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春天驾着鹤群的翅膀 》7、母亲回秀山 8、到上海去

12.gif

                                                                         ----晓龙

7、母亲回秀山
    
母亲总是把我们几弟兄穿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的。
    
一次母亲把父亲从上海买来的黄布,给我们每个人做了件衬衣,我们弟兄们穿着新衣裳走出院门,邻居穿得破破烂烂的孩子们,离我们远远的,叫我们“黄鼠狼”。
    
父亲从上海汇来三佰元关金卷,母亲用它买了一头猪,请人宰了,亲自动手灌香肠、团猪血、熏腊肉,吃起来都特别美味可口。村里人一下就传开了,纷纷学母亲熏腊肉,但都掌握不好火候,油流不止,只得来请母亲指教,母亲到现场查看之后,告诉他们要用柏树枝,烟不能太大,更不能有明火……
    
外面有瞎子算命的叫声,母亲便差人请进来算一算。外地来的专门算命的瞎子,坐定之后,问这问那,不慌不忙地说,母亲还会生孩子,母亲一听便怒,几乎是赶走了算命的瞎子……
   
母亲房间里挂着一幅装在相框里的12吋的外婆的照片:外婆戴着一顶黑平绒的圆帽,穿着斜襟的老式长袍;眉尖微蹙,眼神忧郁得带点哀戚。母亲的相貌很像外婆,只是没有外婆那付悲天悯人的神色。
   
母亲凝望着外婆的照片,感叹地说,我已经十多年没回秀山老家了啊!
   
父亲在回忆录里关于母亲张静是这样写的:      
   
张静1915年农历正月初九生于四川秀山平凯地主张家,是土家族。1914年冬,其父被土匪杀害。其母杨沚勤守寡抚育张静姊妹三人。
   
张静幼时刚强如男孩,其母也把她当男孩喂养。举凡攀树摘柑,下溪捉蟹,皆乐为之。
   
1933年春张静随姨妈杨沚如到南京,她姨父陈新燮时任国民政府秘书同我父一中都住在骂驾桥(即国府路157号)的三进大院内,我当时正在金陵大学附中读书,因此跟她相识。
   
1933年秋张静考入“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学习。
   
张静相貌俊美,身材窈窕。在交往中我发现她心灵手巧,聪慧过人,吸收新事物极为敏捷,初来南京却毫无乡姑气息。她对电影、话剧的欣赏能力超过城市的同龄女孩。当时流行的卓别林喜剧片、莎士比亚戏剧片,国产电影《桃李劫》、《渔光曲》,话剧《雷雨》等,张静在观赏时都极为投入,她的观感常与我在心灵上引起共鸣,我们因此互为相知。
   
我们父子都喜好京剧。1935年我同张静在南京观看了杨维娜与奚孝伯,梅兰芳与南京名票陶一丁的演出,她对奚孝伯的表演称赞不已。当时奚孝伯尚无名气,后来竟与马连良、谭富英、杨宝森齐名,号称“四大须生”。 --足见张静过人的欣赏艺术的能力。
   
张静又善书法,字极秀美,常自书条幅悬室中。1936年蒋百里先生见其条幅,夸奖了她的书法。张静写文章也简练有新意。
   
杨沚如当时告诫我,说:“你家是继母当家,你又过于老实懦弱;而张静从小为母亲所娇惯宠爱,易怒任性。因此不赞成你们结为夫妇。”
   
1935年夏,母亲张静从“首都女子法政讲习所”毕业,我也考上了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公务管理系。
   
1935年9月2日,我和张静在南京中央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当时的实业部长、我父的顶头上司陈公博,作为证婚人亲自到场。当时C.C系的三号人物、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也从上海专程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只可惜张静婚后忙于抚育儿女,未能展其书法和写作的天赋。
    
1947年夏天,母亲把我们三弟兄交给一个老婆婆看管,她带着刚满两岁的四弟,取道乘汽车经湘西回秀山。途中,在所里附近翻了车,母亲被压伤了右腿,痛得不能动弹,身边的四弟也不见了,急得母亲大叫起来,人们过来抢救,发现四弟被油桶压住了,原来翻车时四弟被甩到一个坑里,油桶滚过来架在了坑上面,四弟在坑里竟毫发未伤!
    
母亲右腿的小退胫骨的中部被压断了,母亲在所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胫骨虽然愈合,接合处却留下了一个小疙瘩。
    
五弟在母亲肚里竟也安然无恙。
    
母亲只得又回到天塘。
    
此后母亲就再也没有回过秀山老家。
    
母亲说的“所里”,我一直以为是什么疗养所呢,后来看了沈从文先生的书,才知道“所里”原来是地名。
    
在母亲离开天塘村的几个月里,我们几弟兄根本不把看管我们的老婆婆放在眼里,尤其是我,真是“三天不打,翻墙揭瓦”,我狂野地在院里屋里冲来撞去,怪吼乱叫,敲东打西,如同脱缰的野马一样!——可见“人之初,性本善”未必正确,也可见管束再严,仍难以改变一个人的天性,真所谓“秉性难移”也!
    
1947年12月的一天深夜,我和海兄都被屋里非同寻常的响动惊醒了,我俩在被窝里吓得不敢做声,只听见母亲艰难而急切地跟一位请来的中年妇女说着什么……屋里的一盏油灯的暗淡灯光闪闪灼灼的,透过纹帐,隐隐约约地看见母亲从另一张带纹帐的床上下来,蹲在地上,“哗……”地一声,像是拉肚子似的……在那位中年妇女的帮助下,母亲才又躺在床上……接着就听到婴儿的哭声……
    
第二天早晨,四弟坐在床上,惊奇莫名地望着母亲身旁多了一个弟弟……
    
五弟就这样出生在天塘村。

8、到上海去
    
贴在床铺跟前墙上的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有小小的剧照:
    
《九死一生》是一个中国人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逃跑,后面跟着一队追赶着的日本兵……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美国军人面对着远处许多持抢的印第安人……
    
《同是天涯论落人》是深情对视的一对男女……
    
《仙妇女下凡》是一个跳着舞的外国女郎……
    
还有《二房东小姐》、《六宫粉黛》、《夜店》……
    
电影是什么?电影是表演书上写的故事吗?可能要比连环图画,要比唱戏还要好看吧?
    
就是这些电影广告和剧照给我这个身处偏远农村,又没见过大世面的小孩展开了一个多么广阔奇妙的世界呵!这些报纸都是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广阔奇妙的世界跟上海息息相关……
    
我常常独自凝望着这些剧照,不出声地自言自语着编造故事,故事发生的地点,自然常常是楼房林立的上海喽……
    
贴在饭桌跟前的墙上的报纸是新近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上面有大幅的电影广告《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白杨和陶金的大幅剧照……
    
母亲和大哥议论着这部电影:白杨饰演女主角素芬,陶金饰演男主角张仲良……这部电影剧情如何曲折,如何在上海引起轰动……
    
“我们到上海去!”母亲对我们说。
    
“上海”是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哟!
    
鲁滨逊、格列佛、匹诺曹、艾丽莎、红萝卜须还有白雪公主不都来自上海吗?画报上吹洋号打洋鼓的各国士兵,双十节提灯晚会的热闹街景,那不就是上海吗?报纸上数不清的新闻、文章和各种广告所展现的不就是上海吗?《一江春水向东流》、《九死一生》、《一将功成万骨枯》、《同是天涯论落人》、《仙女下凡》等许许多多电影剧照所展现的不就是上海吗?……
    
在离开天塘村之前,良旺爷带着一个木匠来到家里,显然是母亲请来的。母亲跟良旺爷说着话,那木匠就用一个木块朝窗子下面一推,窗子就打不开了。我推了推窗子,果然推不动了,十分佩服这位木匠的本领,不一会儿,所有的窗子就都被木匠钉死了。
    
良旺爷是我祖父的堂弟。曾祖父放贤有五兄弟,他排行第二,排行第三的求贤生有二子,就是良辉和良旺,良辉是我家西邻,良旺是北邻。几十年来我家一直跟良旺家保持着联系。1985年我父回故乡天塘,这也是他1947年2月离开天塘后,唯一的一次回故乡,良旺爷一家热情地接待了他。
    
离开天塘村的时候,母亲只提了一箱比较好的衣服,书房的书自然是顾不上了。是呵,当时母亲独自一人带着五个小孩(1),作如此长途跋涉,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更复何求焉?一年多以后家乡就解放了,我家又没有人再回天塘村,于是,我家在天塘村那么多的书籍就全部损失了,这是后话,不提。
    
我们就要到上海去了!我的心里只有兴奋和响往,激动和憧景,根本没有想到,已经踏上了离别故乡的不归路!
    
母亲抱着五弟,和大哥、四弟坐在轿子里,由雇来的两个脚夫抬着走在前面;我和三弟坐在箩筐里,一头一个,由雇来的脚夫挑着走在后面。我们坐在箩筐里又摇又摆又旋,沿途空旷无人,视野开阔,一片翠绿;我和三弟隔筐说着,笑着,争论着……就这样不知不觉离开了故乡天塘村,六十多年过去了,竟再也没有回去过!
    
箩筐摇呀晃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条清沏碧绿的大河,横亘在天边似的。远处的河边有一只小小的船儿。脚夫走呵走呵,箩筐晃呀晃呀,河面变得越来越宽。又走了很久,前面母亲他们坐的轿子已经停在河边,脚夫挑着箩筐还在朝河边走去,我心里想,这么一只小船怎么能装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呢?等我们走到河边,只见轿子已抬上了船,母亲和哥哥他们也已上了船,船上竟还空空荡荡的呢?我们下了箩筐,被扶上了船,脚夫挑着空箩筐也上了船,船上也还空着许多地方!原来这只木船看起来小,其实并不小呀!后来才知道这条河就是春陵江,以宽阔的春陵江江面作参照物,一条木船自然显得小而又小了。
    
当我这篇回忆录誊写到童年在春陵江乘船摆渡这里,我想说几句题外的话:
    
我生不逢时,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才读到沈从文先生的大作!尤其是读了《边城》之后,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读到的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我生也有幸,虽然我的故乡地处湘南,但沈从文先生笔下的上个世纪前半叶湘西旖旎的山光水色,质朴的风土人情,却因了我童年的故乡而特别引起我深深的共鸣!
    
也因此,我为自己童年的故乡而自豪,也为有沈从文先生这样伟大的老乡而骄傲!
    
我们是在高亭司上的火车,这里西距天塘村三十公里。在这里没有看到像课本里描绘的火车奔驰在旷野的壮观场面。火车上非常拥挤。等到我们挤下火车时,只见火车站周围到处是颠沛流离的人群,一派兵荒马乱的景象。没有任何想像中的诗情画意!倒是有几名身穿漂亮制服的宪兵,既威风凛凛又文质彬彬地在乱纷纷的人群中检查,很引人注目。
    
我们在汉口上了轮船。
    
在我们乘坐的轮船前面停着另一艘轮船。老半天了,它始终在前面没动。我心里想,为什么轮船还不开走呀?其实轮船早就启锚航行在长江里了,只不过是前后两艘轮船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给我造成了错觉吧了。于是,我走到船舷朝下一看,只见江水汹涌,波涛翻滚,吓了我一大跳!而坐在船上似乎风平浪静毫无颠颇的感觉。
    
轮船沿着长江航行,过了九江,一艘轮船迎面驶来,船身写着“江宁号”三个大字,母亲似有所感地说:“莫要你爸爸正好在这艘船上哦!”结果不幸而言中,到了上海才知道,因为母亲来上海并没有事前写信告诉父亲,父亲果然是乘那艘“江宁号”回湖南了!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听姐姐说,父亲1948年春天回湖南带了十二根金条,后来听说母亲带着我们已离开天塘时,他就没回天塘村,在桂阳、郴州、长沙呆的时间也不长,竟然把十二根金条折腾完了,回到上海被祖父狠狠训了一顿,这是后话了。
    
长江又长又宽,放眼四望,天连水,水连天,水天一片苍茫。真如李白所写: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我在甲板上凝望着、久久地凝望着雄浑壮阔,烟波浩渺的长江,稚嫩的目光豁然开阔起来,幼小的心灵竟油然产生一种沧桑感!
    
我当时就有意识地把山清水秀的故乡,横亘天边的碧绿的春陵江、兵荒马乱的火车站和滚滚东流的长江等,当作人生的一种阅历,收集在记忆的行囊里了。
    
或许是母亲所带的钱不多了,我们坐的是最便宜的统舱。许多乘客都挤在甲板上,在甲板上铺上行李、打地铺睡觉,成天人来人往闹闹嚷嚷的。船上烧开水的锅炉、煮饭做菜的厨房都在这统舱里。清晨凉风袭来,睡在地板上仍感到凉飕飕的。
    
轮船经过南京是晚上,听得有人说,那是南京。只见远处是数不清的星星点点的灯光。
    
到了上海,只见码头上人头攒动,繁忙嘈杂,热闹非凡。我们下了轮船,母亲叫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了码头附近的一家旅馆。然后又挂了电话。这时候已经傍晚了。过了不久,姐姐一个人来了,她像个大人似的,其实她还不到12岁,她立刻用上海话叫来三轮车,并吩咐道:“到拉斐德路吕班路口。”
    
我们坐上了三轮车,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街上到处是红红绿绿的霓虹灯和川流不息的汽车……
    
三轮车停了下来。这里街灯比较暗,没有闪灼的霓虹灯,奔驶的汽车也很少。我们下了三轮车,只见曾祖母站在大门口等候我们,她还是那样穿着朴素,身板硬朗,寡言少语。
    
我们弟兄们一窝蜂似地拥进屋里,屋里竟跟白天一样雪亮,使我大为惊奇!后来才知道那是城里才有的日光灯照的。
    
曾祖母给我们弟兄们一人冲了一杯牛奶,热腾腾、香喷喷的——使我想起了抗战胜利后,在天塘村喝到的美国小朋友赠送的牛奶!
    
我们终于来到了从书本上、报刊上早就熟悉的上海!我们终于来到了在偏僻的乡下早就神往的大城市上海!时间是1948年春天。
    
注:
    
(1)大哥只有十岁,五弟只有几个月。

(待续)


感谢作者来稿,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与作者联系。
文责由作者自负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