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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二、到浙江(九)

 

到承天中学

 

1939年底,一学年结束,联中不再给我续发聘书。这原因我也很清楚,说我北大没毕业,其实是个借口,而主要还是我这个人入世太浅,身上的角和刺太多,加上有些傲岸的性格,犯了教会的忌,这才是实情。好在,我毕竟还是我,我不会改变自己去逢迎别人,当然,我失业了,不过我不在乎。在此后的一生中,我历尽坎坷,遇上任何艰苦的逆境,我都是这样对待的:“天下没有大不了的事”,不仅成了我的口头禅,也成了我处世的座右铭,由于此,我才得以历尽劫难而最终活了下来。
   
剪虹在锡麟小学也只待了一年,1939年她换到杨家弄的兴浦小学去教书了。那里是一个几乎是四面环水的小岛,只有几条石板路通往邻近的村镇,其中有一条路就是通往杨家弄镇子的。
  
剪虹去了兴浦小学后,我也去她那里住些日子。绍兴是水乡,一点不错,从绍兴城里乘小船可以直抵小学门口。有时在小船里斜躺着,听吱吱呀呀的划桨声,以及划起的水浪轻拍船头的细语声,简直像一首无休止的催眠曲,看两岸的田野、乌桕,群鸭和水鸟几乎是擦舟而过,那风光可够诗情画意的,真令人陶醉呢!
   
在那里,我们一道去了杨家弄,那是只消步行几里路就可到的一个镇子。我们去看了一个联中的学生——孙曼娟,并在孙曼娟家吃了午饭。她们家用水乡的东西来待客,我第一次吃到用水红菱做的菜,真是别有一番风味。那是把鲜嫩的水红菱煮熟后,去了皮用麻酱油拌了吃,觉得有股说不出的清香爽口。
  
饭后,孙曼娟陪我们去玩了石佛寺。原来这里好像是一处名胜古迹,很大一块面积都是黑色的各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像是从地里钻出来的魔怪,春笋般地耸立着散落在周围。只有一条小路绕着黑石头迂回前进。记得旁边有一块被风雨剥蚀的碑,碑文是:“钱鏐王追董昌处”。如此说来,这些黑色怪石也许是当年那些死去兵卒的化身,也许是当时历史的见证,它们的颜色说不定是战士的碧血凝聚而成的。
  
兴浦小学的校长姓孙,是男的,剪虹还有一位女同事也姓孙,他们就叫校长“男孙”,叫这同事“女孙”。“女孙”有一位亲戚在承天中学教书,剪虹托了她,她再托了她的亲戚,于是介绍我到承天中学去教历史、地理。
 
去学校的那天,是从兴浦小学门口乘船。我上船的时候,船舱里已先有了一位乘客了。这只船很小,大约也只能乘坐两三个人,那是一位男客,约三十岁左右,脸色腊黄的正斜躺在舱板上,仿佛是个病人。我上船时,他睁开眼看了我一下,随即又垂下眼帘,似乎很倦怠的样子。我便倚坐在船头看风景,看云、看水、看水中闪动着的波光和云影,还有两岸缓缓移动着的田野、树林,还有那些背着纤绳拉纤的纤夫,看他们赤着膊,佝偻着身子,一步一步沉重地往前挪动。船在水中,人在石板铺成的路上拉——这路,似乎是绍兴特有的,它像是一条无尽的长桥搭在水面上,是专门给纤夫拉纤用的吧?这样过了不知几个小时,那位男乘客一直躺着不动,谁也没有跟对方交谈,我以为他是到城里看病的,他身边放了一只小被盖卷和一个小包,我哩,则是双手空空的。
  
到了城里的河埠头我们都上了岸,各走各的路,我是去承天中学去报到,谁知他也是去承天中学去报到的,他也是教师,我教的是史地,他教的是语文。
  
“女孙”的表兄叫蒋屏风,在绍兴文艺界小有名气,原来这位同船的教师叫金丹达,号子威,大约也是蒋屏风的朋友,他那时正发疟疾,所以脸色那么难看,一直躺在船舱底板上不动弹。
  
承天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校董是英国人,叫Bird,当地的小孩子称他“鸟先生”,还问他怎么长得不像鸟儿。这位先生大约五、六十岁,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时西战场德苏战争起后,他曾一个人跪在校园后面角落里的泥地上,祷告祈求上帝救助受难的人。他会说几句不大地道的中国话,我们见面总是很谦逊地互相问好,这跟美国人很不相同。
  
承天中学只有初中,它的位置在应天塔下面,大门开在和畅堂。这塔当时已有些倾颓的模样,上面长了些小灌木,栖息着许多乌鸦,谁也不曾上去过,据说它是隋代的古塔。和畅堂则是辛亥革命烈士秋瑾的故居,现在已作为纪念堂了,不过当时却没有什么名气,只是一条普通的胡同罢了。
  
校长姓冯,有五十多岁,比起联中的盛承裕来,显然老诚谦虚得多,对我也很好,当我生病的时候,他还让他的夫人特别给我送来可口的汤面。
  
因为只有初中,所以教师不多,都在学校吃饭,一共只有两桌人。好像冯校长和Bird先生也教一班课。另一位就是上海圣约翰毕业的女教师宋云汀,听说她的父亲也是一位牧师,宁波人,她除了教课外,还担任女生指导。
  
除了教国文的两位外,就是教英语的,另外还有一位教生物的叫范钟鋆,教数学的姓什么记不得了,教公民的叫屠长方,教体育的叫丁兆垣,大约一共十几位教师吧。
  
由于人少,大家都坐在一个大办公室里备课,加上蒋屏风是老教师(年纪倒不大,也不过三十岁左右),和金丹达大约是同学,两个人极爱说话,并且爱开玩笑。在这里不像联中,都称先生,而是不管男女教师,都在姓前面加个“老”字,于是我就成了“老范”,宋云汀成了“老宋”,彼此都这么称呼,又在一起吃饭,显得互相很熟识了。
  
教教初中的史地课,对我说来不难,只消认真地备备课就行,学生们对我也很好。当时我住在学生大宿舍外侧的一间长条型的房子里,宋云汀住的是一间正常房子。我是后去的,原让我住楼下朝北的一小间,因为晒不到太阳,我宁可换了楼上的这一长条房间(长约5米,但宽只有2米),原来这大约不是做房间用的,但我喜欢它。靠东边有两个玻璃窗,空气好——窗外是树木葱茏的校园,开出门外是朝南的长廊,廊上有葡萄架,风起时,葡萄叶子发出细碎的沙沙声,挺有诗意的。而且,凭窗可以远眺香炉峰的秀色。因为它够长,所以我除了放床,放书桌外,还可以在门口放一只风炉。秋天绍兴的大螃蟹又肥又便宜,剪虹常来,惠恩也常来,吴鹏也来,我们还可以蒸螃蟹喝点花雕酒,真是又雅又美哩。
  
承天中学比起联中来,规模小多了,教会的气氛也远没有联中那么浓,教师中好像除了宋云汀外,大多是不信教的,而相反,这所学校的政治气氛却比联中浓得多。
 
教公民的叫屠长方的,生得矮小,约四十岁年纪,老是眯逢着眼(也许是近视眼吧?),见人一副笑脸,要和人凑近乎的样子,但我却不大喜欢他,也不愿意跟他多搭腔,总觉得他是个“党混子”,靠吃党饭的,没什么学问,加上他那人品,就使人有些轻视他、讨厌他。
 
有一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备课,他突然喊我:“老范,我介绍你入党好不好?”我起先一愣,随即顺口问道:“什么党。”他说是国民党,我说:“哦,我现在还不想入,等我想入的时候再请你介绍!”我当时答得很干脆,事后却觉得很好笑。对于党派我一向不感兴趣,直到现在仍然如此。
 
我估计当时金子威是位共产党员,至少是外围组织的人吧,虽然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暴露过自己的身份。当我先住在楼下小房间里时,他经常来敲我的门,而且总是向我讨茶叶泡茶,我从来不喝茶,不知是个借口呢,还是真向我讨茶叶。虽然我没有茶叶给他,有时给他一杯开水,但有几次,他竟连门都不敲就迳直推门进来,我当然很不高兴,拿话敲了他几句:“知道点规矩么?怎么连门都不敲?”后来,也许他觉得我这个人虽然随和,却也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变得老实了些。
  
我清楚记得曾有几次在阳台的走廊上,我们各坐一张藤椅子聊天,谈的内容无非是他问我宣传些政治党派的大道理,其实,我对政党既不了解也不感兴趣,他越向我宣传我就越反驳他,所以每次谈话都是毫无结果,有时甚至还有些逆反心理。也许是他“说教”的本领太差,因为我当时只不过二十一、二岁的年青人,按理应该容易接受一切先进、良好的意见的。
 
其实,说起共产党,虽然在当时叫“国共合作”,毕竟是抗战时期是国民党统治的。可就当我十岁左右时,那时在故乡,我们早就听到过有关共产党的故事和“朱毛”的传说了,我那时还有些向往哩。大约是1927年后,大革命失败,我四叔的两个儿子(我的堂哥)在桐城中学上高中及初中,他们都加入了共产党,后来都又写“自首书”了。他们就是在我家里写的,我当时上小学,在自己幼小的心里就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要么就不要加入,既然加入了,就不要自首,如此反反复复,算什么呢?”心里就很瞧不起他们,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后来老金跟我多少次的详谈,都未能说服我的原因之一。
  
一直到我离开绍兴以后,老金和我还保持着通信关系,他曾到金华一带当过兵,还寄给我一张穿军装的相片,相片上写道:“老范,笔杆不及拳头有力量,拳头不及枪杆子有力量!”后来,他又回到绍兴办了一所中学,又频频来信希望我回绍兴去跟他一齐战斗,要我去当训导主任。我当时虽已流亡从丽水到温州,又到了金华,但我终于没有接受他的邀约去与他“共同战斗”。
 
又到后来,我接到徐惠恩的来信,里面提到金子威的夫人朱瑛女士住医院生产,患得是梅毒。朱瑛曾是我教过的学生,当时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子,生得很好看,给我的印象挺不错。她比老金起码小了十多岁,这使我对老金这个人,以及他的行为和政治面貌,更打上了问号。

 

教书之外的生活
  
总的说来,在承天的一学期,我的生活还是比较平稳的,从过去的极度苦闷中解脱了些出来,锡候的书信来往也还算比较正常。剪虹住在乡下兴浦小学,有时她上城来看我,有时我在周末也乘船去看她,在她那里住宿一夜。绍兴的深秋是很美的,套(雇)一只小乌篷船,船夫用脚手并划着桨,背靠在船梢的舵把上,仿佛像是靠背椅,那么闲熟而悠然自得的神态,使人觉得他们在水上如走平地一样。
 
我有时坐在船舱里,有时倚在船帮边上,看两岸的风光。乌桕未落尽的红叶,加上小白花似的乌桕子,倒映在水中煞是好看。常感叹可惜我不是画家,也常想有谁能用他的彩笔把江南水乡的深秋景色画下来,该是多绚丽呀!我只好当个赏画人,看着逐渐迎面而来又慢慢退隐而去的仿佛是无尽头的长长画幅,这时,水呀、天空呀、田野呀、小船呀、船夫呀,以及我这个宇宙间暂时的过客都消融在画中了。
 
最记得我们的船经过一个小湖,我不知道那湖的名字的正确写法,只知道它是以一种茶褐色头顶带有尖的无鳞小鱼,绍兴人称之为“安桑”的命名的,这湖里专产这种鱼。
 
船到了这湖,仿佛是从河里忽然到了一个开阔的湖面上,形象地说,仿佛是一条河的中间忽然凸出个大肚子,这就是湖了。说它是湖一点不冤枉,因为它不仅面积相当大,水面宽,那两岸的田野、红叶白子的鸟桕远离了,而且湖水一下子从澄碧变成了浑黄。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下午,大约三点多,忽然起了风,原是约了去剪虹那里的,我想天色已晚,等船摇到时已是黑夜了,就打算不去了,可吴鹏来了,说一定要去那儿。去就去吧。谁料待船到了这小湖时,风急浪大,船颠簸的很厉害,他又害怕起来了。这时,我倒很镇定、坦然,觉得看看大风浪里的小船如何颠簸,尤其是风浪一个接一个地直向船头扑过来,也怪壮观的,当然也可能有倾覆的危险,但我不在乎,倒是他,吓得脸都白了。
 
渐近夜晚,过了这个湖,四野苍茫,别是一番景象。此时,风也静下来了,不再是浪涛拍打船头的声音,而是划桨的咿呀声了,显得田野更加静悄悄,月光也已照临到水面上了。船夫仍是习以为常地,走惯了夜行船的划着,只有几点渔火和他那旱烟袋时明时灭的火光,在夜空中与月光相映衬。
 
到兴浦小学时已是夜间了,把剪虹喜得仿佛是得了宝贝似的高兴。她一天都在为大风浪中的我们担忧,担心船会不会翻,我们会不会葬身水底,因为这个湖不仅水面宽,水也是很深的,幸而平安无恙,怎能不喜呢?
 
而最愉快的还是在夜晚,尤其是秋夜月色当头时,惠恩经常来伴我出城,到南渡桥上看月光下的水面,我们一起谈诗、谈感受、谈各人的梦想,然后又一同在月光下踩着碎砖铺砌的小巷——那幽深、寂静的小巷,送我回校后她再回家。
 
记得有一次,是一个深秋的夜晚,月光下的寒露有些浸人了,南渡桥的桥栏杆很有些凉意,我们边走边谈着,忽然隐隐发现在桥头边上仿佛卷缩着一个人,走近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小男孩,穿一身单薄的破衣,卷着一张破草席瑟瑟地睡在那里。我们俯下身去,问了他几句话,原来是个孤独的小乞儿。当时我身上穿的是一件“哲学大衣”,这是一件芝麻灰的布工作服,是锡侯的朋友贾芝常穿的衣服,他们同学们戏称为“哲学大衣”,后来,贾芝将这件衣服给了我,看这孩子的可怜样儿,我便脱下了这件大衣给他盖在身上,告诉他明天到学校来找我,因为我当时口袋里并未带任何钱。第二天我下课时,学生们来找我,说外面有个小男孩在找我,我出去一看,正是昨夜南渡桥上的那个小男孩,身上还穿了我的那件衣服。学生们看见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都纷纷问是我的什么人,是不是我弟弟,真是有趣。昨天晚上看不清面目,白天一看,这小孩长得还挺秀气可爱的,我赶紧回房里去,拿了点钱给他。我所能给他的只有这么一点,我能帮他什么呢,叫他不要再当乞儿么?叫他做点什么工么?我是无能为力的,只能按我当时的良心驱使,做一点我认为心安的事罢了。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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