就真能安全吗?
  
三都中学校里的那些根正苗红的“当然革命派”,成为了拥有强大权力作为后盾的联指在三都的地方势力,并一路春风的在两派间的派性武斗中,得心应手的运用着“血统论”作为他们的尚方宝剑,所向披靡,对“黑五类”及其子女——他们的同学,他们的老师,进行灭绝人性的残杀。他们因血统的“革命”而骄傲,他们因敢于杀戮而自豪。
  
在三都中学校里,在“血统论”的胜利者们刮起的“十二级台风”中,我们的一些身上烙着这样那样的“政治污点”的老师们,在遭受着道德沦丧的残害,甚至于抛尸校园,死不眠目。英语老师刘仁辉就是被他们在校园内活活打死的。
  
胜利和失败一样,都不是永恒的。只有正义是永恒的。随着人性的回归,正义得以伸张,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一段罪恶的历史,在不断的受到人们,特别是受害者的唾弃。在那场万恶的“革命运动”中,受害的人或施害于人的人,随着历史的进步,都回归到人性的正常位置上来了。人生而平等,人不应以血统论高低,分等级。人和人之间应以“宽松、宽容、宽厚”相待。
  
但是在1968年,广西的4.22派在和联指的武斗中,一直处于被联指、民兵和部队的联合围剿下的苟延残喘的境况之中。正当4.22派的柳州造反大军和柳铁工机联偶得机会抢得了“援越物资”的武器弹药后,才有了还手的机会,逐步扭转颓势,刚刚得以喘过一口气来的时候,七.三布告下达了。“当然革命派”们更如获得尚方宝剑,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黑五类和4.22派的群众更是成了他们肆意杀戮的对象。被他们所屠杀的人数之多难以计数。据《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记载:“ 7月至8月一个多月中,区革筹、广西军区、各军分区、人武部、各专、市、县革委会和各地‘联指’指挥部以‘七. 三’布告为武器,镇压‘阶级敌人’,全区共杀害和迫害致死84000多人。”这是七.三布告下达之后,而之前被杀害的人数还无法统计在这个数目中。而事实上广西被杀害的人有说15万,有说20万。仅就我们柳江一个县,据官方的《柳江县志》记载的就有1183人(民间统计的数据不下2000人,根据柳江县志评议稿所列1967年和1968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除了正常死亡人数外,尚有2353人不在这统计数据之内)。手段之凶残如悬首示众的,自古以来最为残忍的,最为惨无人道的暴行正是柳江县革命委员会直接指挥下的“县革委纠察队”所为。(挖肝吃肉的事件在广西武宣县、上林县等地几乎屡见不鲜……)这般禽兽所为的,古今中外都极为罕见的屠戮事件竟然都是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下的“革命行动”。这就是阶级斗争的真谛。这就是“当然革命派”们引为自豪的“功绩”。“当然革命派”们把整人杀人视为当然。我们学校的当然革命派6.17们,在上列统计数据的构成中“功不可没”,他们就是凭着这样的功绩而心安理得的获得了“革命委员会”的青睐,并因此而获得令人眼馋的政治利益:上大学、进工厂、提干,入党[据官方的统计:在整个广西的大屠杀中,有4万7千多共产党员参加直接杀人。官方版的《广西文革大事年表》白纸黑字:“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就有二万人是入党后杀人的,有九千人是杀人后入党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党员一万九千多人。”(第132页)]他们曾为此显赫一时,耀武扬威的不可一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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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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