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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四、流亡到昆明(一)

打算西行前的一段生活

因为颜颜在西边,在我那天真的思想里,总觉得只要能往西多走一步,仿佛两人的距离就缩短一步。但实际上,真正踏上西行之路的决心,却是不得不下的。
 
上饶那一次的大撤退,虽然后来机关都回去了,但很多人却流落在福建各地,各自另谋自己的生活,苦撑着战乱的岁月。此时,剪虹的母亲和弟弟都到了东北,颜颜的老母和弟弟还留在沦陷区的绍兴,过着忍受铁蹄下践踏的生活,我也无力去照顾她们了。我所能做的只是,有时托剪虹的父母接济他们一点生活费用,而我在这里补偿给剪虹,大家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我是七月份离开师专的,也就是说师专放暑假,我领到了最后一点薪水补贴和一小袋米之后,就离开那里了。
 
我有两个学生,是两姊妹,一个叫李亚玲、一个叫李亚珑,当时约十五、六岁吧,也是浙江逃难过去的。她们的父亲是开车做生意的,她们的父亲答应我可以带我和剪虹到桂林,而且所说的时间很近,因而我们就先住到他们家的一间庇间里。当时是夏天,不需要什么被盖的,他们家人待我们也很热情,但住了几天以后,他们的车不开桂林了,这样,我们只得托人找车子了。
 
那时西行的交通工具,好象没有客车,只能找运货的车子,是货车搭客。当时叫“黄鱼”车,客人就被称之为“黄鱼”,常常是车子未到检查站前,“黄鱼”就得下车步行,等过了检查站客人再上去。车钱自然是司机得的,能把客人带到目的地,就算是司机的大恩大德,也算是乘客有福了。如果遇上没良心的司机,东西放在车上,半路上借故抛锚、检查等等事故,让乘客下车走路,而司机把车开跑了的事是常有所闻的。如果是年青貌美的姑娘,只要你肯与司机厮混,那不仅车钱不收,还可以赚到好吃好喝。所以当时有句流行谚语“三员(教员、公务员、小职员)及地,司机发财。” 在那个战乱年月,司机无疑是最走红、最吃香的。
 
我们当然是不敢乘这种车的,而且在当时的南平,货运车也是极少的。李家这边没了指望,只得到处打听、求人了。
 
当时我们在南平城里并无多少熟识的关系,只有法院里当书记官的李庆徵,李原是朱巧贞的朋友,她也帮我们托人打听,另外就朱巧贞了。朱巧贞是剪虹在绍兴锡麟小学同事,为人很温柔,我原打算把她介绍给骅哥的,后来她家里让她嫁给了沈祖培,沈祖培比巧贞精明得多了,当时在一个与汽车有关的单位里工作,是做生意的人。
 
既然李家的车无望了,为了找车子,我和剪虹总是一早出来,进城到处去转,晚上回到李家去睡睡觉。白天有时候啃个烧饼,有时候买点面条什么的到巧贞那里烧烧吃吃。从这些日子里,我深深体会到一个人不管怎么苦、怎么穷,总得自己有个栖身之处,老是麻烦人家,对人家是个压力,自己也是个精神负担。到后来,由于一件我无能为力的事,他们怪责我们,我们感到歉疚和难堪,以至相互间不欢而散。其实,人家没有错,人家待我们确实不错,只是我们当时处在一种极其困顿的境地,是我们打扰了人家,这是我终生的教训。实际上这件事很简单:我们后来找到了一位叫黄玉山的缅甸华侨,黄玉山有两辆货车,沈祖培叫我们向黄买几个汽车零件,叫什么“匹斯通另”的(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黄回答说没有。于是沈责怪我们不肯帮忙,我们怎么解释也没用,而我们才认识黄不久,也不好意思去求他,何况我们还指望他能带我们走哩。
 
时值炎夏,福建山地的气候是早晚凉、中午热得要死,而我们只好每天顶着大太阳到处奔走。最可怕的是,当时那里正在闹鼠疫,大街小巷里很多人家的门上都是贴着一张比门神小一点的白纸,白纸上画着一个背后交叉放着两根枯骨的骷髅,门口地上撒满了石灰粉,表示这家人家闹鼠疫死了人。可当时又常常拉警报,敌机时常来骚扰,有时候并不投弹,甚至紧急警报还来不及拉响,飞机已到了头顶上了,我们就只好往人家的门洞里钻一钻躲一躲。紧报一响,飞机一来,哪里还管得上那些石灰和骷髅呢!我不知道当时南平因鼠疫死了多少人,天保佑,我们总算是侥幸逃过了,既没患鼠疫也没被炸死。我想,但凡从死人堆里钻过爬出来的人,视生死也就等闲了。
 
不过,福建的老鼠的确是惊人的大,也惊人的大胆,连头带尾足有一尺多长,大白天里满街乱窜,怪不得听说长汀有耗子羹卖,看来还是件美味的佳肴,可惜我没这福份,既没见过也没尝过。
 
直到前不久,我才从电视里得知日本人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的罪行,他们除了用常规武器杀害中国人外,还使用了细菌和化学武器,其中就有腺鼠疫菌。当时日寇使用的细菌武器,很多都是投到了浙江、江西与福建交界处的范围内。我们绝不能忘记这深仇大恨!

找车认识了黄玉山他们

就在我和剪虹为找车东奔西走时,有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叫黄玉山的华侨住在中南旅运社,他有车子经常跑桂林,于是我们就去找他。黄玉山是缅甸华侨,大约三、四十岁左右,个头不很高,但很壮实。
 
他人倒还满和气的,见我们两个年青女孩子,就答应了带我们走,但时间还不能确定。黄有一伙人跑车的,他们包了几个房间。当时我们住在东门外,吃饭到处“打游击”,白天便到黄玉山那里等消息。因大家都是年轻人,很谈的来,后来黄玉山就叫我们搬到中南社里去住,因为运货的事接洽好了,只等开车的日期了,这两个多月来说不尽的艰辛奔走的苦恼,总算可以结束了。
 
他们一共有五个人,其中两个司机,黄玉山的手下有两个年青助手,一个叫吴青海,很年轻,大约刚二十岁出头,大家叫他小吴;另一个叫学慎,也叫吴颖瑞,大家叫他老吴。我们搬去的时候老吴不在南平,而是到曲江坪石去看她的女朋友去了。
 
这时,车子装货的日期还迟迟未定,我们也只好干等着,好在吃住都在一个地方,不必每天来回满城奔跑。但花销也就大了,心里巴望着早日开车,能够早日到达,我甚至幻想着,说不定到了那里还能赶得上考个什么学校。
 
由于战争的关系,当时大片大片的好国土都沦为了日寇占领区,东北、华北、华中,沿长江直到浙江、江西、湖南北部都是沦陷区,只有西北(即陕甘宁边区)是共产党的辖区,而国民党政府的地盘也只是东南沿海某些地区及西南的云贵川几省。
 
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后,先到武汉,很快就迁到了重庆,定重庆为陪都,而当时重庆的交通除了飞机外,大约就靠广东、广西通往贵州、四川的这一条陆路了。这条路,除了少部分通火车外,就全靠汽车运输。因而桂林就成了重要的交通枢纽,几乎所有从沿海、香港、广东来的人和货都在这里集中,然后再往西去。所以,我们要去云南,唯一可行的一条路,也只有取道桂林。
 
记得我们在等待开车的焦急中,倒是过了个别致而愉快的中秋节。那是黄和吴他们的建议,大家带了果点在水上的船中过的。我还邀请了李亚玲姊妹一同去。那天晚上,水面在月光下闪着粼粼的波光,船在水上自由的漂浮着,大家欣赏着天上的和水中的月亮,还听到别的游船上有人吹箫的声音,大约到将近十时的样子,大家才各自散去。当我们回到中南旅运社,才得知那晚刚从曲江回来的吴颖瑞,正喝醉了酒睡着。
 
当时我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只听说他那位在中山大学当教师的女朋友和他“崩”了。据说原因很简单,那位女友也很困穷,而吴颖瑞把本该为女友买衣服裙子的钱买了一支小提琴,送给了一位朋友的妹妹。因为这位朋友的妹妹在上音专,急需一支小提琴却又买不起,吴便慷慨解囊为她买了急需的琴。他以为自己的女友会理解他、原谅他,结果两个人却为此吹掉了,因此他很痛苦。黄玉山和吴青海都知道此事,他们对我说了吴颖瑞的为人,吴是一个乐于助人的人,常常是非常慷慨的。

踏上西行的路

1943年9月18日,我们所搭乘的大卡车终于开车了。
 
车子一共是两辆,大约是美国车,好象是两部大“道奇”,装的货物都用帆布盖严实了。除司机外一共五个人,两辆车的驾驶室只能坐四个人,我们两人是搭他们车的,当然没有资格坐驾驶室,至少有一个人坐不上,得爬在车顶的货物上。但由于十几天来,大家混得很熟了,他们也很照顾我们。后来索性四个人轮流坐(两个吴及我和剪虹),有时爬在货堆上,有时又调换着坐驾驶室。
 
实际上,坐驾驶室真不是滋味。我这个人晕车,最怕汽油味,尤其是当车子的速度改变或爬坡时,更觉得不舒服。我宁愿在上面吹冷风,也不愿闷在那个狭小的驾驶室里,何况当时天还不算冷。我们是从南平、建瓯、光泽一路入江西的。头一天,我晕车晕得一塌糊涂,简直连苦水(胆汁)都吐光了,下了车连脚都站不稳,什么也吃不下。剪虹虽比我好些,但也极疲劳。
 
第二天我却不吐了,只是还有些头晕和恶心,晚上下了车,居然可以吃一点东西了。我想,这恐怕是适应了一些,或者是肚子里的东西全吐光了的缘故。
 
第三天,我竟然一点也不吐了,几乎和正常人一样了,这真是一大进步,也解除了我内心的担忧。说真的,如果老是这么吐又不吃不喝,恐怕还不到昆明就早死了呢!
 
除了汽车上的颠簸,一路上也是够单调寂寞的,常常是车行多少路都不见人烟,连可停靠的站也没有。好在一路上不乏青山绿水,青山像重重叠叠的锁链,随着车的行进,它仿佛远远地跟着你,一程程地迎来送往,又一程程地有新的锁链接上。田地似乎荒芜的多,尤其是江西境内,偶然见到路旁有一条河流,就使人觉得很有些清新之感。
 
每当晚上汽车赶到一个县城或小镇停下来时,那感觉就像是回到了故乡一样,看见灯光就像过年过节一样地亲切、欢欣,虽然江西南部的小县城不大,比如南丰、宁都、于都等,多半只有一两条直街或穿插一两条横街,但却有电灯的光亮。我们只要一下了车,就忙着找住处,好在他们是跑惯了这条线的,找旅馆一般不费事。
 
我们所走的路线,正是赣东南一线。当时赣南是个特别的行政区域,据说蒋经国留苏回来,想效法苏联搞政治革新,蒋介石就把赣南地区交给他管,结果蒋经国把赣南建设的非常好,因此叫做新赣南。听说过年过节蒋经国还和老百姓一起舞龙灯哩。记得1941年秋我在上饶时,朱起凤他们就在赣南的龙南中学,他们很希望我去那里和他们一起建设新赣南呢!
 
所以,我们所经过的宁都、于都等都属于新赣南,那里的街市也确实很热闹,晚上还有人做生意,灯火相当辉煌。对于才从前线或准前线出来的我,觉得这虽不敢谓之天堂,至少该是正常的人间吧,起码不再是地狱了。因为我们过去居住的地方,夜晚电灯光都很微弱(可能是电力不足),有时只是数尺周围的一点光圈,而大街上多半是家家关门闭户,黑灯瞎火的,大约一则是防空袭需要,另一方面可以说是萧条吧。当时大多数单位和工商企业都迁移到大后方去了,所剩下的多半是些走不动、力量不足的人家小户。
 
我们每到一地,总是先洗一把满是泥土的手和脸,然后找地方吃饭。我和剪虹当然是找那种最便宜的小摊和小店,但我们在南丰时喝过一点蜜橘酒。据说就是用当地名产南丰蜜橘酿的,虽然那蜜橘小的可怜,那酒却是真正的好酒,不仅甜,而且味道香醇,喝下去胃里舒服,口中还久久留着甘醇的香味。记得小时候我母亲过年自己做酒,让我们喝过封缸酒,封缸酒的味道也甜香,但太浓,没南丰蜜橘酒那么甘醇味香。后来我也喝过其他一些酒甚至名酒,总觉得不如当年喝南丰蜜橘酒时的感觉好。我想,也许是与那时的心情和处境有关吧--那时,带着一天的疲乏(坐长途汽车久了,下车腿脚都不灵便了)到了一个新地方,吃饱了饭,喝下那么一小杯美酒,真有点飘飘然的把他乡也认作故乡了。所以,这感觉才会那么记忆犹新而且至今难忘。
 
吃完饭后,我们两人就在街上逛。虽然那街很小,那些店铺也不大,但有电灯光,那灯光把小县城的街市打扮的格外诱人、格外温暖,仿佛我们是在孤山野岭里久离人群的旅人或野人,忽然投到了这有着人群、灯光和温暖的人间世界里来。尽管我们不买什么东西,我们仍贪婪而好奇地从上街走到下街,从这一条街走到那一条街,来来回回地慢慢巡游。这种感觉是奇特的,我至今还清楚记得当时那种奇妙的心境,一方面是高兴地看到灯光和人群,但另一方面都有着一种更其孤独而高傲的感觉。似乎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里谁也不认识我,也没人来干扰我、猜疑我、监视我、诬陷我或穷追我,我可以自由自在地任意往来,觉得多么痛快,多么自由,人生难得有此际遇啊!这世界、这灯光,今夜是属于我独享的,尽管明天我又要离它远去,又会在尘土中颠颠簸簸,但前面,前面还有另一片灯光、陌生的城市、陌生的人群在等着我……
 
这一程我们走了两个月另一天,直到11月19日深夜才到昆明吴井桥的,我想,以我平日走路的速度,如果拿脚去丈量大地,大概两个多月也该走到了吧?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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