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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百雀羚的故事 》(十三)-(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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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真扬

(十三)搬到南昌路
  
1962年5月间,我们家从石库门的培福里搬到南昌路278弄的光明邨,告别了煤炉和马桶,告别了百雀羚的诞生地,最令我感到难过的是,要和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小朋友们告别了,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去生活,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难过。
  
新家虽说还不是上海的最豪华的地段,但它西面紧靠南昌大楼,东面紧邻思南路香山路的孙中山故居和科学会堂,南面紧靠着淮海路,应该说,这是一个较好的地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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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女儿在光明邨弄堂口    图:弟弟在弄堂里打球
  
说起换房子,这里还有一段有意思的小故事;那时,换房子只有两个途径,一个在人民公园有个“换房角”,把自己的住房情况和希望的条件,写在一张纸上,大家互相了解对方的情况,场面十分红火。第二个办法,就是在电线杆上贴“换房启示”,晚上我父亲在家里,用一碗面粉,找一个钢精锅,然后放点水,调些浆糊,倒在一个小的油漆空桶里,上海人说“浆糊, 浆糊, 捣浆糊”,就是捣浆糊,然后带一把刷漆的漆刷,浆糊一刷“啪”一贴,电线杆上就留下了“换房启事”,贴了就赶紧走,还怕人家讲话,毕竟这也是制造“城市牛皮癣”啊!                                    
  
不知是在“换房角”里关系,还是来自于电线杆上的“换房启事”的作用,有不少的人来我家看房子,有一个约三四十岁姓潘的女士,一连看了两次,原来她就是住在光明邨的,我父母也到她那里看了两回,双方都觉得情况可以,就一起到房管所办了换房手续,就等着搬家了。   事后才知道,潘女士是个单亲妈妈,带着两个年龄不大的男孩,不知是心境不好呢?还是两个孩子在外面经常惹祸的缘故,潘女士经常打骂孩子,弄得邻居意见很大,加上她一人工作,要养活三口人,经济上很是拘谨,光明邨的房租是培福里的2倍多,潘女士要换房也是无奈之举!   同年十月,我母亲生下了一个“千金”,和我相差十二岁,为此,全家欢欣鼓舞,首先,我等于“官升一级”,虽然,我永远是老大,但以前手下只有弟弟一个“兵”,现在好了,手下有两个“兵”了,而且还有一个“女兵”,弟弟原来一直是弟弟,现在,他也“升官”了,他多一个头衔—小哥哥!我父母就更不用提了,本来就两个“光榔头”(上海话意思是:两个儿子)在身边,一点“温柔”感也没有,现在有了女儿,多了一件“贴身的小棉袄”,真是老天有眼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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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64年拍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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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小时候是否很像母亲?
                    
我妹妹两岁生日的时候,抱她去紧邻襄阳公园东面的照相馆--蓓萝照相馆(对面是天津馆)照相,没想到照相馆把她的照片,放大后,放在橱窗里,足足放了有半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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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是“光榔头”?是小千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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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小千金变成“靓女”了!

(十四)父亲的“心肝宝贝”  
  
我们搬到了光明邨,这是一条只有13个门牌号,法式新式里弄房子的弄堂,弄堂相当干净,每个门牌号基本上只有三家人家,分住一,二,三层。底层的住户都有一个约20平方的小院子。11号,12号,13号全是一家人家独住一个门牌号,这里的环境不像培福里那样嘈杂,1号,整栋房子是人民坊幼儿园(隔壁那条通淮海路的弄堂就是人民坊),除了早晚有家长接送孩子外,平时白天很少有居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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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光明邨
  
白天在弄堂里可以经常听到,有小提琴,大提琴和钢琴的声音,从人家的窗户里飘出。我们住在6号的三楼,前面朝南的大房间有24个平方,两边各一个大壁橱,高2.2米,每个约3个平方,后面朝北的小房间,只有10个平方,楼顶有个阁楼,约有30个平方,上去只能用梯子,可以放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楼梯口北面有一个阳台,已经搭成一个厨房连吃饭间,另外还有一个卫生间,所有的面积加起来,也不过40多一点的平方,还不到培福里的面积的一半,住惯了大的房子,现在来到小面积的房子,浑身有说不出的难受,哎,真有些不习惯!
  
搬家的时候,不得不扔掉一些东西,有的就送给培福里的邻居了,但是,有几样“宝贝”,父亲是绝不会扔掉的,
   
第一是书,各种化学书,化妆品的参考资料,各种外文资料,英,法,俄,德四种语言的大词典。
   
第二是一台马拉松牌的英文打字机,跟着我父亲好多年了,父亲的外文打字速度相当快,原来,他在念高中的时候,在教会学校里专门学过打字,难怪他,现在八十多岁了,电脑打字速度比我都快,据他讲,打字机的指法和电脑打字的指法几乎是一样的。键盘的排列也是一模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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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的马拉松外文打字机
   
第三是许多做化学实验的器具,如托盘天平秤,计量的砝码,好多的玻璃试管,量杯,胶头滴管,放试管样品的架子,酒精灯,测量液体温度的温度计,有水银的,也有酒精的,各种化学试纸,一个电烘箱等。   
   
第四是一个制图的大架子,好几把三角计算尺,在制图方面,我父亲是把好手,厂里的化工设备改造的制图,甚至厂房车间的改造图纸,都出自于他的设计,有些项目就是在家里完成的。
   
我原先以为制图并不难,直到我念大学的时候,有一门课叫“机械制图”,才知道,在这门功课要取得好成绩,谈何容易啊?三视图,只有一面可见,其他两面全靠自己想象。我发觉父亲有美术的天赋,他画东西,画什么像什么,而我画东西,画什么不像什么!实在是美术的蠢材!自叹不如!
   
搬家时,他的眼睛始终盯着那五六个装着他的“宝贝”的纸箱子,至于他的西装,皮鞋,领带,其他衣物,反正由我母亲在操心,他是‘死人不管’!(上海话意思是:毫不关心!)他经常说:“这些西装,皮鞋,领带,一年也穿不了几回,这些书,实验器具,打字机等,几乎三天两头要看,要用,这些东西才是我的心肝宝贝!”
  
这两只大壁橱,最后几乎全被父亲的“宝贝”所占领了,右边的壁橱里,剩下的地方,只能勉强放下母亲陪嫁来的两只樟木箱和三大套中式全银餐具(每套可供十人进餐用)。一套新式的红木家具(祖父为父亲结婚时买的)放在两间房间里,显得有些拥挤。
  
那只北京牌电视机只能放在左边的壁橱里,父亲到牛庄路淘来一辆可能是科研所里放仪器的小推车,底下有四只可万向转动的橡胶轮子,推起来又省力还静音,电视机就放在车子上面。晚上看电视时,就把推车从壁橱里拉出来,电视看完,推车推进壁橱就可以了!新家面积紧张,寸地如金,只能这样了!

(十五)文革开始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的脑海里,呈现出无数个“为什么”?起先是工宣队进驻了学校,学生也跟着停课了,学校里的教师和校长成了批斗的对象,厂里的工人成立了造反派,厂长和书记都靠边了,厂里的私方人员更不用谈了,新祖母被停职,到包装间做了包装工,父亲是“百雀羚”的“狗崽子”加“臭老九”,从技术科被下放到车间,做了“百雀羚”的配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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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红色的海洋”
   
就连我也受到株连,当年,我正念初二,是班级的中队宣传委员,每天提早到校,把6点的早新闻的要点,抄写在黑板右侧的长条框里,有一天,班长突然通知我,因为我是“百雀羚”老板的孙子,成分是“资本家”,“班级的宣传阵地不能掌握在狗崽子手中,必须夺回来!”这样,我被“解职”了,我至今不能弄清,这些“红卫兵”是怎样看到我的档案,岂不是违反档案的保密条例吗?更不能令人容忍的是,我是学校篮球队的,为了保证每天下课后,参加训练,我用攒了几年的压岁钱,买了一个篮球,上课时,带进学校,下课后,训练完,再带回家。现在,篮球也被那几个“红卫兵”没收了!我好心疼啊!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一想起此事,牙齿咬得格格作响,心中愤愤不平,凭我的身高和模子,我真想当时就“废了他们”!我不明白,平时好的像兄弟一般的同学,一夜之间,怎么翻脸就不认人了!
   
一个星期之后的一天,已经是深夜10点了,一帮手臂佩戴者红袖套的“造反派”闯进了我家,一个所谓的“头头”对我父亲宣布了,厂里的造反派的决定:“对我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我家的“四旧”物品实行没收,一场没有人性的,毫不讲理的,践踏人权的抄家开始了,我妹妹当时只有四岁,起先,她还睡着,听到响声,看到那么多的陌生人站在面前,她哆嗦着从地上爬起来(那时,正值炎热的夏天),她蜷缩在母亲的怀中,幼小的身躯在瑟瑟发抖,“不要怕,不要怕”,母亲一个劲地安慰她。我和弟弟呆呆的站在一旁。大橱里的衣服都被翻乱了,我父母仅有的几套西装,旗袍,散落在一地,壁橱里的各种书籍被翻得乱七八糟,好多父亲做实验的玻璃器皿都被打碎了,厨房间那只盛米的木箱,被他们反复翻了好几遍,(他们大概是怀疑是否有“黄货”(金条)藏在里面)那只陪伴了父亲二十来年的外文打字机在混乱中,被踩坏了……!
   
存折,有价证券,母亲的各种金银首饰,北京牌电视机,那三大套(足以给30个人同时就餐的)铮铮发亮的全银中式餐具,(这三大套全银餐具,是我外公特地叫制造商在每件餐具上,都印有百雀羚图案的,作为我母亲的陪嫁品),几十张梅兰芳,马连良,李少春等京剧名流的黑胶木唱片,两只全新的欧米茄手表(父母准备给我们兄弟俩的),一辆父亲上班的自行车, 连那只父亲最最喜欢的德国货-蔡司照相机也未能幸免,通通装箱,夯不浪当(上海话,意思是:一点不剩),全都给造反派带走了,叫人苦笑不得的是,这些“四旧”物品,他们还造了一份清单,让我父亲在清单上签字,并留下一份清单,我当时就在想:“这北京牌电视机,自行车也算“四旧”吗?既然是“没收”,为啥还要父亲签字?难道他们还会还给我们吗?”几乎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成了“四旧”,奇怪是唯独“百雀羚”没有变成“四旧”,厂里依旧在生产“百雀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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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红色的行动”
   
几天后,弄堂里的许多人家也开始被造反派抄家了,首先是13号,对面13号的周家外公是一家工厂的老板,因为他的女儿周莉是我母亲的同班同学(周莉的爱人卢树人,当时是上海电视台的工程师),所以,我们家和她家很熟。周家外公和周家外婆被纺织厂的造反派拉到弄堂里,示众,脖子上挂上“吸血鬼,大资本家”的牌子,家里的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狼藉满地,被造反派拉走“四旧”的东西足有一辆大卡车。10号的周来是我初中同班的同学,她的父亲是大学的教师,母亲是中学的教师,这些“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居然也遭到了进驻学校的“工宣队”的大扫荡!那些天,她父亲的脖子上,脸上留有被“工宣队”队员毒打的血印,作孽啊!他们犯了什么罪啊!
   
这些天,整个南昌路上,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家受到冲击,有的人家的门口,不时燃起熊熊大火,各种书籍和资料,名贵的唱片,许多名画,字画,古董通通毁于一旦。
   
原锦江饭店的董事长任百尊的妹妹,任永恭和她的丈夫原来就住在南昌大楼,他们夫妻俩双双被关进“牛棚”后,她的8岁的女儿,成了无人看管的孤儿,我母亲就把她接来我家,共度难关。
   
那时,父亲的工资由每月两百多块,变成每月60块,这叫“生活费”,加上母亲的工资,每月一共才150块,一家“六个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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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南昌大楼
   
在南昌路茂名南路口,有个瑞金地段医院,医院的楼上就是南昌大楼,这是一幢八层楼高的公寓大楼。那天,我正好从学校回来,走过地段医院,走到大楼的汽车间门口,“膨”的一声巨响,好像有一样重物从高空坠落,“有人跳楼啦!”,随着人们的一句惊呼,大家向出事地点跑去,一个50岁左右的男人,穿着医院的白大褂,满脸是血,躺在地上,一动也不动,“这不是刘医生吗?”,一位老太一眼就认出这个前几天还在给人看病的医生。“他们说他是敌特分子,要他交代问题,真作孽!”,老太喃喃自语着……!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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