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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龙

20、青春来临(1)
   
1955年8月的一天,是报考高中录取发榜的日子,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一中校院看榜。榜就贴在一进校门的北边墙上,被录取的学生的姓名用毛笔竖写在红纸上,一行四人,自右至左排列。第一名王裕泰、第二名周纬华,都是我们初五五级丁班的同学!第四名亢冰雁,正是前面提到过的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我不安地继续扫视,终于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十几名!我顿时放下心来,暗暗高兴了好久。被录取的学生有二百五十多名呢!--于是,我的生活又揭开了新的一页!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位于南梁团结路,是1954年9月才成立的,陆续接收了一女中高中部和八一中学的部分师生。校长就是原省一中的校长黄珍之,教导主任是董高智。
    
一进学校大门是一座屏风,上书有五个大字:“为祖国学习”,它既是学校的校训,又是学校办学的目的。当时学校只有一幢二层的教学大楼。校院西边是一座“厂”形的学生宿舍楼,它的南面是学生食堂和锅炉房等。校院东边的一些旧平房是教职工的宿舍。校园南面是操场,两边有两座平房,是图书馆、实验室、医务室等。教学楼的北边是一个小花园。校院内原是坟堆和菜地,地面高低不平,当时每班每周安排一、两次建校劳动,平整校园和植树。
    
学校离我们家很近。我到学校报到那天,宽敞明亮的教室里人不多,地板已拖洗得干干净净,窗子桌子也已擦得明光闪亮了。穿着浅兰色制服、白衬衫衣领下戴着红领巾的吴玉珍和细眉小眼、脸小体胖的葛曼卿一边擦着桌子,一边打打闹闹,大说大笑的。后来 才知道她们的名字,她们也是华东革大学员的子女,吴玉珍还是初中同学吴肇基的姐姐呢!
    
从上海同车来到新疆的金世琦,也恰恰跟我同班!她还是梳着两根辫子、穿着一身兰制服,还是眉广额宽,皮肤白皙,文文静静的,她大大方方地跟我打招呼,我则显得有些拘谨。
    
我们五八级丁班有四十多名同学,男女比例差不多;约1/3的同学是从外县考来的;女生的团员人数较多。
    
班主任叫童克常,是刚从内地大学毕业分配来的,教物理课,讲课认真,善于运用教学仪器,进行启发式的教学,颇有新意。他对待同学们言语不多,但很友善。他说他是林彪家乡的人。他的两道粗眉果然有些像林彪,说起话来尖声拉长调也颇像林彪!
    
班长名叫张守廉,团员,是从博乐县考来的,中等个儿,身体健壮,浓眉细眼,直鼻方腮,肤黑齿白。不知什么原因,他这位外县来的农民子弟,一进高中就当上了班长!
    
学习委员李纨中,团员,一女中考来的,家就在龙泉街南巷。她的五官长得很像后来上映的《女兰五号》的女主角,只是尺寸小些。她身材娇小纤瘦,留着两根辫子,脖子上有一串疤痕。
    
生活委员赵连贵,团员,是从巴里坤县考来的,年龄大些,身体壮实,木讷少言。
    
文体委员张东莱,团员,一女中考来的,中等个儿,相貌平平。会跳舞,会打兰球。
    
直到快要上课了,两位从五七级留级的同学才闪亮登场,先走进教室的一位叫许义轩,体魄健壮,昂头挺胸,旁若无人!听说是篮球运动员。后走进教室的一位叫王嵘,身材瘦小,低着头走进教室,都说他曾在南门新华书店偷了本《远离莫斯科的地方》,被工作人员抓住了,他对工作人员说,他是孤儿,身无分文,太喜欢这本书了,才犯了错误,以后保证不再犯了。得到书店工作人员的同情,于是他也因此小有名气。
    
我的同桌叫梁樱芳,只有十四岁,两根粗辫子垂到胸前,性格开朗,开学不久,他就跟坐在倒数第二排的相貌英俊刘培勇来往密切。
    
男女合校对于同学们来说都是比较新鲜的。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活像黑白电影似地演过去了,而高中生活像彩色电影似地拉开了序幕!
    
刚开学的时候,和以往一样,每到周末的傍晚,当街对面外贸局礼堂响起音乐、舞会开始以后,我总要到礼堂外面的大院徘徊,一面倾听那些美妙的乐曲:《灯光》、《红莓花开》、《多瑙河之波》……一面偷看常常在礼堂门口看人家跳舞的一位高挑女孩的身影……
    
刚开学的时候,心里还有一些淡淡的忧愁:上了高中以后难得和院子的同伴们玩耍了,难得到河滩里去滑冰拉爬犁了,难得玩打髌殖、打尜尜、打扭等游戏了……
    
直到后来完全融入到五八级丁班这个集体里,才猛然意识到:生活的脚步呵,不停地前进,美妙的事物总会层出不穷地展现在面前!
    
李纨中的家离我家很近,当她得知我家就在街口时,早晨她去上学时,常敲敲我家的窗口叫我,我们的床正对着窗口,我往往还睡懒觉没有起床呢!有一次母亲看到窗外李纨中漂亮的脸,异常惊喜,猛地发现我已经长大了似的,对我的态度也与过去不同了。后来在学校里我也跟着一些同学学吹笛子、学拉小提琴,李纨中还特地把她的一把装在盒子里的小提琴交给我拉,我一直把它放在家里。
    
我那时也朦胧懂得男女恋情,却不知怎么脑海里先入为主地认为这种事女的应当比男的年纪小才行,李纨中比我年纪大,所以我并没有朝那方面去想,对母亲的惊喜态度也不以为然。
    
或许是年龄相仿的缘故吧,那时在班级里我跟年龄较小的张永泰、张均仁几个常常打打闹闹,调皮捣蛋,惹人讨嫌。
    
张永泰是从焉耆考来的,才十四岁,一张笑口常开的娃娃脸,身材均匀但较短小,精力充沛过人,成天小动作不断。
    
张均仁长得眉清目秀,当时个头也不高,也喜欢开玩笑,他就常把坐在前面的梁樱芳的辫子钉在桌子上,等她起身……
    
一次课间休息,我们三个正在打闹,张永泰偷着用腿绊了我一下,我向他挥过去一拳,正打在路过的王秀兰的胸脯上!王秀兰是从塔城来的一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姑娘,她长得高鼻子、兰眼睛、白皮肤,亚麻色的发辫盘在头上,身材挺拔丰满。我这一拳打在她胸脯上,感到柔软而富有弹性!王秀兰娇嗔地睁大眼睛望着我,“哎……”了一声,那意思是怎么能打我这里!我连忙说:“对不起,我是打张永泰的。”幸亏她紧抿着嘴娇嗔地瞪了我一眼,没有再说什么。
    
这样的小插曲不一而足。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就在我进了高中不久,成天跟张永泰们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日子里,父亲元宇在继1955年7月粉碎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的席卷全国上下的肃反运动中,被隔离审查!现在想来,当年的我是多么幼稚无知呵!
    
身高体胖、大圆脸常带微笑的团支书李佩兰建议班上成立一个纪律检查小组,由张均仁、张永泰和我组成。我们三个人还满心高兴地履行职责,每天认真地登记违纪现象。后来才明白,这不过是“以夷以夷”的小花招而已!然而这样一来,我们几个也确实收敛了许多,渐渐变得沉稳了。
    
一个星期天,我从南门新华书店出来,拐弯到文化电影院门口,碰到同班的马德明和吴玉珍、谢怀珪和李纨中成双成对地并排走在马路中央,旁若无人地大说大笑着。戴着高度近视眼镜的马德明还特地站下来,按捺不住得意的心情跟我说了几句话。
    
当时大街上车辆行人很多,高中开学也还没几个星期,他们谈恋爱怎么如此神速,又如此大方呢?我心里暗暗吃惊。
    
谢环珪长着一双金鱼眼睛,满脸骚疙瘩,总是嘻皮笑脸的,话也说不清楚,学习一塌糊涂,可谈起恋爱来竟捷足先登了!马德明则总是邋邋遢遢的,戴着一付高度近视眼镜,看东西还得拿到眼睛跟前,竟一下子就得到了来自上海名门望族、容貌端正的吴玉珍的青睐!
    
1956年元旦,班级举办联欢会。首先是女声小合唱《护士之歌》。由面目黝黑、个头矮壮的钱世祯用小提琴演奏优美的《梦幻曲》作为伴奏;由皮肤白皙、高度近视的何淑芳朗颂配诗;十来个女同学演唱。效果自然比初中毕业时一女中学生的大合唱不同!接着是男声小合唱,由钱世祯手风琴伴奏,张守廉、任学谦、林立宽等男同学演唱《我是个国防军战士》。下来是女声独唱,由李纨中演唱苏联歌曲《有谁知道她》:
     
晚霞中有位青年
他徘徊在我家门前
那青年目光一闪……
    
再下来是张守廉笛子伴奏,王嵘跳了一个维族舞。再接下来是钱世祯手风琴伴奏,张东莱和王秀兰跳了一个苏联舞。后来张守廉又来了个哈萨克族舞蹈,边唱边跳,出尽了风头!
    
此后不久,李纨中就跟谢怀佳疏远了。吴玉珍也跟马德明疏远了。张守廉和同桌张东莱的密切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再往后,谢怀珪退学了。马德明一蹶不振了,变得更邋遢了……
    
1956年3月,高一下学期,我调到中排跟何淑芳同桌,她的眼睛高度近视,只在上课时才戴眼镜,平时看人往往要翻白眼。她是团员,还是团小组的组长,一女中毕业的,呼图壁县人。
    
高一下学期开始,为了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学校规定,人人都要订学习计划,订限期达到的学习成绩指标等,由小组长督促检查,定期公布。虽然是搞强制、搞形式,但对于学习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我那时还有好几门功课是“3”分(也就是刚及格),要求限期消灭“3”分,我作了努力,却难以做到!
    
班上唯有平日不显山露水的金世琦门门功课全是“5”分!无论是小测验、其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平常也没见她“埋头苦读”、“刻苦用功”,令人称奇!
    
在教学中老师的作用无疑是很重要的。
    
高一代数课的老师叫王可明,也是华东革大的成员,同从上海来的。他总是穿一身兰制服,古铜色的长方脸上戴着眼镜,头发有些花白了,说话带有苏北腔,不太好懂。他讲起课来总是按部就班,平铺直叙,讲完公式讲例题,然后留作业。
    
几何课的老师叫赖正慧,是才从大学毕业分配到新疆的,她是四川人,矮个子,鱼眼睛,讲课时态度严厉,声音高亢。后来听说黄珍之校长的妻子跳井自杀了;又过了些时日,赖老师就成了黄校长的续弦。此后,她对同学们的态度也变得温和了,声音也低了八度。经常面带笑容,判若两人!
    
高一俄语课的老师叫李含芬,瘦高个儿,瘦长脸上戴一副大眼镜,脸总是刮得铁青,头发已经谢顶了。据说他在解放前曾在苏联塔什干中国领馆当过公使,他的父亲就是当时的新疆省李主席(1),外号叫李草包。
    
李含芬老师讲课从来没有讲稿,在一堂课中一半以上的时间用来纠正同学们在作业中的错误,用新疆方言大声训斥:“特还趴你妈腰?特趴你妈也是!丫趴你妈腰!”(2)往往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还浑然不知!剩下不多的时间,他把课文、语法匆匆一念而过,布置完作业就下课了。
    
可是一旦有苏联代表团来访乌鲁木齐,他就会被邀请当翻译,于是他就会西装革履出场,大出风头。
    
在高一时我的学习成绩平平,在学习中,除了老师的因素外,学生本人的学习动力和学习方法也至关重要。
    
当然,像金世琦这样极少数的同学,门门功课都是满分(5分)当不在常规之列,只能说这位我们同车从上海来到新疆的华东革大成员的子女,是有幸天份特高的缘故!
    
但另一位也是同来到新疆的华东革大成员的子弟刘元昭却是不幸的。
    
一次我上课迟到了,进了校门遇到也才到校的丙班的刘元昭,他因病到上海看病才回来。他说,他特地到上海广慈医院看病,医生说,他得的是脑垂体分泌系统的疾病,全世界有记载的只有二百多例,至今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和治疗方法……他依然像以前那样微笑着,只是过去显得老成,现在显得无奈。他的个头一直没有长,仍像从前那样不到一米五的样子;原先比我略高,现在比我矮了半个头!他的脸有点像熟透的柿子那样发红,身体有些虚胖。    

我心里对他充满同情和怜悯,我们是一同从上海来的同龄人呵!我安慰了他几句,劝他继续治疗,他苦笑着摇摇头……
    
果然没过多久,病魔就夺去了这位花季少年的生命!
    
呵!我们这些幸运儿,要珍惜上苍给予我们的生命呵!要珍惜标志生命的时光呵!
    
那时学校还承担社会上的扫盲工作,我们同学们被轮流派到附近农村教农民识字。
    
每次去农村扫盲都是我和李纨中同行。我们傍晚从学校出发,扫盲的地点在大湾的某村,离我们学校有3、4公里路,就在村里简陋的、灯光昏暗的小学教室里上课。来学习的人数不少,朴实的农民们学习热情很高,我们讲课也很起劲。
    
讲完课归来,已是漆黑的夜晚,我们走在寂静的乡村小路上,有时天南海北地谈些什么;有时又默默地并肩而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声。天空有些闪亮的星星,远处有些闪灼的灯光。一位少年和一位姑娘的脚步声,使空旷黝黑的世界变得童话般的幽静和神秘……
    
--这样的场景重复了许多次,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那年月人们是那样的纯朴,社会是那样安定,青年学子是那样真诚,--这或许是我国难得的“国泰民安”的岁月的气象吧!--统统都成为遥远的值得怀念的记忆了!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1956年春天,父亲元宇在肃反审查之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了!如果我当时就知道这个事实,我那时还会有那样美好的心情吗?还能有那样纯真的感觉吗?
   
半个世纪以后,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发生了严重的恐怖暴力事件,二道桥、团结路和大湾一带都成了恐怖分子杀人放火行凶作恶的处所!暴徒的凶残,场面的惨烈,受害人数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解放六十年了,竟然还发生了如此凶残的暴乱事件!就是在腐败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残暴地屠杀汉族百姓的“三区革命”也未能染指乌鲁木齐啊!其深层次的原因值得人们反思!
    
为了在扫盲时便于掌握时间,李纨中特地把自己的表给我戴。那时戴表的同学是很少的。李纨中的手表是一块精致的园形的坤表。我戴在手腕上往往忘记还给她。有一次在下课前我偷偷地在课桌下看了一下表,谁知被严重近视、长着一双招风耳的化学课老师张大为看到了,于是他停下课来,用北京腔挖苦道:“有的同学没戴过表……上课还在看表!”
    
这件事我也一直记得:张大为老师跟前面提到的刘泽民老师对待学生的态度恰恰相反,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也截然不同!我以后当了老师,常常以此为鉴提醒自己,对待学生不能采取讽刺和挖苦的口吻!
    
后来李执中和张守廉好上了。当她向我要回放在我家的小提琴时,我才淡淡地想起:她曾经在每天早晨敲我家的窗口叫我;曾主动把小提琴交给我;我们曾一起到农村扫盲,常在黝黑的夜晚并肩行走在乡间小道上;她曾主动把手表给我戴……仅此而已!那时男女同学成双捉对分分合合蔚然成风,我想仅此而已也就无所谓了!
    
十二年以后,在文革风暴中的乌鲁木齐,我曾跟李纨中不期而遇,她的手腕上还戴着那块精致的园形的坤表!那时她已跟张守廉离婚了!不知她是否还记得十二年前我们两人到大湾扫盲的那些幽静而神秘的夜晚?
    
同桌的何淑芳也是1940年出生的,月份比我小。她也喜欢文学,爱读苏联小说,常写些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阶梯诗。她还是学校钢琴小组的成员,常到钢琴室练习钢琴,弹奏一些苏联歌曲:《纺织姑娘》、《山楂树》等。而我的语文课成绩较好,作文受到慢条斯理、举止平和的邢国璋老师的表扬。因此,我跟何淑芳能谈得来。
    
有一次学校包场,我们到南门文化电影院看苏联电影《钢铁是怎样的炼成的》。散场已经很晚了,同学们行走在解放路的大街上,大家有说有笑议论纷纷,何淑芳大方自然地用右手搀扶着我的左臂肘和我并肩而行。--一股暖流立即涌进我的心头!--这就是青春萌动,这就是青春来临!
    
何淑芳在我耳畔悄悄地说:“你是不是在家里被你妈管得严严的,什么活儿都得干,在学校才这么有说有笑的!”
    
我笑而不答,心里暗暗吃惊,她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真是个难得的知音呵!
   
注:
   
(1)李溶(1870—1940),巴里坤人。1934—1940任新疆省政府主席。
  
(2)指俄语动词понимать(“明白”)的变位。
    
21、青春来临(2)
    
1956年9月,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这是我上学以来从没出现过的!使我有幸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使我有机会弥补古文知识的不足。
    
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瘦高个子,满脸皱纹,双眉深锁,不甚修边幅,满脸络腮胡楂。杨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眼睛略向上看,目光似乎射向遥远的时空,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世溷浊而莫吾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听杨景峦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使人能感受到传世佳作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
    
只可惜文学课只开了三个学期,1958年受政治运动干扰突然宣布停止了。当年那三本珍贵的文学课本我一直带在身边,常常翻阅,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被抄家,连同我家那一樟木箱子书籍一起被抄走,通通失落了。
    
当年我的文学课的成绩一直是较好的,我至今还记得杨景峦老师在通报全班考试成绩时念到我的名字那会儿露出难得一见的欣喜的笑容!
    
杨景峦老师已经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了,他的妻子却年轻漂亮,白皙,苗条,是位有俄罗斯血统的女子,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孩子了。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在当时师资力量是相当雄厚的。教语文的老师还有王以恒老师和张鸿慈老师等都是有很高水平的。
    
教数学的刘博特老师,早年就读北平燕京大学,讲课耐心细致,对学生循循善诱,真正做到了诲人不倦,同学们无不为之感动!后来在1960年刘博特老师光荣地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她是当之无愧的!
    
同样是教数学的吴景新老师,曾留学英国,知识渊博,能够把数学讲得像诗歌一样优美!使得一些对数学没有兴趣的同学也能产生兴趣来!吴景新老师那时已经五十多岁了,身体发福,头发已经花白,园园的大脑袋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对待同学们总是一脸慈祥的笑容,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听说他也是华东革大的学员。
    
由于我有幸受到刘博特和吴景新老师的亲自教诲,我的数学学得比较扎实,为以后读工科大学打下了基础,使我永志不忘!
    
高二时教俄语的老师是王荫桐老师,他也是瘦高个儿,三十岁左右,总是穿一身黑呢子中山服,戴一副黑框眼镜,讲一口慢条斯理的北京话,俄语的发音也很标准。王荫桐老师是北京外语学院毕业的,言谈举止文质彬彬,讲起课也有条有理。
    
我是王荫桐老师的得意门生。每次考试两节课的时间,我只用不到半节课就交卷了,而且总是满分!全年级二百多人,第二个交卷走出教室的也在第一节课之后。那时全年级有许多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他们全都自幼从俄罗斯族母亲那里学过俄文,竟然也不能比我交卷快!联想到在上海读小学时,英语成绩也总是在班上拔尖,我心里自然是乐滋滋的!
    
那时据说高中毕业生俄语课成绩优秀的,可直接参加考试去苏联留学。因此我格外努力学习俄语,希望有朝一日留学苏联。可是到了1958年我们高中毕业时,情况完全改变了,后面再说。
    
读高二时,我的个子长高了,坐位从第一排调到了第二排,跟前面提到过的王秀兰同桌。王秀兰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于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俄语名字叫丽达。
    
王秀兰同其他有俄罗斯血统的同学家庭情况是类似的:父亲是从中国东北到苏联务工的山东藉汉子;母亲是出身于俄罗斯地主、富农家庭的女儿,她们因为出身不好在苏联受到歧视,才跟朴实的中国小伙子结婚来到中国的。她们因为家庭的传统,文化程度都较高,她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给子女传授了俄文,以及俄罗斯的文学、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政府又戏剧性地欢迎她们回国,她们大多连同丈夫子女都带回苏联了,留在中国的只是少数。
    
可能是我的俄语学得较好,又恰恰跟王秀兰同桌,在课后王秀兰教我朗颂普希金的诗(1),教我唱俄语歌曲,我们谈苏联小说,谈苏联电影……
    
渐渐地我觉得苏联电影、苏联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有些像身边的这个丽达:亚麻色的发辫,碧兰的眼睛,雪白的肌肤,矫健丰满的体态……
    
呵,广阔无垠的田野,无边无际的森林,奔腾不息的河流--在这如诗如画的俄罗斯大地上,多情的俄罗斯妇女唱着时而深沉时而欢快的俄罗斯民歌--多么令人神往!多么令人着迷!
    
不知不觉我迷上了身边这个丽达。迷上了她那兰幽幽的脉脉含情的眼睛,迷上了她那天鹅般雪白的脖颈,还有她那飘荡的连衣裙和散发着芳香的兰头巾……美妙的青春不期而至!我如醉如痴,心神恍惚。先入为主的年龄界限不起作用了!民族界限不起作用了!
    
我渐渐疏远了何淑芳。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教室里已没有几个人了,我正跟王秀兰在读一本俄文书,何淑芳从她前面第一排的座位里拿了几本书,深深叹一口气,从我身边走过离开了教室……当我下楼回家时,她在没开灯的黑黑的钢琴室里一边弹奏着《山楂树》,一边轻声唱着:
     
啊,茂密的山楂树呀
白花满树开放
啊,我可爱的山楂树
为何要悲伤……
    
一次晚自习中间休息的时候,突然停电了,同学们都唧唧喳喳地挤在黑暗的楼道里。我和丽达并肩趴在走道楼梯旁。她轻声地教我唱才上映的苏联电影《锦绣前程》里的插曲。她的发梢轻拂着我的脸,她的体香侵润着我的心,她那甜蜜的俄罗斯女中音陶醉了我的神经:

早晨好啊,亲爱的姑娘
我们马上要分手
我的心中一片深情
只好留在船尾后
…………

迷人的姑娘近在咫尺,我差一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这是我终生难忘的青春萌动的纪念照。
    
当我跟王秀兰过从甚密的时日,曾感到金世琦淡淡地哂笑过我!
    
金世琦是走读生,也不在学校搭伙,常常下午上完课就回家了;不像我们在学校搭伙,往往要上完晚自习才回家。
    
前面讲了,金世琦和我是同车从上海来的,年龄比我大,总是穿一身清爽的蓝制服,举止庄重,轻言细语。她常用上海话跟吴玉珍、葛曼卿谈天,有时也用轻而快的上海话跟我拉家常。
    
金世琦除了学习成绩特别优秀外,似乎没有其它特长:既不是团员,也不爱好文体活动。也没见过她跟哪个男生比较亲近些。
   
倒是王嵘有一回在教室里厚着脸皮,眯缝着眼睛,一边踩着舞步,一边向金世琦唱着:
     
我只爱你一个人
骄傲的心被俘去了
我又哭,我又唱
我的心神恍惚……
    
使得金世琦大白脸变作大红脸,下不来台!
    
有一回,王嵘郑重其事地对我说:“王秀兰是有对象的!”
    
1956年,确实是五光十色得令人目不暇接的、难得的人性回归的岁月!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斜对面的“友好”电影院不停地放映着苏联电影,像《青年时代》、《收获》、《蜻蜓姑娘》等,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日本电影《二十四只眼睛》、《没有太阳的街》、《伊豆的舞女》等各国电影也堂而皇之地上映着;尤其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也一部接一部地上映着!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拉兹之歌》、《丽达之歌》……
    
街头巷尾、影院门口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
    
到了周末,各单位都举行舞会。
    
--这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岁月呵!
    
1957年三月份的一个星期天,我在街上看到王秀兰、张美云(丙班的一位像洋娃娃似的总是微笑着的、卷发的俄罗斯姑娘,是跟王秀兰一同从塔城来的)和一位个儿挺高、面目清秀、头发卷曲的俄罗斯小伙子并肩走着,谈笑着。
    
我想,这个俄罗斯小伙子就是王嵘所说的王秀兰的对象了!
    
我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
    
我沮丧地想:我跟王秀兰虽然是同桌,虽然有时形影不离……却仅仅如此而已!
    
我的迷惘,我的痴情,只是我对她的暗恋而已。
    
现在我看到了她和她的对象了,像挨了重重的一击,才发现自己的迷惘陷得有多深,自己的痴情又多么可悲!
    
于是我学保尔不再搭理她了。
    
我注意到她从此话也不多了,教室里也听不到她那大家都熟悉的“格格格”的笑声了……
    
赵铭善是高二上学期插班的。他的个头不高,不到一米七,但显得老练沉稳。他长得浓眉大眼,鼻梁挺直,说话接近东北口音,虽然是插班生,学习成绩却很好!不久就当上了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在一次与初中部的学生的联欢会上,他还临时上台,跟李纨中合作演唱了电影《草原上的人们》的插曲《草原牧歌》,令人刮目相看!
    
赵铭善的家离我家很近。有一回他病了,团支书李佩兰和我们几个傍晚去看他。赵铭善躺在床上,床头贴着一张他自己画的《青年近卫军》中的主人公之一奥列格的头像,桌上放着几本《安徒生童话集》的单行本。
    
赵铭善也热爱文学,我庆幸自己遇到了一个知音!
    
赵铭善对我说,他小时候因为跟父母失散了,作为孤儿参加了解放军,那时他比步枪高不了多少,军装也大得不合身。后来他被送到南京炮兵学校学习。在炮校的学习生活非常严格、紧张。毕业生都要到福建前线实习。有一次一个毕业生到前线实习时,因为被炮轰金门马祖的震天动地排山倒海的阵势吓呆了,竟然往回逃跑!结果是他回到学校就被逮捕,召开大会,执行枪决了!……后来他因为眼睛色盲,只得转学,而失散多年的父亲也找到了,就在新疆,于是他就到新疆来了。他还对我说过,他的父亲在国民党时期的总统府当过文书……
    
赵铭善有时随手画一些小漫画,如小狗小兔笑眯眯地跟你握手或打招呼,而在表明他们在说话的方框里,却是用俄语拼写的一些骂人话,如混蛋斯克依,王八蛋斯克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赵铭善曾经学过绘画,还会画油画呢!我于是向他学习画画,开始练习素描和写生,不久我就能把当模特儿的同学画得有几分像了,他惊叹道:“还没见像你领悟得这么快的!”
    
赵铭善待人友善,同学们的关系都处得不错。他跟王嵘的关系也很好。
    
王嵘偏爱文科,但文科的基础知识学得并不扎实,成绩也只平平。他也没有静下心来刻苦攻读文学名著的习惯。数理化各科的学习成绩则很差,他常引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为自己解嘲:
     
我中学时期的数学        
没有得过一个“2分”
--全是“1分”!
    
因为都喜欢文学,我、赵铭善和王嵘常在一块儿交谈。后来我听王嵘说,李佩兰对赵铭善有意思,可是赵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1956年是一个值得记住的年份!
   
苏共二十大2月份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中共八大9月份在北京召开,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头头和各国共产党的头头云集北京。“八大”提出了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等。也提到要为继续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而斗争 。
   
在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农民和手工业者都加入了合作社,私营工商业者都实现了公私合营。
   
1956年8月和10月东欧发生了震惊全球的反斯大林主义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
   
《人民日报》在这一年相继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同学们对这些大事也热烈地进行了讨论。我们这些青年当时自然是按照《人民日报》社论的观点来看问题的。不过,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还是给世人以极大的震撼!
   
三十多年以后,东欧和苏联发生巨变,证明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1956年高考,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第二届毕业生中有149人参加了高考,大部分都考入了清华、北大、西安交大等内地大学,录取率达94.7%,在整个西北地区名列前茅。
    
1957年4月,像往常一样,学校组织同学们到燕儿窝春游。
    
燕儿窝在乌鲁木齐南郊,距城区约五、六公里处,这里有遮天蔽日的老榆树、白杨树和野果林,地下绿草茵茵。春天燕子群集在这里,还有“五更翅”、“百灵鸟”、“布谷鸟”“兰脖”等出没,是闻名的“鸟语林”。水面约0.6平方公里的兰色盐池“红雁池”就在附近。
    
同学们排着队一个班跟着一个班地步行到燕儿窝。大家先到烈士陵园,向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烈士的墓默哀行礼,然后才分头到各处游玩。
    
我那时已会拉手风琴了,跟张均仁、任学谦、林立宽、权生华等几个一起在一处草地上练习唱苏联歌曲《朋友》:
     
我亲爱的手风琴你轻轻的唱
让我们来回忆少年的时光
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
飞向遥远的地方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我们并不惋惜
…………
   
张均仁是我现在的同桌,他已变得沉稳寡言,学习非常用功,还参加了学校人数极少的航模小组。
    
任学谦在初中就跟我同班,个子瘦高,眉目清秀,当过学习委员,喜欢唱歌,也常跟我一起在学校仅有的两个乒乓球台台边排队打乒乓球。
    
林立宽是从哈密来的,说一口兰州话。五官端正,身材魁梧。跟金世琦是同桌。他学习成绩很好。是我在班里唯一的棋友。
    
权生华也是从哈密来的,团员,为人朴实,是班里的劳动委员。他身材壮实,背有些微驼。权生华曾对我说,多亏她母亲的坚持,他才能到乌鲁木齐读高中,他是他们乡里唯一的高中生!他赞叹地说,这首苏联歌怎么这么好听!
    
是呵,这首深情款款优美动听的歌曲引起我们深深的共鸣!它同飞逝的美妙少年时光一起,永久地留在我们的心里!
    
我看见王秀兰面无笑容,无精打彩地跟女生们在不远的草地上,她穿着那件咖啡色的条绒女式夹克和兰色的裤子,长发辫盘在头上,--她的一切曾使我多么着迷呵!开学以来,换了座位,我跟王秀兰已形同陌路人了!
    
忽然听到人们大呼小叫的,原来是戊班的十来个女生在红雁池水边戏水,突然掉进深水坑里了,多亏男生们奋力把她们都救了出来!
    
午餐是抓饭。学校特地派炊事员在这里埋锅、宰羊,做了一顿香喷喷的羊肉抓饭。
    
饭后我跟赵铭善、王嵘在林间漫步谈文学,谈未来,谈理想。
    
王嵘说,我自然想当一个作家啦……
    
赵铭善说,我想先当老师,将来给孩子们写童话……
    
我说,我想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然后再看能不能写点什么……
    
赵铭善还带了图板,选了景写生。童克常老师带了照相机给我们照了相。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年还按各教研组组织了课外活动小组,充分发挥学生的特长和爱好。
    
学校还积极开展体育活动,除了平日的体育课、课间操和课外活动外,还推行普及“劳动卫国制”并组织全校运动会和各种体育比赛。
    
在全校运动会上,五七级的张守信打破了全疆百米短跑记录。
    
在兰球赛中大出风头的五九级的李哲斌和五八级的女生丁文郁的母亲都是俄罗斯人。李哲斌个头近一米九,棕发、高鼻、兰眼,他不但兰球打得好,而且为人谦逊。球艺和个头都较他相去甚远的瘦削的官德印老师对他进行指点时,他总是态度谦恭地倾听。球迷们对他的口碑很好。后来李哲斌成了“八一队”的主力,在全国知名(2)!卷发、大眼睛的丁文郁则在1965年的全国女兰锦标赛中,作为新疆女兰的队长带领全队夺得全国冠军!
    
五九级的薛新国和五八级戊班的王煊炯,也在乌鲁木齐市的乒乓球比赛中夺得名次!
    
体育教研组组长陆万滨老师,身材魁伟,除了没留胡须外,相貌颇像葛利高里。他待人厚道,一副侠义肝肠。他曾公开说:“王钟炎各门功课都是5分,体育课我也给他5分,谁有意见?”博得同学们的理解和好评。
    
这位王钟炎就是我的邻居和同龄人,一同从上海来新疆的。他在五七级,各门功课一直全都是满分,只因在同年级的同学中年龄偏小,身体稍差,体育成绩差些。
    
王钟炎当时已长成高挑个儿了,约一米七五左右,身体稍瘦。他长得浓眉大眼,气度不凡。临近高考了,他曾说,只要准许,我就报考北大物理系。不久,在1957年高考中,他果然以高分考入北大物理系!
    
同是从上海来的金世琦,各门功课也一直全都是满分,体育课也是5分,可能跟王钟炎的体育课5分是类似的!只是五八级的金世琦就没有五七级的王钟炎那么幸运了,后面还要说。
    
学校在课外也积极开展文娱活动。在课外活动时普及集体舞,举行歌咏比赛;还在节日时搞文艺汇演。
    
在文艺汇演中,五九级两名学过京剧的学生演出《三岔口》很受好评。当时的尉迟淑君校长认为,全校一千多名学生(当时已有初中部)中,必定有女生也会唱京戏。她要求找一找,果然找到两名女生(一名来自初中部)学过京剧,结果上演了《姑嫂英雄》大获成功!
    
由此可见,千人之中什么人材都有呵!
    
当时五八级甲班演出的苏联红军歌舞《瓦夏》和男声三重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五八级乙班演出的大合唱《光阴飞快地流逝》(印度电影《两亩地》插曲)和《卡林卡》(苏联民歌);五八级戊班演出的回族歌舞《花儿与少年》;三位俄罗斯姑娘,五八级的董淑华、王秀兰和五九级的胜利演唱的俄语女声三重唱《三楂树》(由王煊炯手风琴伴奏)等节目都有很高的水平,给同学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王秀兰等三人演唱的《山楂树》还在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时在乌市人民剧场演出,受到一致好评,成为一段佳话。
    
在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嵘在学习上(指文科)既不刻苦,也不专心,成绩也平平;可是却有聪明过人之处,他当时发起创建“芦笛诗社”,吸收各年级爱好文学的同学参加,还特地邀请自治区文艺界的名流,如作家权宽浮、画家列阳等来校座谈指导,盛况空前!成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一件轰动一时的大事!
    
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王嵘慷慨陈词,说:自己从一个孤儿成长为一名高中生,成为一名共青团员,都是党的关怀,学校的培养,想到这里,我的血液加速度奔腾着……。博得热烈的掌声。
    
凡此种种,王嵘受到学校的器重,不及格的数理化也给予了及格。
    
在赵铭善和王嵘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那时张均仁、张永泰等都已入团了,像任学谦、林立宽、钱世祯等则早已入团。非团员在班上只占少数。金世琦对此的态度却是罕有的超然,令人不解。
    
那时候《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这两本书也深深地吸引我,保尔和牛虻的成长历程也使我深为感动。
    
当时同学们几乎都会背诵《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的一段名言,并把它当作“座右铭”: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当时一般青年虔诚地认为,按照共产党的教导就可以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靠拢组织,跟着共产党走,就可以献身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
    
这时我的学习成绩除了体育课还是3分外,其余都在4分以上了,在班上已处于前列;文学课和俄文课则名列前茅。
    
我在同赵铭善、权生华等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在待人处事方面,显得沉稳、大气,而我自己则显得浮躁、偏激。
    
赵铭善曾委婉而形象地暗示我:“走路时总不能只耸着一个肩膀吧?”
    
我想通过记日记,日省吾身,使自己成熟起来,同时也想为将来写作积累素材。
    
于是,我从1957年上半年开始记日记,一记就是十个年头!36开本的日记本共记了八大本,记录了我高中后期,大学五年和参加工作三年的生活轨迹,以及读文学名著、看电影的感想心得等。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的八本日记,连同我和我家的大批书籍统统被“革命派”抄走后丢失了!
   
注:
   
(1)那时乌鲁木齐南梁新华书店有专柜卖俄语书。
   
(2)据说后来他因政治上受到歧视,选择随家人去苏联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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