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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到上饶以后

上饶,这个古旧或者说破旧的小城,在当时是以抗战前沿的指挥中心而闻名的,后来,却以一本叫《上饶集中营》的书而闻名,尤其在解放后的肃反年月里,上饶集中营就成了整个上饶市的代名词,似乎所有在上饶生活过、工作过的人,也都成了上饶集中营里的反动人物了。我自己不就是因希望参加抗日工作,在那里的电台当了半年多的播音员而被打成“上饶集中营女特务”,几至于送了命么?!
   
平心而论,我并不喜欢上饶这地方,这里不仅破旧,而且在人情上也并未给我什么好感,但在当时,除此一处外,我已别无他处可以选择了。
   
这里没有一条像样的街,商店也是那么简陋,整个城市,大约只要花一两个小时,就可以走完看遍的。毕竟这里是“内地”,我才从温州来,温州那种灯红酒绿、商人气十足使我厌恶,但上饶这个所谓东南抗战前沿的指挥中心,除了物资匮乏、生活穷困之外,也看不出什么抗战的热烈气氛。
   
我们两人大约是9月3日到的上饶,唯一的一点凭藉就是带了几张覃子豪的名片去找他的朋友。他的那些朋友都是《前线日报》的记者。当时烽烟遍地,能有一点点可以抓到的关系就不错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多半是这样。
   
我们先去找子豪的同乡,叫谢道五,因为他住在城里,找起来方便些。我们先得有个落脚的处所,然后才好为剪虹找车子,送她去福建,同时我再住下来,等炳林的到来,等汇款的到来,并求人找工作,或者再继续南行。
   
谢道五是子豪的四川同乡,也是《前线日报》的外勤记者,他一个人住在大井巷十五号,这里是一所旧式民房,一个小独院,大约一共有五、六个房间,不像是个办公的处所。
   
大约子豪先给他写过信,或是曾亲口打过招呼,只记得当我们放下简单的行李,坐下来掏出子豪的名片时,他仿佛早已熟悉似地就领我们去不远处的一家老乡家里,让我们看看房子,原来他已为我们准备了住处了。
   
这里是一所老式的旧木结构房子,房子里有一张旧式的褪了漆的发出黝黑色的雕花大木床,同样也是发出黝黑色的旧式大木柜,窗户是纸糊的木格花窗,一张大木靠背圈椅,这些家具的格调和房子很相称,大约跟房东老太太的年纪差不多吧?说不定还是她当年做新娘时的新房哩!只有床前的一张长方小竹桌子是浅黄色的,相当新,显的挺不协调。这房子里大约久未住人了,当谢打开门时,一股说不出的陈年霉潮味扑鼻而来。
   
谢道五领我们看过房子后,又把我们领回他的住处,他一直独自一个人在前面快步走着,我们两人跟在他后面,俨然是一副兄长的模样,虽然他喊我们“范小姐”、“胡小姐”,这让剪虹不由得用胳臂肘碰碰我,轻声地说:“简直像个阿哥似的。”
   
当时,他大约还不到三十岁年纪,也许只有二十五、六岁左右,就像一般常见的四川人那样,个头比较矮小,戴一副眼镜,一口地道的四川话,走起路来却是飞快。我们俩当时更年轻,紧紧跟在他后面走着,觉得这位先生人很家常、很可亲,而且办事显得很老练的样子,真是像自家的哥哥。的确,在以后相处的日子里,他待我也确实像一位兄长一样,指点我、关照我的。
   
回到十五号,他就让工友张学仁给我们倒茶,我们坐下来休息了一会,他便起身领我们去吃饭,吃了饭,又让张学仁送我们去我们的住处,并嘱咐我们明早去吃他那里早饭。

那天晚上,我们点了蜡烛就睡在老太太的大花床上,那大花床还有一床深蓝色花布蚊帐。好几年的流浪生涯,在人生道路上也经历了些风霜雨雪的我们,的确打心眼儿里涌出了一股“到了家”似的暖流。
   
以后这几天,我们就去十五号吃饭,托他替剪虹找去福建的便车以及我的工作。他总是笑眯眯地答应着帮我们去办,叫我们不要着急,子豪的朋友就是他的朋友。
   
没过几天,他就替剪虹找到了演剧三队去福建演出的大卡车。大约是9月7号或8号吧,我们送剪虹上了大卡车,拜托了剧教队的两位熟人,总算是送她走上了读书而且是一直向往的音专这条道路了。
   
剩下来的只有我一个人了,我要等炳林弟、等胡家的汇款、等道五兄给找工作,这时,我的几个钱全给了剪虹,自己手中几乎是不名一文了。
   
在最初找到谢之后,我和剪虹曾到《前线日报》社去看过子豪为我们介绍的另外两位外勤记者:邱子仪和叶家怡。当时第三战区所属的各机关都散布在郊区的各个大小村子里,这一方面大约是为了借用民房方便,另一方面也许还有防敌机轰炸的作用。
   
《前线日报》社也是如此,它设在近郊的一个村子里,离城大约有十几里路光景,我们是一路问路上的行人才问到的。
   
那里是一片简陋极了的临时搭起的平房,墙是竹片泥巴糊起的,屋顶是茅草的,泥巴地,竹桌竹凳,不过,这倒是颇富当时的战地色彩的。

我们找到了这两位记者,拿出了子豪的一张名片,坐下来寒暄了几句,关于找工作的事,当时没好意思开口,年纪轻,到底脸皮嫩,他们也没有提出什么,我们当时还以为子豪之前打过招呼,既不便问,等对方说又不见反应,我俩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赶回城去了。
   
等回到我们的临时住处为剪虹整理东西时,才发现另有一张子豪专为我们写了几句话给邱叶两人的名片,才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把一张空白名片交去了,所以我们不开口人家也就不便多问什么,因此,找工作的事,只好全落在谢一个人的肩上了。
   
幸而谢在当地交游很广,人也很活跃,这些都是我在以后几个月的相处中慢慢看出来的。
   
他那一大间摆了两张方桌的“客厅”,曾经接待过不少客人,当时三战区的专业、业余以及外地甚至外国的文艺界或文化团体,他都在那里接待过。把两张大方桌一拼,插一瓶花,放一圈靠背椅,几只白瓷茶杯,泡点茶,有时候还有点瓜子花生之类的招待一下,开个座谈会、茶话会什么的,还怪像模像样的哩。
   
我记得自己就曾参加过几个招待会,如东南剧团、台湾少年儿童剧团(当时台湾尚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朝鲜访问团等,有的是来三战区访问交流文艺的,而主要的还是宣传抗日,有的则是遇上什么节日大家开个座谈会之类。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这就很不错了,大家还都很热烈地交谈,这时谢也总是邀我参加,也许在他的眼里,我也算是个文化界的人士吧。总之,谢没有外待我,倒是对我有很高的要求,而在这种场合,我也常常以半个主人身份,以我能言善谈的口才和风趣,使会开得有声有色,大家都很欢畅,因而谢也越发器重我。记得那年正好是“九、一八”十周年纪念日前夕,《前线日报》为了抗日宣传的需要出了专版,谢兄就请我写了一篇“纪念‘九、一八’十周年”的文章刊载上去,署名是“小范”。
   
因而,我也在他那里认识了一些文艺界、文化界的人,如东南剧团的团长孙风、女演员张亚丽、三战区文化建设委员会的一帮人,以及《前线日报》的总编辑宦乡……

再一次失业,陷入困境
 
1941秋天,我又失业了,这种处于穷困、苦恼而又动弹不得的境地,非常地折磨我。
   
当时,曾很天真地以为温州地处沿海,比丽水要好一些,可能会少一分人世的寒凉,多一点抗战的热气,谁知恰恰是那个典型的商业城市,人世的寒凉更多,而抗战的热情却更淡薄。
   
于是又漂泊到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不仅以为那里机关多些,找工作可能容易一些,更希望那里抗战的气氛浓一些,“同仇敌忾”也许会使人与人之间的争斗、隔阂少一些,融洽一些。其实这里的人事关系更复杂、斗争更尖锐,只是我自己始终站在圈子外,以局外人的身份来对待这些人和事的,但就连这样,也使我感到这里的氛围是既让人窒息,又冷漠荒凉的。今天想来,这都怪自己太年轻、太天真幼稚,也太不问政治的缘故。
   
当时,不仅是从谢那里听到见到了一些使我不习惯不痛快的事,所谓抗战前沿的文化界也是勾心斗角、明争暗斗的。更糟糕的是,剪虹的弟弟还没有从沦陷区出来,我得等他,为他安排就学的事,她父母汇来的钱也迟迟没有消息,而我手中已无任何钱了。我又是个失业者,自己没有工作和收入,我总不能老是当人家门下的食客吧!
   
当时子豪常来,他也是个穷鬼,可他有时还丢几块钱给我,有时他实在没有钱,就给我买几支蜡烛;惠恩从上海给我寄点邮票来,帮我解决寄信的问题。有时手中真是连几毛钱也没有了,欠了房东老太太二元(一个月)的房租钱,躲着不敢见老太太的面。
   
谢道五常常出差,我当然不能去吃饭,因为他出差后,家里就只有一个张学仁和他后来带来的一个叫小袁的小男孩。这孩子长得挺不错,聪明伶俐,才十三岁,平时帮谢跑跑腿。谢待他也挺好,他每次出差,就托我照顾一下小袁,交点钱给我,让我招呼小袁去买点柴米之类的东西。当然,人家的钱我是不能挪用的,人家当朋友信任我,我不能让人家觉得我这个人无信义。
   
记得有几天,我只能一天吃两根油条一只烧饼充饥,饿肚子的滋味我尝够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我就只得奔到乡下去。在许村乡下,我有一个小舅父家的表兄,叫汪云,他的长相很像我的小舅舅。因为我小时候母亲为了让他戒鸦片烟,曾把他接来北门外我家住了几个月,专门教我和小妹读古文。这位表哥在我们家里的名声是很高的,因为他是早期留日的学生,在二十年代能去留洋,在小县城里可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是令人羡慕的对象。于是,我只得常去他那里,至少在当地,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其实当我才到上饶不久时,我和剪虹走在街上,偶然在一家书店里看见一个人的背影,穿一件米黄色风衣,很像希衡,走近一点再看,果然是他。我与剪虹连忙掉头往回走,我不想见他--我的自尊心和骄傲使我不愿见他,我不愿在我失业困难时看见他,我也不向他乞求什么。8.jpg

图:范希衡(左)、范仲骅(右)
   
而这位表哥见到我,还说希衡很关心我,怪我为什么到了上饶不去找他。我因自己中途辍学,一直很想读书,当时所有的大学都迁到大后方去了,东南一带几乎无大学可上。在表哥的劝说下,我给希衡写了一封信,表示希望到重庆上大学,因为他当时在重庆的中央大学教书,结果他连一个字都不回,只让吴学俊带了句话来“要读书可以就地上,不必到后方去。” 这不是明摆着拒绝我么?从此后我死了上大学的念头,也断了与他们的任何联系,尽管我穷,穷得失业挨饿,也绝不向他们哀告一声,这就是我的傲气和骨气吧?!
   
表哥当时在经济委员会当个小职员,在外面又娶了个表嫂,表哥四十多了,表嫂才二十几岁,扬州人,是逃难来的,人倒挺爽快,只是没文化,说话很粗俗。去多了,我才发现我与他们也无法处下去,表哥是个又窝囊、又好摆丈夫架子和长辈牌子的极唠叨的人,两口子经常吵架,有时还动武,所以,他们虽然待我不错,我却不愿久留,只得又往城里去。
   
到城里依然不名一文,依然挨饿,但一则可以随时了解找工作的情况,二则一个人穷归穷,却自在一些,我这个人自由惯了,不喜欢什么人老以长辈或老资格的身份来管我、教训我。
   
当时的情况是:工作未定,炳林未来,胡家的钱未到,我的责任未了,而龙南中学的朱起凤却又频频来信催我快去,信写得那么恳切,希望我摆脱一切快去。他的信中写道:“快来帮帮我,快来一起建设新赣南吧!”然而,我能放弃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与诺言而一走了之么?虽然我很想去教书,王敬仁也从湖南来信问我愿不愿去,骅哥也来信叫我去,但是对一切好心的朋友们,我只能抱以遗憾的歉意,在诸事未办完之前,我只能死守在这个始以为充满抗战活力原来却也是乌烟瘴气的司令部所在地了。尽管我讨厌它,但我的责任又使我无法离开它,我处于两难的境地,生活陷入极其贫困与苦恼之中。
   
从9月初到的上饶,直到11月下旬,真是“失业之苦与时俱增,失恋之痛却与时俱淡”(这话不知是谁说的,但确实是有道理)。大约在11月中旬,炳林终于从绍兴辗转逃出来了。其实在正常情况下,从绍兴乘车到上饶还不到一天的路程,而在当时,却有沦陷区与非沦陷区之分,简直仿佛是人间与地狱之分,要从这一界跨入另一界是要经过多少道鬼门关的,总算他逃出来了,从“地狱”到了“人间”,可以自由地呼吸一下了。
   
炳林当时住在上饶近郊区的一个专门收容从沦陷区出来的学生收容所里。我去那里看他,有几间大房子,四壁之外只有泥土地,每人一床草垫子上铺着自己的被褥,清洁当然是谈不上的,难民收容所嘛!不过,也可以把这儿看作是学生的临时招待所。开饭时,各人拿了自己的容器到大木桶边去领一勺是饭是糊还带点菜汤的吃食,坐在自己的床垫子上胡乱地喝下去。抗战么,谁都在吃苦、离乡背井,这都是日本鬼子害的呀!
   
我替炳林联系了玉山的临时中学,11月下旬送他上了去玉山的火车,把谢道五托我管的他那儿的伙食钱八十元,又向表哥处凑了二十元,共一百元让炳林带去交学费,这时,我自己手里只剩下二毛七分钱了,连一天的烧饼油条也维持不下去了。没办法,我只好又跑到了表哥那里,至少那里还可以混几顿饭,虽然他们有时也只得吃山芋,记得我就跟着表嫂去人家老乡地里刨过山芋的。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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