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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岁月中逝去的青春

                                                ----韦文德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我的家
   
(一)
  
离村子东侧的水池边五六丈远的村子中间,有一排三进六间的土墙瓦顶的房屋,那就是我家的祖屋。但我仅是在襁褓中时,在那里生活了几个月,我们家就从那里被扫地出门了。以房子作为贫富区分的标准,我家那房屋与村里其他家的房屋也没有多大的区别。整座房子唯一显得豪华的就是那门头板上雕着一只蝙蝠,但仅此一点也并不算得是与众不同,其他人家的门头也有同样的雕饰图案。在村子里我家算得是富家之一。但我家这富裕却常常成为族人们谈笑的资料。人们常取笑我们家的富裕是我爷爷勒着裤腰带省下来的。这贫与富只是相对而言。在村子里贫的富的同样要下地耕作,同样喝玉米粥、燕麦粥,农闲时同样要吃红薯啃芋头,穿的同样是自己纺纱自己织,自己用蓝靛染的布自己手缝的衣服。村子里有瓦房也有草房,住草房的毕竟是相对贫困的人家。想过好日子是所有人的愿望,谁都不愿意过穷日子,富足之家脸面上总是多一点光彩。
   
我们村耕地少,除了在村子前面的十来亩望天田以外,在村子周边看不到连片的田地。只有那山旮旯里或是山坡坡上,东一块西一块的,一半石头一半土的旱地。在这样的地里种庄稼全靠天作主,没有雨就干旱,雨大了庄稼会连土带苗给冲走。而且只能种些红薯芋头等杂粮。一年一季,收获少得可怜。而主粮就只靠村前和那些冲沟旮旯,一小块一小块靠积水坑的积水浸润的望天田,种植的一年一季的水稻。年成好,从这些田里打的粮食也够一家人逢年过节时吃几顿干饭,平时舍不得吃,而只能喝两餐玉米粥或咽些红薯、芋头之类的杂粮了。我们的祖先就靠耕作这样的土地而一代一代的延续下来。
   
从太爷爷传到爷爷手上,我家约有三四十亩这样的田地。爷爷秉承太爷爷的家风,省吃俭用,节衣缩食,靠没日没夜地伺弄着这些田地来支撑着这个家。从爷爷到父亲已是两代单传。爷爷不指望他一向不安份的独生子能为他分担他肩上的担子,唯有引领着他的儿媳妇--我们的母亲,跟着他风里来雨里去,里里外外的操劳。母亲生了我们这一大帮子子女女,兴旺了这一脉人丁,结束了两代单传的血脉承继危机,爷爷当然是高兴得不得了。爷爷不免要谋划这一大家子日后的衣食住行、成家立业和发展壮大。这一切不都靠从田地里去抠吗?有了田地就有了希望。而仅靠原来这点田地是养活不了这一大家人的,必须规划着如何再添置些田地,于是爷爷更是勒紧裤腰带拚命的干,一切开消都更是加倍的精打细算。家里点的煤油灯从来都是扭到如萤火虫般的光亮,不到天黑定不能亮灯,这是爷爷定的规矩。家里吃的盐是爷爷严格控制的,掉落在地上的盐粒都必须捡起来,一丁点也不允许浪费。爷爷爱惜粮食胜过他的生命,平常日子是绝难吃到干饭的。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可以做一顿白米干饭,而且还不能煮得太干,那样饭量少用米多。母亲是领会爷爷的良苦用心的,在量米煮饭时都尽可能的弯着手指,在米筒口刮得尽量凹下去一点,煮的时候尽可能的多放一点儿水。但令母亲一生耿耿于怀的,是母亲生二哥坐月子时,才刚满三朝就要喝馊了的燕麦粥跟随爷爷下地干活。这件事情母亲就象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一样,对我们念叨了一辈子。
   
爷爷对这个象男人一样泼辣刚强的儿媳妇从心眼里是认可和同情的。母亲跟着爷爷耕田耙地播种插秧、砍柴烧炭、放牛喂猪、纺纱织布、缝补浆洗无所不做、无所不会。对于奶奶对父亲的袒护和对母亲的苛刻,母亲忍无可忍时免不了顶撞几句,但这里里外外的事还是要母亲来做。那时奶奶已是体弱多病,只能在白天母亲下地干活时,在家帮照顾孩子。晚上母亲回来后就都丢给母亲一个人了。母亲的艰辛爷爷是理解的,每当奶奶无端数落母亲时,爷爷总是平静的为母亲说几句公道话。日本投降后的第二年,奶奶生病死了,母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白天跟爷爷下地干活,晚上回来还要做饭、喂孩子、喂猪。每一天都要起早摸黑不停不歇的干。
   
被爷爷指责为不务正业的败家子的父亲,不安份于农耕劳作,一心向往城市生活。父亲把一大家子儿女丢给母亲不管不顾,一直在柳州以杀猪卖肉或者贩些花生黄豆之类的小生意为业,小本生意所赚不多,除了吃饭要花钱,每月住客棧也要花不少钱,再加上父亲又沾上睹博的市井恶习,而且又睹得不精,经常中人家布下的局,连本钱都输得精光。所以从来不见往家里带钱,反而是一次次回家哄爷爷,说是要做什么生意,需要筹集些本钱。不管爷爷乐意不乐意,撮起家里的存粮挑到柳州卖,得一点钱又可以捣鼓一阵子小生意,待手头攒得有点钱时,又忍不得和几个生意上的朋友们聚在一起下注。最终的结果都逃不过一个输字,只好硬着头皮,提个斤把肉、斤把盐的回家对爷爷重复着同一个理由。重复得多了,爷爷也就不再去考问他的真假,破口大骂一阵后,还是无可奈何的由着他为所欲为。父亲在爷爷心里的形像已经无法改变,所以父亲的主张、父亲的打算,爷爷根本不去考虑他的正确与否,听都不听。父亲由于长期在柳州闯荡,体验了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区别,一直梦想着做一个永久的城市人。父亲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计划,就是卖掉家里的田地,到柳州沙街买一间房子,一则可以作铺面做生意,二则可以把全家人搬到柳州住下,作城市人、作生意人。房子已经物色好,就待付款成交了。父亲回家与爷爷商量时,还没把话说完,爷爷不容争辩的对父亲怒吼道:“你这个败家仔,你不把这个家败完是不甘心的。你把田地卖光了,叫我们一家子老老小小陪你去柳州流浪?你别白日做梦,这个家还轮不到你作主,除非我死了。”父亲无可奈何地对爷爷说:“你死守着这点田地,累死累活的,一年到头,照样要啃木薯咽芋头,饭都不得吃一餐饱,一家人去柳州有什么不好?做生意哪点不比种田强?就是到柳江河边挑水卖都比在这个山旮旯过得舒服。你就守着你的这点地吧,明天你就累死在你的地里,让你永远守着你的地。”父亲无可奈何地走了。那是临解放前的一九四八年,那时大哥正在龙城中学读书。
   
家里只有爷爷和母亲是无法伺弄这么多土地的,爷爷只好忍痛收留本宗族一个孤儿“二哥”来帮工,后来又收留了一个外乡流落来的逃兵老梁在家帮工。老梁家在忻城县,土改前就向爷爷辞工回他家去,为了逃避抓逃兵,爷爷帮他乔装打扮成走亲戚的模样,让他徒步沿着公路回到他的家。他回到家后还给爷爷来了一封信报平安。土改过后,知道我们家划为地主,也还不时的来走往探视,像亲戚一般。那时请帮工一年要给几担谷子、几双鞋、几套衣服,那都是有行价的。至于房族二哥,那是本家兄弟,无父无母的,除按例要给谷子、衣服和鞋子外,爷爷还为他作主娶了个老婆。
   
母亲在心里赞同父亲的打算,她希望爷爷能同意父亲的提议,但她又不能公开的站在父亲一边。她知道爷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但是母亲从心底里也厌倦了这穷乡僻壤的日出而作、日暮而归,艰苦而枯燥无味的农耕劳作,也向往着城市生意人的生活。我们三姨家就在谷埠街开了一家客棧,叫“容兴客棧””。当时大哥在龙城中学读书,就寄宿在三姨家里。母亲每一次给大哥送学费送伙食时,也都投宿在三姨家里。母亲看着三姨家所过的生活,再回想自己为了给孩子送学费、伙食,挑着一担米走七十多里路到柳州,一路上一碗茶都舍不得喝,两种生活的对比,再加上三姨忙着生意,有时不免冷落了她,她那心中的滋味自然是不好受的。就不禁油然而生出也要做个城市生意人的想法。但是父亲自顾逍遥,在柳州金屋藏娇养小老婆,儿子在龙城中学读书,近在咫尺他都不管,还要母亲从家挑米来交学费、伙食。为此母亲一直心存怨恨,和父亲在一起时总免不了恶言相向,巴不得爷爷把父亲骂个狗血淋头才解恨。再者母亲也拿不准父亲心里到底打的什么主意,也就没有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主张了。
   
(二)
   
我们这个村子虽然偏僻贫穷,但却沿袭了祖先崇文尚武的传统。村里的文化气息一直以来都比较浓厚,从爷爷那一代起,村里的男孩子基本上都有机会得到文化启蒙教育。村里人都对文化抱有浓厚兴趣。人们农闲时聚在一起,都喜欢吟诗作对。爷爷和父亲还都可以在过年时往自家门口贴上自己写的大红对联。村里每年都请有塾师给村里小孩子启蒙教育,到大一点后,就送到圩上读高小、中学。家里有读书人是一种荣耀,只要能考上,不管家里再穷,也会千方百计送孩子上学的。当时大哥和两个小伙伴同时考进龙城中学。他们俩家里人口少,比我们家有钱,学费生活费不愁交。我们家就只能由母亲挑着米去给大哥交学费了。大哥在学校的伙食费经常接济不上,有时就不得不到湾塘路口去喝粥。大哥当时在学校里算是穷学生。在龙城中学的中共地下党干部梁山写的《柳州星火》这本书中,曾以大哥作为穷学生“覃文斐”的原型,我从大哥保存的几十年前在龙城中学读书时,和同学在柳州东门沙头角照的相片中看到,大哥确实是一派穷乡巴佬的形象--瘦小的个子,穿着宽大的土布裤子,短短的衣服。但是,当时能在龙城中学读书已是很了不起的。大哥曾经历过当时龙城中学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如“寻师学潮”。但是因为年纪小,还不懂什么政治斗争,也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但是大哥也正是因为在龙城中学读的这几年书,铺就了他以后要走的这条人生的路。
   
当时社会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还比较严重,女孩子是没有机会读书的。大姐比大哥大三岁,她只能帮妈妈带弟弟妹妹和在家帮奶奶做家务事。大姐十八岁那年,爷爷不但不给父亲卖掉土地,反而趁当时地价便宜,倾尽全家历年的积蓄,把所有的陈粮变卖,买下了十多亩邻村的好地,圆了他的发家梦。爷爷万万没有想到,他的好梦不长,就在大姐二十岁那年,村里搞土改,给每一个家庭划了阶级定了成份。“塘里无鱼虾子贵”,因为爷爷置的那些田地,也因为父亲当了几年的村长,我们家被划为地主。土地被分掉了,房屋被农会没收了。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历年的积蓄在爷爷买地时都已花得精光,只有一些留作一家人青黄不接时备用的,平时舍不得吃的不多的粮食,还有母亲自己织的几丈土布,全都被没收了。家里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恰恰在这样的年头,我却降生到这样一个不幸的家庭里,我一生中所有的坎坷和不幸只能说是命中注定了。大姐在我几个月大的时候,为了摆脱家庭的不幸,也为了寻求她个人的生活出路,含着眼泪,用稀粥喂饱了襁褓中的我,然后黯然地跟着迎亲的人悄悄地走了。没有嫁女的喜宴也没有出阁的仪仗。母亲含着眼泪把大姐送到村外两里多路,千叮咛万嘱咐后,才满怀失落地伫立在坡顶路旁,泪眼模糊的看着大姐的背影渐行渐远。母亲为没有给自己的长女哪怕是一件自己织的土布做的新衣服作为嫁妆而内疚、自责。大姐嫁到邻乡的潭村一个贫农家里。大姐离开了这不幸的家,但她的心却一生牵挂着母亲和弟妹。
   
大姐出嫁了,一家人在饥饿中渡过土改后的第一个寒冷的冬天。对我们家的遭遇,当时在贫协里当文书的房族二叔深表同情,适逢当时“广西人民革命大学”招生,二叔私下给大哥开了一张证明书,还把他仅有的两块大洋交给了大哥,叫大哥去南宁报考“广西人民革命大学”。光两块大洋是不够到南宁的路费的,二哥不得不含着眼泪,把他心爱的小花狗牵到三都圩上卖掉,才凑够大哥的路费。
   
小花狗是二哥从小养大的。它一身黑光发亮的毛,在它背部中间有一块巴掌大的白毛,就像一朵正在开放的雪白的花。它那两只灵动有神的眼睛上面,各点缀着一个白色的、和它的眼睛一样大小的、闪亮的圆点,好像在它的头上长着四只眼睛,使它更显得俏皮活泼。小花狗一直跟着二哥形影不离,很通人性。二哥和三哥在山里砍柴或者下套捕鸟,它都脚前脚后欢快地围着他们转。每当他们有所收获时,它更是汪汪的叫着跳着,欢快的摇摆着它那乌黑的尾巴。三哥先天近视,走路时它就总是跑在前面,有坑坑洼洼的地方,它就停下来叫一声以示提醒,并回头看着三哥通过。碰着有毒蛇时,它就护在他们前边,汪汪叫着不顾命的扑向毒蛇,直到把蛇赶走。晚上,它就睡在二哥和三哥的床前。他们半夜起来撒尿,它都要脚前脚后的跟着。小花狗还跟大哥参加过打虎的壮烈的行动。二哥和小花狗之间已经建立了深厚感情。为了给大哥筹集路费,在没有其它办法可想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换钱的只有小花狗了,二哥只得忍痛决定把小花狗卖掉。大哥和二哥他们商量这事的时候,它好像已经知悉了二哥的意图,当二哥用绳子牵着它走到“乾超坳”上时,它就哼哼地直往后退,屈着两只前腿,瞪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着二哥,象是苦苦的哀求,让二哥的心都快碎了。二哥哽咽着跌坐在地上抱着它的头,眼泪止不住滴落到它的脸上,滴落到它的眼睛里。二哥的眼泪和狗的眼泪流到了一起,他(它)们的感情顿时也交融在了一起,它好似无可奈何地顺从的依偎在二哥的怀里,二哥从它嘴巴里哼哧的出气声中,感觉到它内心的悲哀和痛苦。它好像理解了二哥的悲苦和无奈,它不再哼哼了,它低着头,静静地跟在二哥的后面,不再像平时那样前前后后的跑得那么欢快。到了圩上,当二哥与买主讲好价钱,伸出擅抖的手接过那点可怜的钱,并将绳子交到买主手中的时候,二哥忍不住哀痛的心,嚎啕大哭地跑着离开。当他跑得远远的又情不自禁的停下来想最后再看一眼小花狗时,看到了小花狗哀号着,奋力挣脱了买主手中的绳子,朝着他追过来。但是又被买主追上来踩住了绳子,并牢牢的拉住。小花狗还在挣扎着向二哥扑过来,却被绳子扯得两只前脚离地像人一样的站了起来,还面朝着二哥猛蹬着两只后腿,两只前脚在不停的扑腾,无可奈何地绝望的汪汪叫着,犹似向二哥作最后的诀别。这时,二哥已经没有勇气再看下去了,他泪眼朦朦地转过头,无声地抽泣着,呆呆的站在那里足有十多分钟。直到再也听不到小花狗一点声息后,才低着头悻悻的往家走.。他一路走还一路想着小花狗,手里紧紧攥着那卖小花狗得的钱。他深深地感到内疚和自责。
   
对小花狗的内疚之情一直深深地刻在二哥的心灵深处,一辈子都没忘怀过。卖狗的经过情节,直到我们都老了,几兄弟在一起时,他还总是经常反反复复的叙述着。
   
大哥带着二叔给的证明书和大洋以及二哥卖小花狗的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这个他生活了十七年的小山村,沿着那条唯一的通往外面世界的,崎岖不平的路,走向新的生活。大哥真的考上了广西革命大学。大哥为他自己,也为我们一家走出了至关重要的决定命运的一步。
   
(三)
   
爷爷发家的梦想--每一个人都有的梦想,在这场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面前彻底地破灭了。前不久他还在为能够在自己的手上买进十几亩好地,为这个家添置家业而沾沾自喜,并因此而在族人面前赢得了普遍的赞许和荣耀。但是,这些土地还没有给他任何的回报,便连同他那短暂的喜悦和自以为是的荣耀,以及他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尊严,随着他头戴猪笼糊成的高帽子、胸前挂着牌子、曲屈着双腿跪在斗争大会场中央的那一刻,随着“打倒地主阶级”的口号声而烟消云散了。爷爷没有仇恨,因为那些斗争他们(包括父亲、母亲、大哥还有村里的其他地主富农一起)的人都是本村同族同宗的族人。被斗的人和参加斗争的人都认为这是大势所趋,这是改朝换代,这是个人力量所无法逆转的社会大变革,是历史的潮流。就像清朝取代明朝,民国取代清朝一样的道理,人民共和国取代了民国。爷爷不懂得“社会进步”的大道理,他认为这是天意。爷爷对周易的阴阳五行、命理预测的研究有一定造诣,他信命。但是他在作出买地的决定之前,就没有预测到这场大变革。所以他更深信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爷爷也坚信打破不平等的制度,换来人人平等的社会是一件好事。人不死粮不断,只要渡过眼前的难关,凭着一家人的勤劳,总不会低人一等的。但是,爷爷已经老了,他再也挑不起家庭这个担子了。父亲因为是民国时的村长,是国民党民众基层组织的人员,在清匪反霸的自新运动中,向政府自新,被送到农场劳动改造。大姐出嫁了,大哥又走了。家里这老的小的一共八口人的生活的担子,就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
   
母亲把能做事的二姐、二哥、连刚过七岁的三哥都一起算上,作了分工。母亲和二姐带着三姐和我,每天到附近邻村的田里割马草。二哥、三哥由一个远房四叔带着去山里学烧炭。爷爷自己也不闲着,就扛把刮子到人家地里去扒拉人家没收干净的红薯、芋头、木薯,多少也能帮补一些。
   
母亲每天挑着箩筐,一头挑着装有玉米稀粥(准确的说是米汤)的葫芦瓢子,一头挑着我。二姐背着不到四岁的三姐。到了田里就把我放在田头草地上的树阴下坐着,叫三姐看着我。母亲和二姐就蹲在旱地里用手扯、用镰刀割。不是什么草马都吃,只有那匍匐在地上的,茎干青脆而带点儿甜味的,叫马鞭草的才能卖钱。两个人一天也就只能扯个五六十斤草。到中午饿了渴了,就到地头歇一歇,喝一碗稀粥。早餐和午餐也就这么一个葫芦瓢子的稀粥。母亲把它挂在树枝上,要吃了才拿下来。听二姐后来说,有一次,由于我们躲阴的树太大,树枝太高,装稀粥的葫芦瓢子挂不上去,母亲就把它绑在树脚下。三姐闹着饿了,就自己倒来一碗和我一起喝,却没有盖好。后来我在玩的时候,看到旁边有一堆圆圆颗粒的野兔子屎,就一粒一粒的捡到葫芦瓢子里去。三姐看到后就叫起来:“妈妈、二姐,弟弟把兔子屎捡到粥里去了。”急得二姐赶忙跑过来一看,气得哭了起来,边要打我边骂道;“你这个蠢仔,人家饿得要死还舍不得吃,你把兔子屎放到里面去还怎么吃呢?”母亲过来后,从粥里一粒一粒的把兔子屎捞出来。后来几个人也还是不得不喝完那一瓢子稀粥,不然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回家时,母亲挑着马草,二姐背着我,三姐就只好自己走路回家。回到家后,要给马草淋些水,放在阴凉处,到第二天天不亮,母亲就挑到圩上卖,换回一些米来,一担马草也可以换得五六斤米。加上二哥三哥跟着四叔烧炭卖,也可以分得一点钱帮衬一下。村里平时跟我们家走得近些的左邻右舍、叔伯兄弟的,这个一撮芋头、那个一撮红薯,有送的,有借的,大家伙帮着助着,到开的荒种的地又开始有了收获,这个关也就熬过了。
   
那时候的人,没有那么多阶级斗争观念和思想,也不那么怕受牵连,同祖同宗的,谁家有个灾有个难的,看不过眼就多多少少的尽点情义。到逢着共同的灾难时,如面对老虎野猪、土匪强盗、日本鬼子来犯,大家还不是一起拚着命的抱成一团。逢着村里谁家迎亲嫁女的喜庆大事,还不都拿着封包或撮几筒米的主动上门帮忙。然后再围成一桌一桌的凑在一起划拳喝酒,谈笑吹牛。平时的家长里短、恩恩怨怨的也就不再计较了。
   
那带着二哥三哥烧炭的四叔,性格豪爽,要强,平日里练武、干重活比力气,过年去乡里抢花炮,都爱和父亲较着劲儿,争着上场。在斗争会上,也就是为了出平日里的那一口气儿,上去就踢了父亲一脚。过后了也就没事儿一样。看着我们家困难,就送来一撮红薯。后来又主动跟母亲说要带二哥三哥去烧炭,几岁孩子能干什么?卖炭的钱照样一人一份,母亲说小孩子不会做,能跟你学就很好了,不要这样分,都是你辛苦,就随便给一点做个意思得了。四叔就是不肯。当时四叔还没娶老婆,几年以后我们家已经搬到圩上住了,经母亲做媒给四叔找了一个好老婆。
   
母亲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终于熬过最困难的一关,慢慢的恢复了元气。母亲也缓了一口气。这些日子里生活虽然艰辛,但在思想上,精神上还是轻松的,没有歧视,没有侮辱,人和人之间是和谐平等的。
   
(四)
   
我两岁时,父亲从农场回来了。他在农场时,不知跟哪个师傅学会了中草医,用中草药医个外伤风湿、妇科不孕的一些病痛,还真有些效果。这附近山上有丰富的中草药,几乎能採全父亲所需要的,或者说他所会用的所有药品。父亲採全了他所需要的药,就开始在县内的几个圩场赶圩行医。所得收入倒也可以解决二姐、二哥和三哥的学费以及家里的油盐等花销。家里地里的活主要还是母亲打理,爷爷老了,只能给母亲搭个帮手,这个家,也就是母亲在当,名为当家,实际上没有什么可支配的钱财,就是多操份心而已。
   
二姐、二哥、三哥他们那时读书已经是要到三都圩上的学校去读了,他们一大早起来,爷爷已经为他们煮好红薯、芋头,洗完脸,各人手里揣几个红薯,芋头,边走边吃,和村里其他小伙伴一起,不管是寒冬暑夏的,赤着一双小脚,紧赶慢赶地沿着那条崎岖的羊肠小道,每天一个来回,十多里路,除去上课就是走路,回到家里已经天黑。就着母亲煮猪潲的火光吃完晚饭,也就累得打磕睡了。拖着双板鞋随随便便舀一瓢水冲一下脚,忙着上床就睡了。那时候作业少,在学校就做完了,回家也没有灯做作业。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听到母亲舂玉米的声响,就要爬起来,重复着每天同样的程序。二哥原来在村里就已经读了初小,到圩上学校已是读高小。三哥是直接上学校从一年级读起,二姐是在三哥二年级以后插的班,和三哥同年级。尽管生活艰苦,但是他们的成绩还总是名列前茅。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
   
白天母亲和爷爷出去干活,家里就只有三姐和我,三姐的任务就是照看我。原来的房子分掉后,就在水池的上头,在村子后面最高的坡上分给我们两间草房。沿着水池边的不规则的石头台阶,往上爬二十多级才到得家。我那时还不能走那样的路,所以必须有大人带着。三姐已经五岁多了,可以看着我,不给我乱走动。所以两姐弟每天就只有在家里面玩。
   
我四岁那年,爷爷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再也下不了地了,只能在家里照看我和三姐。爷爷不喝酒也不抽烟,冬天里就带着我们坐在门背的火堂边避风取暖,肚子饿了爷爷就拿红薯、芋头放在火边煨给我们吃。过了年,爷爷已经是病得路都走不稳,父亲给的药也不管用了,红薯芋头是再也咽不下了,家里没有什么好吃的,只能熬一点白米粥喝,父亲赶圩回来就买几两猪肉给爷爷补补身子。爷爷总是到晚上我们都睡着时,自己挣扎着起来煮,煮熟了就悄悄地把我叫起来:“老满,快点起来跟爷爷吃霄夜了”,其实我一直没有睡着,因为爷爷在我睡前就交待我:“爷爷煮好霄夜就叫你起来吃啊!”因为太少,姐姐、哥哥们就没有份了,所以我听到爷爷叫时,就乖乖地悄悄爬起来,以免吵醒三姐。没过多久爷爷就油尽灯枯的死了。爷爷病的时候也没麻烦家里多少,也不用谁倒屎倒尿的,都是他挣扎着自己照顾自己。爷爷临死时对父亲和母亲说:“本来我找了一卦好地,但是太远,花费大,家里没有钱,我死后,你们就把我葬在‘讲果杠’的旧瓦窑旁边那块平地里算了,那个瓦窑已经破塌了,是有点不太好,但也没有大碍,这样你们可以省点麻烦。”奶奶死的时候,爷爷把奶奶葬在他亲自选的一卦叫“飞凤含花”的风水地,而且那时家境还好,给奶奶做了三天道场,奶奶的后事还算风光。但是在爷爷过世时已是今非昔比了,父亲只能以一付薄薄的枫木棺材草草地将爷爷葬于村边不远的破瓦窑边。爷爷在抑郁和贫困中与世长辞了。
   
(五)
   
爷爷过世后,父亲也还是一直在今天赶这圩明天赶那圩的行医卖药。为了减少跑路的时间,就在外面借宿,经常不回家。家里的事实际上就只有母亲在操劳。二哥已经在县完中读中学,在学校留宿。二姐和三哥还是早出晚归的到圩上读书,也就帮不了母亲什么事。三姐又到了该上学的年龄。再过两年我也可以上学了,那时就变成一家人都在跑路,家中就只剩母亲一个人了。地里的活要干,家里的柴草、猪食、孩子们的缝缝补补,母亲就是三头六臂也无论如何都做不完的。母亲就成天的埋怨着父亲不顾家,父亲辩解说:“我在外面不是去逍遥,我一天到晚挑着担子跑来跑去的,还不是为这帮孩子们攒点学费,这么多孩子读书,一到开学又要那么多学费,去那里要钱?不跑行吗?再说了,今天赶完这圩晚上要跑几十里路回到家来,明天早上又要赶早跑几十里路去赶那圩,跑来跑去我要跑多少冤枉路。”母亲听着也觉得是道理,但总是这样也不行呀。于是母亲便第一次心平气和的问父亲:“那该怎么办呢?”其实父亲早有打算,只是找不到机会跟母亲提出来,因为母亲和父亲只要见面就只有恶言相向,争争吵吵,从无商量可言。以前爷爷还在,有爷爷镇着,两个人都不好吵得太过余,爷爷死后,两个人就毫无顾忌地、变本加厉的见面就吵。这一次也是母亲因为实在是支撑不下去了,而且自己又想不出什么解决的好办法来,就不得不和父亲认真商量了。
   
父亲见母亲这次是认真的要商量这事了,便也认真地说:“以前家里有田有地,我就提出要卖地去柳州买房子,一起搬去柳州住,老爹死活都不同意,还骂我是败家子,你当时也不做声。现在落得个地主成份,地没有地了,钱又没有钱,而且搬去哪里是要经过人家当地人同意才行。前一阵子,我试问了一回圩上的贫协老主席,老主席倒是很好讲话,他说现在都搞互助组了,大家的田地又一起合起来种,你来了又没有田地的,所以我也要问问大家的意见。如果你也同意搬去圩上,明天赶圩我就再认真的问一下老主席。”
   
母亲说:“去圩上总好过在这个山旮旯,至少这帮娃仔读书没有这么辛苦。就是住的地方怎么解决?”
   
父亲说:“前段时间我倒也留意过这个事情,圩上有一家姓梁的,他女人恰巧是你的同村姐妹,他们一家现在都在柳州,圩上的房子是空的。”
   
没过多久,搬家的事就定了下来。就要离开的这个生我们养我们的小山村,还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的记忆,我连我们家是什么样子都没有印象,唯一的一个模糊的记忆就是从我们屋后蜿蜒而下的水涧和顺涧而流的滴落在水池中叮咚的水声。
   
家一天就搬完了。没有什么可搬的,就那几床已经睡得硬梆梆的老棉套和几床被烟熏得乌黑的,打满补丁的老蚊帐。父亲和二姐各人一担就挑完了。三哥就扛些锄头刮子等工具。母亲的担子一头挑着锅碗瓢盆,一头挑着我,三姐跟在担子后面走着。我们是最后离开那个家的。没有恋恋不舍的感触。我只看到母亲的眼里似乎闪着泪花,迷蒙地看着那已显破败的茅草屋,抬起右臂用衣袖悄无声息的轻轻地拭了一下脸,也不知是擦汗还是擦泪,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后,把担子挑上肩膀。我被母亲挑着,带着朦胧的希望,踏上那条唯一的通往外面世界的,崎岖的山路。走向山外,走向不可预知的未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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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目录
前言 目录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一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二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三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六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七章
第一编 生来正遇风雨稠 童牛角马话春秋 第八章 第九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章
第二编 走南闯北闹革命 游山玩水搞串联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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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编 遥望远山千重雾 漫思明日万里云 第三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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