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当前位置: 首页漫长的路风雨流亡路 》四、流亡到昆明(五)
分类:

wind.gif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16.jpg

 

图:1944年,在《中央日报》做记者时。

 

 

 

 

四、流亡到昆明(五)

到处托人找工作

骅哥待我们实在太好了,处处关照我们,真像待自己的亲妹妹一样。
 
我们一去时,就表示希望他和松汉能帮我们找工作,他却坚持要我去读书,叫我去考西南联大。考西南联大正是我梦寐以求的,但这事被父亲知道后,父亲写了一封信来责备我,说骅哥的亲妹妹都未能上大学,我不应该让骅哥供我上学。父亲的话是对的,骅哥自己的亲妹妹都没上大学,我又有什么资格什么权利接受他的支援?我只得婉言谢绝了他的这一番好心,自己暗暗地去托人找工作。当然,骅哥那一片诚挚的情义,我会终生铭记的。
 
另外,剪虹久居于此也心里不安,骅哥的始终不肯吐露而我们已觉察出来的苦情,使剪虹很为难,因而我们决定离开这里。
 
可是在昆明我们是新来乍到,没几个认识的人,只得靠汉松。汉松大约是1935年就去了昆明的,也算个老昆明了,我求他帮忙找工作,他答应了。
 
汉松认识中山中学的校长陈保泰(陈也是浙江人),且由于汉松的介绍,骅哥的工兵帮陈在西站外盖了几所房子。出于这样的关系,陈保泰答应我和剪虹去中山中学教书。
 
于是我和剪虹草草整理了一下行装,无非还是一只箱子一个被盖卷。在一天早上,骅哥吩咐李班长赶了马车送我们去。
 
中山中学离巫家坝飞机场很近。当时昆明街头常有美国大兵开着吉普车到处乱转,有些喝醉了酒的或是并未喝醉的大兵,看见年轻漂亮的姑娘就追,追到身边拉上吉普车就开走了。那时也的确有些“吉普女郎”是真跟美国大兵混的,老百姓管这些人叫“走国际路线”的。那天我们马车所经过的大路上,就看见老美的吉普车来来往往,见到我们有很多停下来跟我们打招呼,喊着“哈啰”向我们招手。我们不理他们,他们见有当兵的护送我们,也就走了。
 
学校给我俩安排的住处是在大操场尽头,一排简易竹篱笆房(也许是芦苇编的,外面糊上了一层泥)的最边上一间。那里本来就很偏僻,四周空荡荡的,又没有围墙,篱笆房后面几米处就是一条大路,老美的吉普车来来往往,“咿哩哇啦”的呼叫声清晰可闻。李班长帮我们卸下了行李,又帮我们整理了一下就回去了。
 
学校要我教高中的语文。我第二天上了两节课(好象是古文),第三天又上了两节课,没想到刚下课不久,就看见李班长苦着脸找我来了。原来是他回去后,一五一十地向骅哥汇报了这里的情况,骅哥一听就火了,说:“把她们两个年轻女孩子放在那种地方,怎么行呢?”骅哥不放心,叫李班长赶快接我们回去,因此老李就来了。看到我和剪虹还有所犹豫,老李又说:“四小姐、胡小姐,还是回去吧,不然营长要责怪我的。”我们只得一面赶紧收拾行李,一面向教务处退了聘书,然后坐上李班长的马车回到小坝。
  
于是,我们又开始到处奔走,托人找工作。
  
无奈之下,我只得去找了那位在火车上认识又送我们到吴井桥的河南人王宪谟(离家六七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北平人,所有北方的人都是同乡,口音相同嘛!),王这个人的确很好,很忠厚老实,乐于助人。他自己在邮局工作,人事关系少,但答应帮我们托托朋友。后来,他托了他的一位同乡,这位同乡从安徽歙县来昆明时,同车的是《中央日报》总编辑胡惠生。这位同乡把我的经历和学历(当然是北大毕业的啰)介绍给了胡总编,这是促成我去《中央日报》当外勤记者的一个重要关键。
  
此外,我到昆明后,去找了颖瑞的姐姐茂英。茂英姐当时在《中央日报》社经理部工作,是发行、广告、订报部门的一个职员。茂英姐的丈夫叫黄德聪,在凤翥街印刷厂搞校对工作。他们两个人一个在马市口上常日班,一个在大西门外上夜班,一天见面的机会很少。
 
我去过茂英姐的家里,在翠湖北路的一所房子里。一间屋子被简单地隔成两个半间,里面半间黑洞洞的,是茂英姐夫妇住,除了几件破旧的必需家具之外,一无所有;外面半间是她的老婆婆住,似乎还有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叔子;门外放着炉子之类的厨房用具,其家里东西之破旧、乌黑,简直像是个贫民窟。
 
茂英姐为人善良、纯朴,一如她的弟弟。只是家庭生活很不幸,夫妻间感情不睦。我看黄德聪很粗鲁、很笨拙,但又很老实,他那母亲成天不停的唠叨,骂儿媳妇,儿子就只听母亲的话,因此,茂英姐在家,就只有受气、受欺的份儿。
 
不过,茂英姊和黄德聪倒是帮了我的忙,他们也从中向这位胡总编辑推荐了我。由于这两方面的推荐,胡总编约见了我,于是,我成为了当时昆明的第一位女记者。这大约是1944年5月初的事。
 
我到报馆以后,茂英姐一家去了滇西的保山,他们想取道瑞丽回缅甸去,我还为他们饯行的。可是不久后却听说,他们到了保山以后,走又走不掉,回又回不来,最后茂英姐疯了……

为了找颜颜的信息

我万里跋涉到西南来,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抗战前方无法得到远行人的任何音讯。在那动荡而艰难的岁月中,我从来没有停止过给他写信,但是我自己心里明白,很可能写也是白写,寄也是白寄。我常常跑去问邮局的人,人家的回答也是邮路已不通了。
 
事实也的确如此!当时,海运已经不通,西战场上也是战火纷飞,苏德战争打得很紧,英法美联军共同对德意轴心国作战,而在东战场上,日寇占领了中国绝大部分最好的河山,并把铁蹄踏遍了东南亚,我们所处的那四面受包围的小小城市,虽还未沦陷,也等于是个死角了。国内短距离的一封信,比如与绍兴、安徽的通信,一封信往往要走一个多月甚至几个月,杜甫诗中的那种“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情怀,早已不能道出我们当时的心境和处境了。
 
记得我在南平一年时间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一封信。虽然我的信还是照样写,照样向他倾诉满腹的相思和凄苦之情,但有时下笔总感到一种无望的悲哀;我也照样寄,每次把信投入信箱时,听着那信落入邮箱底的声音,仿佛我的一颗心也随着一同沉落了下去。尽管我也明白,自己的这些所做所为也许都是白费劲儿,但一个人活着总得有些希望,我总幻想着也许会有一两封信能被他收到。人的感情有时就是那么不现实,又那么可怜可悲,总是在苦难的深渊里寻找渺茫的希望。
  
我之所以决定往昆明去,除了前述的原因外,就是想找寻远行人的消息。因为我知道云南当年与法国的关系比较密切,昆明与法国之间肯定有不少关系,何况当时昆明也算是未沦陷的为数不多的几大城市之一了。
 
记得我到昆明后去巡津街找王宪谟时,看见那里有个天主教堂,于是我就一个人走进了教堂,尽管我谁也不认识,但我想找一个人,牧师也好,神父也好,我的目的只是想通过他们的帮助,让我能够把信寄出去或带出去,可以让我们中断了几年的音讯连接起来。
 
然而,由于战争的缘故,所有的法国神父和神职人员都走了,在教堂里留守的只有几个中国人。有两位年纪比较轻的,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姓名了,似乎一个姓何,一个姓黄,他们听说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也愿意帮助我。这对我来说,至少像一个长期困在沙漠荒原中的旅人,看到一点绿色就觉得有水的希望了。
 
姓何的那一位好象是四川人,三十多岁,方方脸,带一副深度近视镜,壮壮实实的,他热心地带我去孤儿院(好象在平政街)找到几位法国修女(在北京称为“姑奶奶”的),这几位修女也答应帮忙。
 
当时徐惠恩介绍了她一位在西南联大中文系的好友薛瑞娟,我也去找了。总之,凡是有一点关系或线索的地方我都去找过。我听说昆明还有一所中法大学,就是原北平中法大学迁去的,理学院在黄土坡,文学院在北门街唐家花园对过。我知道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跟希衡的关系,我就一次又一次地跑到黄土坡和北门街去找他,后来才得知他住在黄公东街,那里是北平研究院所在地,他是院长又兼校长的。
 
我终于在黄公东街找到了李校长,自我介绍以后说明了来意。老头儿约六十岁左右,长的很富态,倒没有什么架子,他也很同情我,并很客气地告诉我,他们在海外的学生都安全,并且在努力读书,只是因战争关系,交通阻隔一时还回不来。起码,起码,我总算得了点消息。
 
又过了很久,汉松和锡春收到了锡侯的一封来信,信中说了一些他的学业情况,并说不知现在坤元在何处,怎么样了?我终于见到他的亲笔字了,总算西南这一趟没白来。
 
随着西战场战事的进展,我可以从报纸上知道一些那里的情况,我的心也仿佛跟他一起共担忧乐。
 
后来我在《中央日报》当外勤记者时,有机会见到昆明法国领事馆的人员。领事馆新闻处是邵可侣负责,邵可侣也是希衡的同事,锡侯曾经帮他翻译过稿子,所以,趁这些机会,我托了邵和他的同事去法国时给我带过信和照片去。
 
此前,在尚未找到这些关系之前,我还找过国际红十字会,托他们打听锡的消息。由于德军的进攻、巴黎的陷落,都一再使我为他担忧,急于知道他的安危。总之,邵可侣帮我联系过法国的有关方面,也帮我带过信,万国红十字会也帮助过我,我都应该感谢他们。
 
当我认识了刘艳英之后,她有一位朋友在国民政府的外交部工作,她帮我托这位朋友(名叫钱能欣)了解到锡侯的情况,并设法使锡侯从各个渠道收到我的消息,让他知道我已经到了昆明。钱能欣帮了我很多忙,后来我给锡侯的信,就是通过他们的外交邮袋交给里昂或巴黎的中国使领馆,再由领馆人员把信交给锡侯的。这样,终于把我们中断很久的联系接通了,我的这趟昆明之行总算没有白来。
 
后来,1945年8月底,正是他离国八周年的日子,锡侯终于回到了中国,到了昆明,并且从此留在了昆明,殚精竭虑地为祖国边疆的教育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我们满以为自己是在干着人类崇高的事业,是在实现着从年轻时就追索的理想,谁知后来竟一再遭到无穷的横祸,以致造成无法弥补的终生遗憾。
 
直到最近几年,我想摸索着从易经、卦相、命相的角度来解悟人生的一些问题,我看了洪丕模的《中国古代算命术》一书,从中发现了一个可叹可悲也令人惊异和不解的问题。按照书中的说法,锡侯的命运应该在西北金水分野好,而在南方火地,却会被“夺官剥职”。我看了之后不禁大笑起来,可不是吗?法国那里正是“西北金水分野”,在他回国之前,他的学业一直很顺利,曾有教授想留他在法国大学里工作的,可是他却毫不犹豫地回来了。他要为国尽忠、为家尽孝、为夫妻尽责,他到了昆明这个“南方火地”,结果却一连串的遭遇,不仅是“夺官剥职”,甚至是“九死一生”了!直到改革开发的这些年,不少学生对他说:“朱先生,你干吗要回来呢?你当初要是不回来,把师母接出去多好!”真是一点不错!那样的话,我也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施展自己的抱负才华,何至于受尽磨难,委屈一生呢?
 
记得我父亲在我出生后,给我排了八字,说我是“劳碌命”。看来,一个人走过一生的路,回过头来才看得出“命”这玩意儿还真有点名堂哩!那么,我之到昆明,对于我们这一生来说,到底又是得耶,失耶?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 È«ÊéÍê ----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