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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内战风雨

抗战期间的昆明,比起其他国统区来,还算是有点民主气氛的,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当时,尽管国民党也在审查禁止一些进步文稿,但联大的教授们还是敢公开发发牢骚。在昆明的民主人士如周新民、李公朴、潘大逵、罗隆基等等,还可以创办民主周刊,而且那周刊社就在《中央日报》社宿舍的紧隔壁。李公朴的北门书屋照样卖书,其中就有不少进步书刊,有些是从苏联翻译过来的,虽然那个书店开在偏僻的北门街且光线不好,一走进去就有一股阴冷潮湿感,但仍有不少人去那里阅读。
 
我所认识的那位国民党国民参政会委员褚辅成,一个对蒋介石不满就敢开骂的倔老头子,也安住在绥靖路他的寓所里,没人敢去动他。
 
联大的闻一多,在生活压力下给人家刻图章,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政治系的张奚若公开主张民主,与学生开会……等等这些,在当时似乎都是很正常的事,大家既不觉得它超出规范,也没有大惊小怪。
 
当时龙云治下的李培云、陆子厚等卖官贪污之事,报纸上也登些讽刺的打油诗,似乎当局也不觉得是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报纸也未遭禁。龙云的三公子龙绳武(外号龙三),是个恃强霸道胡作非为的公子哥儿,市民们也敢公开非议。
 
总的说来,昆明的气氛比起我几年来所听到的和在各地的亲身感受似乎还好一些。当时老百姓有一句口头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说的就是前方敌人侵略,战事吃紧,而大后方的人却在拼命挥霍,例如重庆政府官商勾结,用飞机专运湖蟹去重庆,一两黄金一只蟹等等。所以相形之下,龙云之治真比蒋介石所统治的陪都中央政府,似乎要多几分开明。
 
记得有一个共产党的刊物,叫《群众》(还是叫《大众》或《大众生活》),在青云街就有一间门市部,那几个小报童还常常到处去送报刊……不管怎么说,当时不是叫“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么?虽然蒋介石早在背地里撕毁了这一协议,但表面上还是打得这块招牌的。因而共产党和民主人士也就利用这块招牌,在龙云统治下的云南进行活动,大约龙云也在暗中起着一些保护作用的。
 
抗战胜利后,这种相对平衡和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重庆的国共和谈破裂后,内战的形势已不可避免。国统区官员们腐败严重,物价腾飞,引起民怨沸腾。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倒是千古真理。正是由于此,最后终于导致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全线溃败了。
 
我最欣赏杜牧“阿房宫赋”结尾处的几句话:“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而当时的昆明,正是国民党撤退前的最后一块基地和踏脚板,它必然要控制得很严密。就在这样的大势下,地下党的活动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在昆明一幕幕地上演了起来。
 
1945年秋,抗战刚胜利不久,蒋介石就让杜聿明武装劫持了龙云,把龙云调到重庆后软禁起来,让李宗黄来替代龙云。李宗黄待了没多久,就由卢汉来主滇,但国民党的特务势力则加强了对云南民运的控制。
 
记得1945年冬天,我们还住在澄农馆楼上时,那时西南联大还未迁走。有一天夜晚,就在云大城墙外的大操场上,很多大学生在举行营火晚会。大操场上火光闪耀,满操场都是黑压压的人群。我爬到城墙头上往下看,虽然是在黑夜的火光中,仍能清楚而真切地感受到人群中那种激昂的气氛,并可断断续续的听到有人在大声讲话,还有群众的欢呼声和掌声。当时还没有什么收音机、录音机,也没有什么麦克风,也许他们用的是自制的土话筒吧?那天好象是联大政治系教授张奚若在讲话,主题是反对内战,一直开到很深夜才散去。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12月1日,大清早,我在云大门口吃完早点准备到注册组上班,一走进校门,就发现一批(大约二、三十)身穿灰棉军衣,腰间扎着皮带,胸前别着一块白底黑字布标帜的人,我看清了那是军校军官队的人。他们手里拿着石头砖块,想冲到云大的大楼上去,因为云大的地势高,从下面往上爬不容易。当时下面的军人朝上扔石块,大楼顶上也有人(大约是学生们)在往下扔,但终因位置高低悬殊太大,这些军人攻不上去,便陆续撤走了。我看见正面台阶不能走,只得从旁边的小路上去上班,。
 
不久之后,就从西站方向传来了枪声、手榴弹声及人们的喊叫声,才知这批军人(当时国民党有个军分校就在翠湖南北路交界处的蒲草田)绕到了西南联大去打人了。西南联大当时正准备搬迁,学校围墙是低矮的土墙,当然是易攻难守,学生们手无寸铁,他们只知道爱国无罪,说理斗争,谁知却是秀才们遇上了兵,语言当然敌不过枪杆子、手榴弹,估计当时西南联大(即后来的师院)是一片杀气腾腾了。
 
事后得知,那天有四个人被打死了。除了联大的一个女生潘琰、一男生李鲁连外,另一个是隔壁工校的学生张华昌。张华昌是爬墙过来的,也遭了殃。此外还有一位叫于再的南菁的教师,当时在理发,并非联大学生,也未见得是参加“学运”的人,也遭枪杀了。
 
国民党对付共产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区区四条生命,当然是小焉哉。历来的统治者似乎都是怕小民的声音会危及其政权的。这就是“一二.一”惨案。后来,这四个人被称为“一二.一”四烈士。中国历史上有数不清的惨案纪念日,为了生存或其他什么目的而牺牲的烈士更是数也数不清,不过,这一次是我所见到的。
 
事后,学生们大张旗鼓地抬着死难者的遗体和血衣在大街上游行。我站在马市口附近的正义路上,看着他们的队伍在沉痛和激奋的气氛中行进,街道两旁站有警察,但并未进行干预,以至使游行顺利地完成。之后,在联大大礼堂(即后来的师院图书馆)为四烈士停灵,举行了盛大而庄严的追悼会,大厅里挂满了白色的挽联,有些挽联写得实在好,可惜记不得了,当时是谁也不敢公开去抄的。
 
1946年的初夏,联大正整装北上之际,民主力量减弱,特务活动加强,又发生了“李闻事件”,即民主人士李公朴被暗杀,之后联大教授闻一多又被特务用无声手枪打死。
 
记得那是六月初的一个傍晚,我们看完电影乘公共汽车返校,与我们同一车的李公朴夫妇在云大前一站下了车,他们要经过一条僻静的小巷回北门街住处。就在他们下车后汽车刚刚开动时,就听见了一声沉闷的声响。当时并不知是什么声音,待我们回到云大后,迎面碰见历史系教授尚钺(尚钺也是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原是锡侯在吉林毓文中学时的老师,和我们是老关系了,相处得很好),他告诉我们李公朴刚刚被特务打死了,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一声闷响是无声手枪。第二天,尚钺又陪我们去云大医院北门外的停尸房看了李公朴的遗体。
 
过了几天,在云大至公堂为李公朴举行追悼会时,闻一多拍着自己的胸膛激愤地发言,他说:“你们这些狗特务,在黑暗中干些丧尽天良的勾当,你们有种的站出来,朝我这里开枪嘛!” 当时会场上挤满了人,群情激愤,当然也有特务夹杂在其中。会后散场时,闻一多的大儿子立鹤是随着父亲一起走的。大约下午五时左右,当他们走到西仓坡宿舍大门口时,特务们终于下了毒手,还是用无声手枪击倒了闻一多。其子立即扑到父亲身上,也挨了一枪,闻一多当即死去,闻立鹤受了重伤。
 
后来,“一二.一”四烈士墓就安葬在师院校园里,并把李闻墓(衣冠墓?)也建在一起。解放后,每逢12月1日都有人去那里祭扫。
 
西南联大迁走后,民主堡垒就转移到云大来了。国民党政府一边准备打内战,一边对学运的学生和民主人士进行迫害。记得有一次,在云大主楼会泽院的楼顶上,几乎聚集了全昆明市大中学的学运学生,他们以“反内战、要和平”为口号配合国共和谈,反对和谈失败后的由小规模磨擦而到大规模的内战。当时,国民党军警进行了围困,学生们以敲击面盆为报警,双方大约僵持一个多星期,最后是由卢汉来劝说,保证不伤害学生,学生们在赤手空拳且粮绝的情况下,终于同意了下楼。我看见这些学生被带着一尺来长警棍的警察挟持着下楼,因为饿细了肠子,卢汉叫人用大铁锅煮稀粥给他们吃,以后事情如何进展,这些学生如何处理,就不得而知了。这大约是1947年快放暑假前的事,后来得知这其中的领导者就有社会系的李慰祖老师。
 
国民党既已决心打内战了,自然对民主人士加紧进行迫害,楚图南(也是锡侯在吉林毓文中学时的老师,老关系)和尚钺就曾被我们隐藏在澄农馆锡侯的实验室住过几天,我还给他们送过饭的。费孝通那几天也是神色怆惶,最后躲到了云大斜对过的英国领事馆去了。
 
随着内战的爆发,战场的推移,国民党逐渐败退,人心所向就更加明显了。大家暗中都在注意着战况的进展,有人搞到了一部美军留下的铁壳收音机,我们就在夜深人静时偷偷的听共产党方面的广播,同时也听国民党方面的战况广播。
 
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的物价涨得简直比坐飞机还快,货币越来越不值钱。我在报馆工作时的薪水以万计(法币),锡侯来云大时乃以十万计,后来以百万、千万计,最后以亿计,以至于到了谁拿着它都不敢留着过夜的地步。于是政府又发了一种叫“关金券”的纸币,是绿色直式的,这是一种短命的货币,大约不到半年就又行不通了。后来又换发了一种橙红色直式的“金元券”,这种券的命更短,最后成了折纸帽、糊扇子的原料。
 
大约1948年到1949年之间,我们已经濒于挨饿的边缘了。两个人每月的薪水一拿到手,就得马上奔到西站外去,去堵农民从乡下用独轮小车或扁担挑来的米,要能够把一个月的米买到手才算放心。至于柴火么,我们住房的背后是城墙,那城墙大多是土堆成的,像一座小土山,上面长了许多灌木丛,我就用柴刀砍些那里的灌木枝子,摊在门前地上晒干了烧。我至今还清楚记得我们在后门外地上支几块砖石、支口锅烧饭的情景:由于柴湿,有的枝条韧性大而泡乎乎的,撅不断也砍不断,而且不容易着火,只是冒烟,熏得人眼泪鼻涕直流还烧不开锅。
 
那种日子成年人还可以顶得住,小孩子可就苦了。当时小咪嘟还不到两岁,由于缺乏营养,孩子脸色蜡黄蜡黄的。有一天王绍曾看见她,之后对我说:“你们小咪嘟脸色很难看,你该给她吃点鸡蛋。”我苦笑着说:“家里已经几个月没见过鸡蛋了。”王绍曾家自己养了几只鸡,忙把家里的鸡蛋送了十个来。
 
实际上,我们也都处于营养不良状态。战局对国民党越来越不利,随共产党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大约只有逃跑的份儿了。这时,医学院也有大批学生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的游行,同时学生们还募集了些资金,为受饥饿威胁的教师们送来营养品。记得他们给锡侯送来过几个月的牛奶票和一些鸡蛋,令我们深为感动。
 
所以,后来我不得不放弃师院图书馆的工作,转到纱厂子弟小学去教书(因那里薪水是发大洋),才使得一家免于饥饿,度过了解放前夕的难关。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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