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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广播电台--古岩寺

我是1941年12月8日去广播电台上班的。
   
在正式上班之前,也是在见到胡课长之后,我就患病了。现在想来也许是疟疾:头疼、发冷、发烧,整天怕冷,人感到昏沉沉的。道五的住处很近,因为怕冷,有时我就坐在他那天井里晒太阳。我未照过镜子,也看不见自己的模样,估计是一脸病容吧。道五曾借了二十元给我买奎宁丸,结果买来的是假药——糖衣包着的面粉,由此可见奸商之毒,也可见抗战时药品物资之匮乏。
   
大约是穷人命硬吧,多少年来,我就是在这种贫病交迫中活下来了,挺过去了。
   
所以,当广播电台再次来催时,我只好推迟前去,后来道五知道了此情况,也挽留我在城里多住了几天。直到12月8日,道五说为我送行,请我吃了一餐他自己烧的红烧牛肉,又交给我二十元钱,让小袁为我雇了一辆破旧的人力车,拉了一个被包、一只箱子,黄昏时分我才到了古岩寺。
   
因为他们频频来催,在正式报到的前两天,我曾去过那里一次,一则去认认地方,二则给他们一个准信,让他们好放心。
   
这地方是在上饶城的西面,沿浙赣铁路旁的一座山岩岩窟里,离灵溪车站不远,距离上饶城大约有十多里路的样子。当时虽然病尚未痊愈,但我这个人生性性急,办事快捷,走路也疾步如飞,即使是生病发着烧,有急事时还是爬起来就跑(后来当记者时,很多男记者也跑不过我,常被我远远甩在后边)。加上逃难时,更是赤脚草鞋地一天赶几十里山路,所以这十几里路对我是不在话下的。
   
这个古岩寺,就在铁道南面约一里多的地方,当地老乡称之为“苦岩”,所以,对于一个第一次来的外方人来说,找寻它还费了点劲哩。
   
这个古岩的形成自然是不知其地质年代了,这个“寺”恐怕也是盖有年矣。它隐在一块高地的背后,转过这块高地才能看见它。山并不太高,却是又厚又大的岩石层,因为我后来常去它的背面玩,并在大黑岩上晒过太阳,欣赏过那些美丽的小花、顽强的小草,这些小花小草居然是从岩石缝里长出来的,它们向着阳光和蓝天摇曳,显示出其生命力的顽强!
   
实际上,当我到那里时,它已被改成“机关--电台”了。这寺庙的山门是朝东的,进山门处已经站上了卫兵守卫着,而真正的寺却还得拾级而登。寺院面前是一大块空地,寺庙的前大殿已被隔成了三开间,改成了会客室和住室,只有那座悬挂在半空中的大钟,告诉人这里曾经是个庙。后来,当我住进大钟后面的小隔间时,才发现还有好几座小菩萨共坐在一个龛子里,有菩萨与我们同在,按说我应有福了!?
   
寺庙的后进则改成了办公、机务、播音,以及住宅各个室。因为它的后进是在一个大山岩里,岩洞很深,足足可以容进一个大殿和一些住室,怪不得当初选了这块地方做电台,因为它可以藏机器,以防敌机轰炸。
   
寺庙旁边有一大块荒地,大约原来是和尚们种菜用的。菜地的那一头,也就是山岩右手边,仿佛是一尊大佛伸出去的一只巨大的手臂,下面有一个深深的水潭,终年不竭,下雨天水就顺着岩壁往下流淌。我去的时候是冬天,所以更显得有几分寒凉古朴的味道。
   
一一拜见了电台里几个主要的人物:台长刘士烈、夫人李世英、播音科长胡殿陈,财务课长姓韩,他们都是山西人,都是五十多岁的老光棍,至少当时没带家属来。
   
机务课长叫张耀君,夫人叫钟曼云(广东人),机师××(记不清名字了)、李文绪,文书叫阮明远,庶务叫张树德(山东人),还有倪技佐(四川人,带着个妻子和小女儿),另外还有几名工友、厨师。
   
管国语播音的叫林立,二十多岁,是从重庆来的,当时要回重庆去;另一个女孩叫黄援华,才十七、八岁。电台里的所有人大约就是这些了。
   
我去的那天天气较暖和,我穿了一件自己缝的花土布夹旗袍(今天叫做腊染),显得很简洁、很精神。大家见了我很是欢迎,热情地期望我能来为电台多出力,开创出新局面。播音科“国语”原本就弱,林立要走,只剩下一个黄援华,她还太年青,文化素养也不高,而课长是只当官的,自己又不会上机说话,所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了。台长夫人虽不参加工作,却对我特别殷情。我倒是跟林立还谈得来,但不是谈台里的事情,而是谈当今年青女性的苦恼、社会地位等等。总之我们谈的很投机,我走时,她一直送了很远,还说:“要是早知梵姐来,我就不回重庆了!”

我在广播电台的工作

原来,广播电台搬到上饶来也只有几个月,机器才安上,还没有正式开机广播,怪不得他们那么拼命地催我去,又那么对我寄予厚望。
   
当我到电台以后,电台里的头儿们对我的期望极高,总得说来待我还算可以,至少在开初那一阶段,他们找到了一个像我这样的“人才”,可以说是大喜过望的。虽然我的学历是假的,但对于他们的工作要求来说,我的能力绰绰有余,用一句俗话来说,我在电台的播音课是一根台柱子,所以台长对我是相当倚重的。
   
我才一去,他就跟我大谈工作,谈今后的工作如何开展,如何提高电台的效率和播音质量……我也提了不少中肯的建设性意见,他都一一采纳了,既然人家这样信任我,倚重我,我当然是不遗余力地去干,超过我体力精力地去干了。
   
当时,整个播音课播国语(普通话)的,除了林立就只有黄援华,林立又要走,至于她为什么半途要走,我是不知道的,后来黄援华跟我说,林立可能是共产党,并讲了林立许多坏话。但就我和林立的接触中,我觉得这个人还算不错的,至少对我还是很好的。
   
林立走后,黄援华一个人是撑不起国语播音这个场面的,因为全天的播音节目绝大部分是普通话:新闻、时事杂谈、时事述评、纪录新闻、战地新闻报导……国语几乎占了五分之四,其余的时间插播点粤语(张耀君)、客家话(钟曼云)、日语(每周有一两次,请的是韩军征募处的朝鲜人)。一直到后来,我才帮他们找了个丁敏来播沪语,可却没待多久,就因与黄的感情纠缠而离去了。
   
国语播音,起初还有林立在,她还算顶点事,不久林立一走,就只有我和黄援华两个人,黄大约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年纪轻,做事又浮,虽然人倒是个好人。尽管她只播新闻(新闻播音中的一项,由我和她分担),却不肯好好认真看稿,常常白字连篇,错误百出。一天六小时的播音时间(早上大约一小时半,下午到夜晚四至五个小时),除了各种语言的新闻(粤语与客家话是隔日一次),其余的杂谈、述评、综述、要闻以及即兴小品(这多是自己写的带些辛辣味的,对敌斗争的),记录新闻等等都是我的事情。甚至连选稿、组稿、写稿也都落到了我肩上。    我是1941年12月8日去的,当时对外广播实际上还未开始,我去后不久,机器一安装好,就开始试播。试播时每天的时间短一些,从1942年元旦起就改为每天播六小时了,因为播音时间长了,工作量也加重了。
   
我们当时所播新闻及时评的主要来源是《前线日报》。它是一种八开小报,但有八版,还有副刊,覃子豪就主编该报的副刊和诗刊。那时《前线日报》编辑部就在上饶,总编辑是宦乡,我和宦乡见过好几次面,还同席吃过几次饭,但直到解放后,才知他原来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当时三战区的文化生活很贫乏,连我自己想读一本书,还要常常向各地学生朋友去求援。工作中也是如此,《前线日报》不可能提供一切需要的资料,找不到满意的东西还要到处去找,有时费力找来一些报刊杂志,却有的用不上,有的已过时,因而后来干脆自己写。对于时局上出现的变化,发生了什么世界大事,尤其开辟欧洲战场,美国对日宣战以后,觉得我们这边战斗力加强了,更应该及时报导出来,以鼓舞我前方的士气,加紧对敌人的进攻和打击,因此,我可以说一天二十四小时,除了睡觉之外,我这个头脑、这双手和这张嘴是永远超负荷运转着的。
   
当然,如此辛劳,的确使播音质量提高了不少,内容也丰富多彩得多。那时电台里一共只有三几张唱片:武家坡和四郎探母等,只好轮流放放,拿来做做中间曲,连我这个对京剧一窍不通的人,都把这些唱词背熟了。有时为了使节目生动一些,我们也插播一些短剧小品,钟曼云、张耀君等都来担任过角色。有些短剧还是我自己编的。
   
为了增加抗日宣传,我建议增加语言的品种,并建议台长请一位会上海话的播音员,最好是男的,这样穿插进去也不显得单调。后来果真请来了一个男播音员,叫丁敏,此人会沪语,且会唱歌,有一副很好的歌喉,这样,我们的节目花样会多一些。黄援华嗓子不错,也能唱一点,因此,只要有人会唱歌,我们就安排点歌曲插进去,以活跃气氛。老实说,在当时抗战的条件下,我们的工作是非常艰苦的,绝不像今天有那么些可以使用的工具、材料和声光等设备。我们的工作环境也是极其简陋艰难的,播音室只是山洞里的一间普通房子,墙四周用布挡了一下,地上铺一块苇席,就靠这么几个人、几本书,加上我的调度和拼命,使播音很有些起色。当然,这期间,台里的人对我都挺不错,台长也还没有对我发威风打官腔。
 
除了《前线日报》外,新闻的另一来源是收听重庆的中央广播。在当时条件下,一个电台能有一台收音机简直是件大事,这台收音机几乎就是稀世之物了。哪里会像解放后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我在上饶集中营当播音员,或是说:朱锡侯在外国,我在中国电台,只要我给他发个信息,他就收到了。简直是天方夜谭!
   
当时,电台的那台收音机,就放在胡课长住室外面的一间小办公室里的桌上,因那里是岩洞,既防轰炸,也不许别人乱动的。只有夜晚十一点到十一点半(有时到十二点)由我和胡课长收听并记录新闻。因为机子不好,声音很小,开到最大音量,两个人才勉强记得下来一些,这就是第二天一早新闻节目的材料了。
   
后来我发现胡这个老家伙有些不正经,比如有一次,我抱着钟曼云的小儿子(大约二岁多),他从我手里接过孩子,就趁势摸我的手臂,我当然明白,但又不好发作,只得防着他点儿。晚上我们一起收记录新闻时,他坐在我后面的一张桌子旁,却老是故意用脚来碰我的脚,嘴里还哼着只有他自己懂的山西小曲儿。我感到极其嫌恶又非常气愤,但为了工作,我不便发作,只好当做不知道,不理他,心里在盘算着,深更半夜的,就这么两个人,我得防着他点,得想出个点子来治治他。因我平时办事干脆利落,显得有些男子气,估计他一下子还没那么大胆,因而,我找了个机会,不动声色地对他说:“胡课长,以后收记录新闻我一个人够了,您就早点休息吧!您年纪大了,犯不上熬夜,万一我生病了或有什么事没有人收听时,您再来替我收好了。”他自然明白我话中有话,知道我不是好惹的,也就“顺坡下驴”地自己关门睡觉去了。

不情愿地填了一张表

我进广播电台以后,他们就把我上报到重庆的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局),不久以后,中央的正式批文下来,批准林立辞职,批准我接替林立工作,委任状是“三等播音员”(据说当时播音员分四等,一开始我就以“三等”委任,相当于技术人员,黄援华是不入等的,可能叫试用吧。)
   
到电台后不久,电台领导就要我填入党表格。我当时心想:什么?入国民党?我可从来没想过,也从不愿加入。可是到了这里,在今天看来,这是个军事管辖下的政治性极强的机关,不比在中学教书,你不愿入国民党人家还不致于强迫你入。原来我在嵊县中学教书时,校长硬要我教公民课,我觉得这完全是“党混子”干的事,便不高兴干,终于辞职了。   

然而到了这样的单位,就由不得你愿意不愿意了。记得我当时心里是老大不高兴,但又不便表现得太明显,因为我也知道那时“红帽子”满天飞,如果对加入国民党表示“抗拒”,无疑是让人觉得有可以怀疑的地方。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一个人,就是台长夫人李世英,她对我的填表一事是有不小影响的。倒不是她的政治思想有多么强,而是她的母性,她以大姐的情份对我的关心。比如:我生病时,吃不下食堂里的伙食,她就拉我去她家吃碗稀饭,或白菜粥、白面馒头什么的;有时我工作中受了委屈,情绪不好时,她又总是和婉的安慰我、开导我;有时还拉我到后山去走走、谈谈心,还关心我年纪大了(当时我报的年龄比实际大四岁),以后丈夫回来了生孩子困难。总之,她的确像一位大姐姐似的待我。我这个人心软,最担不得人家对我好,这也是我一生吃大亏的地方。对于入党这件事,她显然看出我并不乐意,但又未敢明显拒绝,于是她委婉地左说右劝,既然到了这个“绝地方”,我也就只好委曲地答应了。
   
其实那手续倒是极其简单的,就是填了一张表(一式几份),交了几张照片(当时日记上有这样一句话“害得我费了几张照片”),之后发给我一张“党证”--一张写有姓名、年龄等的白卡片纸,上面似乎还有个号码,就完事大吉了,从来没有过过什么“组织生活”,也从未交过一分钱“党费”。
  
 解放后,我在“参加反动党团”登记时,立即去登了记,他们也没有要我交出这张“党证”。可惜的是,锡侯这个人一生埋头于书本,对旧社会的那些人和事根本不懂,他对那张白色小卡片和我在广播电台的委任状,怕得要死,吓得要命,趁我不在家时,把它们统统烧掉了。他以为这样就没事了,谁知他这慌张而糊涂的举动,却造成了我一生无可挽回的遗憾。如果那张委任状不被他烧掉,我至少还可以说清自己不是在上饶集中营工作的,我们全家也不致吃这么大的苦,我一生也不致遭受如此不白之冤。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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