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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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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晚翠园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这是一本根据我母亲抗战期间的日记整理出来的回忆录。这些日记是历经了战火硝烟、迁徙动荡,在文革中被抄走,文革后又还回来的。在尘封多年之后,现在终于获得了出版的机会,我想,也许读者在阅读这本回忆录时,需要知道一下主人公的经历背景等等,所以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母亲的故事写出来。

母亲范小梵,1918年出生,原籍安徽桐城。初中毕业后,被其兄范希衡(著名翻译家,时任中法大学教授)带到北平。之后,母亲考入北平第一女子中学高中,与浦琼英(即卓琳)、张瑞芳同窗。父亲朱锡侯,1914年出生在东北吉林,但祖籍却是浙江绍兴。因为家里穷,祖父年轻时便闯关东,在吉林安下了家。“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占领东北三省,家园成了一片瓦砾,祖父在贫病交加中去世。初中毕业的父亲,告别了松花江,只身来到北平,考入中法大学附属高中,后又进入中法大学哲学系。父亲的法文教师,正是我的舅舅范希衡。由于时常到老师家里求教,因而有缘与老师的妹妹相识。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反封建、争民主、宣传新文化,追求恋爱自由;走上街头宣传抗日,演“放下你的鞭子”,参加 “一二.九”运动……母亲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便有了母亲和父亲的那场与传统决裂的、并称得上轰轰烈烈的恋爱与婚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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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父亲与母亲

不过,父母亲的爱情故事,我却是从小姨父的口中听说的。文革串联期间,我从昆明跑到北京告状,然后去了合肥,见到了我从未谋面的小姨妈和小姨父。小姨父汪德庆对我说:“如果没有我,也许就没有你,至少你不是现在这样子”。我惊愕地望着他,从此得知了一个浪漫传奇的爱情故事。

原来,当母亲和父亲的恋爱一事传到家里后,遭到了家庭的反对。外祖父不满意她自作主张地找了一个穷学生,于是,大逆不道的母亲被父命召回桐城,软禁在了家中……

这时,父亲毕业在即,因学业优秀,被中法大学公费派往法国留学,不久将要起程。父亲要母亲赶快去北平结婚。他担心直接寄路费会被外祖父拦截,便与母亲的好友浦琼英商量。浦琼英出主意:把30元钱藏入纪念册的厚封面里寄去,并由浦写信告诉母亲(因父亲的信要被外祖父扣压)。没想到,母亲自回桐城后,便被怀疑为北平来的共产党,一直在当局的注意之中。结果,这封信落入到了邮局国民党检查人员的手里。

邮局的检查人员(党棍)从信中获悉,北平即将有一纪念册寄来,册中夹有30元钱。那“党棍”叫汪德庆留心这个邮件。当时汪德庆刚从学校毕业不久,正是书生意气、侠肝义胆的热血青年。在了解到真相后,出于对国民党的义愤和对反封建婚姻的同情,他决心冒险帮助母亲。汪先是瞒着“党棍”藏匿了这个邮件,随后又开出一张假的‘欠费通知单’,叫收件人来邮局补付邮费。

母亲赶到邮局,一个陌生人从邮局小窗口递出一个邮包及一封信,并叫她赶快走。母亲跑回家打开信后,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那陌生人就是汪德庆,他还附了一张纸条,告知了北上的路线和车船时间。这之后,母亲佯装回心转意,对外祖父说要去安庆考省公费女师,用收到的30元作路费,一路辗转跑到了北平。

据母亲说,她和父亲结婚时,全部财产就是她的一只被水浸过的小皮箱,加上父亲的一套铺盖。他们两人一个是无家可归,一个是有家难回,全靠了同学朋友的帮助:房子是租的、床是借的、桌椅板凳、锅碗瓢盆也都是借的,甚至连母亲结婚穿的衣服也是借的。郑效洵帮他们在报上登了一个结婚启事,浦琼英用火钳为她烫发打扮。1937年2月1日,他们在北海举行了一个简单而隆重的婚礼。尽管天寒地冻又临近春节,还是来了不少朋友。浦琼英、郑效洵、朱光潜、孙荪荃、鲍文蔚、金克木、苏民生、华罗琛、王振基、贾芝、李星华、周麟等等,还有女诗人沙鸥,都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大家一起在这个滴水成冰的日子里吃着糖果、喝着清茶热闹了一番。

几个月后,“七.七”芦沟桥战事爆发,父亲和母亲离开北平回到浙江老家。随后,父亲登上了赴法的邮轮。当邮轮从吴淞口起锚时,他们谁都没有料到,此一去,不仅是天各一方,而且由于二战缘故,他们竟然整整八年失去了联系。

母亲说,她当初写这些日记的动机很简单,就是因为父亲出国,她想把自己的生活足迹记录下来。母亲还说,父亲出国前跟她开玩笑说,叫她写,等他回来时给她稿费。八年后,父亲回来了。这时,写日记已成为她生活的一部分了,于是母亲把这习惯保持了下来。

文革初期,我们家的许多书籍、照片、琴谱,以及父亲珍藏的不少字画、碑贴,还有母亲的日记等等,都被抄走了。文革之后的清理工作中,家里所有被抄的东西皆没有了踪影,最后是折价600元赔偿了事的。虽说我们家并无什么金银财宝,但父亲珍藏的那些名家字画,是远远超过这个价值的。此外一些精神上感情上的纪念物就更不用提了。后来,在父亲的朋友朱晔的奔走下,母亲的日记总算得到了归还。这时父母亲已到杭州了,从昆明医学院寄来了一只大木箱,里面全是母亲的日记。我是此时才目睹了母亲的日记的--实际上也只看到外观:毛边纸,竖排行,有些甚至是毛笔写的,难怪有那么一大箱。也真难为母亲,抗战时期四处奔波,东躲西藏,从浙江一直流亡到昆明,竟然还没把这些东西丢掉。万万没想到的是,在战火中没有丢失的东西,却会在和平年代遭到劫难。虽然最后失而复得是件幸事,但已经是残破不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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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退休后,母亲也有了一些闲暇,她开始整理自己那些劫后余生的日记。但坦率地说,作为女儿,我从来没有关心过此事。因我觉得,母亲当初经历的那些事情,离今天的生活已经十分遥远,因此,我也从未看过母亲的一页日记。

父亲去世后,母亲被妹妹接到了法国,我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口述回忆录(磁带)。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遗漏了许多重要的部分,就连他们那曾经轰动一时的恋爱与婚姻,居然也遗漏了。2004年秋,母亲回国呆了半年。在我的极力要求下,母亲断断续续地对我讲述了这一段往事。这时她已是八十六岁高龄,对于我的一个个问题,身体和精力都已感到不济,于是,母亲把她整理过的四大本日记交给了我。实际上,这四本日记只是母亲日记的一部分,主要是她抗战时期的生活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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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读完这些由日记整理出的回忆录后,我却感到了一种心灵的震撼。我觉得,这不仅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女孩子,在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里颠沛流离、挣扎求生的经历,甚至可以说是那一代人的故事。

但同时,我心中也涌出了深深的悲哀。实在难以想象,母亲的那个至使父亲蒙难多年、并殃及全家的所谓“历史问题”,竟然是这样一段往事--那是在艰苦卓绝的抗战岁月里,一个中国的知识青年,出于对自己祖国人民的挚爱和责任感,从事了的一份宣传抗日的播音工作。这本是一件属于青春热血的事情啊,怎么会被歪曲、演绎得那样离奇呢?

在此,我想顺便说说我自己亲历的几件事:

1955年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父亲都没有回家,听说是生病住在医院里,也不知是什么病。有一天,阿姨偷偷告诉我,父亲是跳楼自杀。阿姨还嘱咐我,千万不要告诉母亲。我那时还不懂什么叫“自杀”,只是朦胧地感到了一种害怕。但我不敢问,当然我也无处可问--家里除了母亲,只有七十多岁的奶奶和四岁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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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家合影(摄于1952年)

后来,我十岁的那年,父亲又被划为右派分子。从此以后,我便入了“另册”。中学时代,尽管我品学皆优,却一直不能入团;当同学们拿着花束去欢迎外宾时,我只能留在教室里打扫卫生;还有民兵训练--除了队列操练等让我参加外,我没有资格参与其他项目的活动……

1966年我高中毕业前夕,文革突然从天而降。一天,刚上初一的妹妹放学后迟迟不回家,原来她在学校里遭同学拳打脚踢,还被剃了“阴阳头”。而遭毒打的理由是:“她妈妈是上饶集中营的女特务,是杀害江姐、许云峰的刽子手,血债要用血来还”……

医生诊断妹妹为十二胸椎和腰椎压缩性骨折,嘱咐要卧床休息。但那些人还要发扬“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革命精神,到我家来继续“红色恐怖”。那些日子,我只得每天用自行车推着妹妹出去躲避。没有任何人家敢接纳我们,我们时常是躲藏在昆医到大观楼一带的田野里,用块塑料布铺在地上让她躺着,中午就吃个冷馒头,直到天黑后才敢回家……

十月下旬,学校组织到乡下参加秋收劳动。虽然没有像妹妹一样挨打,但所受的侮辱已让人忍无可忍,于是我以看病为由向负责人请了一天假,逃回到家里。这时昆明已开始传闻,说红卫兵可以选派代表去北京见毛主席。尽管我没有资格加入红卫兵,但我想去北京找中央文革反映情况。当时我们都以为这是云南地处边疆,天高皇帝远嘛,执行政策难免有偏差。正如老百姓说的“中央的政策是一股清水,淌到边疆淌浑了”,我深信反映到中央就会得到纠正。

母亲托人给我买了一张昆明到贵阳的火车票,把30元钱分别缝在我的几个口袋里,又给我写了几个沿途亲友的地址,并一再叮嘱我路上小心。就这样,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带着30元钱和母亲的申诉材料,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一个人爬上了东去的火车。这一天是1966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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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全家合影(摄于1967年)

记不清换了多少次车,我终于到了上海。可是,站在上海的大街上,望着摩肩接踵的人流和数不清的高楼大厦时,我才意识到事情的难度。我之所以到上海来,是为了寻找能够证明母亲那段历史的人--覃汉川。母亲与他已多年没联系,既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也不知道家庭地址。母亲能提供的唯一线索是:此人与张乐平(即画“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关系甚好,只要找到张乐平就能找到他。然而,人海茫茫中,我又到哪里去找张乐平呢?

在接待站一住下来后,我立即开始打听张乐平。那时不像现在可以方便地打电话,我判断,张乐平是文化名人,应该去报社、美协、文联等文化单位去打听。于是,我买了一张上海地图,准备凭着地图一处处的跑。

我不会讲上海话,也听不懂上海话,问了许多地方都是爱理不理的。人们对我这个穿着土气、操着外地口音的女孩子不屑一顾。也有人勉强听完我的问话后表示不知道,或者用奇异的眼光打量着我:“伊是牛鬼蛇神,侬找伊有啥事体?”
也许是天性倔强不服输,也许是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我依旧不屈不挠,甚至连失败都没想过。在遭受一次次白眼冷眼之后,我站在马路边一边啃着烧饼油条当午饭,一边狠狠的想:哪怕是大海捞针,我也要把张乐平“捞”出来!

后来,我果然找到了张乐平,是在“黑帮劳改队”里。而且很幸运,看管“黑帮”的两个造反派没有拒绝我的请求,我对他们说我只向张打听一个别人的地址,于是他们把张乐平带到了我面前。

张乐平对我说,他和覃汉川也很久没联系了。不过,他写下一个九江路的地址,告诉我这是覃的单位。接过纸条,我迫不及待地赶往九江路,心中充满喜悦和成功感。

未料找到覃的单位后,单位的人说他回家去了。硬着头皮左问右问,总算在这里打听到了覃家的地址:淮海中路XX弄XX号。我急忙从背包中翻出地图查找了一番,立即又跳上电车。

尽管在上海乱闯了两天,但我对上海还缺乏基本概念。我并不知道那些很长的路上,车站都是以与其交叉的路来命名的,也没意识到淮海中路有那么长,就在起点处下了车。结果下车后我一路走一路看门牌,几乎从头走到尾,才在靠近淮海西路的地方找到XX弄XX号。

敲门之后,一个中年妇女开了门,她正是覃的妻子。万万没想到,阿姨听完我的自我介绍后,说覃根本没有回家,覃已经好多天没回过家了。

犹如一盆冷水从头浇下,我愣住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还能到哪里去找他呢?

走出覃家时已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的淮海路让人恍然如梦。我信步往前走着,边走边回想阿姨的神情,猜想覃叔叔是否也遇到了麻烦?会不会也像母亲一样背上了“莫须有”?想到这里,我马上跳上电车--我还要再去九江路,我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

单位已经下班,一番费劲的解释之后,守门的大爷发了善心,不仅让我进了门,还指点道:“去食堂找找看,现在正是开饭时间。”

我快步跑到食堂,里面还有几十人在用餐,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站在饭厅中央东张西望,猜测谁可能是覃叔叔,其实,我连他的照片都没见过。

正在向人询问时,一个中年男子起身径直走到了我的面前,问道:“你是不是朱新地?”

“您是--覃叔叔?”我吃惊地望着来人,眼睛一下子潮湿了。

原来,我上午来此地没找见他时,曾留下过一封信请他的同事转交给他。我走后他看到了这封信。覃叔叔说:“你长得很像你妈妈。”

我终于帮母亲找到了那段历史的证明人。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不禁想:如果当时我多些社会阅历,或者年长几岁,或者用常规方式思考问题,这件事也许根本办不成。这样的举动,只属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十八岁,属于的勇气和青春。

找到覃叔叔的第二天,我便离开了上海,又经过一程一程的折腾,终于在12月1日到了北京。

出来之前,母亲对我说,如果实在没办法,就去找卓琳。卓琳原名蒲琼英,是母亲高中时的同窗好友。在母亲逃出家与父亲结合一事上,还帮过她许多忙。后来,她们失去联系。直到解放后母亲才得知蒲琼英成了邓小平的夫人,并改名为卓琳。但母亲觉得她已在高位,便未再联系过。这次真是万般无奈了。

一出拥挤不堪的车站,那种到达北京的的高兴和兴奋马上冷静了许多。车站广场上人山人海,到处飘扬着“XX兵团”“XX战斗队”的旗帜。我没有组织、没有同伴、没有任何介绍信,包里只装着一张自己的学生证以及一份母亲的申诉材料。也许,像一路经过的那样,我可以凭学生证到接待站住宿,但我担心会遇到同学,离开昆明时我就知道学校里有许多红卫兵已去北京串联,而我是偷偷跑出来的。我是“黑崽子”,没有资格串联。

北京已是天寒地冻,我身上只穿着秋装,尽管也带了些衣服,但因昆明冬天不冷,我根本没有厚冬衣。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该把母亲的材料交到哪里。这时,邓小平已作为“二号走资派”被揪了出来,到处可见“打倒刘、邓、陶”的大标语。好容易打听到了中央文革接待站的地址,跑去一看,数不清的人在那里等着申诉冤屈,工作人员忙得不可开交。我拿着母亲的申诉材料站在那里犹豫了半天,心想,这么多的冤案中央管得过来吗?到这里才明白自己家的遭遇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而且听说批斗、抄家、游街示众甚至酷刑等等比云南毫不逊色。这一切令我困惑不解,在昆明时大家都说中央的政策是清水,淌到边疆淌浑的,难道连中央的水也浑了?

直到很多年以后,我才懂得,个人的命运其实是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真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也!在那种时代的暴风骤雨中,谁都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我如此,我的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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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携手走过50年(1986年)

过去,日记是一种很个人很私密的东西。在父母亲离散的八年中,母亲所记下的点点滴滴,最多也只是准备给父亲看的。不像后来的某些所谓日记,更不像如今的博客,带有一种展示和发布的意味。可是,在六、七十年后的今天来看,母亲的这些个人故事,已经大大超越了个人命运的范畴,它实际反映了一个时代或一段历史。因此,我决定把它们整理出来,呈现给今天生活在和平、安宁中的人们。

这世界的历史是什么?我想,它除了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伟烈丰功外,还应包含被裹挟在其中的亿万百姓的血泪故事。如果说,这棵参天大树上不仅有树干树枝,还有无数的叶片和花朵;如果说,这条浩荡长河里不仅有激流波涛,还有细小的水花水珠;那么,本书中那些未经演绎的真实记录,也可算是历史的一部分吧。

此时正是2007年的盛夏高温季节,杭城的气温一连多日高达38°C、39°C,我只得在电脑上方吊个小电风扇,不停地吹,每天早上六点工作到九点,晚上再干两个小时。尽管如此,我的这台“老爷电脑”还是常常死机,我也“挥汗如雨”得连眼镜都戴不住。因此,当我在键盘上敲下最后一个字时,我坐在电脑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了!

终于完成了!实际上,从母亲1937年开始写日记算起,到后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她自己的整理,再到我对她的整理进行再整理,历时已整整七十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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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0年后,父母与老同学张瑞芳重逢(摄于1983年)

如今,父亲已在地下长眠,母亲也已是九十高龄。这本书能够出版的话,首先是对他们的告慰。

衷心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编辑冯克力先生。是冯先生的热心、胆识及慧眼,才使这些历尽劫波又尘封多年的东西有机会见到天日。也感谢曼菱抱病为本书作序。曼菱和我从小一块儿长大,她对我家的情况是相当了解的。

另,由于母亲的手稿中有个别字迹不清,难以辨认,特别是一些人名、地名,可能有误,特此说明一下。
                     
朱新地

2007年8月11日于杭州陋室

因母亲文中的有些名字或称谓前后不一,读者阅读时可能会产生困难,因此,特将文中所提到的家庭主要亲属简要说明如下:

1、锡、锡侯、颜、颜颜:皆指我父亲朱锡侯。因父亲年轻时喜欢写点什么或翻译点什么,在中法大学读书时,曾与几个同学组织过诗社。当时的笔名是朱颜。
2、锡良、良、良弟:是指父亲的弟弟(即我的叔叔)。
3、锡春:父亲的妹妹(即我的姑妈)。
4、李汉松、汉松:父亲的妹夫(即我的姑父)。
5、范希衡、希衡:我母亲的哥哥(即我的舅舅)。舅舅是著名翻译家,翻译过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卢梭的《忏悔录》等等。舅舅当年是中法大学的教授,也是父亲的老师。因他反对我父母亲的恋爱、婚姻,后来母亲从家里逃出与父亲结合,因此,母亲和舅舅的关系不太好。
6、德庆、庆弟:指母亲的妹夫汪德庆(即我的小姨父)。母亲当时被外祖父软禁在家中时,汪德庆是桐城那个小邮局的局长,在他的帮助下,母亲逃离桐城到了北平。事后,母亲觉得这是个可以信赖的人,写信向他致谢,并托他代为照顾家中的小妹。几年后,汪德庆成了我的小姨父。
7、小妹:母亲的妹妹范坤厚(即我的小姨妈)。
8、仲骅、骅哥:母亲的堂兄范学治,又名范仲骅。

朱新地

2007年8月12日

(完)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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