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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龙

2、四世同堂
    
1945年2月12日,也就是农历甲申年(民国三十三年)的年三十,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
    
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
    
八仙桌的中间是铜火锅,锅底燃烧着木炭,锅里烧着海参麦鱼汤。八仙桌上摆满了家乡菜:红烧鸡块、鸭肉米粉、酸辣鱼块、扣肉肘子、肉丝粉条、蛋皮肉丸子、米粉蒸肉、棋子豆腐等。
    
我最喜欢吃棋子豆腐,它是把豆腐切成方块,再用油炸空,然后在里面填满肉馅后再回锅做成菜或汤。把棋子豆腐醮上曾祖母做的豆豉辣子特别好吃。我连着吃了好几块,只听得一声:“咽——饭!”我侧脸一看母亲瞪着眼看着我,我连忙从菜碗里收回筷子,扒饭吃。母亲是用家乡话告诫我,不得只顾贪吃肉菜……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我和大哥充好汉,接连喝了几大口烧酒,三弟在母亲怀里也喝了不少。不一会儿,我和大哥就酩酊大醉,被大人扶到神台背后曾祖母的床上去睡了。而三弟喝的不比我们少,却没有醉,依然笑嘻嘻的,大家都说是因为三弟脸上有酒窝,所以不醉……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在大家眼里,曾祖母和祖父是最受尊重的。父亲常常对我们说,我们家能过上今天的好日子,是跟曾祖母、祖父过去的吃苦、努力分不开的。
   
我父元宇在回忆录里写道:
   
祖母名叫朱黑女,新铺岭人,当她26岁(1899年)时,年仅32岁的祖父攷贤就因为病去逝,而父亲年仅4岁。当时家贫,祖父的弟兄嫌她力弱,又有小孩,颇多闲话,她不能安,欲适他人,其父朱文苏公见我父聪慧必有成就,力梗其议,每有农事重活即令其二弟来帮工。
   
我父为广明公的长孙,广明公也深爱父亲的灵慧,为他延师读书。后来父学有所成,使我家由山居农民跻身知识阶层,广明公之恩泽不浅也。
   
十五世祖广明公(1980-1911年)为能桔公(1815年-1873年)次子,为人正直豪爽,虽山居横榨岭,又非富户,然而天塘村发生纠纷,必请广明公去判断曲直。清末,广明公首倡建花麦拱桥,该桥为天塘去白沙的必经之路。这在当时对于并不富裕的广明公来说,实在是竭尽全力以赴的义举。完工后恰遇年关,民工们到广明公家索要工钱,广明公变卖了田产才付清了工钱。
   
1909年花麦石拱桥落成,广明公的只读过私塾年方13岁的长孙一中亲笔题写了“花麦桥”三个大字刻石桥头。
   
后来祖辈分家,广明公分给祖母朱黑女一亩六分水田。农忙时她临睡前把红薯煨于灶中,次日起床梳洗完毕就取出红薯边吃边走去田中劳作。中午回来又从灶中取出剩余的红薯,吃完了,喝足了水又去继续劳动,真是争分夺秒。吃完晚饭就把自种的棉花纺成纱。由于她纺的纱细而匀,织成的脚包(即裹脚布)到街上卖出了名,被称作“黑女老娘的脚包”。她就这样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所得供养我父上学。我父也没辜负她的希望,后来我父先后到长沙、北京、南京、上海又回到长沙“做官”,他们母子俩始终相依为命。
   
我父一中1896年出生于横榨岭。7岁上私塾,先读《三字经》、《千字文》等。夜间祖母纺线,父亲则刻苦读书,终于在1912年,父亲考上了桂阳县高等小学堂,除供膳宿外每月还有5角钱零花钱,--从此我家走上了书香门第之路!1914年他又考上了武昌湖南同乡会办的“旅鄂中学”,也是供膳宿的。1917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18年毅然去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接见他,并赠亲笔签名的四寸照片一张,嘱其回湖南,到国民党人李呤秋手下工作。--从此,我父一中走上了孙中山先生指引的为国民革命而奋斗终生之路!--父亲一中此举不仅证明他聪慧明智,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正确的人生道路,同时也是我们家庭的无上光荣!
   
1913年11月27日我也出生于横榨岭。
   
横榨岭在天塘村西北的丛山中,距天塘村五华里。因为山上不收租,只向有山权者缴很少的山租就行了。贫寒的农民只要有劳动力,付出艰辛的劳动,几年之后,就可有丰厚的收益。先祖能桔公(1815-1973),在1860年前后率领4个儿子到横榨岭垦荒,颇有成就,建有住宅一栋,吊脚楼一座,直到1917年,父亲一中中学毕业,我们家经济状况好转,才搬回天塘的。
   
先母肖金香,珠溪人,生于1894年,十二、三岁就来我家作童养媳,她是其兄弟姊妹中最矮小的一个,大概只有1.47米左右,但干起活来手脚麻利,无论家里地里、捡柴割草,缝补纺纱都是一把好手,气力跟普通强壮高大的妇女不相上下,1919年冬因肺病去世。
   
1920年我父在长沙任《民本日报》总经理,曾同毛泽东等377人在长沙发起过革命活动(见《毛泽东早期文稿》)。
   
1922年10月10日我父与继母杨允文(1903年出生)在长沙结婚。杨家是浏阳巨富,杨秋湖老先生早年留学日本,为同盟会会员,跟唐嗣同、唐才常、欧阳予情均为亲戚。证婚人就是李吟秋(汉丞)。
   
1926年我父随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北伐,到长沙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接着先后任醴陵、湘潭县长;1928年任北伐军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主任,随军到北平。
   
1932年我父任实业部秘书主任,全家迁来南京。1933年我父又改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
   
1934年我父在南京西华门三条巷建的房子落成。7月我在金陵大学附中高中毕业。
   
1935年夏我考入上海交大管理学院公务管理系。9月即与南京女子法政学校毕业的张静女士结婚。
   
1936年7月9日长女出生于南京,是年冬季全家迁往上海马浪路新民新村居住,后又迁至辣斐德路488号(即今复兴中路496号)居住。
   
1938年3月1日长子出生于上海。5、6月间全家离开上海,经香港迁回湖南桂阳县城。
   
1939年父携祖母、继母、妹妹和长女从桂阳县城回到故乡天塘村,拆掉旧屋盖新楼。
    
我们在天塘村居住期间,在我的记忆里,祖父经常为抗战工作在外面奔波,很少在家。
    
端午节在我们天塘村格外热闹。除了擦雄黄酒、吃粽子外,村里还要敬菩萨,小孩子们跟着“敬菩萨”的队伍,走街串户,非常热闹。
    
在天塘村的护龙山的西北端的小山坡上,有一座小庙,里面拱着一对夫妻式的神像,给村里祠堂点香的人每天晨昏都要来这里点香。每年端午节,就要由四名青年将两尊神像用两乘专用小轿抬着;一名师公(1)穿着道袍,敲打着法器,前面由四名青年打锣敲鼓,吹着唢呐开道,把两尊神像抬回村里。小孩子们一路跟着、嚷着,一副迎接尊神的热火阵势!两尊神像要在村里的几家大户的厅屋轮流供奉一会儿,这就成了小孩们口中的“敬菩萨”。
    
端午节过后,不满三岁的湘弟就在楼梯口把木头块当菩萨排列起来,玩起“敬菩萨”的游戏来。他一边排列着木头块,一边低沉地缓缓地喊道:“龙龙(2),检木头,敬菩萨!”我只得出门到西边的一家做木匠的人家去捡一些小木头块来给他当“菩萨”。 
    
一个晴朗的日子,在院子里,母亲托着三弟拉完大便,用天塘话喊道:“黄狗喽喽……”不一会儿就从村里快步跑来一只大黄狗,不停地摇着尾巴大口大口地把湘弟拉的大便舐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摇着尾巴离去。这是我们天塘村的一大景观,你叫黄狗,黑狗就不会来;你叫黑狗,黄狗也不会来的。
    
三弟蹒跚着走进堂屋,一条十几公分长的红棕色的蜈蚣向他缓缓地爬来,他呆立着,眼盯着蜈蚣,慢腾地“哎——哎——”地叫着。一只公鸡在一旁歪着头,颠起脚也盯着蜈蚣“啯、啯、啯“地叫着。母亲见状,快步过来,两手提着三弟的肩臂把他拎到一旁。曾祖母不声不响地脱下厚底布鞋向蜈蚣拍去……
    
1945年7月的一天,我跟三弟正在楼梯口摆木头敬菩萨,听得二楼东厢房里传来婴儿的啼哭声,我还楞神听了一会儿,正是父母住的东厢房,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四弟已经来到人世了。
    
1945年9月,我也上学了,同姐姐、哥哥在同一所学校,这学校叫做“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就在天塘村东北角的程氏宗祠祠堂(又叫会馆)内。这也是天塘村唯一的学校。
    
开学那天,学生们在大天井内集合站队走进祠堂内厅,这里是祭祖的厅堂,东西两面墙上各有一幅斑驳不清的壁画,分别是“程门立雪”和“程婴救主”,这当然是我以后才懂的。在宗祠祖先牌位的左侧贴着用红纸写的“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周围点着香烛,大家听老师的口令,向牌位行礼。接着大家回到教室,向国父孙中山遗像行礼,唱国歌,读总理遗嘱。从此我成了一名学生。
    
我们的教室在祠堂的外厅堂,教室西边是教师的办公室。教室西墙是黑板,教室东墙写着“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祠堂厅堂外的墙上写着“礼义廉耻”四个大字。
    
我坐在教室南面靠门边的第一排最前面的座位上。
    
邓老师讲语文课。她个头高大,声音宏亮,长沙口音很重。《国文》第一课的课文是:
     
来来来
来上学
大家来上学
    
杨老师讲算术课。杨老师身材矮小、瘦削,头有些歪。讲课声音不高,态度温和。
    
下午是音乐或体操课。
    
姑姑上音乐课,她教大家唱:
     
蚂蚁王
蚂蚁兵
大树底下扎兵营……
    
以后还教过:
     
手拿把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呵嗨,呀呵嗨……
    
走出教室是一个用青石板镶嵌的正方形的大天井,我们在这里游戏和上体操课。
    
程氏族立国民学校,大约是1917年开办的。我父元宇1920年就在这里开始读书的。直到1945年还是实行复式教育,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到了高小五、六年级就要到乡里去读书了。那时大姐在三年级,是当时全校唯一的女生,大哥在二年级,都在一个教室。
    
由于学校不能解决老师的住宿问题,不久,姑姑和邓老师、杨老师都走了,到有教师宿舍的肖家边学校去了。学校由一个本村的男老师来给我们上课。这位老师叫M,二十来岁,中等个儿,五官端正,留着学生式的分头,总是穿一身三个口袋的中山服。
    
每天清晨我背着书包到学校去,朝东走时是一段上坡,迎着熹微的晨光,我走呀走呀,远远的山岗上有一只深棕色的石头狗前腿直立着坐在那里,这段路像是很长似的,我望着那只石头狗,一边幻想着什么,一边不出声地自言自语着什么,一步一步地走呀走呀……几十年过去了,故乡那只棕色的石头狗是否依然端坐在山岗上?而人世沧桑变化多么巨大呀!我这个当年五、六岁的孩子,如今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了,却一直漂泊在天涯!
    
1945年12月,父亲和姑姑分别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处得知祖父在上海的住址后,先后去上海了,杨老师和邓老师也和姑姑一起去上海了。
    
在天塘村过年(3)是很隆重热闹的。
    
年三十吃了丰盛的年夜饭后还要通宵守岁,当然小孩们大多守不到通宵就睡着了。等小孩们睡着了,大人们才把压岁钱放到小孩的枕头下,小孩子大年初一早晨起来,首先要看看枕头下面有多少压岁钱。过年那天小孩们都穿新衣。大年初一早上家家都要吃年糕。直到正月十五夜里吃了元宵,年才算过完。
    
在过年期间,大姐带我们到村里看舞龙,到会馆看戏。
    
舞龙队由村里十来个小伙子组成,穿街走巷,敲锣打鼓,在村里几个较大的场地表演。
    
会馆里接连演好几天戏。
    
前面说过,会馆就是程氏宗祠祠堂。我们教室外面下课游戏和做操的大天井就是观众站着看戏的地方,它的南面是个戏台,东西有走廊,走廊上部是过楼,是戏班子住宿的地方。
    
每缝唱戏会馆总是挤满了人,水泄不通。唱的多是祁阳戏。我挤在人群里,仰着头向戏台上看,看到一男一女正在唱:“拿点钱来过年也好……”过了一会儿又看到一个裹着红披风的女鬼,脸或遮或露地吓唬人……
    
听曾祖母讲,光绪年间族谱修成后唱过谱戏,是九成班唱的。九成班的行头五彩斑烂,全是新的,五成班的角色,为花脸张宏开、旦角张宏彩都是极好的……
    
注:
    
(1)道教在家的教士。
    
(2)我的小名。
    
(3)现在叫春节。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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