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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龙

12、沧桑之变
    
刚解放的上海,街道上的高音喇叭(此前街道上是没有高音喇叭的)总是不停地唱着:
     
太阳一出呵满天红
东方出了一个毛泽东
他为人民谋幸福
奋斗了几十年
如今要把反动派完全来消灭
让咱们人民翻了身……
    
或者是--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民主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或者唱--
     
……向着法西斯蒂开火
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
向着太阳,向着光明
向着新中国发出了万丈光芒
    
这些歌的歌词通俗易懂,连孩子们也在不断重复的歌声中明白了:国民党专制独裁统治就是法西斯,必然被消灭;不民主的制度灭亡了,民主政府建立了,人民翻身当家作了主人!……
    
解放初期的上海,举行盛大的庆祝游行活动是习以为常的。经常满街满巷都是打腰鼓、扭秧歌的群众队列,一天到晚锣鼓喧天,游行队伍挤得街头水泄不通……人民群众沉浸在改朝换代的欢乐气氛中!
    
上海解放后没有多少天,我们住的国民党高官刘维炽的花园洋房也进驻了解放军。
    
解放军对我们一家很好,并不干预我们。
    
进驻的解放军是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名叫“新安旅行团”。
    
他们每天都在后面的花园里排练节目,排练《兄妹开荒》和一些自编的秧歌舞。
    
他们有一个很像样的乐队。有锣鼓、二胡、板胡、笛子、小提琴、手风琴等各种乐器。由一位辫子盘在头上,总是卷着袖子的漂亮女兵担任指挥。他们在一楼大厅里练习演奏。
    
他们还在大厅的墙上办了一个“壁报”,分“批评”“表扬”等栏目,张贴着一些由解放军战士自己写的短文。我们弟兄们感到新奇,阅读之后,大哥回到楼上自己也办起壁报来。解放军看到,还夸奖他呢!
    
在一个晚上,我们弟兄参加解放军在花园里的“黑夜侦察”活动,我爬到一棵树上,踩断了树枝摔了下来,左胳膊脱臼了,解放军把我搀到大厅里,由一个年纪大一些的四川兵给我推拿接好了……
    
大哥在抽屉里翻出几本刘家的集邮册,非常精致,里面大多是外国邮票。爸爸看到了,吓了一跳,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急忙将邮票抽出来,塞到马桶里,用自来水冲走了!
    
父亲把这座花园洋房交给了人民政府。听父亲说,后来新任上海市副市长辜悫搬进了这座豪宅。
    
在我们就要离开那座花园洋房的晚上,《新安旅行团》的一位手风琴手在花园里反复拉着一首悱恻缠绵的乐曲,平添了几分离情别绪,长久铭刻在我的心头!许多年后我才知道那首乐曲就是王洛宾先生的《青春舞曲》,同时我也才感悟到,在那非常时期,在那清一色的军装下,有颗年轻的心向往比《兄妹开荒》更高明的艺术境界!
     
太阳下山明朝还会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得拉哟哟
别得拉哟哟
我的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1949年6月3日,杨沧活随人民解放军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将军返回上海。原来他被地下交通送到无锡,见到了张将军。之后,杨沧活帮助解放军接管了国民党海军在上海的机关、舰艇、码头、仓库和官兵。在1950年杨沧活奉派到香港工作半年。
    
秦德君女士被捕入狱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上海解放那天,还因受重刑晕死过去,敌人逃走时以为她死了就没管她,同监的难友才把她救活过来。
    
上海解放好几天后,郭春涛先生通过杨虎才找到奄奄一息的秦德君女士。
    
1949年6月上旬的一天,我和张静到北京路秦德君女士的一位朋友家中去看望她,只见她面色青黄,精神疲惫不堪,半躺在藤椅上,双足不能沾地,尤其她那双手的十指指甲受过刑的痕迹,真是惨不忍睹!
    
秦德君女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说:“凡是特务的酷刑,诸如老虎凳,跪炭灰、压砖头、灌辣椒水、用钢钎翘指甲等等她都领教过了。我宁死也没吐一个字!因为查出了我就是有名的“秦德君”,汤恩伯和毛森都到现场来看过我受刑……也许是他们总希望我开口,解放军进军又神速,我才九死一生捡了一条命!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命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949年9月,学校复课了,我读小学四年级了。班主任的名字叫庞维扑,四十岁左右,方脸上架一副黑边眼镜,穿一身黑呢中山服。庞老师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的,对人和蔼可亲。
    
那时候经常举行游行、集会,学校也组织了秧歌队、腰鼓队、笛子队和莲湘队等。我们班分笛子队和莲湘队。席臻贯、吴立人等参加了笛子队,我和张兆松等就分在莲湘队了。当然都是在课外活动时学的。
    
这莲湘是由一根一米长左右的竹竿,两头钻有孔,各用铁丝串着几个铜钱制成。表演的时候,右手捏在竹竿中间,手腕翻转将竹竿打在左胳膊上,再翻转又打在右臂上;或用脚踢竹竿两端,使铜钱发出“沙沙沙”的撞击声,按照合唱或伴唱的歌曲的节拍,做统一的动作。伴唱的歌曲常常是:
     
春季里来是新春
家家户户点呀点红灯
…………
赶上了猪羊出呀出了门
猪呀羊呀送到哪里去
慰劳人民解放军……
    
后来换了一个校外请来的教练,他边说,边唱,边舞:
     
一根青竹做莲湘
挥打起来真响亮
地上敲两下
双手又向上
肩上打两下
嘴里高声唱
    
我们都认认真真地学会了一些基本打法。许多年后我才听说,旧社会北方的穷人乞讨时常打莲湘。这说明它跟扭秧歌、打腰鼓、二人转等一样,是来自民间底层的艺术形式,在解放初期都特别受到青睐。
    
笛子队的教练就是庄云龙老师,席臻贯那时就吹得有板有眼的,怪不得他在破译敦煌古乐之前在兰州某文工团担任笛子演奏员呢!
     
1950新年到
家家户户齐啦欢笑
…………
嗨格隆咚锵
一定要解放台湾岛”
    
我们唱着这首用上海话唱的歌进入了1950年!而那时盘踞在台湾和沿海一些岛屿上的蒋军还经常搔扰上海:侦察机经常出现在高空,不时还撒下许多传单来,轰炸机也常来轰炸闹市区……
    
有一次拉过警报以后,听说来的是国民党的侦察机,我们都跑到院子里朝天上看,只见高空里有一架小小的飞机飞过,同时撒下传单来,传单在天空飘飘扬扬看来很多,但慢慢洒落下来到街上,却很难捡到。余慧清的丈夫李永年个头高,伸手捡了一张,拿在手里,慢慢念着。我们也凑上去看,只见传单上印着蒋介石身着军装对着麦克风讲话的照片,还印着“朱毛不死,大乱不止”以及“反攻大陆”之类的文字。
    
1950年2月6日中午时分,国民党的轰炸机群又对上海市区进行了狂轰滥炸。警报解除以后,我们几个同学跑到学校附近的被炸的卢家湾法商水、电公司现场,只见硝烟弥漫,房倒屋塌,人们惊魂甫定,救护车在接送伤员,消防队员拉着长长的水管正在灭火!--这就是著名的“2.6轰炸”!
    
当时国民党空军出动了美制B-24、B-25等14架轰炸机分4批对上海的水、电设施和居民区进行了轰炸,炸死540人,伤836人,1000间民房被毁,对上海的水、电设施造成了严重的损坏。陈毅市长也亲临现场视察。
    
此后,我们住所附近的“复兴公园”和“震旦大学”的操场上都架设了高射炮。
    
当警报拉响,我们在家照例都躲在屋角。寂静了一会儿,忽听得接二连三的“轰隆隆”的巨响,这才真叫震耳欲聋、地动山摇呐!窗户的玻璃都用纸条贴了“米”字,仍被震得“哗啦啦”像要抖落下来似的!--我没有想到高射炮发射的响声竟然如此巨大!完全不同于电影里的炮声,或是解放前夕听到的遥远的炮声!
    
1950年3月1日学校开学。俞老师照例在升旗仪式后讲话。他说,学校规定,当拉警报时,停止上课,大家按班级排好队,有次序地到一楼礼堂躲避轰炸。又说,我们的教学楼有4层高,可以承受住小型炸弹的轰炸。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师生们按这个规定,躲警报许多回,始终秩序井然,也幸亏炸弹没有落到附近,学校的一切活动照常进行,教学工作没有受到多少影响。
    
开学不久的一天,放学后,俞老师在礼堂召集各班报名参加少儿队的同学开会,总共只有十来个同学,我和正海兄不约而同都参加了。这说明我们弟兄积极追求进步是深受家庭影响的。
    
我们的父母解放前就积极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地下工作。
    
大姐早在1949年10月就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担任了团支书。
    
父亲1949年12月当选华东贸易部工会委员。
    
祖父一中解放后当选湖南省人民代表,出任长沙市政协秘书长。
    
母亲解放后也积极参加居委会的里弄工作。
    
俞老师在会上说,全校就你们十多个人积极要求参加少儿队,说明你们追求进步,有明确的奋斗目标,非常可贵!你们要以身作则,带动其它同学共同进步……
    
我的心里当时非常激动:不久我就可以系上鲜艳的红领巾了,那是多少光荣呵!
    
我们也学会了郭沫若作词,马思聪作曲的《少年儿童队队歌》:
     
我们是新中国的儿童
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
团结起来继承着我们的父兄
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为了新中国的建设而奋斗
学习伟大的领袖毛泽东
    
那时候还要求少儿队员们做到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
    
可是我们学校的少儿队迟迟没有成立,而邻近学校的少儿队却纷纷成立了,那些戴上了红领巾的少儿队队员们是多么令人羡慕呵!更不用说那些左臂上戴着红杠标志的少儿队队长们了!我还偷偷地练习系红领巾,焦急地盼望学校早日成立少儿队。
    
1950年5月11日,入夜不久,突然响起了空袭警报,接着全城实行灯火管制,全部熄灭了电灯;只听得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轰隆隆”“哒哒哒哒”响得非常热闹,像过节燃放鞭炮似的!我们都跑到院子里观看,只见许多探照灯的圆柱形灯光从不同的方向射向天空,连珠炮般闪亮的高射机枪枪弹和高射炮炮弹一颗接一颗地向天空飞去,映照得夜空异常壮观!大家都像过节看焰火似的兴奋不己,竟没有一点恐惧的感觉!
    
翌日,报纸上报道说,5月11日晚,在上海上空击落美制蒋机一架,据说那架B-24轰炸机是被12架探照灯盯住脱不了身而被击落的,飞行员跳伞被俘。
    
不久,在复兴公园举办的“庆祝上海解放一周年”的大型展览会上,那架B-24飞机的残骸,还被置于搭建在喷水池的平台上展出,还是“5个头”的呢!在这次展览会上,我们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枪炮和战车,真是目不暇接,大开眼界!我们还参观了“松沪战役经过要图”、“台湾岛主体模型”等,展览会规模宏大,占据了整个复兴公园,参观的人群川流不息!
    
自从1950年5月11日晚那架美制蒋机B-24轰炸机被击落后,蒋军对上海的空袭明显减少了;后来,人民解放军空军的飞机上天了,是喷气式的,三架一组排成人字形,蒋军的空袭更少了;直到舟山群岛解放,上海再没受到蒋军的空袭。
    
许多年后,我才从非官方渠道知道,1950年5月11日晚击落美制蒋机的是远道而来的苏联军人!那时节飞翔在上海天空的喷气式飞机也是苏军战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三弟所在的二年级的班主任姜老师,一位略显瘦高的年轻人,每天早晨都在雨操场的进口,以激动的神情,奋笔书写黑板报,报道朝鲜战争的进展情况:
    
1950年6月25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打过三八线,给美国傀儡李承晚以沉重打击!……
    
1950年6月28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汉城……
    
1950年7月20日,英勇的朝鲜人民军解放大田……
    
姜老师还在黑板报上画了漫画:
    
在朝鲜半岛的地图上,小小的李承晚退到了海边的釜山,高大的朝鲜人民军战士端着带刺刀的步枪,直指李承晚!……
    
1950年6月,父亲元宇被提拔为华东外贸局调研科代理科长,属副处级干部,工资提高为176.8上海折实单位。父亲因为被提拔而喜形于色,带着我们弟兄到福州路书店买书……
    
1950年7月,小妹出生。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参照《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写道: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京召开前夕,齐燕铭宣布,据上海方面举报,秦德君在解放前夕于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秦德君的政协筹委资格,也即撤销其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并开始接受审查。秦德君原本伤病未愈,这时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对于郭春涛先生也是沉重的打击。他了解秦德君,他信任秦德君。多年来并肩战斗,多年来生死与共,他深信秦德君遭到了诬告……
    
1950年3月,秦德君女士病稍好了些,统战部指示她到上海找潘汉年澄清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副市长……5月中旬,潘汉年送秦德君上火车回北京,说她的有关材料已送达北京。
    
1950年6月30日,统战部将一份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文件交给秦德君女士,秦女士还没有来得及拆看,传来郭春涛先生病危的消息,秦女士急忙赶到病榻前,郭春涛先生病上加气,竟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握着秦女士的手说:“不堪回首……我悔不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下午三点,郭春涛先生溘然长逝,年仅52岁。
    
郭春涛先生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追悼会。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秦德君才拆看了统战部的文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对秦德君的审查结论:
    
“……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它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透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被捕后有政治叛变行为。”
    
在《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这本书中,秦德君女士提到他们曾“秘密搬到复兴公园后门”我家住所的二层楼上,也提到由张静介绍认识“海军起义首领杨沧活”的。
    
秦德君女士在1998年10月写的《忆春涛》一文中,也提到上海海军起义是通过张静的关系做的初期工作。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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