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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龙

18、别了,少年时代
    
1954年3月,开学不久,温希永、王裕泰等同学出席了一次只有党、团员参加的会议,他们回到教室后表情严肃,并无多话。后来才知道,他们出席的是传达高饶反党集团问题的会议。
   
当时社会上对这起重大的政治事件议论纷纷,无非是说高岗是个老色鬼,搞了女人无数;又说他在东北骑马阅兵,群众高呼“高岗万岁”云云。解放以来“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高饶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因属上层权力斗争,也就显得更加神秘,如同十多年后的“林彪事件”一样,传说林彪“抢班夺权”、“叛国投敌” 云云。--老百姓是不知内幕真相的。
    
温希永就坐在我后面,皮肤黝黑,身材壮实,平日沉默寡言,不苟言笑,学习用功,写得一笔独特流利的钢笔字,但学习成绩平平。家是外县的,贫农出身。初三时当上了学生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初中毕业考取了新疆省一师。当时不知为何初中毕业选择读师范的同学很少。
    
王裕泰长得蚕眉凤眼,脸向上扬,颇像严绍唐笔下千人一面的武侠人物!平常有时也打打闹闹,但上课时全神贯注听老师讲课,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也是全年级仅有的几名团员之一。他家就住在北门。他有个哥哥在高中部。他有一本精装兰皮的歌曲选,里面有许多苏联歌曲,像《我们举杯》、《共青团员之歌》、《小路》等,他常常哼唱,我们就也都会唱了。
    
那时我常到图书馆借书看,薛方格老师已是图书馆的馆长了,她对我很热情,常常给我介绍一些新书、好书。这一回我借到了新书《青年近卫军》,看得入神,上课了还偷偷地把书放在桌子下看。我以为我坐在靠墙的位置,老师不会发现。刘泽民老师走到了我座位跟前,我也没有发觉,刘泽民老师只好伸过手,把我的书从课桌里拿了出来,翻过来看了看封面,并不作声,仍把书递还给我,又走回讲台,继续讲课。
    
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好意思在课堂上看课外书了!
    
我一辈子都记得这件事。
    
到了中年,我也当了教师后,对刘泽民老师当年的作法体会更深,他是爱护我,启发我呵!
    
通过刘泽民教师这次无声的启发教育,我开始懂得要尊重老师的辛勤劳动,努力用功学习了,各科学习成绩也显著提高了。只有体育课成绩还较差,单杠、双杠的一些基本动作做起来都很吃力,于是我跟同桌,谨小慎微、其貌不扬的李春发在下午放学后,到马路对面西院的体育室锻炼,坚持了一个多月,单、双杠的许多基本动作,如蹬足起,贴腹循环等都会做了。这件事也启发了我:再难的事,只要付出比常人多,总可以做好的。
    
1954年9月,新疆省一中高中部迁到南梁团结路,成立了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校长就是黄珍之。
    
新疆省一中只剩下了初中部,直到1958年才又设高中。黄校长走后,调来高长久当校长。高校长个子也不高,也肤黑,也壮实,但说一口普通话。十二年后,“文革”开始,他遭批斗,跳和平渠自杀了。
    
我们初五五级丁班的班主任,一直是阮光耀教师。他是教生物课的。
    
阮光耀老师,中等个儿,总是面带微笑,一脸阳光,说一口北京话。他很讲究仪表,头发总是梳得溜光,皮鞋总是擦得锃亮,显得与众不同。我似乎听说,他曾是兰州十三太保之一,不知是何缘故。
    
阮老师无论是讲植物课,还是讲动物课,每堂课最后总要讲一道某地的风味菜,嘴边翻着白沫,津津有味!奇怪的是,这道菜总跟当天课文的内容有些联系。
    
每当全校举行节日文艺汇演,各班都要表演节目时,他常亲自出马,教我们唱歌:
     
我们的牧场养小羊呀
咿呀咿呀哟
咩这咩那这咩那咩满地咩……
   
或者是:
     
人人呀都说咱们两个好
阿弥呀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我去你家你不在
你家的老黄狗咬了我的裤腰带……
    
可见阮老师是个多材多艺的人!
    
我读初一时,身材瘦小,却穿了件又长又大的民族式的黑棉袄,形象不佳。我找阮老师批假条时,他对我总带那么点嘲弄或鄙夷的神色;到初二、初三,我有事到西院家属院他的家里去找他,他对我的态度诚恳严肃,不再像过去那样带点嘲弄的口吻了。我也从此感觉到自己已经长大了!
    
三十年后,我到乌鲁木齐出差,曾在公共汽车上见到在街上行走的阮光耀老师,他还是留着整整齐齐的分头,还是那样仪表堂堂堂,还是那样年青!
    
我在写本书的第二稿时,从1995年的乌市一中《校友名录》中看到阮光耀老师已在1987年病故了,去世前他仅是校办农场的工作人员,根据推算,他去世时才五十多岁呢!
    
我们的历史课老师名叫安勇新,中等个儿,八字眉总是锁着。他讲课的特点是,每堂课总要挂靠课文,或借题发挥幽默一把。例如,马步芳(1)看了兰球赛,答记者说,怎么是十个人抢一个球呢?是不是缺钱,我给他们一人买一个!又如,某军阀附庸风雅,说,勤务兵,把窗子打开,让卫生进来。云云。不一而足。
    
我们的地理课老师名叫汪海清,每堂课开始总要快速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上某国或某省的地图,然后再讲。他讲课认真负责,虽然舌头有点大,讲话比较慢,但一丝不苟,常常讲得满头大汗。
    
我们的数学课老师名叫俞天祥,衣着朴素,相貌平平,讲起课来按步就班,平铺直叙,讲完公式,讲例题。同学们听起来兴趣索然。
    
初三开学,我们班来了一位初五四级的留级生,名叫王煊炯,是才改的名,过去叫王铁瑞,外号铁头。他会拉手风琴,弹曼陀铃,常常登台表演;他打乒乓球在乌鲁木齐比赛得过亚军。但他却常常旷课或迟到,上课也常打瞌睡,却不被老师发觉。有一次,他坐得端端正正的,甚至眼睛还望着老师地睡着了,结果头猛地瞌到课桌上,鼻子被瞌出血来,他才清醒!老师和同学们也才发现他已在课堂上睡去多时也!他还学过拳击、摔跤,也因此他常常打架斗殴,往往把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我在题为《我所熟悉的一个人》的作文中,以王煊炯为模特作了描述。这篇作文受到刘泽民老师的表扬,还在课堂上当众朗读了一遍。虽然我在作文中给主人公另起了名字,但大家听了还是心知肚明的。而此后王煊炯对我仍一如平常,可见他还是襟怀宽广的人。而我呢,却在这篇作文中流露出待人处事片面、偏激的端倪。
    
在读初三的时候,王裕泰当上了学生会主席,社会活动比较多,就有人说,他跟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谈上恋爱了,他自然是矢口否认。后来上了高中,他恰恰跟原一女中的学生会主席亢冰雁都分在五八级甲班,大学毕业后果然结为伉俪!也算是一段佳话。
    
无独有偶。我们班的吕宝成,身材高挑匀称,相貌英俊,只是两颗门牙是黄的。兰球打得特别好,假日常到人民广场打球,当上了校兰球队队长,常到校外去比赛。也有人说,吕宝成跟一女中女兰队长谈上恋爱了,他自然也是笑着摇头否认。后来上了高中,他跟一女中那位女兰队长解纪新又恰恰分在五八级戍班,高中毕业后又都进了西安体院,后来也终成眷属!
    
在新疆省一中初五五级丁班,跟我关系较好的一位同学名叫周纬华,他长得浓眉大眼,英气勃勃。为人规行矩步,头脑却特别聪明。学习成绩拔尖,一直是班里的学习委员。他也喜欢到图书馆借书看。我们也常常下象棋,也是互有胜负。周纬华的父亲是军人,因为家离学校太远而住校。
    
读高中的时候,他分在乙班,我又是丁班,来往就少了。1958年高中毕业,那一年是“大跃进”,新疆的高中毕业生规定一般只准升新疆的大学,每个班只抽2至3名家庭出身是工农兵、学习成绩优良的学生保送到内地的重点大学学习,周纬华被保送到清华大学学习,临行前特地来找我说了一阵话,开导我不要背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要振作精神,争取美好的未来!
    
我至今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我那时的确是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的,因为在1958年5月我的父亲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了,我的入团申请也没有被通过……
    
上大学以后他还给我来过信,勉励我争取进步。
    
1998年暑假,乌鲁木齐高中58级同学聚会,我到乙班那里打听,乙班的同学说,没有联系到周纬华同学,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特地记述在这里,作为我同周纬华初中同窗三载友谊的见证。
    
1955年6月1日,学校通知,年龄在15周岁以下的学生在儿童节这一天都放假,到西公园去游园庆祝儿童节。我们班只有我和吴肇基两人未满15岁。
    
当我来到西公园看到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们在鉴湖上划着船,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浆》时,心中油然腾起一种伤感失落之情:我的少年时代就这样结束了!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戴过红领巾!
    
在上海盘石小学,由于是教会学校等原因我没能加入少儿队,到了新疆省一中,又几乎没有少儿(先)队的活动了……
    
以后每当听到这首清纯亮堂、娓娓动听的《让我们荡起双浆》时,我总会想起1955年6月1日在乌鲁木齐西公园渡过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心中总会漾起一种莫名的惆怅。
     
让我们荡起双浆
小船儿推开波浪
…………
    
我们教室的墙上有一张宣传画是:“让你的青春更美丽吧!”画面上是两位身穿兰色工作服棉袄的女青年,她们红扑扑的脸上是灿烂的笑容,她们的面前是一架经纬仪,她们的身后是雄伟壮丽的高山,其中一位女青年用手指着前方……
     
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
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蓬……
    
这幅画使我遐想无穷,对未来充满美好的幢景。那时候已临近初三毕业,我想,将来当上一名勘探队员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该有多么自豪,该多么富有诗情画意呵!
    
初中毕业前夕,我们省一中的毕业班同一女中的毕业班举行了联欢。一女中的同学排着队叽叽喳喳地来到我们校院。我们省一中六个毕业班的同学,由戊班的浓眉大眼、举止洒脱的麻X指挥合唱了一首《远航归来》:
     
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
远处的炊烟招手唤儿郎
秀丽的海岸绵延万里
银色的浪花
也叫人感到亲切甜香
祖国,我们远航归来了
祖国,我们的亲娘
…………
    
大家都放开嗓门充满激情地高声歌唱,歌声在校院内久久回荡。
    
接着一女中的同学合唱了一首《护士之歌》,女生的歌声多么清脆,多么委婉动听哟!
    
就在这令人依恋的歌声中,我们结束了单纯、平静而又充满幻想的初中生活。
   
注:
   
(1)马步芳(1903—1975),回族,民国时期的西北军阀。
   
19、兄弟姊妹团聚的日子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7个人都团聚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那时大姐在省一师读三年级了;大哥在才成立的乌鲁木齐高级中学读高一;三弟进省一中读初一;四弟在九小读三年级;五弟进九小读一年级;小妹才四岁。这样一大家子人,父母二人在新疆畜产公司当科员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生活。
    
一家人繁重的家务劳动主要落在母亲身上。母亲身体瘦弱,却生性好强,她白天要上班,有些家务活只得晚上干,常常洗衣裳洗到半夜。
    
母亲要求我们弟兄衣着要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谁的衣服掉了扣子,或拉破口子,她一眼就可以看出来,马上就动手缝补好。大些的孩子衣服穿不得了,她就动手改给小些的孩子穿。
    
家里除了两张板床、两张桌子、几张凳子和两只从上海带来的大樟木箱外,没有什么家具。一只废包装箱吊一块干净纱布被当作碗柜。但是,母亲总是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母亲这种雷励风行、干净利落的作风,给我们弟兄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我们的父亲则爱书成癖,再穷也要花钱买书。
    
1954年春夏之间,我们又搬了一次家,朝西搬了几步远的地方,那是畜产公司才腾出来的两间小库房,两扇窗子都临街。大哥、我和三弟睡外间;父母、四弟、五弟和小妹睡里间。比原来住的那间屋子宽敞得多。里间还有一个空门框,正好,可用砖和板子一层一层叠上去作书架。书架上摆满了父亲的书,主要是《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反社林论》、《历史唯物主义》、《联共(布)党史》等马列主义著作和《四部精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一些文学作品。父亲还买了几张徐悲鸿的奔马图和齐白石的花卉虫鱼图贴在墙上。后来母亲到北京治病,还特地给父亲带回来一套鲁迅杂文全集。
    
一天清早我背着书包准备出门去上学,父母和弟妹们在里间还没起床,忽然听到五弟从里屋问道:“龙龙,你今天还不还《水浒》?”我顺口答道:“你要看的话,我就不还了。”他应了一声。我走出家门好一阵子才想起来,五弟才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呵!
    
还是五弟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父亲下班从办公室带回来刚到的《中学生》杂志,上面刊登着数学家高斯小时候就能很快解答“1+2+3+……+97+98+99+100”这道计算题的短文,父亲就把这道题抄了下来,试问五弟会不会做?五弟想了一下,很快就列出了式子并得出答案:1+99、2+98、3+97、……、49+51、51、100,余50
    
共50个100,余50,得5050
    
令人惊奇的是,五弟的解答方法跟《中学生》杂志上少年高斯的解答方法并不相同!
    
一次大哥和五弟下象棋,我们几个在一旁观看,但都没有做声,眼看大哥不敌五弟,怕大哥耍赖,我们三弟兄都远离棋盘,做出不在意的样子。果然大哥眼看就要输了,忽然眼珠朝上一翻,四下把我们几个瞄了瞄,猛地双手一托,把棋盘掀翻了!五弟却依然坐着不动……那神态到仿佛五弟是老大,大哥是老小似的!
    
五弟在玩耍时也往往超然不群,大人们见到常说,这孩子长大后会与众不同!
    
四弟跟五弟的性格正好相反,成天嘻嘻哈哈好说好动,爱当娃娃头儿。他同院里的娃娃们打髌殖、打尜尜、打扭、打三角等,样样精通。但是他俩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从小学习就不费力、成绩却特别优秀,总在班上名列前茅。他们都在河滩上的乌鲁木齐第九小学读书。值得一提的是,到了八十年代,父母都平反、改正、离休了,又回到了二道桥新疆外贸局,四弟和五弟的孩子又都在乌鲁木齐第九小学读过书!
    
三弟与四弟、五弟不同,他是在马市七小读的小学,他的学习成绩也较差。
    
有一回因父母忙,我代表他们到七小参加家长会,三弟的班主任特地告诉我,三弟的学习成绩不好,字总是写得歪歪扭扭的,还错别字连篇。说到这里,该班主任还拿出三弟的练习本给我看,“狠狠地打”写成了“狼狼地打”……
    
三弟在省一中读初一的时候,也因学习成绩不佳,班主任马文君老师特地到我们家里来作了家访。
    
马文君老师是数学课的老师,只有二十来岁,回族,皮肤白净,五官俊秀,身材挺拔,言谈举止温文儒雅,我们的父母跟他进行了交谈。
    
马老师走后,父母夸奖马文君老师长得帅气,文质彬彬,真诚关心和爱护学生;说三弟运气好,遇到这样一位好班主任。
    
果然不久,三弟的学习成绩就逐渐有了起色。到了初三,三弟的学习成绩已达到班级的中上等;他的字也写得工整了,不再是歪歪扭扭、错别字连篇!到了高中,三弟竟突飞猛进,不仅各科学习成绩都很优秀,而且琴棋书画样样通晓,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1955年夏天的一天,大姐回家来兴奋地说:“学校让我准备考师范大学,可是只有三天的时间了!”
    
大姐自从1952年秋考入省一师,在班上一直是名列前茅的优秀学生。
    
大姐这三天留在家里复习功课。父亲搬来一块门板给她在外间屋搭了一张床,就在我们床的对面,半夜我醒来时,只见大姐仍在灯下复习功课。大姐接连开了三天“夜车”,她那顽强的战斗意志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后来大姐果然考取了陕西师大中文系。乌鲁木齐第一师范(1)这一次只有5人考入师范大学,大姐是该校有史以来第一位考入师大的女生!
    
从此,如同父亲所说,我们弟兄姊妹就难得团聚了!
    
大哥因为母亲从小娇惯,从不干家务活;脾气任性,暴躁;学习不太努力,父亲说他像软皮螃蟹(2);但文科学得好。
    
大哥在许多方面很有特点:他注重仪表,讲究衣着整洁;喜欢阅读书刊杂志,涉猎面广;他特别爱护书籍等。--这些对我们弟兄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高中时,在全校运动会上,大哥跑百米得第三名,成绩是12秒6,于是,他声言自己起跑技术好,可以打破自治区记录……他还参加舞蹈队跳过苗族舞,乒乓球也打得不错。
    
在高中时,大哥还动手写过《鲁迅传》,虽然没有成功,但这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还是可嘉的!
    
因为大姐读师范是住校的,大哥又从不干家务活,弟妹们又小,我自然是母亲干家务活的主要帮手,像洗碗、扫地、买菜、买面、甚至做米饭、洗衣裳等都落在我的头上。母亲常常嫌我干得不好而打骂我,我真是出力不讨好,常常暗自落泪。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在我读初二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父亲跟我下象棋,我连赢三盘,这时弟兄们都已入睡,只有母亲在一旁观战,说:“老头子下不过儿子了!”明显地为我感到骄傲,父亲不服,继续又下,反连赢我三盘才罢休。父亲是区外贸局职工比赛的冠军呢!在父亲的影响下,我们弟兄们都爱下象棋。
    
然而,父母都热爱京剧,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都不感兴趣。有一回父亲请了京剧票友父子俩到我家来拉胡琴、吊嗓子。那年轻人长得牛高马大,在矿冶学校读书,二胡拉得不错,父亲有心请他教我学拉二胡,怎奈我并无兴趣,也没有学会。后来我们弟兄才明白京剧是国粹,埋怨父亲从小不教我们。父亲说,你们天生都不爱好,教也没用,他自己是从小就迷恋京剧的。父亲从小受过京剧大师余叔岩先生的熏陶,嗓音和唱腔甚好,八十多岁还得过乌鲁木齐票友比赛的三等奖呢!
    
1956年母亲带着小妹到北京去治病,大哥、我和三弟都在学校搭伙,四弟、五弟跟着父亲在外贸局吃食堂,只有星期天大家回来吃饭,我做米饭,父亲炒菜。由我分配大家一起干家务活,弟弟们都听我的指挥,只有大哥从不干家务活,大家都当他不在家也罢。有一回我分配五弟擦桌子,四弟扫地,三弟洗碗,大家当然都接受了,四弟提着扫巴笑嘻嘻地问我:“那么你干什么呢?”我正要去厕所,边往屋外走边说:“我去完成最重要的任务——上厕所!”惹得弟兄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母亲不在家我少挨骂少挨打,家务活还可以分给弟弟们干,我当然格外心情舒畅啦!——只可惜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弟兄们无忧无虑欢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不多了:“肃反”接着“反右”,我们家面临灭顶之灾!
   
注:
   
(1)以前称新疆省第一师范。
   
(2)湖南家乡方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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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责由作者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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