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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想离开电台去读书

其实,早在我进电台之前,我就抱着“合则留,不合则去”的打算。去之初,我对那环境,那孤寂得使人苦闷的环境就是有些不喜欢的。但尽管这样,我在工作上还是绝不马虎的,只要人在一天,总是勤勤恳恳、认真负责的。
   
记得在我才去电台不久,大约是放寒假前吧,我接到过龙南中学朱起凤的一封充满热情的信,信上说:“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来吧,帮帮我,帮帮洪主任,不要让数百颗期待的心失望,一起来建设新赣南吧!”他并随即给我寄来了聘书。
   
我收到聘书之日,也正是重庆中央广播事业局的委任状下来之时,这时候,我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我想辞职不干,去那里教书,可李世英却再三再四地挽留我,台里的头儿们也不肯,最后李世英表态:什么都可以给我解决,就是不许走。
   
唉,我这个人还是心软,无奈只得把聘书退了回去,又写了封恳切的信,请求他们谅解。今天回想起来,如果我当时像在嵊县中学一样,毅然辞职赴赣南,可能就不会有几十年以后的冤案了,但是,谁晓得那结果又是如何呢?!
   
我当时也曾想设法到大后方去读大学,希衡曾通过吴学峻表示过一下,后来我写了封信给他,表示希望能去重庆读大学(当时全国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高等学府大多迁往大后方了),结果他仍是通过吴学峻,给我了一个不痛不痒的回答,让我就地解决。从此以后,我对他是彻底的寒心了。
   
当时,我见报载昆明要办一所东方语言学校,我很想去,可听道五说那里只收男生,不收女生。后来道五又说他想回重庆去,说重庆有个新闻训练团,他说他如果能回去的话,帮我想办法到那里上学。可是后来局势变化太大,连他自己也没去成重庆,这个打算当然又成为了泡影。
   
于是我想,我得学点东西,就地充实自己,使自己有所成就。因此,我在每天那么忙累的情况下,仍坚持自学英语,并翻译了一点东西,如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后来交给黎焚董,发表在了《东南青年》上;我还翻译过一些诗,最记得的是丁尼孙的一首长诗“夏洛蒂夫人”,我交给了覃汉川(他后来接替黎主编《东南青年》),谁知不久局势大变,三战区所有机关全部撤退到了闽北山区,一切都停摆了,这首长诗自然也没法儿发表了。
   
反正只要能挤出一点时间来,我都要读书、学习。没有书时,就向朋友和学生求援,道五和汉川也常为我借一些。可是我和黄援华住的那间小房间常常是高朋满座,我倒没有什么客人,大多是黄的客人、亲戚、朋友,而一来客人,我的竹榻也就成了待客的地方,我就无法读书了,只好利用这点时间补补破衣、破袜子什么。那小房间里白天也是黑洞洞的,晚上开机时虽有电灯,但我却无缘享受这灯光,因为我要播音、要工作,每当工作一完,机器停止运转,便就是漆黑一团了。我们每个房里只有一盏备用的小桐油灯,但对读书来说,桐油灯的光太微弱了。
   
平生最恨的就是自己一点时间被别人占用或搅光了,我能利用来读点书、写点信的时间简直少得可怜。好不容易盼到一个星期天,想着可以读点书做点事了吧,却常常不是高朋满座,就是必须进城去办事、寄信或买点什么东西,一切打算又落空了。
 
一个不甘混日子的失学青年,想求知识的那种如饥似渴的心情,是不会为一般人所理解的。

覃汉川的友情

覃汉川是覃子豪的弟弟,笔名葛兮。
   
在北平时我们就认识了,他当时在东四北华美专教书,常写诗在北大出版的诗页上发表。我们离开北平后,再无来往和消息。
   
这次到上饶以后,由于子豪常去上饶,才得知汉川也在江西,他在广丰的军分校教书,知道我到了上饶,他们兄弟二人来看过我。
   
老朋友一别数年,异地重逢,自然倍感亲近。汉川原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不像他哥哥那么激情迸发时老是口若悬河。他个头矮小,一副近视眼,讲起话来细细的四川腔,总爱沉思,常常是一声不响的地凝视着什么。他们兄弟俩的诗风也不一样,子豪的诗激情多,而汉川呢,则是沉郁的,有时多一些带着哲理的象征意味,汉川更喜欢写一般劳苦人的平凡而细腻的感情。我记得他有一首“路工的乡思”(发表在诗页上的),还有一首长诗是写一个补鞋匠的,写的很长、很深沉,大约是发表在《前线日报》副刊上或是《东南青年》上。当时他的很多首诗都剪下来寄给我,我一直保存着,直到那可怕的文革全部被抄了去。
   
细想起来,在上饶我只有两个朋友,一个谢道五,他待我就像一位兄长,所以我从电台每次进城都要去他那里转一转,仿佛心里总觉的城里有个亲人,他那里就像有个家似的。
   
另一个则是覃汉川,我到上饶不多久后(也许几个月),他也调到上饶来了,好象是编《东南青年》吧。
  
我仔细追忆,他当时到底干什么工作,在哪个单位,全然记不得了。那时不像今天,什么都要查得清清楚楚的,甚至还要查三代。当年可没这规矩,也没这个瘾,大家相投,能谈得来就行,谁管人家那些事?大概那时节没有档案这一说,所以人与人的交往倒自在些。
  
我记得汉川调上饶后,住在城对过的一块小高地上,中间隔一条信江,当时信江的水清清的、浅浅的,我常踩着动摇不定的浮桥过江去(那浮桥就是一串木船用铁索系着,上面铺些木板)。当时各机关多分散在农村的各地,一般像农民的土房子。记忆中这块地不大,房子也不多,他跟画家章西厓同住在一间屋子里。
  
我去看他时,要走大约二十里地,我一向走路快,因为时间有限,走得急,所以常常跑得满头大汗,他总是默默地给我打一盆洗脸水,或递给我一把芭蕉扇,然后我们坐下来谈谈。跟他谈的内容和跟谢道五谈的完全不同,可以题材广泛但内涵很深,不论谈诗文、未来,以及对现实的看法和各人的苦恼,都是毫无拘束和戒备的。
  
记得他调来上饶时,也参与了民族艺术社的筹备工作,这里面除了道五、覃氏兄弟、我,还有文化设计委员会的黎焚董等人,还有章西厓,其他还有哪些人,我记不清了。他们各有各的工作,都忙,好象汉川、道五、子豪这几个人特别积极。当时三战区除了一份《前线日报》、一份《东南青年》外,似乎没什么刊物,所以我们想团结一些文化界的力量成立一个民族艺术社,以宣扬中华民族文化为主,除了先出刊物之外,将来还打算组织剧团演出。
  
当时有个孙风的东南剧团,好象还有个演剧三队,是巡回演出的,这两个队的很多队员我都熟悉。我们曾打算演“雷雨”,他们还希望我演繁绮,这是个很难演的角色。记得大家曾在汉川处谈过出刊物和演出的事,章西厓认为我不能演繁绮,认为我这个人性情浮躁,太外向性了。为这事大家还争论过,但最后并无结论,而剧也始终没有演出。
  
更多的时候,则是汉川到古岩寺来看我,有时候也写信给我。
  
汉川从面貌到言谈举止,都有一种深思的、忧郁的气质。我也记得起他的欢欣和欢笑,那是一种诗人特有表情,而不是像一般人高兴时那么朗畅的大笑。
  
当他到我房间里坐坐时,常常是目不转睛地盯着黄援华看,邵秀峰对我说:“汉川爱上黄援华了,你瞧他那双眼睛。” 

我不作可否,因为我知道他只是用诗人的目光去琢磨一个女孩子的内心世界,并不是爱她。只有当他和我独自相处,或我们一道去爬后山岩,边走边谈、边晒太阳、边采撷几朵小野花时,他的神情才是一种内心自我解放似的欢悦。
  
我们是好朋友。虽然在别人面前我俨然是个大姐,但在他面前我仿佛还很幼稚,唯有他,是一位畏友。汉川也是颜颜的诗友,他尊重颜颜,但同时也为我惋惜。他常说我的生活过于严肃,劝我应该鲜活一些,年华易逝,应该趁年青的时候,享受些青春的欢乐。他曾看见过我晒衣箱时箱底压了几块稍微花一点的布料,不禁为我叹息,问我为什么不拿来缝衣服穿?笑我把青春一起锁在箱子底里了。他说:“你为朱颜这样苛刻自己,让青春岁月无情地消逝,即使有一天朱颜回来了,他会为此而感谢你么?”
  
我知道他这话是语重心长的,明白他在默默的相处中了解我、关心我至深,然而我也只能报以一声轻柔的喟叹和更深的沉默。
  
他还告诉我怎样写诗,用隐喻的象征手法来写,比直抒胸臆的诗意浓而隽永,我衷心地感激他的指点,也愿意这样做,因而在电台那么忙的情况下,我还写了些诗交给他发表(长的居多),直到后来我已到南平师专工作时,也还在这样做。
  
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心情很凄苦,我深深地陷入那环境的陷阱中,我很多次试着摆脱那环境的束缚和那些人事的纠缠,想振作起来走自己的路,想离开这里去读书……
   
他也从我的眼神里读出了我的决心,微笑着鼓励我:“从你的眼神里我看出你在变,你有新的决定,你决定站起来,走自己想走的路……”

然而,现实的环境却永远不为人所愿……
   
后来,我们大家都随着机关撤退到福建。当时我身患重病,住在乡下一个农民家里,高烧不退,一连昏迷了好几天,水米不进,记得他来看过我,用糊锅巴汤喂过我……
   
此后,我到了南平,他仍滞留在闽北一带,苦恼不堪。以前他苦恼时,曾对我说:“小梵,我不想活下去了!” 我知道他是一个内向的人,不大肯向人敞开心扉、吐露心曲的,我隐隐地感到他的苦痛很深,似乎和我的相处相知有些说不清的因由,我似乎有一些感觉但又不敢肯定。于是我只能劝慰他,努力打起精神来,生活下去。虽然我在现实生活中战斗的遍体鳞伤,但我觉得自己是个强者,永远充满信心,永不屈服。而他在这方面,可能就比我弱得多。他尊重朱颜,尊重朋友,但他对于我是有着既不敢也不便吐露的爱的,他深深地隐藏着、痛苦着,这是我在与他相处中从细微处体察到的。
   
离开电台以后,我们还补发了点米贴,除了生活上必须的开支外,大约还有一百元,我悉数寄给了他。因我知道他当时滞留在闽北,生活很苦。在他后来给我的一封信中,我终于证实了我的猜想。他信中写道:“小梵,我对不起你,我把你寄来的钱全部用光了,我用它买了酒喝……爱的梵,告诉我,我该怎么办?我完全听你的,你教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这时候,我一方面深深地同情他,一方面也后悔这段时间的相处,在我觉得是极其自然的友谊,谁知却有这样的后果。其实,今天冷静地想来,这后果也是必然的,而且也是一切感情中处理得最好、最明智的。
   
于是,我连忙给他写信,劝慰他先振作起来,好好地生活下去,又劝他找一个他所爱且能对他好、关心他的女孩子,我说:“结婚吧,汉川,听我的话,这是一个真诚的朋友发自内心的祝愿。”
   
后来,日本人撤退了,当时的政府叫做“收复”了上饶以后,他们单位又回到了上饶。
   
1944年冬我到了昆明以后,收到了他一封信,说他已决定和画家叶苗的妹妹叶凌云结婚了,我忙寄了一本精美的日记本去算作祝贺。至此,我心上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祝愿他们幸福。
   
解放后,我知道他在上海民盟市委工作。由于我在上饶电台工作的那段历史,一直是既不去调查,也不下结论,始终把我作为内控对象,运动一来,就抛出去作活靶子。为了澄清自己在上饶的那段历史,我写信给他,想找他作证明。他劝我向组织提出找宦乡作证。我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处境也很不妙,后来才知道他1957年也着上了。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仅我的旧案不给结论,又提出了新问题,而且上纲上得更凶,似乎是为了轰开运动,说得越耸人听闻越好。我的小女儿还为此被打伤。没奈何,我只得自己千方百计地找证明人。我的大女儿那时正好高中毕业,因受迫害借机逃了出去,我便让她到上海去找汉川,费了许多周折,总算找到了他。当时,他一眼就认出了是我的女儿,说和我长的很像,但他无法为我作证,一则他也在挨整,二则他已身患淋巴癌了。
   
1980年或是1981年的夏秋之交,锡侯调到杭州大学工作后,一次我们去上海,住在贾植芳家。从植芳那里得知汉川还活着,于是植芳和他家通了电话,约了时间,植芳和任敏特意陪我们到他家去看他,当时他住在淮海中路XX弄一幢旧洋房的底层。
   
他卧病在床已经很久,从电话里得知我们要去,曾几次三番地问凌云:“是不是小梵要来?真的是她亲自来?”凌云肯定地回答了他。
   
当时他的病已很沉重,一直卧在床上,听见了我的声音,看见了我,似乎要想起来的样子,但已不大能起来了。我坐到他的床边上,他那瘦削的脸上泛出一种满心欢喜的微笑,眼神仿佛在我的脸上搜寻着什么,也许是想在我已经老了的脸上搜寻他过去的记忆吧。
   
我为他剥了一只橘子,一瓣瓣的递给他。吃饭的时候,他一定要家人把他扶起来坐在一只藤圈椅里,他还用抖颤的手想为我捡大虾。那天他仿佛胃口很好,其实他是兴奋的缘故,凌云制止他多吃,不一会儿就扶他上床去了。老实说,我心里是深知他那份感情的,此生能再见上一面,也是给他心灵上一点温慰,但我同时又担心,患重病的人是不能激动的,我怕多与他谈话会引起什么不良的后果,于是,我不得不委婉地打断了他像流水一样滔滔不绝的话。
   
以前我从未见过叶凌云,只知道他哥哥叶苗,这次见面,才知原来凌云不仅长得很漂亮,而且是一位贤淑大方的主妇。我从她口中得知叶苗1957年成了右派,被送到安徽农村劳改,回来后妻子和他成天吵架,逼得叶苗自杀了。唉,又是一个悲剧。
   
我问凌云,汉川有没有谈起过上饶那段生活,她说他从来不谈,她也从不知道,她说只是汉川口里时常叨念着小梵。
   
此后他断续给我写过几封信,并叮嘱小儿子小川要来看望我。他死于1984年2月8日,与他所住地方的门牌号那么巧合,这是什么一种缘呢?
   
记得他生前曾说过,他想写一些古代他所仰慕的人的诗,如司马迁、诸葛亮、项羽……但终未写出来。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早在抗战后期,就在从事着共产党(外围)的地下工作,故他曾任民盟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之职。
   
汉川,我的始终不渝的朋友呵,愿你在地下安息!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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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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