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分类:

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户口与口粮
   
(一)
  
公社食堂按各人想吃多少报多少计划下米做饭的制度,执行了没多久,到1959年春天青黄不接的季节时就难以为继了,开始实行口粮定量,一天中晚两餐,劳动力每人一顿四两,其他人每顿三两,虽然觉得不够吃,但也还过得去。慢慢的这个定量也保证不了。起初食堂是用米筒量干米下锅,后来就把米先泡涨了再量,蒸出来的饭看起来量还不少,但那饭却是不干不稀的,吃起来压根就没有饭味,只是为了填肚子而已,哪还讲究什么味道。就是这样的饭,我们家也不能原样的吃,母亲总是把全家的饭领回来后,用家里唯一可以煮东西的瓦罐,把所有的饭重新煮成稀粥喝,再添加些野菜或者其他的东西,这样吃后至少有一点饱的感觉。到了夏收以后,也好不了多少。挨到秋收过后,刚收的粮食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日子也还是不见好过。天气越来越冷,又接近期考,那段时间里是最难挨的,使我体会到了饥寒交迫的真正滋味。
  
早上饿着肚子去学校,瑟缩着坐在四面透风的教室里,心不在焉地任由老师在讲台上有气无力的讲课,反正什么也听不进去。老师也不过是到课堂里来打个照面而已,连教案和课本都懒得拿,更没有力气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只是搂着双臂,缩着脖子,在讲台上转着圈子,等待下课的钟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每天上午给我们上算术课的韦老师,他总是在上课的钟声响过很久,才穿着一件破旧的肩膀上露着棉絮的棉衣,腰间缠裹着一根用稻草搓成的绳子,胳肢窝夹着课本和教案,低着已显浮肿的脸颊,蹒跚地来到讲台上,微微抬起右手,制止住要起立喊老师好的同学们后,便开始讲课。他不管同学们听还是不听,自顾自的讲着,连眼睛都懒得睁,(其实他的眼皮已经浮肿得只剩下一条缝了)下课钟声一响,他就头也不抬的走了,同学们还来不及起立叫老师再见。韦老师是我们街上的人,他妹妹当时是我们本县的第一个女副县长。韦老师是老师中第一个因为饥饿而浮肿的老师。
  
下午最后一节课是自习课,老师也没有到教室来,天气越来越冷,剌骨的北风从四面八方灌进教室里来,同学们都坐不住了,就挤在教室角落里做一堆避风取暖。我那时穿着一件大哥穿了二哥穿,二哥穿后到三哥,三哥上初中后才轮到我穿的破棉衣,上面缀满补钉,里面的棉花已经板结,整件棉衣变得僵硬、冷滑,乍一裹到我只穿着一件讲不出材料和款式的破旧单衣的身上时,不由得我禁不住的打着冷战哆嗦。我下身穿着一条补钉压补钉的锁头单裤,光着脚丫穿着母亲做的布鞋。我这样的一身装束,挡不住从领口和下摆往胸口和肚皮上吹进来的风,母亲就用一根鸡肠带给我捆在腰间,多少也起点作用。同学们的情况也比我好不到那里去,有些同学比我还差,光着一双发红的小脚,身上连一件僵硬的破棉衣都没有挨到这个时候,中午回家喝的几口米汤、稀粥,早在拉了几泡尿时已经拉空了,身体里仅存的一丁点儿热量,被这风儿一吹,便冷到了肚子里,冷到心里,从嘴巴里呼出的气都是冷的,肚子不自禁的在收缩,浑身在不停地颤抖,上下颌不由自主地打着哆嗦。尽管和同学们一个挨一个的挤做一堆,还是冷得上牙打着下牙,发出得得的声音都可以相互听得见。相互间能感觉到彼此急促的心跳。
  
也不知怎么的,那一年的冬天特别冷,也特别长。天天下午都这么又冷又饿的熬着等放学,终于有一天实在熬不住了,有一个同学不知是随意还是有意的说了一声;“我们逃学回家吧。”想不到就这么一句话竟然有那么强的号召力,居然使全班同学都好象听到放学的钟声一样,争先恐后地拿起书包就往家跑。这事成为学校点名批评的集体逃学事件,所有逃学的学生都受到处罚。我们几个街上的学生当天晚上就被追到家里的班主任带到公社食堂里排队示众,并当众宣布由食堂罚我们一顿饭。不知道那天晚上别的同学是怎么过的,我却只得把母亲和三姐的两份饭分做三份吃。而我们被罚的那份饭自然也没有剩到第二天,估计是让食堂里的人吃了。由此以后,不管再饿再冷,很少再有学生逃学。

(二)
  
那时的口粮是和户口捆得死死的,户口在哪口粮就在哪。二哥、三哥分别上高中、初中,户口在学校。二姐是在农业中学读书时,已经和当时是铁路工人的姐夫结了婚,嫁到柳州去了,但农村户口进不了城市,二姐成为中国第一代的城市黑人黑户。
  
二姐户口还在生产队,口粮就还在生产队,但是队里说,人不在不给口粮,母亲去论理;“人不死粮不断,那里不给口粮,这里又不给口粮,不是要饿死人吗?”结果是不能给米,只能给她一份饭,但是人在柳州,总不可能每天从柳州来回跑的吃两顿饭吧,那怎么办?母亲只好一顿一顿从食堂把饭领回来,把饭放簸箕里晒干,攒起来留着,二姐半个月回来一次,带回柳州重新煮成粥吃。二姐的口粮就这样维持到食堂解散,以后就连这份饭都没有了,二姐和姐夫只好两个人吃姐夫一个人的口粮,以姐夫那微薄的工资买些红薯,再加上她们在铁路边种些猪肚菜(产量较高的猪菜)之类的杂食掺和着吃,一直维持到1964年,她们的大女儿都两岁后,那时政策稍有些许的松动了,二姐抱着女儿到派出所死缠硬磨的,她和女儿的户口才得以解决 。
   
对于经历过那个饥饿年代过来的人们而说, “六零年”代表着饥饿,1960年春节前,已经是常常断炊了,食堂只好安排人去找野菜来代替。那时整个三都街就一个公共食堂,几百人吃饭,派几十个人集体去找野菜野果,如金猫(长着金黄色绒毛的蕨类植物的块根)、薯良(块根发达状如柚子的,供销社收购作工业染料的野生植物)等可以吃的,不会吃死人的东西,这些东西也不是随处都有,附近的山上在58年大炼钢铁时已是搞得光秃秃的了,连草都长不出几棵来,只有到我们老家深山的冲沟里才有。老家的山里也不是过去那样的郁郁葱葱了,只有钻到冲沟深处的杂草丛中才偶有幸存的这一类植物。这全民性的挖野菜吃野果行动,在不到几天时间,所有能吃的东西便被扫荡一空。这山里周边村子的人,早已是吃这些东西的内行人,都知道什么地方有这些东西,而且,早就私下里捷足先登了。
  
那一年春节,我们过了一个别开生面,忆苦思甜的“革命春节”。在节前,食堂的人就放出消息说:“今年过年,我们要过一个有意义的、内容丰富的年。”孩子们怀着美好的希望,苦苦的盼着。59年春节吃的红烧肉还记忆犹新,总在幻想着重温旧梦,期盼着能再次一饱口福。
  
年三十那天一大早,孩子们就跑到食堂里,把能当饭桌的木板、簸箕、砖头摆成桌子,把凳子和当凳子用的石头、砖头、木头按每桌十个人的摆好,在食堂里玩着等开饭。孩子们由于抱着希望,都忘记了现实的饥饿,在食堂里跑着闹着,甚至于忘乎所以的跑到食堂的厨房里去看厨师们做饭。这可是犯了大忌,厨房是不能随便去的。平时里,厨子们量米蒸饭的动作可不怎么规范,所有的罐子都写有名字,他们也都熟悉得闭眼都能拿出自己家的罐子和领导的罐子,还有那些平时里和他们套着近乎的人的罐子,在量米时总可以在不经意间往这些罐子里多添一抓半抓的米。在炒菜时也不都是一锅炒的,油多油少那味道就大不一样了。那时能在食堂里做事的可就不是一般的人了,那可是掌握着特权的地方,这个特权就是多吃多占。“多吃多占”这个词就是那个年代发明的。
  
现在叫腐败,贪污贿赂都是腐败。提到腐败时,一些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年轻人,都说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这不是事实。也许那一抓米只是开始,拿一抓米和几千万元人民币比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那时的一斤米是可以救一条人命的。所以说孩子们闯进厨房是犯了大忌,结果被那个叫韦老肥的食堂主管(那时不知叫他主任还是什么长)恶狠狠的给赶了出来。这个人可是被群众私下里恨透了的,平日里狐假虎威,喝五吆六的,他能说会算,不知怎么的打从办公共食堂起,就一直由他掌管着众人的油盐粮米,所有人都饿得只剩皮包骨头,虚弱浮肿的,他却仍然时时肥壮得油光满面的,好像就他一个人不是在食堂里吃饭一样。   
  
晚上,等到那些下田劳动的大人们都回来后,韦老肥敲响了开饭的钟声,人们就一齐呼啦啦的拥向饭堂,以户为单位,相互调节,每十人一桌,坐好后,由韦老肥亲自来点验过人数,才能上饭上菜。听到食堂的人动作起来,所有的人便都不约而同地朝厨房方向转过头去,看着他们把“饭菜”端出来,分发到每一张“餐桌”上去摆好。每摆好一样就报个名。我们也搞不清楚叫什么?是什么?只听得他报有“红烧肉”、“扣肉”、“豆腐白菜火锅”还有其他几样现在已经叫不上什么名了,当时也不知叫什么的。那“红烧肉”是用“金猫”切成方块焖成的,那“扣肉”是用“金猫”切成大块猪肉状搭配着红薯块过了油锅装碗蒸好的,仅那“豆腐白菜火锅”是货真价实的白豆腐和大白菜。没有米饭只有“年糕”, “年糕”是以“薯良”磨成浆用布袋过滤成浆粑,和着红薯浆粑以及少量的大米浆,放簸箕里蒸熟,还顶有年糕样的,没有糖,是以红薯的甜味儿代替了糖,吃起来也不怎么太难吃,就是有点涩。
  
那天上午我们听到了猪叫声,听说是杀了一头猪,却看不到猪肉,据说是全都炼了油,只在豆腐白菜里看到几星油花儿,整个年夜饭除了豆腐白菜外,其它的就都是野生的,也难为了老肥他们,不知他们从哪里学来的这套手艺,把那些个杂七杂八野生的东西弄成有模有样的“色、香、味”俱全的七八个菜式来。如果是现在,能用野生的东西弄出这么些花样的一桌菜来,绝对是价格不菲的环保大餐。但在那时候,人们长期缺米少油的营养不良,把这些不易消化的东西一下塞到肚子里去,到了晚上就胀得睡不着觉,加上豆腐的作用,我们一家人就都稀里哗拉的泻了肚子,一晚上爬起来三四次,那时人的生命力还顶顽强的,把肚子拉空了也就没事了,只觉得饿得慌,两眼直冒金星,浑身没力。 

(三)
     
在寒假里,在家也是又冷又饿的难受,我就跟着三姐拿着刮子,到收过稻子的田头石头旯旮里挖野荸荠。野荸荠个子就像花生米那么大点,要从挖出来的土块里慢慢掰出来,一个人挖,一个人掰,一天也能捡个一满碗。在河里洗干净,回到家里用辣椒钵子舂烂成粑,然后捏成一个一个汤元丸子。野荸荠含有丰富的淀粉和糖份,下锅煮熟还顶好吃的。家里就母亲和我们俩姐弟,每人也可以连汤带丸子的分到一小碗。有时我们也去捡些野菜回来给母亲弄来吃,母亲弄野菜的办法还顶多的,弄得还都能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没出过什么事。就有一次,母亲出去拾肥时,我和三姐没有地方出去,就在家里想办法,把父亲的药――“土茯零”拿来舂,用箩斗筛成面,然后蒸成卷粉一样,白生生的,也没有什么怪味儿。等母亲回来后,又炒些蓖麻籽捣烂做油,煮些野菜作汤,烫着饱吃了一餐。到了半夜,母子三人就同时感觉肚子痛,我们都意识到是中了“土茯零”的毒了,却也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结果经过上吐下泻后也就没事了,算是福大命大。  
     
四年级第二学期开学后,天气还是那么阴冷,还是那么饿,我都有点支持不住,都不想读书了。母亲说;“你不读书在家做什么,你在家就能有饭吃吗?”想想也是,去学校和同学们在一起,有时还可以暂时忘记饿,就去了。边读书边挨着过日子。一天一天地挨着,心中也不知道要挨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只是渺茫地挨过一天又一天。
   
一天早上起来,天下着细雨,还刮着呼呼的北风,昨晚上一夜就没睡好,三个人挤在一床僵硬的破棉被下,一双脚就没暖和过,肚子空空的,头直发晕,浑身打着冷战,就跟母亲说今天不想去学校了,母亲摸了一下额头,说是病了,也就同意去叫同学代向老师请假。三姐也请了假。母亲要去山上拾肥,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也没有火烤,在家也难熬,赖着要跟母亲一起出去,心里面总幻想着跟着母亲就一定有办法,于是母亲就说,昨天刚下过雨,那就去捡石头菌吧。于是就跟母亲去山上捡石头菌。石头菌是长在山上的石头缝里,刚开春下雨时就一蔟蔟的长出来,状如黑木耳,捡回来洗净煮汤,有油盐作料,其实很好吃,汤很鲜美。到了山上,天又开始飘着冷雨,山上的风更大,更剌骨,无孔不入地从领口沿脖子往胸口、衣服里钻,不时的还带进去几颗雨点儿,直感觉冻得肚皮都仿佛僵硬了,上牙不由自主的打着下牙,下巴颌已经不听使唤,话都讲不来了,实在受不了这种风吹雨打,饥寒交迫的煎熬,就忍不住呜呜的哭了起来,很伤心,自己又不知道是为什么哭?对谁哭,?只是觉得委屈?又不知道受了谁的委屈,无可奈何的只是想哭。母亲就说;哭什么呢,又不是谁叫你来的,你饿谁不饿?母亲就把我领到一个背风的崖脚避风,我就一个人瑟瑟抖抖的,干脆放纵着上牙不自主的击打着下牙‘得、得’的响着,泪眼汪汪的缩在崖脚下,等着三姐和母亲拾了肥,捡了石头菌后才回家。母亲和三姐捡了一篮的石头菌,回家拿到瀵口洗干净,煮了一锅,放一点盐和炒蓖麻籽,一家三口吃个饱,身上也觉暖和了,就这样总算度过了一个饥饿难挨、春寒料峭的一天。
   
(四)

我们吃‘土茯零’中毒那时,父亲是一个人住在大队卫生所里,大队卫生所有两个人,一个是搞西医的,父亲是中草医,两个都是地主成份。当时对有一技之长的四类份子,政策还允许利用他们的特长为社会服务,同时也便于对他们的人身管制。
   
卫生所的职能,是给群众平日里一些小病小痛施以诊疗。医护人员的口粮由大队发给,所以父亲就一个人在卫生所里吃住。父亲本来饭量大,一个月九斤米的口粮再怎么节约也不够吃,父亲就打主意找些能吃的野的东西来掺合着吃,那时的野菜也不是那么容易找,只要有什么能吃的,他就吃什么,蛇和四脚蛇(晰蜴)、蛙类、老鼠可是父亲最可口的美餐,每当他抓到这些东西时,他就会回家叫我去跟他一起吃,免得母亲总说他只顾他一个人而不管儿女。 
  
在1960年春夏之交的青黄不接时,连食堂“老肥”都面带饥色了,更多的人出现了浮肿的状况,几乎每户都有人浮肿,队里就在奇云家办起留医所,父亲他们卫生所就负责给那些浮肿的病人治疗。父亲当时自己就已经全身浮肿了,面对着满满几屋子,六、七十个浮肿病人,父亲他们有再高明的医术,没有粮食,也是徒劳而无功的。慢慢地,眼看着一些人实在熬不过去了,也就让家人抬回去了,那时饿死一个人好像不是什么事儿,死了就死了,家里人用一床烂席子一卷,抬出去挖个浅坑就埋了,没有引起人们多大的关注,人们只是很平淡的相互传递着一句屡见不鲜的话题;“某某家又去了一个”。    
  
从留医所抬出去的人越来越多,上级也在想着办法解决,后来从上面拨下来一些黄豆、花生麸、麦麸,米糠等“营养品”给留医所,作为给浮肿病人的营养补助,待熬到夏收,其实还不是到真正收稻谷的季节,只是稻子刚灌满浆的时候,队里就为了应急,而提前收了一些还没黄透的谷子,分给各家各户自己用火炒干了,连着谷壳一起磨了熬糊糊吃,我们(包括已经浮肿的父亲)终于度过了这一关。父亲也因此而落得个“浮肿佬”的外号,其实这样的外号不只应该属于父亲,只是因为父亲是治疗浮肿病人的浮肿的医生,而被病人戏称为“浮肿佬”。           
  
在最难熬的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人们把所有可以想的办法都想出来了,胆大的、又走投无路的,为了活命,什么事情都敢干,比如偷呀抢呀。不过那时候所有人都一样,去哪里偷哪里抢?只有盯着队里的、地里的,只要是能吃的,就有人偷。我们街上就有一个特大胆的,叫万年,是个绝对标准的贫农,他身材高大,人也憨厚,在他实在忍受不了饥饿的煎熬时,他趁着为队里放牛的机会,把牛赶到我们老家那边的山洞里杀了一头,在洞里先把内脏煮了吃,把肉就挂在山洞里腊起来,准备着等事情过后,才慢慢吃。他回队里就说是牛找不见了,结果不出三天,就给民兵们侦破了。我看着民兵埋伏在他家门口,等他从家里出来时,两个持枪的民兵把他打翻在地,用绳子五花大绑的就送到县里去了。后来判了两年刑,劳改回来时划为‘坏份子’。那些腊在山洞里的牛肉不知道我们队里人谁得吃了,反正下落不明。对这个人的结果和下场,人们有同情的,也有钦佩和赞赏的,但没有人恨他,他劳改回来后,尽管他也是四类份子其中的一类,但也没有人羞辱过他。
  
在三年的饥饿经历中,我们品尝了人类历史上有记载和没有记载过的,在饥荒年代能代替食物的物质。除了观音土外,我全部都亲身经历过。所谓的草根树皮,吃糠咽菜这些形容饥荒挨饿的的词语,对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我们的体验至今记忆犹新。现在的人们所无法理解的是,吞咽米糠或野菜做的食品,竟然是当年公社疗养所营养食堂给浮肿病人特批的营养食品。可想而知,浮肿病人的体质本来已是极度衰弱,胃肠所能吸纳的油脂几乎为零,胃肠内分泌已经极度贫乏、干涩,再吞咽这样的食物,那吞咽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折磨。进到胃内唯一能起到的作用就是能填充胃肠里的空间,短暂缓解一下饥饿的感觉。之后就是缓慢的痛苦的消化过程。这些痛苦滋味,我们(包括那个年代过来的所有农村人)几乎都有过亲身的体会:那干涩粗糙的糠巴从嘴巴进到食管,其全部的进程、所到达的部位都可以感觉得清清楚楚,就像一把刷子一样,把食管壁仅存的胃液刷抹得干干净净,甚至于可以把食管壁膜刮破。进到胃里,经过一番的翻腾,那胃就像是被磨擦一样火辣辣的难受。从胃排入肠内的过程,是最漫长最痛苦的过程。当你感觉到肚子胀满,到厕所里蹲着老半天,要拉又拉不出来,人们说“拉屎握拳暗使劲”,但由于体弱,那劲如何都使不出来,有的人就不得不用手指抠,甚至用木棍撬,忍着万分的痛苦,好不容易抠出一坨坨带血的硬如石头般的粪便。拉完便,人也就给折磨得筋疲力尽,站都站不起来了。有些老年人也就这样的不堪疲弱而死在厕所里。而有些则因为实在拉不出便而活生生憋死的。
  
(五)
  
关于饥饿的故事俯拾皆是,但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就是在那样的生活氛围下,在学校里,我们却还要经常的参加“忆苦思甜”大会,请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翻了身的老贫农到学校来诉旧社会受的苦,歌颂新社会的甜蜜生活。可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孩子们都无从理解什么是苦什么是甜。无法理解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人们,是如何的活过来的?怎么就没有听他们说到浮肿和因饥饿而死的事例呢?在一而再再而三乐而不疲的“忆苦思甜”会上,也曾经闹出过许许多多关于老贫农在“忆苦思甜”大会上实话实说的笑话故事。如街上的老贫协主席在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上,诉说了他解放前在一个张姓地主家当长工时,地主自己吃瘦肉给长工吃肥肉,用苦马菜当马肉来戏耍和欺骗长工的故事.引起台下的小学生们偷偷议论说:“我们现在有肥猪肉吃,叫我干什么就干什么。”
  
在“忆苦思甜”诉苦会上,有些老贫农诉着诉着,就诉起了眼前的苦来,让主持会议的人哭笑不得。
  
最苦的三年过去了,传来了中央文件,允许开荒了。但在这周边都是水田的三都街是没有荒可开的。原先随我们家之后从老家搬出来街上住的房族二叔、四叔等几家人,就又陆续的搬回老家去,开荒种红薯木薯来度灾年,回去的第一年,四婶就生病死了,四叔也因为饿了,捡了人家地里的一个木薯煨来吃而中毒死了,留下一个不满七岁的儿子孤苦零丁的,在父老乡亲们,特别是曾经资助过大哥去南宁读革大的二叔的照顾下,居然顽强的活了下来,且在改革开放后,凭着自己的本事,堂堂正正的成为柳州城市人,这是后话。
   
饥饿和贫穷一直延续了十几年。我的所有的童年、少年到青年时代的记忆里,偶尔的一顿饱饭都会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记得在公共食堂解散后的第一个春节,二哥三哥放寒假回家后,他们就筹划着自己一家人的春节。那时自由市场已经有限制的恢复了,柳州市里的一些饭店也恢复了营业,听说,到春节时会增加一些肉食供应,到饭店里吃饭每一个人可以供应一盘红烧肉之类的肉菜和酒。二哥和三哥就计划着,回老家那边山里砍柴,然后运到柳州卖,赚些过年钱。两兄弟花了一个星期时间,砍回将近千来斤柴火,跟别人借了一架木轮手推车,到年二十九晚上,两兄弟就把柴火装了满满一车,冒着呼呼的北风,连夜拉到柳州去,到得柳州,天也刚亮,正好赶早市卖给饭店,得了十多块钱。两兄弟高高兴兴的跑到谷埠街三姨家洗了一把脸,吃着从家里带去的冷红薯,早早的就到街口的鱼峰饭店排队买饭,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才开始卖晚饭,一个人只卖一份。他们买了两份红烧肉,一瓶白酒,用从家里带去的口盅把肉和饭装好,就急急忙忙往家里赶。他们轮流拉着手推车,一个拉一个坐,近乎小跑的往回赶。那时我们还住在梁姨妈家的房子,我和三姐就一直爬到屋后的矮墙上,翘首望着从柳州来的公路上,直到看见二哥拉着上面坐着三哥的木轮车,疲惫不堪进了街口的路。他们进到家里,天也黑了。
   
那天晚上,一家人都很高兴,吃着从柳州买回的红烧肉,父亲喝着二哥三哥从柳州买回来的瓶装酒,无比惬意地把酒杯轻轻放到嘴边,慢慢的吮吸着,发出悠长的咝咝的声音,啧啧自得地品味着酒香。二哥三哥都喝了,我也高兴地喝了一小杯酒,吃完饭我就醉了,记得母亲把我放到床上睡时,还埋怨二哥他们给我喝酒。我这一觉一直睡到第二天的傍晚才醒来,醒来时以为还是当天的晚上,还不知道自己已经睡了将近二十四个小时。也许是因为第一次喝酒就喝醉的缘故吧,之后,在我的一生里,对酒就没有什么嗜好。
   
那天晚上我喝醉了酒,但当时吃饭时的高兴劲却还记得很清楚,二哥和三哥边喝着酒,边讲述着他们如何的把柴火运到柳州的过程,以及在柳州的见闻。他们说:一路上,他们一个人在前面拉,一个人在后面推。下六道坳时,二哥在前面死力的抬高车把,三哥就在后面死力的踩住车尾,尽量往下面压住路面,以减慢下溜的速度。到上都龙坳时,因为坡太陡,车太重,怎么拉怎么推都上不去,还直往后溜,半夜里又找不到人帮忙,只好把一部分柴火卸下来,把一部分先拉上坳顶后,再回来一捆一捆的扛上去。尽管当时是寒冬腊月,把两兄弟都弄得汗流浃背的。三哥对饭店里的见闻印象特别深,他兴奋得放下碗筷,用手比划着说:那排队买饭的长长的队伍,从饭店门口排到维新巷口,有本市人也有外地来的,有老人也有小孩,有拿着口盅饭盒的,有捧着菜盆大碗的,一个挨着一个,冷得缩着脖子,搂着手臂的,有的不停的跺着脚以驱赶寒冷,都在耐心的等着,不时的踮起脚尖,斜着脖子往饭店里望,眼巴巴的看着饭店里柜台上那些冒着腾腾热气的饭菜,散发着诱人馋涎的香味。终于开卖了,他们排在前面,卖柴的钱只够他们一个人买一份红烧肉,外加一瓶白酒,他们舍不得尝一块肉,就把两盘红烧肉连汤带肉的全倒在口盅里带回来了。母亲眼含着泪光,怜悯地看着三哥细眯着的那不戴眼镜的眼睛,不无痛心地颤抖着手,往他碗里夹一块肉,催他先吃了饭再说。而母亲那天晚上自己只吃了一块肉。
   
(六)
   
年三十那天,我和三姐在屋后的残垣上守望着二哥三哥从柳州回来的时候,听到了国邦家杀猪的声响,后来知道是他家杀了那一头喂了一年多的猪过年。杀猪过年,是我们许多年都没有听说过的事了。
  
国邦的父亲是个银匠,是个手艺人。手艺人都精明,更何况他这是祖传的手艺,世代和金子银子打交道,就不免积累了一些家底,理所当然在土改中被划为地主。我们这街上实行了人民公社化后,所有街上人不分农业或非农业户口,都一概的成为公社社员,他也不例外地和所有的人一样,共同承受着饥饿和浮肿。当政策稍有松动可以有限的开荒种养时,房前屋后、田边地角能有一抓土的地方都有人种着东西了,他却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一只猪苗,放在后院里喂养。那些年,本来属猪食的米糠菜皮都被人当作营养品救济浮肿病人了,能让猪吃的就基本上没有了,猪和狗只要见着人拉的粪便就都抢着吃。他便想到了在田边一处生根石的旮旯上,用石头围起了一座露天的公共厕所,用一只木桶把人们每天到他厕所里拉的粪便接回他家后院里喂猪。可想而知,那时人吃的那些东西经过人体的消化和吸收后拉出来,还能有什么营养?却弄得满屋子长年的大便味,那猪养了快一年半了,却还长不到30斤。那猪如阴沟里的臭鼠般一付尖瘦细长的嘴巴,两只耳朵薄得像两片枯黄的树叶竖在那皮包着骨头的脑壳上,肚腹收缩,腰身弓起,身上的毛像剌猬一样稀疏尖利和粗硬,四只腿尤如四根棍子,走起路来就像人踩高跷一样摇摇晃晃地让人看去都认不出是只猪来。国邦他们家知道 ,那猪再养也不会再长了,就只好杀了过年。后来听他们家人说,那猪杀后的肉都是一股浓浓的人便味道。不过也不见他们把它扔了。  

国邦他父亲的精明,在于他应对饥饿和贫穷的点子层出不穷,猪养不大,就又不知从什么地方弄来了一窝蜜蜂,养在他家后院的屋檐下。在那没有糖的年代里,那蜂蜜可是难能可贵的。但过了不久,国邦家的蜜蜂在经历了一场意外的蜜蜂与蜜蜂的战争,几乎濒于灭绝。但是它们还是顽强的生存了下来,但想不到的是,当蜂群正在努力的进行恢复重建阶段中,这一切又都变成了资本主义的尾巴被割掉了。国邦家的猪也不见养了,蜂群最后也不知所终。
  
(七)
  
在经历了三年饥荒过后,虽然不再浮肿、死人,但是粮食问题远远未得到解决,始终处于有上顿没有下顿的贫困之中,每年秋后分得的粮食,仅能勉强维持到年节,过完年就是青黄不接的荒季,每家每户都要挖空心思的想办法度荒。每年到了荒季,国家就会向各生产队象征性的借出一些粮食,由生产队分给各家指标,但还得用钱买。于是又要向生产队借钱去买,那微乎其微的几斤米,还维持不了一个星期,要挨到夏收新粮入库的七月、八月,那是不少于整整五个多月的漫长日月,全靠当时允许少量开荒所生产的木薯、红薯、芋头等杂粮,在有限开放的自由市场上相互调济。因此,在成立人民公社时取消的农村集贸市场又不得不重新恢复。
  
农村政策经过一阵子调整有了些许的松动,恢复了农村集市贸易,我们这街上又开始有了圩日。但不再是过去的三天一圩,而是改为一个星期一圩。
  
有了市场交易活动,于是这圩日又显出了热闹的气氛。围绕着度荒所需的钱、粮问题,人们就都搅尽脑汁地琢磨着,用什么手段才能获得一点度荒的钱粮。市场管理规定的政策,只准许在市场内进行自产自销的交易,不得倒买倒卖。于是就出现了地下的倒买倒卖活动。为了控制这种思想倾向的扩大和泛滥,就有了市场管理委员会作为管制机构。市场管理委员会在打击投机倒把和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中发挥了权威的市场管制作用。在严格的市场管制的同时,从公社到生产大队直到各个生产队,对于人(公社社员)的行动就更加的实行严格管制了,除了晚上睡觉外,没有任何个人活动的时间。要伺弄那点合法的自留地,只能在收工回来和饭前的那一点时间。于是开荒,打柴卖,饲养猪,饲养鸡、鸭、鹅、兔等等家畜家禽就都属资本主义活动,受到打击。所有的农产品的上市交易,正如包括前面所提到的韦然卖狗肉,和老农卖兔子的活动就都属于投机倒把受到市场管理委员会的严格禁止。阶级斗争的调子也随之越来越高了。
  
人们在忍受着因粮食匮乏而饥饿的同时,却还要忍受着人为强加的阶级斗争的文化精神桎梏的折磨。三分“天灾”是过去了,而七分人祸却在愈演愈烈地考验着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三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二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五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六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七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八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编 造反有理乃骗局 文攻武卫实陷阱 第三十一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七章 第三十八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九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章
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四十一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三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四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五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六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七章 第四十八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四十九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一章 第五十二章
第五编 噩梦醒来盼天明 漂泊沦落终有期 第五十三章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