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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电台里的生活

当时,同我住在一起的是黄援华。我们住的那一间小屋,大约不足八平方米,还有座小菩萨龛占去了一平方多。房间是在大门西边的小间,隔壁是大家吃饭的饭厅。前半间是不能住人的,因为有一座大钟悬挂在那里,钟下面是半截一米多高的矮墙。我们所住的房间,就是用竹片编成再糊上纸的“隔墙”临时隔出来的,门也是用竹片编的,根本无法上栓。
   
江西产竹,竹器极多,我们俩每人一张竹床,因房间是狭长的,两张竹床只好头对着头地斜放着,这样才好既让过菩萨龛,两张床之间还可以放一张长方型的小竹桌。两张竹凳放在各人的床里面,可以放只箱子什么的。床下面地上是无法放东西的,不仅因为竹床低矮,还因地上很潮湿。我们就这么住下来了,在这个的确称得上“苦岩”的古岩寺,我一住就是半年多。原先以为先呆下来,以后有机会时再调走的。谁知后来,随着战争的日益恶化,日寇的大举西进,各项计划都成为了泡影……我不得不在这儿呆了下去。
   
电台里有家的是三对儿,他们自己做自己伙食,无家眷的两个“老西儿”自己搞点老白干什么的消遣消遣。另外我们这些单身人,大约一共不过七、八个人吧,就由一个叫王守贵的四川人做饭。这个人到现在我还记得他那模样,一副瘦瘦小小的个头、一张扁圆脸,由于瘦,就突出了那一双眼睛特别大。一般来说,大凡当厨师的多半是脑满肠肥、一身油光光的,可这个王守贵却没有那份福气,他那件白大褂除了脏之外,很少见有什么油污的,以此可知我们的伙食也无什么油水可捞。我们吃的永远是糙米饭,干一顿稀一顿的,菜呢,则永远是没有油水的煮青菜萝卜之类,用桐城话来说,就是“清水吊哈蚂”(意为清汤寡水)。
   
我的胃本来就不好,胃疼常发,常常整天只吃一碗饭,久而久之,由于营养不良,加之长期劳累,身上的病又一天天多起来。比如:胃痛、脱发、皮肤干燥脱屑、月经不正常等等。又由于夜里缺睡——我每天要工作到夜里十一、二点,收完记录新闻,机器关了,发电机也关了,照明的电也没有了,只好再点上小桐油灯摸索着洗洗漱漱。所以我睡眠一向不好,多梦。尤其糟糕的是嗓子疼,我们的工作量太大,一天喊几个小时,没办法,嗓子痛还得喊下去,越喊越痛。我经常是浑身发冷、头昏头疼,后来搬到“水帘洞”以后,小腿还常常抽筋。但尽管如此,我还是苦熬着,咬紧牙关硬撑着。当然,现在我知道那些都是营养不良、疲劳过度引起的疾病,可在当时的条件下,哪里去找营养和休息呢?
   
有一次,黄援华病了,其实我自己也病着,但是不能不开机讲话呀,我嗓子疼得要命,还得撑持着。可是,台长不仅不考虑到我身体不好,还挑了别人的担子,而且我一人是身兼数职地工作,反而说我代黄援华没有尽职。我气极了:黄援华生病停播活该!我就该代她的工作吗?我生了病怎么没人管?一天喝不上两碗稀饭,还要硬挺着上机工作!倒反而打起我的官腔来了?!我又气又恨,便狠狠地顶了他一顿,自己也气得哭了。
   
事后还是李世英做我的思想工作,劝了我好久。正如我上面所说,我生病吃不下单位里的伙食时,她有时拉我去她家吃碗稀饭什么的,平时也常和我谈谈心,总之,像一位大姐似的待我(当然,也正是在她的这份温情和关心下,我才很不情愿地填了那张表),我才慢慢消了气。
   
在古岩寺对过,铁路北侧有一个小村镇丁家洲。小镇大约有十几户人家,但有一两家小饭馆,我们有时就到那里去买点猪头肉、一小碟花生米或者蚕豆之类,吃一碗米粉干便称是打牙祭了,回来时多半买一只萝卜或一根甘蔗,就算是最大的奢侈了。
   
有一天,不知怎么大门外忽然来了个小贩,提着一篮子油条。这一下仿佛是天外来客了,立即轰动了整个电台,大家纷纷跑出来买油条吃,一会儿功夫一篮子油条全卖光了,小贩高兴而去,我们俨然像过了个“肥年”似的。这事像是往古井里扔进了一块石头,于是波纹四散,死水里显出了一点生机。
   
我们偶然进一趟城,我到城里为的是寄信和买点必要的零星生活用品,顺便到道五兄处转一下。当时,道五处成了我城里唯一可去的地方,他像亲人一样待我,知道我在乡下生活艰苦,如果碰上星期天,他总会炖一锅红烧牛肉、炒一碗豆角,等我去吃饭。所以,他的这份真情实意尤为感人,常使我觉得飘泊多年来,有一种如家之感。
   
道五兄很少去电台,有一次,他和另一个人到电台去找刘台长,我知道他们有他们的公事。过了一会儿,他们出来了,我一边走,一边送他们。他问我说:“电台里呆得怎么样?”我说:“没什么,不过我想离开这里。”他劝我以后只管好自己的工作,不要多管别人的事,尤其不要给别人难堪。我明白准是台长向他告了我的状。他又说:“先呆着,实在不行,再另找工作。” 我说:“恐怕他们不肯放。” 他又安慰我说:“不要紧,真的要走,不怕他们不放的。”我心里很感动,竟然掉了眼泪,又不愿别人看见,便掉回头走了。其实我心里是非常苦痛的。

一个风雨之夜

那是四月中旬的一个风雨之夜,我刚收到重庆三姐夫的一封信,说三姐病危,已经无法挽救了。我当时悲痛之极,但悲痛归悲痛,工作还是要照常干,而且一点也不能马虎的。
   
就在那天晚上,关机以后电也停了,电台里一片漆黑,黄援华忽然大叫起我来,我当时还在收接记录新闻的稿子,她已在房间里开始点桐油灯。

“梵姐,快来,快来,我怕!”我知道她的毛病,一向喜欢大惊小怪的,但我仍一边回答她:“我就来!”一边快步赶到房里。
   
我走进房间时她已点上了桐油灯,借着桐油灯微弱的光亮,勉强看得见灯光周围的东西,但整个房里却是黑幽幽的。
   
她立即告诉我说,她听见“咚”的一声巨响,仿佛一只大猫掉下来的声音,但我看来看去,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当时我心里想,莫非是三姐的魂来了?但嘴里却对她说:“不要怕,没有什么,咱们睡觉吧。”
   
于是我们就各自上床睡觉了,外面正下着雨,夜里还是挺阴冷的。
   
就在我刚刚睡着时,忽然有个什么东西碰到了我的额头,软软的。我当时闪过头脑的第一印象觉得,大概是耗子在我额头上跳了一下。因为那里的耗子特别多,根本无法去除灭它们,甚至大白天它们也躲在角落里,瞪着亮亮的小眼睛看着你,人与耗子共处已经是由来已久的事了。我一向睡眠不好,特别容易惊醒,因此第一个反应动作就是拼命往外一弹,口中骂道:“死耗子!”
   
接着不一会儿,黄援华也喊起来:“梵姐,什么东西碰了我一下?”我忙说:“是耗子,刚才也在我头上跳了一下,被我打跑了。”
   
她却说:“我打不动,我害怕,梵姐,我到你床上来吧。” 我挪挪地方说:“你来吧。”
   
外面的雨下得很大,所以除了大声说话以外,其它细微的声音都听不清。
   
谁知她又说:“我不敢,我动不了。”
   
我说:“我来接你。” 我立即掀开被子坐了起来,脚正好踏在床前那张竹桌的下横档上。于是,我一边跺着竹桌横档想吓跑耗子,一边问:“火柴在哪儿?”黄援华说:“就在桌子角上。” 哪知当我伸手去摸火柴时,却有个鬼似的影子来抓我的腿并抢夺我手中的火柴。
   
我马上反应过来,意识到这既不是耗子,也不是鬼,而是个人!我立刻握紧了火柴,抽出了一根猛地一擦,火亮了一下,立即熄灭了。在亮光一闪之中,我看见了一个穿大衣的人的腰部的皮带,就挡在我和桌子之间。我更加明白了,这的确是个人。而且由于我的行动,使他离开了黄援华正走到我桌前,想夺我手中的火柴。我紧紧地抓住火柴,一下子抽出了好几根,猛的一擦。这时,我突然看见桌子上有张报纸,马上抓起报纸点着了,同时把燃着的报纸凑上桐油灯,但桐油灯不像煤油灯那样一点就着,而是很难点着,平时要划好几根火柴呢。
   
当我把报纸凑上油灯时,在这亮光下很明白地看清了是一个人,而且是个穿大衣的军人。我马上喊:“卫兵,卫兵!”因为平时卫兵就站在我们那扇竹编门扉外的大钟旁值夜班。
   
这时他已走到桌子边靠近进门处了。我立即叫喊:“你们快来呀,这里有人进来啦!” 这个人听到我叫喊后,恶狠狠地威胁我说:“你嚷嚷什么?你嚷嚷什么?”
   
我马上意识到他是有武器的,不能吃眼前亏,于是我改口大喊:“你们快来呀,这里有耗子呀,有大耗子呀!快来呀!……”
   
可是这时候,黄援华不仅不爬起来帮我一下,反而把棉被往头上一蒙,大哭大叫起来,那声音仿佛是深山里受了伤的饿狼的惨叫,在山洞里回响着,使人感到悚然。
   
在这紧急情况下,只有我一个人来面对这个凶神恶刹的大兵了。当时我身上只穿着一套汗衣裤,仍一手举着燃烧的报纸,一边大声喊叫,想喊醒睡在山洞里面的男同志出来。我们这样对峙了大约几分钟。
   
听见喊声,山洞里的人都惊醒了,他们先以为是黄又在发“歇斯底里”,不理她,后来听听像是我的声音,知道出了意外,便赶忙奔来了。
   
听到奔跑来的脚步声,这个卫兵退出了我们的房间,他正走到饭堂门口时,迎面碰上了第一个奔来的张树清,张树清问卫兵:“你到哪里去了,她们喊人你怎么不管?”这个卫兵却说:“我站在门口守卫,听见她们喊才进来的……”好一个狡滑的家伙。
   
紧接着,全电台的人都跑来了,黄援华又哭了起来。当晚,我们被钟曼云、李世英接到刘台长家里(台长出差去了)休息了一下,不久天就亮了。
   
事后才听黄援华说,她当时觉得有个东西紧紧地压在她身上,企图扯开被子,她才判断是一个人。那个人的脸紧紧地压着她的脸,而且直喘粗气,使她喊不出来也动不得……后来我们分析,那人肯定就是站岗的卫兵,他想对黄实行强奸,被我大喊起来,才未得逞。
   
我们几个女同志觉得很气愤,尤其是钟曼云,还有张耀君。怎么办呢?大家商量,让张树清去问这个卫兵,可他还是那一套搪塞的鬼话,不肯承认。而我们认定就是他,这样的事不能不了了之,一定要问个水落石出。
   
没想到,张庶务正在深入盘问时,韩课长却把张叫了去,叫他不要多管,并说台长不在家,这事反正没成事实(照法律上的话就是“强奸未遂”),算不了什么大事,而且张扬出去也不好听,万一真出了什么事,没有人负责。韩的意思就是叫张不要再盘问下去了,算了,等台长回来再说。
   
这一来可激怒了我们,特别是钟曼云,她说:“你们青壮年男子躲到安全的山洞里,把两个年青女孩子放在这没有遮拦的小房子里,出了事还不敢负责,叫人寒心!”
   
她这么一说,我们更气愤了,黄援华也更哭得伤心了。
   
我说:“幸而我大喊起来才没出事,如果真出了事,你们怎么说?那时你们再管也来不及了。你们就这样怕事,怕负责任?!”说着我也声泪俱下了。
   
这时候张耀君站出来说:“你们怕负责,我来负!”
   
我想,这事是出在我们房里的,我们是当事人,又是见证者,怎么能让张耀君来负责呢?于是我大声说:“你们不敢负责,我姓范的来负责好了!”
   
看到这种群情激愤的情况,两个“老西儿”也不得不软下来,忙陪着笑说:“大家不要急嘛,我们慢慢追查好了。”
   
张耀君叫张庶务看住这个卫兵,我让黄援华打电话给她表哥,她表哥是宪兵团的一个小官,当时的宪兵是专管大兵的,他们是见官加一级。
   
这一来我们抢了先,胡、韩等也怕事情捅大了,也赶快给营长打了电话,不久这个营长就赶来了。
   
营长一来,当然先道了歉,随即就伪称这个卫兵有神经病,企图推卸责任。后来黄援华的表兄来了,宪兵团派了个潘检查员来,会客室里挤满了全台的人。我是当事人之一,又是见证者,我把前后经过及对方的一切动作都说出来,并分析给他们听,这不是一个神经病人干得出来的。这时,这两个“老西儿”课长乐得做顺水人情,说交给他们主管去处理。我们不答应,非要他亲自留个口供下来,实在不得已,他才供出了原来是想强奸黄援华的,没想到我喊起来了,才未遂。
   
自从此事以后,我和黄援华就搬到里面一间屋子住下了。这一间屋实际上只能叫做依山岩而搭的一个临时棚子,那山岩像一只伸出的巨大手臂,这棚子就依着“臂弯”而搭,两面墙都是向下倾斜的岩壁,岩壁上长满了青苔、藻类,下起雨来时水就顺着岩壁往下流淌,即使是天晴雨止了,那岩壁也是湿漉漉的往外渗水。另一面就是竹编泥糊的墙,墙外是一片高坡菜地,当年可能是和尚种菜的地方,如今已荒芜了。竹泥墙上方留了个长方形的窟窿,大约为了进光和透气吧。还有一面是门(门也是竹编泥糊的)和半堵竹泥墙,这里是一条幽暗的通道,可以通往后面的山野。
   
我们就只得暂时安置在这里了。这里因为长年阴湿,竹榻又矮,榻下甚至潮湿得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菌类。下雨天汩汩的流水声,加上岩头的小滴水声,因此我们把这儿称为“水帘洞”。这里的大耗子也更加猖狂,经常跑来跑去,根本不怕人。自从那一夜之后,我有好久一段时间睡不好觉,睁着眼倒不怕,一闭上眼睛,哪怕一小点动弹也马上惊醒,常常是到天快亮才能睡一下,但马上又得爬起来干活儿了。
   
这一年从春天直到秋天,天气极为反常,雨水特别多,而且下得很大很大,于是我们这间屋子,不仅墙上流水,地上积水,乃至屋顶也漏水了。
   
从此后,我原来就够多的病日益加剧,还添加了个双腿疲软无力、小腿抽筋的毛病,月经不正常,白带又多又黄,但是每天还得加紧工作,不到彻底躺倒下不了地,是根本无法休息的。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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