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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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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朱锡侯

 

 

 

 

 

四、流亡到昆明(十)

白手起家

锡侯他们在重庆呆了一个月,找工作四处碰壁,最后接受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聘约,到云南大学担任医学院生理学教授及文法学院心理学教授。
 
云大是云南省的最高学府,原名东陆大学,当时称国立云南大学。它是一所综合性大学,含文、法、理、工、医、农等各学院。学校位于昆明城西北角一个山坡上,前临翠湖,侧依圆通山,其大门是一座古牌坊式的大门,面对着青云街。主楼名曰会泽院,面南,要爬上几十级宽阔的石阶才能到达。主楼后面隔着花园和两旁的平房,就是至公堂、泽清堂和映秋院。映秋院大约是后建的,取自龙云夫人顾映秋之名,当时为女生宿舍。学校后院直抵城墙,城墙外还有宿舍和农场。
 
医学院偏处校园的西南角,从主楼往左走是大操场,过大操场经矿冶馆就是晚翠园了。那园门是圆洞形的,上有写着“晚翠园”的匾额,园子很大,种了几十棵枇杷树。进入圆洞门后,得下几级台阶,穿过园中的泥土小路,再经两排左右相对的平房,才真正到了医学院。
 
实际上,当时的医学院只不过是两排旧式简易平房,以及最里面的一座二层楼的新式建筑。此楼叫澄农馆,为保山富商董澄农所捐建。澄农馆楼上下大约有八至十个房间,楼下有两间作办公室用,其余的大约都是实验室。教室在那两排平房里。
 
我们就住在澄农馆楼上靠西头城墙边的一间,房间挺宽敞,西南两面都有窗。一张双人棕绷床、一张写字台、两张木椅、一只废弃煤油箱上摞上两只箱子当了床头柜,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了。澄农馆背后有一道墙与外面隔开,站在我们家的窗口,就可以看到墙外的景象,那里是一大片荒地,荒地上有几个芦席棚,住的多半是穷苦人家,常常在棚子上、树杈上,以至地上摊晒着破旧的衣物和布片之类,光屁股的小孩满地爬着……
 
在东边一排教室的背后还有几间房子,里面住着中文系讲师张友铭的一家。在张家房子的横头还有两小间,原是医学院的堆房,临时腾出一小块地方给我们当厨房。
 
有一天晚饭后我们回家时,发现房门并未锁,那锁只是挂在门鼻上,心里还想着是自己粗心,回家便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收拾被子时,才发现放在箱子上的小摆设被移动过位置,忙打开箱子一看,箱子里我的一件灰呢大衣和锡侯的一件大衣(还是法国朋友爱美送他的)全不见了,再打开写字台抽屉,人家托带的一只表和一枝自来水笔也丢了。这些就是我们全部值钱的东西了。家中遭了贼,只得报告给学校,结果也查不出什么。未料第三天,我碰到住在晚翠园门口那儿的费孝通夫人,她告诉我她看见一个胖女人拿了一包衣服从医学院出来。后来得知,这胖女人是医学院工友向XX的老婆,我们也只好自认倒霉了。
 
当时的医学院就这么几间房子。办公室有三个人,一个苏北人,矮胖子,叫陈云浦,大约相当于办公室主任吧;一个办事员叫袁恒昌,好象还兼管财务;另一个就是代鑫泉,弥勒人,年纪较轻,为人比较诚厚,后来医学院独立建院时,代鑫泉又到了医学院。
 
解剖室有两个专职工人,一个是老余兴,岁数已经很大了,但为人很好,他很喜欢我们的大女儿小味嘟。另一个叫李如祥,是具体搞尸体的,人很老实,后来也去了昆医,老余兴后来死了。
 
当时,教授们除了我们一家外,全都住在校外(朱肇熙后来住进了九家村)。除了朱肇熙之外,全都是在外开业的医生。他们在医学院只是兼职,一周来上一两次课。至于实验课,似乎只有沈福彭的解剖和其妹沈淑敏的组织学有一点,至少,生理科是什么也没有的。原来教生理课的经利彬,是北平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的,住在西山那里,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马车,每周能来讲一次课就算不错了,且他每次上课只是随便讲讲,既没有固定的教材,也谈不上什么教学计划,当然更无任何实验设备了。
 
所以,锡侯接手以后,许多教材只有现编,从法文和英文翻译过来。记得生理学、心理学和美学都是由他一边口译,我一边笔录下来的。当时买点白纸都困难,日本投降后美军撤走了,留下些剩余物资,就有人在南屏街背后的地摊上卖。我们就买回大捆的一面印有文字的废纸,因为这种纸厚,可以利用其反面来编写讲义,一直用了好几学期。那时电力不足,我常常在看得见红色钨丝的电灯下给他抄写,因为我白天要上班,只得晚上帮他干。
 
锡侯回国以后,认识了西南联大和北平研究院的一些同行,彼此间有些交往,如搞心理的敦福堂、周先庚、搞动植物生理的汤佩松、娄成厚、余瑞璜、殷宏璋,和北平研究院的张玺、成庆泰、夏武平等人。由于医学院缺乏实验设备,而北平研究院正好要回迁,我们便以友情加上送点礼、请请客的方式,要来了一些他们带不走的笨重家具,如木柜、实验台、书架之类,还有些易碎的玻璃仪器也等于是半买半送募来的。然后我们又小心翼翼一趟趟地从几十公里外的大普吉和西山用马车运回来,这些开支全是用的锡侯的薪水。
 
好容易有了一点设备,还没有实验动物,没办法,我们便在傍晚时分自己去河边田里捉青蛙。锡侯是高度近视,有一次差点掉到河里。后来总算在篆塘河边找到一个卖鱼的,叫杨富,我们请他代捕捉青蛙,答应他只要捉来一定买下,才解决了实验动物的问题。
 
那时医学院大概才毕业了两班,每班的人数也很少。如陈世德、饶闲宜、刘鸿璧、田武昌等大约就是头一二班的吧?
 
从1945年秋锡侯到云大接手生理科时的惨淡经营,到后来初具规模,再到1964年昆医生理教研组被评为教学、科研、师培、实验协调发展的先进集体,这十年间,他(连我在内)真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地拼着命在干啊!

我的工作情况

大约在1945年11月份,熊庆来让张友铭来找我,叫我到云大注册组去工作。这是由于锡侯的要求,得到熊庆来许可的。那时的大学校长还是挺有权的。
 
由于张友铭的关系,我们认识了中文系的其他一些教师,比如陶光(此人后来去了台湾大学)、刘文典等。刘文典是个黑瘦干瘪的小老头,当时就被目为“国宝”了,他在我眼里也的确是个“古董”级人物。其外号叫“二云居士”,即嗜好云土(鸦片)与云腿(火腿)。刘家就住在我家对面(我们在澄农馆住了半年后,就搬到晚翠园小红楼去了),时常见刘从屋里出来,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趿拉一双旧布鞋,一边走一边扣他那件乌脏的大褂,匆匆赶着去上课。
 
我对注册组的工作不感兴趣,1946年暑假之后,就到昆明师范学院图书馆去工作了。
 
那时昆明各个高校和其他一些单位都有不少留法的老同学,如北平研究院、中法大学、云南大学、海口某兵工厂等等。锡回国后,除了一些当时尚未成家的同学常到我们家玩以外,还陆续认识了一些在其他院校和单位工作的留法校友。这些留法校友大多是北方人,学理工医农的全有。我之所以到师院图书馆去工作,就是这些老同学介绍的。
 
昆明师范学院原来是西南联大的教育学院,也可以说是西南联大迁走后留下的一颗种子,还有一些非原西南联大的教职工也留在了师院。地址仍是西南联大的原址,在昆明大西门外,西站的北边。
 
西南联大在抗战时期是一所赫赫有名的高等学府,不仅在学术上,而且在政治上也是起着重要作用的。可是说起校舍来,却是在一大片荒地上的几排简易结构的平房,学生们有很多是在校外的老百姓家拼着租房子住的。我来到昆明时已是抗战末期了,在文林街一带,小米线铺、北方小馆、茶馆,修鞋补破烂的小摊等多的是,一条小街挤得满满的,来来往往的大多是联大的穷学生。而联大教授的宿舍,有在西仓坡的,有在北门街的,科研机构则多在远郊如西山,大普吉等山村小地方。
 
师院的图书馆大约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图书馆兼大礼堂,这里也是“一二、一”四烈士停灵和祭悼的地方。我在任外勤记者时从未去过那里,倒是四烈士死后开追悼会时我才去过这灵堂。这里,也就是我办公的地方。
 
我在师院图书馆工作了三年,由于物价涨得一家人快要挨饿了,1949年夏天,我才不得不去考了裕滇纱厂子弟小学,离开了师院。
 
那时家里共有五个人:老太太、锡良,大女儿小咪嘟。还断断续续地请过保姆,在小咪嘟出生时曾请过一位小姑娘,因此,加起来有六个人。六个人要吃饭,而锡良上学更是要钱,物价飞涨得怕人,当时恐怕除了少数一部分人外,大多数人都濒于饿饭的地步了。
 
记得我曾在报上看见有人以打油诗来形容物价的飞涨,有一次有人用李后主“春花秋月何时了”的词牌和韵脚填了词,上半阙是这样的:“物价涨得何时了,薪水加多少?小儿昨夜又惊风,呈请借钱还在批示审核中。”下半阙记不得了。也许当时国民党政府已濒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这类讽刺性文章、诗词之类时常在报上出现,大家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了。有的还真道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让人感到痛快,倒也无人来干预--恐怕也无力干预了。
 
当时我们两个人的收入几乎连一个月的米都买不到。锡侯是大学教授,自然是无法动的,那么,只好我设法另谋出路,多挣点钱来养家活口了。
 
1949年暑假前,由于李奇(云大社会系毕业,是锡的学生兼好友)在新村小学教书。她从一个朋友处得知裕滇纱厂子弟小学要招聘一位六年级教师兼班主任,是公开招考的。李奇告诉了这个消息,让我自己准备一个示范教学去应考。
 
可以说,教书对我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我教过初中一年级的孩子,知道这个年龄的孩子的特点,因此,我并不讲什么专题课,只是当作第一次上课时的课堂谈心,掌握气氛和孩子们的心理就行。我略微想了一下,到时候就去应考了。
 
其实当时参加考试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叫秦淑蓉的女教师,她是本厂职工的家属,好象是某干部的妹妹。
 
那天,教室里坐满了人,除了六年级的学生外,还有全校教师,以及厂长吴伯祥(老头子)、校长李廷祯,另外还有谁我记不得了。
 
先由秦淑蓉讲,她是江浙一带的口音,说话细声细气的,她倒真的准备了一篇讲课稿,题目是“木造的房子”。她讲完后就轮到我讲。
 
我从从容容地走上讲台,先大大方方地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并非介绍我的什么简历,而是说我今天来给你们上课等),然后就又像谈心又像讲课式的讲开了,既娓娓动听又侃侃而谈。我已不记得这一节课是讲了些什么,但明显的反应是当时在教室中听课的所有学生和老师以及领导们,个个凝神倾听,面带笑容,比刚才秦老师讲课时的课堂气氛活跃多了。等我一讲完,整个课堂一齐热烈鼓掌,大家显得非常高兴。
 
就这样,我被裕滇纱厂子弟小学录取聘用了。今天想来,那次招聘还是很公平的,如果不讲才能,任人唯亲的话,即使我讲得再好,也肯定不聘我而聘秦淑蓉的。
 
由于我家住得远,每天天刚亮就得赶到学校去参加早操和升旗仪式,那条路无公共汽车,厂里又无宿舍。我要从云大后门出去,绕道西站、潘家湾、篆塘、靖国桥等,这条长长的上班路差不多兜了大半个昆明城了。因此我想,能有钱买一辆自行车就好了,厂长吴百祥借了我一百元半开,我买了一辆二十六吋的英国小跑车,这样每天上下班就方便多了。
 
当时我的月薪好象是二十五元大洋,我每月还吴二十元半开(二个半开等于一块大洋),还剩十五元大洋。厂里中午还供一顿很不错的午饭,是和工人一起吃,一桌桌的摆好了菜,坐下八个人就凑一桌。早点是自己花钱买的,厂里有福利,油条、豆浆、小烧饼等都比外面便宜得多而且质量也好。就靠这每月十五元大洋救了一家人的命。当时大学教授一个月的工资,早上能换一块大洋,下午只能换一个半开,若傍晚时发的话,简直不敢拿回家了,因为说不定第二天就什么也买不到了。锡侯有一次就是这样,只好在吉庆祥买两只鲜花饼回来。一个大学教授的月收入只值两只鲜花饼,其惨相可想而知了。
 
我自认为我教学生还是很有一套办法的,不仅课堂教学的效果好,而且能掌握小孩子的心理特点,在教育他们为学为人方面也是很成功的。班上有不少调皮捣蛋的学生,后来都对我心悦诚服而且变成了好学生。
 
第二学期,由于小学生要升学了,得加课,加之我每天早出晚归小咪嘟无人照管,我就在东寺街一条巷子里,与陈学诗家合租了两间房子。那里离学校很近,方便带孩子上班。当时小咪嘟才两周岁多一点,我把她放在子弟小学幼儿园小班,而锡侯每逢周末就到东寺街我的住处来。东寺街有菜市,下午快落市时小鱼等很便宜,我们就买点来自己做了吃。
 
可惜这一段时间不长。解放以后,纱厂人事变动很大,子弟小学也不例外,除了极少数的几个人外,其余的人都不再续聘,我也就回家了。而且更想不到的是,从此以后我就再没有可能参加工作了,虽然我比以前更加辛劳,付出了更多的劳动,却再也得不到就业的机会了。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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