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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大撤退

当时浙江北部的杭嘉湖一带,以及浙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被日寇侵占的沦陷区,实际上金华就算是前线了,而这一带的前线,并无什么重兵把守,也无什么防线之类的设施,浙江的省属机关单位都在金华、丽水一带驻地。而上饶当时名为“第三战区”,我也不知道它有多少布防实力,恐怕是裸露在敌占区面前的。
   
1942年5月,阴雨季节,就听说形势紧张了,也就是说日寇蠢蠢欲动,有向浙西腹地侵犯的可能。
   
从我几年的抗战经历中,已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每当日寇要侵占之前,必先进行轰炸、骚扰。当时上饶的情况也是如此,常常有空袭、警报和敌机在上空盘旋,有时丢几颗炸弹。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于是大家人心惶惶,我们的广播也因此不得不常常停机。
   
大约五月下旬到六月初的样子,天还冷得很,一直是连续不断的滂沱大雨。记得我到城里去时,瓢泼大雨简直使人无法行走,弄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雨水像小河一样满街流淌。我打了一把大油纸伞,鞋子是竹编草鞋(江西多竹子,故草鞋不是用稻草,而是用嫩竹在石灰水里泡软、捶出的纤维编成。这种草鞋刚穿时有些戳脚,但穿着它在水里走,泡软了,就觉得很好穿),高高地卷起裤脚管,结果只有头部肩部没湿透,全身像泡在水里一样。真是老天爷也帮着敌人逞凶。
 
临撤退之前,我还有许多事要办,除了整理衣物外(也仍是一箱一被包),书该还的、信该烧的,都要一一处理。天又不停地下雨,我们那个山岩下的小“窝棚”根本无法住了,衣服、被盖都是潮湿的,地上也满是污泥水。无奈,只得又搬回原来的那间小佛龛的房里,不过那道墙堵死了,另开了一个朝里的门,这样可以避避雨,安全性也大一些。
 
最要紧的是把剪虹的弟弟炳林喊了来,他们学校在玉山,玉山离敌占区更近,是敌人侵犯上饶的必经之路,他们临时中学也早已解散,让学生各自逃生去了。
 
炳林吃、住都在我这里,我的薪水被扣光了。这孩子脾气特犟,十七岁的人了,却一点不懂事,一点不体谅我的苦心和难处,动不动就跟我闹别扭、发脾气。我一个普通小职员,总算平日拼死拼活地干,还能够得一些头头们的谅解,但别人的闲话已经不少了。怎么办呢?在这紧急关头,我又必须负起这个责任来,至少把他带出去,带到安全地带,把他交给剪虹,也算了却一桩心事,对得起朋友吧!
 
而更令人苦恼的是,当时子豪要上前线去,让汉川把秀峰带到我处来,说让她跟我一道走。秀峰当时也年青,我觉得她也扭别,然而子豪所托的事又不好推辞,无奈,便去找台长,台长当时倒是答应了。可是临到要走的前几天,我知道台长这人说话常常出尔反尔,所以又再去问他,他又不同意了。我真是又气又恼(幸好问了一下,否则更被动了),连忙又赶进城,把这事告诉了汉川,又再去转托道五,道五倒是很爽快地答应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放下。
 
到了六月初,情势已十分危急,上级命令我们撤退。因为电台有机器,所以派了一辆卡车来,于是我们就忙着连夜撤机器、装车,工作人员的大件行李也可以装车运。
 
因为大雨天飞蚂蚁特多,我们夜间点灯工作时,飞蚂蚁多得乱撞人的脸,所以只得在露天下张着大伞,灯下放一只洗脸盆,里面放上小半盆水,飞蚂蚁朝亮光扑时就落到水盆里,再也飞不起来,可是空中的飞蚁还是成群接队地扑过来,结果面盆里淹了厚厚的一层蚁尸。这景象是我生平第一次所见。
 
由于连续多日大雨,上游的洪水暴涨。上饶有一座很长的水泥大桥,当地人叫大洋桥。我们乘的是带篷的小木船,那天,就在我们在岸边等着开船的工夫,眼睁睁地看着江里的洪水急冲下来,冲到那座大洋桥下,使顺流漂来的树木、树枝被桥墩阻住,一下子水流更急、水势更凶,猛然间,那座大桥被拦腰冲断了,桥面下沉到江里,桥上不知有多少人落下水去,顿时哭声喊声一片。
 
当时有很多机关单位正乘渡船过江,因水势过猛,渡船翻了,演剧三队队长吴英年因救落水的母亲,连自己也一起被冲走了。他的妻子在对岸哭着、撞着的样子,至今犹在我心头颤悸。
 
我们的船原是停在河堤下约二尺深的水里,因是河弯处,水平缓一些。当时岸上有一座小房子,谁知第二天早上开船时一看,那房子只剩下半截了,我们的船也被水抬到岸上来了。
 
真是天灾、人祸一齐来。

出发及沿途所见

信江是汇合浙江、福建山区的水,经铅山而入鄱阳湖的,当时天天大雨,水涨过猛,水流过急,旋涡多,一般木船是不大敢冒这个风险的。

所以,我们大约是六月上旬雨停了才敢开船的。汽车运着机器和行李走公路开往铅山,我们乘船走水路到铅山会合。可是当我们到了铅山某一会合地点时,却还不见汽车的踪影,按说汽车应比船的速度快,等了好久才见机工走来,说汽车在离此地二十多里处抛锚了,因为没了汽油。实际上,上饶到铅山不过五十多公里路,我们只好在船上等汽车。
 
好不容易等到汽车来了,大约已是第二天下午,于是我们舍船登车,当然是“见缝插针”,挤得人都像筷笼里的筷子。我看见一路上逃难的人群,拖家带小的、肩挑背扛的、扶老携幼的,都挤在一条路上朝着一个方向逃着。
 
福建武夷山,山路单行线,挤满了逃难的人群。汽车上山本来就难,加上道路那么拥挤,汽车呻吟着往上坡爬,简直比人走路还慢,因而有时我们都下来走(只留下小孩),让汽车减轻重量;有时甚至还得帮着用力把汽车往山坡上推。
 
其实这时候乘汽车也实在不是滋味,我有晕车的毛病,汽车吃力地沿着盘山道往上爬坡时,我肚子里在翻江倒海,再说,眼看着路旁那些逃难的人群,惊惶、饥饿、疲劳、绝望的样子,还有那些投过来的眼光和神情,使人更觉得不如下车来走路。
 
于是我提议下来走,我自己先爬下车来,大家多半也跟着下车来了,车子轻了,开得也自如了。而我们走在难民群中也觉得自如得多,实际上,我们本来也是逃难的难民嘛。
 
一路上是各式各样的人群,有背着孩子的、挑着孩子的,手里拉着的孩子拖着鼻涕、怀里抱着的孩子在哭喊……大家都是仓遑逃出来的,有的人只背了个包袱,一路上还有走不动的病人、老人,就倚在路边坐着或倒在了山岩旁……
 
沿路两旁真是景象万千,到了江西与福建交界的分水关,两边山高、路窄、坡陡,进入福建地界,就该是武夷山了。
 
我这个人一生游兴高,一看见路两旁陡峭和秀美的山峦,便觉得来了劲,仿佛脚下生风,一点也不吃力了。毕竟是才头两天,而且这狭窄地段的人也少些,似乎把风景留给了我了。加之我们到达福建崇安境内时,老天居然放晴了。
 
过了分水关以后,面前开阔了许多,原来武夷山已被我们留在背后了。
 
我们和汽车上的人在一块比较大的地面上合会在一起,该吃饭了,可是当地山高路远,人烟稀少,两旁很少见有人家,有的都是逃难的人群。有继续赶路的,有坐下来或倚在地上歇息的,有吃自带干粮的,有唉声叹气的,形形色色、应有尽有。
 
只是没有什么可以吃饭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一两家鸡毛小店,一家是独户人家兼卖点茶水,还有一家可以卖点吃食,但人太多,早卖光了。于是有些人(多半是集体单位)开始就地埋锅造饭,用三块石头或砖块支起来,上面放只锅,拣些柴火来,就可使生米变成熟饭了。
 
我们的厨师也是如此做的,可惜没有柴也没有火,虽然福建多山,林木也多,但由于天一直下雨,山上很潮湿,拣来的湿柴是烧不着的。正在无法时,我左右前后环顾,忽然发现离我们几十公尺处的坡上,也有人在支锅做饭,他们已经把柴燃着了。我灵机一动跑过去,见是几个工人模样的人正围着锅添柴火哩,便朝他们打招呼说,想跟他们讨个火,同时我看到锅旁边还放了不少干树枝,又跟他们要了些柴火,他们很客气,让我自己拿,于是我就胜利地抱回一把干柴和火种,厨师这才煮熟了饭。这顿在饥饿和逃难中吃的“野餐”,让人特别难忘。
 
撤退到崇安

到崇安城(即今武夷山市)时已是傍黑了,幸而在城外几公里处的公路边租到了几间铺面房子,可能这里原来是打算开店的,因为战争关系,还没来得及开就租给我们了。这样男女各占一间,搭了大通铺睡,也算别有风味。
 
我带了炳林出来,他一路上老跟我淘气。台长则带了一位同乡母女三人,我们几个女同事就和这位山西同乡同住一室。
 
我不知道山西是否缺水,听人家说那里人一辈子只洗三次澡,我还当是笑话哩,谁知她们不洗澡是确有其事的。夏天天热,汗臭熏人,加上店面房子关起来是黑洞洞的,开了门吧,汽车来来往往,逃难的人也来来往往,灰尘烟雾弥漫,什么怪味儿都有。而尤其难闻的是这几个山西人不肯洗澡,那股熏人的汗臭味简直无法忍受。
 
等到天黑以后,我和黄援华就钻到大河里去洗澡,早上也在大河里洗脸漱口,我们俩笑着自嘲:“好大的洗脸盆啊!”

我们在崇安稍稍停了些时候,机器安不起来,播音工作当然无法进行,但我们是负责新闻传播工作的,当时有大批大批的机关单位和难民,都拥挤在这个小小的山城崇安,方圆不知有多大范围。
 
一路上不仅到处是逃难的人群,沿途还看见不知多少大桶的汽油,整桶整桶的(五十三加仑一桶),横七竖八地摊在马路两侧,而路边粉墙上却用黑墨写了许多大字标语:“一滴汽油一滴血!”看来实在令人痛心!
 
在路上还听见逃难的人说,由于大雨河水猛涨,长官部机关有五十多辆小轿车都停在河对岸,过不了河。那五十多辆小轿车,数目可观,全是官儿们独自享用的,真是令人叹息又痛恨。
 
一路见到这么多的难民,大家都往一个方向逃,逃到哪里?吃什么?住何处?谁的心里都没有数。当时只是逃命要紧,到底敌人现在到了哪里?战局如何?是谁也不知道的。因此,大家路上见了面,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首先是互相打探、询问消息……
 
在这种情况下,电台便决定让我和胡课长到城里找到县机关联系收音机,因此,每天傍晚,我们就步行十多里到县城去收纪录新闻,收得以后,当即由胡课长写成大字战况简报张贴出去,一次总是写好多份。
 
直到天明,看到围观战报的人群,我们心里才得到些安慰,才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住处来。多么想好好地睡一觉哇,可惜我们住的房子临街,且正处在一段高坡地段,汽车络绎不绝。那些汽车上坡时总是费力的“哼哼”着,这声音对一个卧着的人特别响,仿佛连心都吊起来了。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下,那山西人的两个女儿(大约八、九岁和十一、二岁)却在床上又跳又闹,吵的要命。因床板是互相连接着的,她们就像是在我床上跳。
 
白天无法睡,黄昏天又得拖着疲乏的身子去工作,本来身体就不好,等着我的当然只有生病了。
 
我在崇安碰到了许多熟人,如李询元、谢复元、汉川、表兄嫂等。也结识了不少新朋友--难友,他们来自不同地区,原先彼此并不相识,如今逃难到了异地他乡,却因共同的命运成了相互倾谈、相濡以沫的朋友,他们有的还给过我不少帮助。
 
记得有一对夫妇,大约四十来岁,带了三个可爱的女孩,大的十二、三岁,小的才五、六岁,也是从北平逃到南方来的。女的是一位中学教师,北师大1935年毕业的。他们一家人就蹲坐在公路旁摆地摊--一块被单布上,放着些自己的生活用品和衣物,如一支自来水笔、一个笔记本、几件衣衫、裤子之类。这类地摊沿途随处可见,摆的多半是仓促间逃出来时随身所带的几件衣物。
 
来自四面八方的难民,如今到了崇安这个小县城(小县城的人数一下子增加了十几倍),只好暂时歇下来,只有的租住着一小间民房安身,有的就地露天歇宿。因为吃食是要钱买的,而钱呢,单位解散了,必须自谋生路!时值夏天,衣服被盖都可以卖,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摆地摊卖卖仅有的一点衣物,来勉强维持一下生命日日所需要的吃。那情景看了真叫人辛酸。
 
当时墙上有一句标语“前方流血,后方流汗”。究竟前方怎么流血,我们老百姓是无从得知的。只知道敌人是飞机先逞威,再猛力进入扫荡一番,然后退走。可当时又有一句流行口号“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直到我后来到了昆明,才知这口号的端倪。据说是指重庆的达官贵人们用飞机运螃蟹,一两黄金一只蟹。可见口号也好、民谣也好、俗谚也好,都是始作于上,民间仿之,自古而然也。
 
话说这一对夫妇和这三个可爱的孩子,我天天路过那里,天天看得见他们,总不免要踟蹰脚步多看两眼,有时和他们搭几句话。我看见他们那神态、那脸色、从仓惶逃出之初的唉声叹气到垂头丧气,从疲惫色到满脸菜色。因为大家都是逃难人,又都是从北平出来的,所以觉得格外亲些,谈得也很相投。我曾去过他们租住的一间小房子,五个人挤在一起,所余空间已经很有限了,他们留我喝了一碗菜粥,而我当时除了公家有饭吃之外,也是身无分文,所幸这一家暂时还算有个避风遮雨的地方。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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