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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二故乡的记忆
   
(一)
  
当天下午就在圩上梁姨妈家,用六张条凳、三付床板铺成了三张床,用三块泥砖在门背围成一台炉灶,架上锅,生火煮好在这里的第一顿饭,就算在三都圩上把这新的家安顿下来了。
   
这圩场的建筑布局就像一个人字。人字上西下东,这人字每一笔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进入圩场的口子,向外可以无限延伸。那人字一撇的上头,有一条路到都鲁山前连通柳邕公路。快到都鲁山时,跨过纳湾河上的一座石拱桥,就到了柳邕公路的出口。顺路向西去可达南宁、宜山。人字一撇的下头往东到屯排山前与柳邕公路连接,向东延伸30公里就是柳州。那一捺从一撇的腰部起始,这起点称三角地,从三角地向北抹去,跨过街头的两眼石拱桥、穿越营盘街到中心小学。再向北延伸,则需经过又一座连拱桥跨过后河,就可以直通工农水库(当时还没有水库)。桥的下游向东流到鹤山前的伏龙桥折向鹤山北侧向东而去。鹤山的南麓是大鹤街。大鹤街有一条村道沿着中心小学校边进入三都街。在人字上部西北侧有一个出口,一条村路从水田中间向北,朝边山村后的犀牛山而去,在山前接上边山村大财主出钱建造的石拱桥,过桥左折就是边山村。
   
站在柳邕公路边的都鲁山上,向四周俯瞰,眼前是一片在都鲁山、屯排山、鹤山、犀牛山、虎山等群峰环绕之中的广阔田野,当春夏季水稻含苞泛绿之时,这片广阔的田野就像是一片绿波荡漾的湖面;柳邕公路沿着屯排山、都鲁山脚由东向西从绿野中穿越而过,就像是这广阔湖面的堤岸,整个三都圩就像是一只停靠在岸边大船,随波起伏。四周出口向外延伸的路,就像是系向四周湖岸的缆绳,没有它们,这船将无所依靠而随水漂流。
   
三都圩在后河与纳湾河相伴而流的中间,在两条河水满河床,奔流成势之时,就像是两条奔腾的蛟龙,翻滚着向鹤山汇流而去。三都圩恰像是两条蛟龙戏耍之中的一颗硕大的明珠。据老人们说,三都圩是一个做生意的风水宝地。所以这圩上的有钱人多。
   
圩上所有的房屋都沿着人字的外沿比邻而建,每相邻两户之间的隔墙都是共建共用,一间挨着一间,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临街都是一式的骑楼。在当时算是有点规模格调的经商贸易场所。
   
圩上人称之三角地,是指人字下面三角形的非住房的经商交易场所,即“交易市场”。这市场是由通透式的梁柱瓦顶结构的三栋圩亭组成。那圩亭是解放前这一带地方有权势的一家大地主的产业,就像现在农贸市场一样,由个人出资兴建,每逢圩日向进入圩亭交易的人收取摊租(过去叫剥削,现在叫谁投资谁受益)。那些有自家门面或在自己的骑楼下摆摊做买卖的,也就不用给谁缴摊租了。解放后那圩亭以及包括所有的骑楼,都归市管会管理。圩亭及街边的摊租归市管会收。
   
这圩场上的民居商铺住宅都不宽,但进深很长,一般从骑楼到后门都有三进间,约二、三十米,采光通风都不好,且大多没有后门。因为圩场周边都是水田,没有路可走,有后门的也只是走田梗路而已。我们住的梁姨妈家在三角地上部,前面两间是她们家叔侄住,我们住后面一间,进出要经过她们叔侄家,过一个天井就到,就一间房,没有专门的厨房,煮饭、吃饭、睡觉都在一个屋里,里面有一个用泥砖围成的房间,就是母亲和我以及二姐三姐睡觉的地方。
   
这间房子后面本来还有一间房子的,不知什么时候拆掉了,只剩下一堵一米来高的矮墙,滨临着水田。我们的房门遥对着公路,从圩街的外沿到公路之间是连片的,以田梗分隔成一块又一块的水田。在这连片的水田中央有一口圆形的水潭叫滦(圆的地方口音)龙潭。这个潭是消水潭,深不见底,由西向东流来的纳湾河到水碾房一分为二,一半流向滦龙潭的水就不知往什么地方流去了。另一半就折向街东的底下白坟朝着鹤山流去,从大河街南侧向东流过。从梁姨妈家淌过两块田就到滦龙潭。我们这座门算是后门,但对于我们也可以算是前门。因为我们挑水或洗衣洗菜,乃至热天洗澡玩水,都要到田间的那一眼冬暖夏凉的“拉么”瀵口去。
   
(二)
   
三都自古以来三天一圩。每逢圩日,从上午八点钟起,在每一家门前的骑楼下就摆着凳子、摊板占着摊位。而在这之前,天还没亮,那些卖柴的、卖菜的,卖肉的就已经陆陆续续地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圩亭子下面,熙熙攘攘的开市了。所有的粉摊的汤锅都冒出腾腾的热气,满街飘散着烧鸡烧鸭和叉烧的香味,特别是韦然的狗肉摊,更是飘逸着让人睡着觉都能闻到那股浓浓    的生焖狗肉的,令人馋涎欲滴的香味。
   
想到韦然的三都狗肉还真是柳州一带方圆百十里地内出了名的人间美味。三都人也因此而养成爱吃狗肉的习惯。但凡朋友聚会或什么工程开工、竣工的,特别是后来每年秋收过后的大修水利运动,被生产队派去修水库时,大家就用生产队发的伙食补助,在开工前,去买只狗来杀,名为庆祝开工,实为大饱口褔。不管怎样,那味道就是和韦然亲手弄的差那么一大截。毕竟那是人家世代家传的手艺。
   
三都人爱吃狗肉,对韦然这个人也就有了特别的亲近感。韦然的狗肉好吃,韦然的故事也成了三都街人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对三都街的记忆中,就少不了韦然的轶闻趣事。
   
韦然家在大河街,他在三都一带算是个知名人物。一是因为他的生焖狗肉绝技远近闻名,更因为他为人豪爽、耿直、刚烈、幽默,尤其是他的直言不忌和敢作敢当的直率和无畏,大人小孩都喜欢他,甚至于把他的话当成座右铭、口头禅。“人头换芋头”这句话,就是从他的口中讲出来的。他这句话里透出的是一股弱者面对权势的反抗精神。这句话流传至今,成为三都街人顽强不屈的精神口号。
   
按土改时划的成分,韦然的家庭成分是小贩,小贩即相当于贫农。但由于他的心直口快,不知什么时候起,政府就给他戴了个“四类分子”的帽子。帽子他心安理得的戴着,从来不喊冤枉。政府开的“四类分子”会议他从不缺席,民兵派的义务工他照做,想说的话他还是照说,想做的事他还照做,还真有点死猪不怕滚水烫、天不怕地不怕的劲头。
   
他吼出“人头换芋头”这句话的故事,是发生在三年饥荒过后的1962年秋天。之前三都圩的这些繁荣景象,在我的印象中已经消失殆尽,三都圩作为圩场的功能,已经被取消了几年之后,刚有限的恢复了自由市场,由有史以来的三天一圩,改成了一个星期一圩,有市场管理委员会严格监管。入市交易的商品,主要是人们为了度荒而拆房得来的旧瓦,旧桁条椽子,拿来圩场卖,以期换些土产杂粮回去度荒。那些土产杂粮是由于政府允许有限的开荒,从那些偏远的,有荒可开的山里垌场,开荒种的红薯、芋头、木薯等土产作物。但凡工业品只有供销社经营,且没有多少商品可卖,柜台里也只有些稀稀拉拉凭票供应的布匹、肥皂之类的东西而已。食品类也只有食品站凭票供应的猪肉,而且也是时有时无的。那些在柜台前排队的,大多是非农业的居民,农民就是有票也没有钱买。农民就是自己养有猪、鸡、鹅、鸭、兔都必须由食品站收购,个人是没有权利屠宰卖肉的,但对于狗却没有规定。
   
韦然是非农业居民,没有什么职业,因为他是四类分子,合作粉店又不要他。那时合作粉店在街上也是仅存不多一两家,是国家定量给他们的大米指标,一天的粉也卖不了几个小时就卖完收摊了。所以粉店的职工也是由上级定的,用不了几个人。韦然也就不得不操起他的老本行卖狗肉。卖狗肉市管会也是不准的,没有办法,他那二十四斤米的口粮指标,也还要有钱才买得起呀!饭总是要吃呀!生活逼得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拿起他弃之多年的打狗棒,重操旧业,走村窜巷的买来一只狗,一大早起来拾掇干净,到十点多钟时,就挑着焖好的狗肉、砧板、案桌,到三角地黄继周家门口的街边摆起个狗肉摊子。冷落萧条的圩日又开始飘散着阔别已久的狗肉香味,招来不少面带饥色的食客。六分钱一两熟狗肉,人们三分钱六分钱,半两一两的,就着那张小方桌、小矮凳,外带一杯半杯私酿的木薯酒。生意倒还可以,但却招来了市管会的人,说这是投机倒把,要韦然收了摊子,到市管会去接受处理。此时,那些吃客怕事的,就急急忙忙三口两口吃完就走,那不怕事的,就坐在那里边吃边看热闹。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把个狗肉摊子围成个人圈,说什么话的都有,但大多都是私下里议论着,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但又不敢明着站出来跟市管会的理论。韦然一直都采取不理睬的态度,照样的拿着那把切肉的刀,该切肉的切肉,该舀汤就舀汤的招揽着客人,也不抬眼望一下那个市管会的人。那市管会的人见他居然敢对自己置之不理,便拿出了国家干部的威风,吼道:“你这个四类分子不服从管制,把你捆起来,送公安局去关起来。”边吼着边冲过去要捡韦然的摊子,人们摒着气看着,只见韦然虎着脸,不声不气地抬起拿刀的手,狠狠的就劈在砧板上,暴出一声怒吼:“来吧!人头换芋头。”这一下把围观的人弄得目瞪口呆,那市管会的人被这一下歇斯底里的怒吼也吓得瞠目结舌,束手无策的下不了台,只得灰溜溜的低着头,从人缝中挤出去,铁青着面孔,不声不气地回市管会去了。在他背后的人群中暴响起哄堂的喝彩声。人们为韦然的勇气喝彩,也为自已终于得出了一口憋屈已久的恶气喝彩。自此,这“人头换芋头”便流传开来,成了三都街人不畏权势的精神口号。
  
关于韦然的轶闻趣事,在三都街流传得很广泛且持久。几乎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关于韦然的故事,直至现在,人们在闲谈中提到韦然的时候,还都争着讲述自己所知道的韦然的故事。
  
像韦然那样的人,在那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被作为阶级斗争的典型批斗是经常的事情。他自己觉得已是司空见惯的不当回事儿了。而街坊邻居们也都把对韦然的批斗会当作是一场文艺晚会来欣赏。直到现在,人们还经常津津乐道的描述着韦然的笑话故事。大家都记得,在一次韦然的批斗会上,有人揭发韦然曾经说过希望蒋介石回来的话。人们知道这可是个严重的政治问题,大家都猜测韦然不会承认的。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想不到韦然却很坦然的当众承认了。当那些干部们质问他为什么希望蒋介石回来,是不是要等蒋介石回来了好向贫下中农反攻倒算搞报复?并喝斥他老实坦白交待。韦然不慌不忙的,脸不变色心不跳,正儿八经地答道:“你们现在总是拿我来斗来斗去的,我总是只有挨斗的份,我希望蒋介石回来了,我也就可以批斗他一下。”他的话一出口,会场上立即嚗起一阵笑声。搞红海洋那阵子,街上沿街骑楼走廊的柱子上都给红油漆刷成了红色,并全都刷着标语口号。那天韦然也在人群中看工作队的人在用黄油漆描着 “毛主席万岁”的标语,他又是本性不改地忍不住对一旁的人说:“毛主席万岁错了”。工作队的人一听这话,扭过头一看是韦然在说,马上把手中的笔和油漆放下来,伸手抓住把他的臂膀质问他:“你这个四类分子,竟敢当众讲‘毛主席万岁错了’?”,他奋力甩开那人的手说:“毛主席万岁就是错了嘛!应该是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人被他弄得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在场的人又是禁不住的在一旁窃笑。在一次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上,韦然这一次是被抓来陪斗的,见那个经常在会上反反复复不知道诉了多少遍苦的人又照本宣科的发完言后,他也以一脸委屈的模样,苦着脸诉起苦来,他说他命最苦,才八个月大就给地主打工,受着地主残酷的剥削。主持会议的干部斥责他蓄意捣乱。他辩解称:“我是挨地主剥削呀,为什么又不准我诉苦呢?”那会议主持人似乎很实事求是的说:“你这不是故意揭乱是什么?你才八个月大就会打工?”他接口答道:“我在我娘的肚子里头才八个月大,我娘就去给地主打工,我不就是挨地主剥削吗?”他的“狡辩”引起会场上的又一次哄堂大笑。这些韦然的故事,尽管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让我们听起来还是觉得开心过瘾。
   
(三)
   
说起那被韦然以“人头换芋头”吓着的市管会的人姓梁,年纪在三十岁左右。当时三都市管会也就他一个人。他的权力可大着呢,赶圩的,摆摊做买卖的,都得看他的脸色。卖柴火的,卖菜的,卖猫的,卖狗的,卖蛇、卖蚂拐的,只要他说你是投机倒把,轻的没收罚款。敢于和他论理的,就是不服从管理,就把你用绳子绑起,挂个投机倒把的牌子游街示众。
   
据说市管会老梁是里雍公社的人,由于他的权势、地位,在三都街讨得了一个算是百里挑一的漂亮老婆,但他在三都人眼中并不受人喜爱,那些受过他处理的、没收过东西的人,对他恨之入骨的人还不少。在这些人当中,也还有些和韦然一样,敢于“人头换芋头”的人,在那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给来点硬的招式。我就亲眼目睹过这么一个场面:在一个圩日的下午,有个从村上来的老农,用个鸡笼子装着两只兔子在街边摆卖,被他连兔带人的抓到市管会去,那人辩说是他自家养的,怎么是投机倒把呢?他硬说人家是贩来的,就把兔子没收了,叫人家回去大队开证明来。迫于他的淫威,那人只好悻悻地回家去,过到下一个圩日,那人还真的开得了证明,来到市管会找他要兔子,他却说,那么多天了,哪个有空帮你养兔子,已经交给食品站去了。那人听得是眼冒金星,二话不说,抡起手中的扁担,照着他的头就劈了下去,好在那扁担长,被楼板挡了一下,减缓了力道,只把他的头劈得血流满面,却幸好保住了他的一条命。那个老农后来给公社的公安抓走了,据说被判了两年劳改。
   
那个老农在新兴农场劳改的两年里,市管会的老梁,不知什么时候也从三都街消失了,传说是带着他老婆孩子,调回他老家里雍市管会去了。再后来,他老婆又带着他两岁的女儿回到三都街娘家来住。听人们在他老婆背后议论说,他因为贪污,也被判了十几年劳改。在他劳改的那段时间里的阶级斗争红色恐怖年代,他老婆却仍然是三都街上大队领导眼中的红人。但他却熬不到刑满,就在劳改农场里病死了。他老婆孤女寡母的,也就没有颜面再在三都街上住下去了,带着女儿就回了他的老家去。过后,人们在议论到当年的自由市场和市管会时,不免都提到他,都不免感叹天道轮回,恶有恶报,善有善报。那都是后话了。
   
(四)
   
话又回到三都街原来那曾经繁荣昌盛的年代来,且说到得十点多钟,,那卖百货的、日杂的铺面、货摊也都开张迎客了,那些邻近乡镇乃至柳州市里来的小商小贩也都顾不得歇口气,就赶紧着在各自的摊铺把货摆出来。那些从乡村垌场来的,有挑着、背着或拎着的谷子、大米、玉米、黄豆、花生,及红薯、木薯、芋头等土产杂粮,扛着木头、板子、新做的桌子、板凳、箱子、碗柜等家具,以及犁、耙、锄把等农具,还有卖竹编的箩筐、畚箕、簸箕、筛子、菜篮以及各式雨帽、遮阳帽等手工艺品的,贩卖耕牛和家畜,如猪、猫、狗、兔和鸡、鸭、鹅等家禽的,都各自自觉的分行入市,做起了生意。裁缝的、理发的、染布的、打铁的、补锅的也都各自忙碌于施展自己的手艺。这时从高头圩到底下圩的底下白坟(因有一座气派的白色的不知年代的大坟墓而得名),乃至营盘街到中心小学,街两边的摊铺把本来就不宽的街面挤得只剩两米多的通道供人来往。这时买东西的人、逛街的人来来往往摩肩接踵,人头攒动。吆喝叫卖的、讨价还价的、见面招呼的、客套问候的、逗趣取乐的、斗嘴骂娘的,熙熙攘攘,人声鼎沸,一派升平祥和、繁荣昌盛的景象。
   
三都街是生意人聚居的地方。相传这里还是个老虎地,每圩百十头猪肉上市都可以卖得完。那么多的土特产品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到散圩时也不见有往回挑的。人们说,如果这里有一条大河流过,水路交通方便,这里的繁华绝不亚于柳州。这话有道理,古时是以水路交通为主的。似这般景况,这三都街上谈不上商贾汇聚,却也是小商小贩云集之所在。就拿这街上的居民来说,多半是生意人,都善于经商,成天和钱打交道的,自然就不乏有钱人了。柳州带自古以来流传有一句顺口溜;“一都米、二都女、三都大财主。”这话并非谵语,都是有根有据的。土改时划成分,这街上的住户,四家中就有一家是地主或工商业兼地主。在阶级斗争的年代,四类分子都必须在自家的门头上钉着一块写明家庭成分的牌子,从高头圩往底下圩数,隔着一两家就有门头钉着牌子的,有时还连续两三家都是,当然其中还包括有其他四类份子在内。
   
这街上众多的富人(相对于本街的穷人),之所以能聚敛起足够把他们划成地主的土地、财富,在那弱肉强食,人人都想发财的年代里,除了他们具有精明的经营之道外,也和他们都具有勤劳耐苦的精神分不开的。
   
这街上的工商业兼地主中,有手艺人,有杂货零售商,有行医卖药的,而当时最为有钱的,还数那几家开米粉店的。而他们的辛勤刻苦是人所共知的。从每天夜里的凌晨一点钟起床,就开始淘米、磨米、生火、烧水,要在天亮前把米粉蒸好,还要赶早到肉市买回筒骨熬汤,买回粉肠瘦肉,切好烫好,天一亮就一边摆摊开市,一边切粉、烫粉待客,忙得不停不歇。到八、九点钟时,作为家庭主妇的“地主婆”,还要腾出时间,用洗磨洗桶洗锅的水煮猪潲喂猪。每家至少喂养四、五头猪,一年总要出个两、三栏。养猪可不是轻松活,光端潲水就会累得你直不起腰来。实际上卖粉这一行业的经营利润大部分来自于养猪的收入。通过这种形式,他们完成了财富的原始积累,在发家致富、出人头地的思想动机下,拼命的、省吃俭用地倾其所能,不失时机的购置田地、房产。他们家庭人口多的,基本就是自己劳作。人口少的,就不得不雇工。雇佣的帮工也还是自家的亲戚、近邻,没有这层关系的,还找不到这份工作。产业大了,要顾生意就没有余力顾及田地农活,那就只有雇长工打理或把田地租给别人种。在农活季节上忙不过来,还要雇短工,这其中就形成了剥削关系,土改时也就成了被斗争的对象。
   
(五)
   
其实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不论是富人穷人,无不都在做着发财的梦,谁都想出人头地,富甲一方。但是各人的客观条件和智慧能力不一样,各人的运气也不一样。在为生存和发展的拼博中,就有成功者和失败者之分。在这些成功的所谓富人当中,家处集市的,则具有经商的客观条件,赚钱的渠道就相对宽些,所以精明的人,在有资本的情况下,就谋划着向城市购置产业,以求发展。而其中一部分“土财主”们没有这样的智慧和胆略,就只有靠节俭来苦苦的维持这份来之不易的祖业,维护这份自以为是的虚荣。
   
长塘村的贫协主席老华洋,在韦然的狗肉摊边喝酒吃狗肉时,讲了这样一个笑话故事:说是他们村有一个在土改时被划为地主的人家。那个老当家的,是个出了名的节俭和死要面子的人。他不光是对他家的长工吝啬,对他自己家的人也一样小气。他家除了过年过节有些酒肉外,平日里是绝难尝到荤腥味的。但是他又时时在村人们面前吹嘘他家天天晚上都有肉吃。他吹得多了,人们也就信以为真。但是从来没有人看见他上街买肉,都以为是他家里长年存有腊肉。终于有一天傍晚,人们看到他气急败坏的操着扁担,骂骂咧咧的追打他家的老猫,从他口中嘟囔的“他妈个B这个死猫,连我抹嘴巴的肉你都拖走,我不打死你?!”的话语中,和其后他的家人,因不满其吝啬而透露出来其中的奥秘才知道:原来,他为了显示他家庭生活的滋润和富足,不致于让人们把他看成是守财奴,就在他家灶台上长期吊着一块不足二两的肥猪肉,每天晚饭后,他就用这块肉把自己的嘴巴抹得油光发亮后,膈肢窝夹着一杆长烟斗,提着一张小板凳,响响的打着饱嗝,志得意满的到村中间的大榕树下,翘起二郎腿,抹一下嘴巴,把整个脸都抹得泛着油光,然后用草梗剔着他那发黄的牙齿,口中嘟囔着:“这牙老啦,吃点肉都卡牙。”接着就眯起眼睛,吧哒吧哒的抽着他的叶子烟,向天仰着头,喷出浓浓的烟雾。老华洋讲完故事,在场的人都笑起来,他自己也笑得嘴里的酒都喷出来了。他又喝了一小口酒,夹了一丁肉放到嘴里嚼着,然后眨巴着嘴巴得意地说:“要那么多田地做什么?到头还不是给土改完了。还不如我,天天有酒有肉有饭吃饱,比什么都舒服。”这个故事不管是真是假,人们都相信,那些农村里的地主们的田地都是从他们的牙缝里省下来的。当然在这些富人当中,也包括在穷人们当中,不乏奸狡利猾之徒,为了攫取财富,而不惜损人利己,甚至于做出图财害命,伤天害理的事来,这是所有的人,包括富人、穷人都不会见容的。
   
(六)
   
老华洋(这是他的外号,没有人知道他有没有正式的名字,也许压根就没有人给他起过名字。)身材高大魁梧,为人豪爽、义气,因为自小父母双亡,又家徒四壁,无田无地,虽勤劳,但就是嗜酒如命,所以终身未娶,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鲧夫一个。平日里靠给人帮工赚些口粮外,专以卖柴为生,过去三天一圩,一圩一担柴火,每圩日早上九点来钟,这街上的人们准能听到他“让开!让开!猫抓刺喔。”的吆喝声从高头圩响到底下圩。人们只要听到他的吆喝声,远远地就主动的给他让路,夹道欢迎似站在街两边,目送他挑着一大担整齐的高山柴,汗水淋淋地,迈着沉稳的步伐向底下白坟的柴行奔去。卖完柴得了钱,就到粉摊边一碗米粉一碗酒的吃起来喝起来。他特别爱到韦然的狗肉摊,要一碗狗肉粉,一碗酒,边喝边聊。和酒友聊,和韦然聊,摆古论今。他虽没有文化,但他的记性特别好,声音宏亮,口才也不错,一两酒下肚,常常能侃侃而谈上个半天,再加上和韦然趣味相投,韦然有空时又添上一勺半勺汤肉,倒上一两二两米酒,也不嫌他误了自己的生意,就陪他边喝边聊,有时能聊到散圩收摊为止,才瘾足肚饱的踉跄着步子,到圩亭下的肉行去,再买它一斤半斤卖剩的便宜的猪肉,再用他随身带着的光身的军用水壶,到杂货店里灌上一斤酒,挂在扁担头,扛着扁担,满面红光的微笑着,心满意足、步履蹒跚地回家去,一路上逢人就爽朗的打声招呼,他虽嗜酒,但他饮食有度,从不见他犯过糊涂,发过酒疯。
   
土改那年,他已是快五十的的人了,工作队见他鲧寡孤独一人,家里穷得是标准的贫农,就动员他当村里的贫协主席,他不想干,工作队说,打倒地主以后要分田分地的,他就当了,不过他这人做事公平,讲良心,不冤枉人,不害人,在斗地主时,有一些人总想趁机泄一下私愤,动辄拳打脚踢,欲置人死之而后快,他总是拉着拦着。他说:“都是本村同祖同宗的兄弟,过去有什么过节恩怨,现在他的财产也分了,田地也分了,也算是他的报应了,何必要伤他性命,搞得过余了,以后还要低头不见抬头见的,自己给自己留条路走,恶有恶报,善也会有善报的。”人们都认为他的话实在。
   
工作队也认为他对党的政策掌握得好,后来就推选他为贫协模范代表,坐公家的车去省府南宁开会。开会回来后,乡里召开群众大会,工作队让他上台讲话,他事先也喝了一点酒,红润的脸膛,满脸笑容的走到台前,清了清嗓门,用地道的本地壮话,朗声说道:“我这次搭傍老毛,得坐公家的车去南宁开会,去南宁玩。南宁那里房子又高又大,街宽宽的,平平的,我们村也象那样就好了。这次去开会,吃饭不要钱,管吃饱,餐餐有肉,就是没有酒,”听到这里,人们都笑起来,工作队的就提醒他,要讲点开会的情况和感想,于是他歇了一下,继续说道:“这次去南宁开会的人很多,会场里人千人万,有男有女,我远看近看,左看右看,一个人一个脸貌,一个不同一个。”人们哄堂大笑起来,工作队的人感到不满意,只好叫他停下来。其实他所讲的这段话并没有什么错误,而且很有涵蕴,只不过他不会用政治宣传的方式来表达而已。从他的话里可以理解为:“翻身解放了的人民,生活美满、幸福,各族人民心中感激共产党、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并立誓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周围,决心捍卫我们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老华洋分得了田地,他也还是坚持打柴卖,他的生活没有改变,不过他不用给别人帮工换粮食了,他伺弄着自己的田地,收获着自己的劳动成果,以他的老本行换来酒钱肉钱,他觉得他的生活已经足够自在,足够惬意的了。但是这样惬意的生活却在不久的几年后,完全破灭了。人民公社化,把给他的田地又收走了,公共食堂虽然吃饭不要钱,但吃不饱。随之而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火都连根拔光了,就是有柴火也没有地方卖了,他失去了他原来的自由。又过了没有多久,连公共食堂也没有饭吃了,人们都浮肿的浮肿,有的因吃野果野菜中毒而死的,有被老糠塞堵肛门,憋闷而死的。那些死的人有和他同龄的,也有比他老的,比他年轻的,他在浮肿和饥饿难挨的时候,曾感慨的对人说,以前我没有田地,帮过地主打工,卖我的柴火,我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挨饿过。他终于没有熬过三年的饥荒。
   
(七)
   
说到三都圩的繁荣热闹中,还真不能忘了热闹中的米行。每一个圩日,在圩棚下除了肉行,就数米行占的位子多,那些口袋装着的米,箩筐装着的米,一袋挨着一袋,一筐靠着一筐的,雪白的米摆满了两个圩棚都摆不完,有些还得摆到骑楼下面去。那米行中摆卖的米中,尤以“一都米”堪称上品。“一都米”指的是进德人种的油粘米。当时还没有化肥,进德人种植水稻,特别讲究使用农家肥,他们利用进德靠近柳州的环境条件,每家人都备有淘粪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拉着粪车,到柳州的公共厕所掏粪。他们用这种粪肥种出来的油粘米确是远近闻名的米中珍品。那稻谷碾出来的米粒,状似织布的梭子一样,两头尖尖体形修长,色如白玉般油润光亮。那油粘米煮的饭也有讲究,过去都用鼎锅煮饭,把米淘净放入锅中,略多放半瓢水,快火煮沸后,滤出多余的米汤,用锅铲将水和米拌匀,再以快火煮沸,然后扒出灶中的炭火,将饭锅置于炭火中焖,到炭火自然熄灭饭便熟了。这时你打开锅盖,一股白蒙蒙雾一般的蒸气喷薄而出,满屋子飘散着浓郁的饭香,刺激着你的味觉而激起你的食欲,使你禁不住地垂涎三尺。往锅里看时,那饭粒儿一颗一颗的好象是跳着舞着,表面犹如涂着一层油似的晶莹剔透,舀上一碗慢慢咀嚼品味,那饭粒儿柔韧绵软而不烂,糯香爽口而不腻。这时你如果去贪吃菜肴,却反而败味,可惜了你那一嘴特有的饭香。这一点不是吹嘘,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偶尔得吃上一顿油粘米饭,纵使有再好的菜,我宁可光吃饭而不吃菜。
   
每圩都有进德人或米商从进德贩来油粘米入市交易,而且总是主导着米市行情。但是,在那以吃饱为追求的年代,都找涨饭的米买,一般人家是舍不得吃油粘米的,因为油粘米不涨饭。只有油水足的人家有条件讲究味道的,才爱买油粘米。这街上的生意人还是有不少买油粘米吃的,所以也很少有烂市的状况。
   
再说那“二都女”,指的是成团一带的女子。成团女子以漂亮、能干而出名,一般青年男人都以能娶成团女子做老婆为幸事。这街上家庭条件好的青年有几个娶了成团姑娘,个个都是五官端正线条分明,高矮适度,丰满而不显肥胖,语言风趣而不失优雅,性格随和、善良,温柔中带着刚强,心灵手巧,又能吃苦耐劳,且都有一两门持家的手艺,都是当家的好手。在以后那饥饿的年代里,她们曾经以编制福建帽卖而带动不少街坊度过多少个青黄不接的难关。
   
她们编的竹壳帽原名叫福建帽,后来在柳州一带出了名后就叫柳江帽。这种帽子是以两毫米宽均匀的竹篾条,编织成许多五角星形的图案构成帽子的骨架,以本地特有的竹壳,用硫磺熏白展平后,铺盖在面上,再以彩线交叉成五星形固定住帽叶,缀上一个尖尖的帽顶,这种帽子既遮阳又挡雨,盛夏酷暑,烈日当空时,出门下地,戴着一顶这种帽子,既通风、凉快又轻巧,不怕日晒也不怕雨淋。帽子的大小与人体的比例协调自然,不管是男女老少,戴着这种帽子既美观又大方,还具有一番别致的壮乡风情,确是县内一宗特产。据说这种帽子曾得到过刘少奇的赞扬。是三都圩日上市交易不可或缺的一宗日用工艺品。
   
这些都是我对第二故乡--三都街和与三都街有关的最初始的,美好的、也有沉重的记忆,一生一世难以忘怀。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后,重新启开记忆的闸门,这些童年的往事就都止不住信马由缰地一幕一幕的在眼前重现,感觉得就象是昨天才经历过的事情,那样清晰,那么亲切,那么的令人感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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