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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四、流亡到昆明(六)

我当了新闻记者

1944年5月初,我到报馆工作以后,他们给我安排了住处。我住的地方是报馆内勤人员的宿舍,在凤翥街一座旧式的大园子里。这似乎是一座什么人家废弃的大宅院,报馆用来做了宿舍,尽管是破旧的房屋,但还看得出当年盛况,荒芜的园林中有假山石、盆景和盘曲的梅花,不过因年久无人居住和修理,以致这些东西大多东倒西歪,在荒草丛中度着冷落凄凉的岁月。
 
编辑部的人,从主笔毛树清到内勤编辑,都住在大院中那些东西分散的小屋里,我住了顶靠边的一小间,有一张单人床、一只小书桌、一椅、一凳足矣。
 
内勤人员多半是做夜生活的,白天睡大觉,这里离他们的工作地点近,对他们合适。但对我这个外勤人员就不合适了,因为我白天跑采访,晚上在马市口那里的办公室写稿,一般要半夜才回宿舍。那年月,那地点在小西门外靠近郊外的地方,人家本来就稀少,虽然我从来是不怕鬼的,但毕竟一个年青女子,半夜三更地一个人走路,假若遇上歹徒就不大好办了。因而,我在那儿住了不多日子,就托天主教堂的那位年青朋友帮忙,在华山东路的履和巷租了一间小房子,二房东姓方,女的是湖南人,夫妇俩带个孩子,仿佛也是天主教徒。这里离马市口极近,就这样,我在这儿住了较长的一段时间,跑了半年的外勤。
 
那时抗战大后方所剩的城市已经不多了,昆明也算是个文化城市,聚集了许多文化单位,大多是沦陷前从北平等地匆匆迁去的一些高等学府如西南联大、中法大学,以及一些科研机构如北平研究院所属的动、植物研究所等等。这些单位大多设在西郊的西山普坪村一带,还有就是原来的云南大学了。
 
《中央日报》的门市广告部和采访部就在马市口,大门正对着正义路。广告发行部在楼下,主任叫刘国梁,天津人,他手下有几位男女职员,茂英姐就是那里办公的。二楼的后半部分是我们采访部,前面是经理部,后来来了一位刘经理,胖胖的,约五十多岁。
 
当时《中央日报》创办似乎还没有几年。社长叫钱沧硕,主笔叫毛树清,总编辑胡惠生——就是朋友将我介绍给他的那个人。胡惠生当时约五十岁左右,听说是皖南有名的国学大师胡朴安的侄子。记得我初到的时候,他带我去见过钱社长和毛主笔,得到了他们的认可我才进去的,不过进去后我和他们并没有什么接触。
 
我们采访部一共有五个人,主任叫王乾,西畴人,这个人看起来好象并不多坏,不过后来整我的主要还是他。一个叫彭北原,四川人,原来是在商业界搞什么工作的,这个人个子不高,长的清清秀秀的,思想还有些深度,老婆是东川一个有名人家的小姐。另一个叫赵公远,当时还很年轻,二十岁刚出头,一副自命不凡的样子。他的哥哥叫赵公望,是国民党省党部的书记。但想不到的是,听说赵公望解放后进了西山党校,而赵公远却在解放后镇反时被镇压了。这些都后来《云南日报》的沙德珍告诉我的。如此看来,这小东西当时可能就是个小特务,不然怎么也轮不上一开始就被镇压了啊。
 
此外还有一个叫陈中岳,是西南联大的学生,是兼职的。陈走后换了一个山东人,大高个子,叫牟家义(笔名牟波)。他们都是大学生,对大学情况易于了解和采访,因此,有关联大和云大的消息就由他们负责。
 
王乾是头儿,他专管省政机关的消息,彭北原管商业企业经济新闻一类,赵公远负责国民党的党务新闻,我则管所有的中等学校。当然,如果遇上省里开大会,比如参政会、参议会、省市运动会之类的事,就大家一齐跑,而我则负责女性方面的采访报道。
 
记得我进报馆不久,报馆里就闹了一场“死人风波”:一个叫赵文元的宁波人,大约是编辑部主任吧,年纪还不大,可能还不到三十岁,突然死了。据说他本来就有肺结核,下班后去逛过妓院,夜里又淋了雨,因此患了重感冒,发烧,住进了市立医院。我们刚听说他生病住院,很快又听说他死了,觉得太突然了,再怎么重感冒,也不至于这么快就送命的呀!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没有人知道,值班的护士也不晓得,经追查,两个护士是在院子里交了钥匙,谁也没去看一下就算是交接班了。我们去看赵的尸体时,发现他的指甲是黑的,嘴唇上也有咬出的黑色血印,好象是中毒死的,是不是医生或护士用错了药呢?赵只有一个寡母远在宁波,这事只好由报馆来处理了,死因又是这么蹊跷,于是大家就闹了起来。当时几乎全报馆的人都去了医院,把院长找了来,一帮年轻人还把赵的尸体抬到医院大会议室的台上放着,报馆一边登报,一边要医院道歉并赔付一切丧葬费用等等。
 
这事后来是怎么了结的,我记不清了。哪知赵死后不久,营业部的一个女职员也突然死了,不记得是被车撞的还是自杀的。于是大家都说,《中央日报》接连死了两个人,不是好兆头;又说,“凡事不过三”,应该还要死一个人。一时间闹的人心慌慌,人人自危,谁都怕自己是那个“第三名”。说来也怪,还真有第三个人死了——刚从重庆调来的一个小伙子,大家连姓名都还不知道,到报馆的第三天就得了个什么急症报销了。大家都惊异的说:“这小伙子真是赶来填空的。”但自此之后,大家心里仿佛安了,报馆也太平了。
 
这件给我印象很深。因此在这记下一笔。
                 
昆明女记者群像

“昆明女记者群像”,这是在我离开报馆若干年以后,昆明《龙门周刊》上一版专栏特写的标题,写的是当时昆明各报的女记者,而这篇文章中所说的首位女记者,就是我。
  
当骅哥得知我决定到《中央日报》去当记者时,极不赞成,他对李汉松说:“当什么新闻记者,弄不好要身败名裂的。” 因为当时社会上对新闻记者、话剧演员这些职业还有某些偏见,这些名称在他们的头脑里还不习惯。但我想,我既有能力、才华,也能把握住自己,为什么会声败名裂呢?我相信自己能当个名符其实的新闻记者,因此,我只有对他报之以衷心的感谢和沉默的微笑了。
 
当时在昆明,大报有《中央日报》,算是国民党政府的机关报,《扫荡报》是军队系统的,《云南日报》是云南省报,《正义报》是商业经济系统的,《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党报;小报有《朝报》,周刊有《龙门周刊》(其他也许还有一些,不太记得了)。通讯社有“中央社”和“云南通讯社”。外国驻昆明的有“美国新闻处”、“英国新闻处”、“法国新闻处”等。加上当时是美英法联军对德意日作战,还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史迪威的滇缅远征军、驼峰航线、滇缅公路等等。记得骅哥他们的工兵就曾去大理、保山一带修过滇缅公路的。这么多新闻机构和新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相当壮观的事。
 
而女记者,开始时就只有我一个人。各报记者跑新闻时只有我这么一个女记者,于是乎,我成为了被同行羡慕的对象,以至变成了众人瞩目的人物。用当今一句世俗的话说,就叫做“走红”吧。
 
这一下子,各家报馆争着到处找寻合适的女记者,似乎在昆明的报界刮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其他报派到《中央日报》报馆来采访我的,一天竟达数起,有的甚至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一坐就是个把小时,真是烦死人了。怪不得骅哥要担心我“身败名裂”哩!我心里十分讨厌这种事,却又不好过分怠慢,日子多了,我也渐渐明白了,其实对付这些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客客气气地冷遇和恭恭敬敬地送客。后来时间长了,大家觉得我这个人并不太好缠,也就淡了、远了。这是开始一段时期的“热”吧。
 
接着,《云南日报》找到了一位方丹女士,才到任时还特别来采访了我。方个头不高,有点胖,圆脸,穿一身黑旗袍,给人的感觉显得有些冷,因此人们在背后称她“黑寡妇”,真不知这浑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
 
另一个是中央社的陈香梅,当时人称之为安娜。陈个头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身材也是圆圆的但很匀称,一副讨人喜欢的样子。她的外语好,因此专跑美军飞虎队。她和飞虎队的那些美国大兵混得非常熟,因而人们对她的议论也很多,比如说她某时爬在墙上,让老美抱她下来,说她同美军关系不一般等等。但尽管当时有人说长道短,后来她毕竟嫁了陈纳德并成了美国政界名人,谁还会提那些微不足道的往事呢?!
 
后来中央社又来了一个联大的学生,叫陈柏生,矮矮的个子,生得很小巧,显得很精干。我跟她无什么私人交往,只是在公开大众场合,比如某大会会场,某公司、厂家的招待庆祝之类的场合相见。听说她和《朝报》的吴二南打得火热,两个人总是一起跑新闻,大家都认为他们是“一对儿”。《朝报》报馆的老板叫王公弢,在当地颇有名,但这个名不是中国传统所说的名望,而是有点像上海杜月笙之流的名气。这样看来,《朝报》在当时的立场和政治倾向可想而知。后来我从贾植芳的文章记述中才知道,吴二南解放前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害。而陈柏生一直到解放后还当过相当长时期的记者,由此看来,那时他们就是地下党派出的了。
  
在我调到内勤以后还有几个接我班的,似乎有一个叫傅冬菊的,听说是傅作义的女儿。但已不如我当时那样的鼎盛了。
  
《龙门周刊》上那篇“昆明女记者群像”中所写的第一个人,就是我。文章说:范小梵,是《中央日报》的也是昆明的第一个女记者,梳着两条小辫子,穿一件阴丹布的蓝旗袍,夹着个讲义夹子,走起路来飞快,在采访新闻时,总是一面问一面记,在大讲义夹子上不停地写……文章还提到我在记者节上主持节日会场的情况等等。这份《龙门周刊》一直放在我的小皮箱内,在文革中连同其他东西一起被抄没了。
  
说起记者节,那是在1944年9月1日,是我生平所参加的第一个记者节,也是最后一个记者节,但留给我的印象却很深很深。
  
那天一大早,各报馆的内外勤几乎全体出动(除了工作需要的之外),分别乘坐吉普车或其它大小车辆,聚集到黑龙潭欢庆自己的节日。那天天气很好,气氛也很热烈,大约有好几十人,地点就在唐梅面前的空地上,大家席地而坐,分享着各报带来的糖果糕点之类。还邀请了各国新闻处的外籍同行参加。记得美国新闻处处长(名字已忘)和英国新闻处处长马丁都去参加了。会场上,大家推我当主持人,于是我就站到前面,说了一句:“我这里是广播电台,现在向大家宣布我们的节日开始……”记得那天除了尽情地交谈和吃之外,还有即兴的节目。直到下午,大家才尽兴地回市里上班。
 
当时英国新闻处的马丁先生就坐在地上,仰头微笑着听我说话。事后,《龙门周刊》社长聂克雷给我介绍了他,活动结束后,他邀请我和聂克雷一道乘他的小轿车回市里。在车上,聂和他用英文交谈,还不时地转过头来询问我他的英文说得对不对。其实,我的英文程度真是天晓得,我只好以谦虚的微笑算作回答。不过,这位马丁先生为人很谦和,而且仿佛很面熟,我总觉得在哪里见过,哦,想起来了,那是在一部电影里,他和一位叫钟霍尔的男明星极相像。随后,马丁给了我他的名片,我的名片也给了他,彼此报了姓名。临分手时,他再三表示希望我到他们新闻处去玩。
 
记得我后来去过他们那里两次,一次,他招待我吃下午茶;一次,他陪我玩园通山,因为他的办公地点就在园通山后门附近,出了门只消走一小段路就到了。他表示要去我的住处看看,我就领他到履和巷我的小房间坐了一会儿,他又要看我的相片本子,翻开相本时正巧有一张我戴着草帽的一寸小照片落到了桌子底下,他连忙拾了起来并讨去了这张照片。其实我只是想找机会多学点外语,尤其是口语,我太不行了,做新闻记者这工作,更觉外语的重要。我才到昆明不久时,还曾和剪虹一道去找过教堂的牧师学英语,那时的口语比现在还强一点呢!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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