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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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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45年作者和锡春一家于昆明,左一为胡剪虹

四、流亡到昆明(八)

这一年的中秋之夜

1943年的中秋夜我是在南平过的。那天是和一些新朋友们,在水上,在船上,看水中和天上的月色相辉映,听邻船传来的阵阵箫声,一洗年来的胸中积块。
 
1944年的中秋夜我却到了昆明,也是和一批新朋友,在高原上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月夜。
 
刘艳英是广东人,长长的睫毛,厚厚的嘴唇,一双大眼睛忽闪忽闪地,黑里透红的皮肤,显出广东人特有的健美。她性格开朗,动作灵活,我们相处得不错。因而她的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我的朋友跟她也处得很好。
  
刘国梁,天津人,我们报社的发行部主任,是天津商学院毕业的。因为都姓刘,刘艳英便叫他大哥。
  
当时刘国梁在追我,追得很紧,任你骂他,咀咒他,甚至气起来恨不得想踹他几脚,他也像一只猫一样,依旧温驯地跟着你,死缠着你,甩也甩不掉。碰上这种人,还真有点没办法。
  
中秋节那天,王大空、许正杰邀我们大家一起到他们那里去过节。至少,他们那里吃食堂,有伙房,还可以自己加点菜。于是我和刘艳英、刘国梁也就带了些菜肴酒果,加入了他们会餐的行列。
 
我们几个年青人聚到一起,毫无拘束地畅饮畅谈,王大空、许正杰住的宿舍在小西门外潘家湾附近,那里已是近郊。等到大家酒足饭饱时,已经是夜阑人静,月到中天了。
 
走出他们的宿舍,面前就是一条笔直宽阔的大道,路上已不见什么行人。大路和两旁高高的油加利树(即桉树),都沐浴在月光的银辉里,整个大地一派银白色,实在是太美了!我平生喜爱自然风光,尤喜爱月夜。我觉得一个人在静静的月夜里漫步遐想,该是人生最大快事之一。
 
由于吃饱了之后,不想马上回去睡觉,加上一轮皓月正在中天,我兴致很好,便想乘兴去作一番夜游。刘国梁要跟着我,那就让他跟去吧。其实我的豪兴是带着苦涩的,谁也无法理解我的心境和苦恼。我并不是玩弄别人的感情,实际上,别人的真情对我无异于一种折磨,我希望刘能理智地离开我,希望他好好地生活,我很怕他会因我而寻死,那反倒成了我的罪过,当时我心里的负担够重的。
 
我沿着马路独自往前走,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我只盼望战争早日结束,盼望颜颜早日回来。只有他回来了,我才可摆脱当前的困境。毕竟我们都还年青,刘国梁只比我大一岁,长此下去,对双方都不好。
 
一路上,我想起了许多诗人咏月的诗句,Thomas Grey的“墓畔哀歌”是我喜欢的诗句,还有歌德的“对月”。我内心涌起的思绪万千却无法表达,于是我一个人低低地唱着那只喜欢的歌。遗憾的是,我这左嗓子唱出的歌是不成腔调的,但是它能抒发我内心的酸楚之情。我用豪迈、粗犷的行动掩饰和压抑了我内心深深的思念和伤痛。
 
那首歌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中的歌,好象是郭沫若改编的。在上饶古岩寺的山谷里,我常常和林立、黄援华三个人一起唱这首歌,我们在寒冷的月夜里反复唱它,各人抒发着各自的情怀。
 
那歌词是这样的:
 
喀秋莎,你的白围裙,放着太阳般的光华,你是冷酷的人生中一朵热情的花!咱们反抗旧俄罗斯一切罪恶,咱们为着新俄罗斯而挣扎。虽则是,人家都说我是一个傻气的哲学家,只有你,喀秋莎,能理解一个青年的真价。见了你,消失我一切的失望、一切的浮夸,啊,我永远忘不了你,聪明的喀秋莎!
 
喀秋莎,我爱你白玉般的无瑕,你的心灵是那么美,你的爱情是那么伟大,见了你,能使我忘记人生忧虑,可是今朝,你也泪珠儿如麻。虽则是,明朝风雪远征东,我把一颗心上的明珠遗落在天涯。在这月明的寒夜里,谁同我说知心的话? 呵,我永远忘不了你,可爱的喀秋莎!
 
我一路走一边流着泪反复低唱,对月夜、对天空、对远方的亲人、对我自己的心唱,我有着说不尽的凄苦与寒凉!刘国梁一直跟着我,也不说话。从潘家湾--篆塘--西坝--纱厂--拓东路--大东门……我们俩一路走着,各想各自的心事,几乎把昆明城绕了一圈。当我到达翠湖边自己的住处时,天已是黎明,月亮也西沉了。

被调到资料室
 
这年的十一月份,我被调到了资料室。
  
资料室和编辑部、印刷厂都在大西门外凤翥街一所破旧的临时建筑里。我们的工作室是一间很大的草房,茅草屋顶、泥巴墙、泥土地,朝北,既阴暗又潮湿。房间里除了几张桌凳和几架为编辑用的参考书之外,可以说一无所有。
  
我的工作是为编辑们当后勤,也就是说他们需要什么资料,我必须随时提供。而实际上,我的工作只是翻查每天的各种报纸,看到报纸上的有关欧战及国内战况的重要消息,就分栏登记在一个大本子上。我是每天中午上班,要干到夜里十一、二点才能下班。
  
当时除了本地的各种报纸之外,还有隔了多日的重庆的报纸,偶然也收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一种叫《大众》还是《群众》的大开本的薄薄刊物。这些报纸都是邮寄来的,用土黄或土灰色的纸张印的。通常共产党的报纸不许我们看,来了就往字纸篓里一扔,反正那里就我一个人(原来还有一个姓黄的,我去后他就调走了),来了我就偷偷地拆开来看,总想知道一些国民党统治区看不到的消息,看完了再扔进字纸篓里去。不过,这种报纸不是经常收得到,也许是邮政检查漏了的,一般都是卷成一小卷贴了收件地址寄的,不起眼,也容易被疏忽。
 
每当我把剪报、抄报、摘报的工作做完时,我就翻阅书架上的图书,我发现那里有一套《静静的顿河》,很高兴,就利用业余时间看完了。
 
不久后来了一位主任,姓郑,名和平,人很干瘦,一张惨黄精瘦的脸上却时时挂着伤痕,为人倒挺和气,没架子,真是个“正和平”。这位主任除了和我谈一下该做什么之外,一般不来过问我的事,而且他上班的时间也不像我那么固定,主任么,当然有他自己的事情。后来日子长了,我才听说他和王乾一样是个“怕老婆”,老婆常常在家里打他,原来他脸上的伤痕竟是老婆的功绩。我不明白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熊包”,当然,别人家的事我也没必要去管、去追究,不过是觉得这位主任太可怜了,心里反而有些同情他。 
 
于是,我也就习惯于一个人呆在阴暗潮湿的房子里做自己的事。说实话,对这工作我并不高兴干,但不高兴又怎么样?除非你找得到另外的工作!当时尽管有钱人花天酒地,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在饥饿线上挣扎着。我即使兼了图审处的差,两边的收入加在一起,也要一个月不吃饭才缝得起一件阴丹士林布的旗袍,何况不久图审处的兼差也没了。这时候,哪怕工作再刻板,再不合我的性格,为了吃饭,为了生活,也得耐心地干下去。我对自己说,干吧,沉下心来,干点资料工作,了解了解战争形势的发展,也长长见识,兴许还可以天天追踪西战场战事的进展,说不定有一天还能看到希特勒的败退以至完蛋,看到巴黎的光复,盼到颜颜的归来呢!
 
报馆资料室在大西门外凤翥街靠东头,除了西面有邻接的房子外,三面都是空旷的荒野地带。如果进大西门到文林街,离我住的树勋巷倒不远。但因那边城外过于荒僻,一到晚上大西门就关了,于是我每天晚上下班回去就必须绕道进小西门,再从小西门转过翠湖南路,才能回到先生坡那里的住处,这中间要走过很长一段的荒郊野地。
 
那年头,白天一个人走大路,要防老美开着吉普车追赶你;夜晚一个人走在郊外荒野地,又是另一般滋味。尽管我一向不怕鬼,而且动作敏捷、走路飞快,但毕竟是深更半夜的,何况我每天晚上走的那条路并不是一条好走的大路。
 
那是一条河堤,准确的说,只是一道三尺来宽的护城河的堤埂。堤埂左侧是水很少的护城河,河床上一半多是浅浅的污水洼和一滩滩的烂泥。右侧是一大片荒地,一下雨就成了沼泽地,只见一片积水和露出水面的杂草,而天干时,则变成高高低低、大小不等的小坟包。河堤上栽着些杨柳,不过河堤上凡是马能够得到的地方,那些树已是枝叶全无,只剩下树桩了。因为当时马车是主要交通工具,从乡下进城来的车马或运载客人去游大观楼的马车多从此地经过,车夫们都把马拴在树桩上,这里实际上就成了马车的停车场和牛羊交易市场。河堤被马牛们践踏得已经塌陷,路朝一侧倾斜,牛马的粪便更是遍地都是。白天走那条路还要仔细看着别踩着粪堆,夜晚就难办了。但是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得沿着河堤走。这条路步行起码得三刻钟到一小时,好长的一条路呵!(若干年以后我再去那里时,许多旧迹已经不可辨认,城墙早已拆除,护城河也早已填平,我经过久久思索,才确定当年的水洼地就是后来的大观街。)
 
因为我下班太晚,刘国梁不放心,提出晚上他来接我。起初我拒绝了,但是天越来越冷,独自走在荒无人烟的野地里总有些害怕的,如果哪个穷极或色胆包天的无赖汉,摸准了一个年轻女子每晚定时走这条路,给你来几下子,那就更惨了。所以,后来他坚持要接,我也只好由他了。于是,几乎每天下班后,他都在大门口等我,手里拿着电筒,臂上搭着他的棉大衣,我一出门他就给我披上大衣,并一直把我送到我的住处。他的这一片诚挚的深情,是很让我感动的,然而,他越是这样对我,我的心就越加痛楚和不安。我心里有着说不尽的矛盾与惆怅,为什么身边的这个人不是颜颜呢?
  
这条路,我走了整整一个冬天和一个春天(半年)。
  
又失业了

1945年的5月,我被社长钱沧硕的一纸免职通知书解职了。从此,我又开始了不知是第几次的失业。
  
失业这个名词,就等于说丢了饭碗,不过,失业的滋味我尝得多了,心理已有些承受力了,再想办法找工作吧。
  
当时我在昆明仅有的两家亲戚,就是李汉松和骅哥了。骅哥此时已经结婚,那位嫂嫂是个精明厉害的人,绝不像骅哥这么仗义、慷慨。她连自己的亲姑子兰芸妹妹(还是她的同学和介绍人哩),都嫌她在家多余,要她早点嫁人,何况我一个堂妹妹了。再说那时他们早已离开昆明,搬到陆良去了。而汉松是个生意人,经济上的算盘是很精的;锡春待我虽好,无奈她是个家庭妇女,自己并不挣钱,要仰丈夫的鼻息过活,我当然不能去麻烦她。虽然她有时也偷偷塞点钱给我,那是她节省下来的家用钱,我又怎么忍心去打扰她?
 
自从我到《中央日报》当记者后,剪虹就到金马寺那里的长城中学教书去了。长城中学是新建的学校,金马寺离城有十几里路,交通全要靠马车。无论我去长城中学看她,还是她进城来看我,坐的都是马车。那马车倒是别有风味,一般一辆马车上有两三排座位,座位就是一条横木,四周有木头护栏,有的上面还有车蓬。赶马人穿一件本色的光板皮背心,背心前面一排密密麻麻的扣子,却是敞着胸怀的。马脖子上系着一串核桃大的铃铛,马前额上还挂着几绺红缨,随着马的小跑动作,那铃铛一路响着,红缨也一路抖动着。初坐那马车时,觉得挺好玩挺有意思的,但十几里坐下来,屁股都颠疼了。
 
长城中学是新建的,学校的房子建在半山坡上,是几排平房,既当教室又当宿舍。农民的房子也散落在四周,所以那里既是学校又是农村。

剪虹住在山坡上最靠外侧的一间,四周空荡荡的。房间不算大,但由于房间里没有东西,显得很空。
 
一个年轻女孩子,似乎到了任何地方,都免不了碰到一些不愉快的感情纠缠,剪虹当然也不例外。但她比我糟糕的是,白天遇到人追求,夜晚还有鬼来干扰她。她说,每天晚上她一入睡,就梦见有个年轻姑娘来向她讨房钱,说她的住房被剪虹占了,她没房子住了。后来,附近的农民有人告诉她,她住的房间底下原来是坟,下面埋过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原来这长城中学是建在荒坟堆上的。
  
由于刘艳英毕业后在审计处找到了工作,搬到审计处宿舍去了,她的床位正好空了出来,我就放了一张床让剪虹住过来。剪虹后来在求实中学找到工作,不再去长城中学了。
  
当时的钱不值钱,那种叫“法币”的纸票子,我两处兼差时可以拿到两三万元。我曾经想过,如果我两处兼差存点钱,还可以支援绍兴老人的生活,帮助良弟上大学,一旦颜颜归来也可以减轻他的负担。可是打算归打算,常常是钱还没有到手,物价早已腾腾地往上涨了,等你拿到钱时,也只够糊自己的一张嘴了。况且我这个人生平就不会积攒钱,加上法币天天在贬值,存了也没有用,且也无钱可存,所以,一旦失业没有了收入,生活就够呛了。
 
于是我只得一边找工作,一边变卖能卖的东西。可惜的是,我手中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看来看去,唯一值点钱的就是一件皮大衣了,那还是在上饶时缝的,而且还是谢道五替我交了缝工才取来的。虽然那件大衣今天看来是土里土气的东西,可在当时还算是一件时髦高贵的服装。其实我的生活和工作都不宜于穿它,加上昆明的冬天不冷,也用不着穿,白放着压箱子底占地方,因此我托刘国梁送到寄卖行里去卖掉,换回了几个生活费。。
 
不久听说昆明广播电台要招国语播音员,他们是公开招考的,好在我这人从不怕考,但上饶广播电台的滋味我尝过了,并不太想去,可是为了生活,我还是去参加考试了。那考试主要是面试,就是让你到播音室里试播一篇稿子,一些人在下面听,电台台长黄天如(人称黄大胡子)也亲自来听的。黄大胡子对我的试播很满意,只是说我的语速稍快了点儿,叫我注意语速放慢一点。
 
他们决定要我去,但当我提出住的问题时,双方的要求就有出入了。他们先说没地方住,可是电台在潘家湾,是郊区,电台是要做夜班活的,如果夜晚播完音没地方住,对我不合适。我对他们说:“没有住处我就无法来。”后来对方说可以给我解决住处,我去那地点看了看,房子倒还是正经房子,在电台的后面,那里正是郊区,竹篱外就是农民的田野。哪知我正在考虑这事时,却听说了一件事情:一个年轻的女职员,就住在我要去的那排宿舍里,遭了小偷,东西全掳光了,可能那女职员还遭受了侮辱。这样一来,安全得不到保障,我也不敢去了。
 
幸好我失业时,剪虹已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她已在求实中学教书了。
 
就这样,我一边到处找工作,一边靠剪虹的调剂,混过了失业的几个月。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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