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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二、到浙江(八)
朋友们
在县城里当上了中学教师,仿佛是个尊贵的职业,陡然身价倍增了似的,很多人请我去吃饭,从帅医师那里认识的朋友、学生的家长,尤其是北方来的学生的家长,更觉得是同乡,真是推卸不掉。
  
实际上,我这个人虽然性格开朗大方,也善于言谈,却不喜欢这类应酬,觉得它既没意思,又浪费时间,但有时又盛情难却,而且,我的肠胃道本来就不好,中国人请客吃饭,七大碗八大碟的不算外,还得客气地硬给你压饭夹菜,使人口不暇接,胃也承受不住,往往吃一顿回来要闹好几天肚子胀,真不乐意去。
  
自从离家失学以后,我总尽一切可能借些有教育意义、能增长知识的书来读。读书还没功夫呢,何况还要备课、改作文、管学生夜自习,所以我很怕这份应酬。
  
那时,我很想借在教会学校教书之便,狠狠地学点外语,我的英语高中毕业考时就没及格,所以很想补习这个课。我读英语又特别喜欢文学作品,其中更偏爱读诗,所以我常从邬师母处借点英国诗选来读。当时联中有一本拜伦全集,很厚很大的一本精装书,虽是旧书,但一点不破损。书的封面是古体字烫金的,扉页内是一张拜伦的像,仿佛是细线条木刻的,拜伦那高贵而洒脱的神态,简直让人看了崇拜到着迷的地步,怪不得有那么些美丽的女子,甘心情愿地爱他。我更欣赏他那横溢的才华,以及为希腊文明而战的浪漫的英雄气慨。我看了爱不释手,当时的校长盛承裕见我如此喜爱这本书,便送给了我,我想,当时恐怕也无第二个人会像我这样喜爱它吧。
 
这本书,抗战八年来,我无论逃难流亡到哪里,总一直带在身边,衣物都丢光了,就是舍不得丢弃它。但是直到解放前夕,我们在昆明生活已穷困得无法生存下去了,才不得不忍心让锡候把它卖给了旧书店,换了粮食吃,至今犹念恋不忘不舍。卖的时候,我裁下了那张画像,保存在一只小箱子里,谁料文革期间,竟连小箱子一起被抄去了。不过我想,如果当时不卖,也保存不到今天的,历史上多少大大小小的浩劫,毁掉了多少宝贵的文化财富呀!
 
这期间,由于我们住处相近,而且有共同的爱好——诗歌文学,福康医院的护士徐惠恩,是常和我在一起渡过清晨和月夜的挚友。惠恩家境贫寒,父母亲都是靠教会的救济做工的,父亲是福康医院的门房,母亲靠慈善事业做点缝补的活儿。惠恩只是初中毕业,就进福康当了一名护士。因为福康医院原也属教会的,名叫高氏医院,后改称福康医院,我在那里时就称这个名字了,但当地人都仍称为高氏医院。
 
惠恩这位护士可真称得上是一位白衣天使,不仅人长得模样儿好,圆脸、白嫩的皮肤、高高的个子、匀称的身材,而且永远是一副温柔谦逊的好脾气,所以,凡是接触过她的病人,出院前,一定要见她一面,道一声衷心的感谢。
 
然而,她更有一颗金子般善良的心,她的心灵纯洁,充满了诗情和幻想,她当时才不过18岁,很喜欢跟我谈心,从我们在坡塘乡下相识以后就彼此觉得很相投了。她白天上班,我白天上课,但在夜晚,常常是有着月色的夜晚,或是凝着严霜的清晨,我们一起到田边去散步。我们踩着脚下微微作响的带霜的枯草,沿着小路去迎接初升的朝阳;或是步着如霜的月色,两人缓缓地走着,细细地谈,谈诗、谈喜爱的诗人和彼此的幻想——长上翅膀,飞出狭隘地域的幻想。有时,她休息,我也无课,我们就常往嵇山门的方向走,到罗门畈的水塘边,看金黄的稻穗在风中波浪般地向前涌动,闪着如纱如雾似的一道道迷人的金光。有时还看到划着采菱大木桶的“越女”在池塘里采菱,我们就买上一小竹篮子菱角。这种水红菱,个儿大、又甜又嫩,还带着一种说不出的新鲜水藻的清香,这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多么美妙啊!
 
我们就这样一起度过了不少美好的时光,有时在月夜,我们来到南渡桥边,看水中的月色与倒影,在波光中闪动,凭着白石桥栏,我们会久久地伫望着,心境也变得明静澄澈起来。
 
在越光中学,我才知道沈园就在我住处的旁边,而且就在附近,还有泼水弄、汲水弄,这是跟朱买臣的故事有关的;不远处还有个躲婆弄、题扇桥,又跟王羲之的逸事有关。而我每天来回走过不知多少趟的禹绩寺前的一条小河,河上的一条很不起眼的石板桥,原来就是当年陆游为见唐婉而赋诗“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眼来”处,诗中的桥就是我所天天经过的罗汉桥呀!我想,当年的桥和桥下的水也许比我所见到的要更好些吧,水也更深更清些吧,否则那春波为何能照惊鸿之眼呢? 要不然,就该是诗人夸张了的遐想。
 
直到这些日子,我才觉得绍兴的桥之多、之美了,河流的清澈,尤其是砖砌的拱形桥,由于年代久远,上面长满了长春藤,把整个桥身打扮得更加俊秀而又带有一种古朴的美。当乡下人划着小船从桥下悠然而过,那股轻盈劲儿,真富有诗意。这时的罗门畈,金秋时的罗门畈给我们的不再是一年前的荒冢枯坟的孤寂,而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江南风光了。可见心情与物境的两相适与不适,给人以多么大的差别啊!
 
当初这美妙的佳境,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甚至多少年后,我还在想着写一篇散文“稻熟菱肥忆江南”,那是我羁留在云南几十年里一直想写而终于未写的一个主题,一个意境。以至多少年来,惠恩每给我写信时都要向我索讨说:“梵姊,我等着看你的‘稻熟菱肥忆江南’哩。”  可惜素愿终未得偿矣!三十多年后,当我好不容易在上海再找到的惠恩时,她正卧病在床,而且已是退休的老人了,料想当年的诗兴也该索然了。而我四十年后再访绍兴旧游之地时,已被工厂和烟囱所掩盖,那清澈的河流也变成一道道染缸了。只有当年我心中的诗情画意,至今仍在心头闪光!
 
剪虹当时在锡麟小学教书,除了教语文、算术之外,还教音乐。小学教师是辛劳的。她在业余时间常到我这里来,因为联中有一位音乐老师孙昭缇女士,也是教会中人,但孙女士却是很谦逊温和,生得一副好身材,而且风度不错,可惜是个麻脸,真是美中不足。如果只看她那背影,真是风度翩翩,因为她为人谦和,从来没有学生取笑过她。我们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所以有一架钢琴,那时节,小县城里只有洋人家才有钢琴的。孙女士的琴弹得十分悦耳动听,使我这个不懂音乐的人也为之心醉。剪虹那时就是跟她学钢琴的。我曾有一段时期,也跟她学过钢琴,后来因为锡侯来信劝我不要学了,他说我太忙,身体又不好,于是我便没有继续学下去。我想我终究不是学音乐的材料,所以到如今,我还不能按着简谱唱一支新歌,当然五线谱也忘记光了。
  
剪虹是有音乐才能的,可惜没有机会升学,她学了两学期的钢琴,在小学里就一直教唱歌,以至到了后来,尽管我流离失所,我还是设法让她进了福建音专的中师班。她是最关心我的人,犹如亲妹妹一样,生活上的事、感情上的不愉快,以至我的衣服的短缺和补缝,她都过问。
  
还有一个高中女生叫汪佳梅的,安徽芜湖人。她有一个姨母的好友在福康医院当护士长,由于帅医师的关系,她来找我。这是个年龄比我小不了多少,很能干也可以说是很厉害的姑娘,高个子、圆脸蛋,长得还讨人喜欢。当时因为我是教师,她是学生,跟我和剪虹都走得很近,很热乎。我当然也很关照她,她也同我去过柳桥头看老太太,嘴很甜。记得有一次她在我面前气得直骂那个教堂里掌权的牧师,据说这位牧师不知想巴结哪位要人,想把汪佳梅介绍给这个人。她气得大骂那位牧师,为什么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当然事情终于未成,大约牧师的女儿也并未嫁去巴结人。但由此可见所谓教堂的圣职人员,干的也并非都是高尚神圣的事。我当时把她当妹妹对待,她也称呼我大姐,称剪虹为二姐,当我离开绍兴以后,曾托她去看望老人,代我照顾她们时,结果她并未履行诺言。后来听老太太说,徐惠恩倒常去看望她,徐说汪这个人很势利,原来她当时就是利用我的。
  
蒋玉钧带来了他的哥哥,叫吴鹏。我不知道他为何叫吴鹏哥哥,大约是蒋丽杏的未婚夫吧?吴当时也读高中,北方人,生得很高大,按旧小说的说法,称得上是虎背熊腰,一张大扁脸,一双突出的大眼睛,因为他说一口北平话,所以还觉得比较亲近。他有时求我给他写篇作文来应付他那国文教师,这位教师是秀才出身,古文底子好,但对现代文到底怎样,我不得而知。因此,当他求我给他写篇现代散文时,我给他写过两篇,他看了,认为写得太好了,不像他自己写的,不敢交上去。后来,当我到了承天中学教书以后,他还常来找我玩。
  
这些大约就是当时除了教国文课之外的所有人事交往了。
1939年新年和第二学期的课
1938年的圣诞节,是我首次过的这么一个“洋节”。当时绍兴人称呼圣诞节为“洋冬至节”,不过,那个圣诞夜,所有教徒们可都忙坏了。  
外国教师裴特逊小姐(就住在我隔壁),准备了一批洋娃娃,因为数量不多,只能给女教师和高中的女生。而我的这个洋娃娃是自己去挑选的,裴特逊小姐给了我优先权。洋娃娃来源不一,我不知道是不是美国教会捐的还是哪里送的。头一天,那批洋娃娃都挨个儿躺在裴小姐的大床上,我就一个个地端详,看中了其中的一个,这个洋娃娃并不是最大的,但那小模样、那身装束,却实在让人喜欢。她穿一件白纱衣裙,一双高筒白皮靴,眼睛会睁会闭,直到今天,我还没见过任何一个洋娃娃有她那么漂亮的。我拿回来后,人人都喜欢,但当我后来逃难时,把洋娃娃寄存在蒋丽杏那里,未料她家里遭了日本鬼子的洗劫,这洋娃娃也在劫难逃。她后来写信告诉我,当时是夜晚,她们全家逃上山去了,鬼子退去后,她们回到家里,家中被洗劫了,全家人都为丢失了那个洋娃娃而十分惋惜。
  
那个圣诞夜,学生们表演了耶稣降生在马槽,三博士来报喜的场面,为了装扮圣诞树以及舞台上的布景、灯光,他们确实忙了好一阵子。我算是白看了一台表演。
 
倒是1939年新年放寒假之前,全校师生举行了一次演出活动,其中有“流亡三部曲”的合唱与表演,锡良还在演唱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我们还演了一个话剧“汉奸的子孙”,是我导演的。记得数学教师章子琨演那个当汉奸的爸爸,我演他的秘书,马骏良演那个儿子。剧情不太记得了,好象儿子是爱国抗日的,父亲大约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当了汉奸,而我饰的那个女秘书却同情儿子,在父子之间周旋。剧本是谁写的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剧情发生的时间是天气比较暖和时。大冬天演这种戏,我穿了一件短袖绸旗袍,冷得直打抖,只得在台上幕后生个火炉子。当时是抗战的第二年,日机常来骚扰,因此,这一次演出一则表示抗战,二则对学生也是个教育,祈祷上帝是不能击退敌人的。这次演出还是有不少影响的。
 
1939年春季开学,我又加了一班初一的地理课,薪水为24元。地理课不像数学、国文、英文,一般都是放在下午,每周两次,四节课。当讲   记得当讲到地球的形成时,有学生起立问我:“地球到底是不是上帝造的?”我本来对教会就没好感,讲课时逢到这样的场合,当然只能让学生相信科学了,但这却是触犯“教忌”的事。我知道,我终至在一年后被中止续聘,是不足为怪的。当然,后来邬福安借口说我北大没有毕业,但对我教书的质量,他们是找不到任何把柄的。何况我本来就不是北大毕业的,因此,我也不觉得冤枉。
  
即使在教地理课时,我也能使得孩子们感兴趣,记得那是个很热的下午,孩子们到第二堂课时,都有点发困,有的打瞌睡了,于是我说:“你们都困了,是不是?”大家马上警觉起来,打瞌睡的也忙睁开眼。我一看表,说:“现在还有30分钟,就要下课了,这样吧,我给你们再讲15分钟,剩下15分钟给你们睡午觉,好不好?”大家一齐说:“好!”我又说:“那么,大家此刻振作起来,听我讲。”果然大家都伸直了腰,端端正正地坐好,当我讲了告一段落时,说:“好,现在正好还有一刻钟,你们睡一会儿吧!”这时,孩子们好多都伏在桌上,有的真地睡着了。因此,我觉的这一个办法还是不错的,孩子们对我也一直都很好。
 
班上有一个又懒又爱取巧的小家伙,每次上课,他都是后进门,但却要抢过其他的人,硬挤到前头来,让别人替他关门,他上课时还爱看小书,不听课,这种情况不止一次了。开始时,我一边讲课,一边悄悄地走到他坐位旁边,把他的小书轻轻推进去,把书桌盖盖下去。因为他躲在书桌盖底下看,以为我不知道,我并不扫他的面子,这样好了几天,又犯毛病了。有一次,我看见他和几个同学挤进门,其实他比别人后来,却偏挤到前面,就不肯关这道门。我想这孩子够懒的,平时也是这么取巧的,于是有一天,我下课时跟他说:“下了课你到我办公室里来一下。”其他同学都纷纷说,他肯定要吃“排头”了,意思是该挨训了。下课后,他真的到我办公室来了,显得怯生生地有些局促,他自己大约也是准备挨训的了。其实,我一点也没有训他,我让他到我桌前的椅子上坐下来,先同他谈些家常,问问他家里的情况,让他感觉不到紧张时,才跟他谈到正题。但我不是责备他,而是打着比喻给他听,让他自己觉得他的那些做法不好,我们谈了大约半小时的话,从此以后他果真改好了,而且是从心底里学好做好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教师的成功的教书育人的经验。
 
1939年开学后不久,就经常要逃敌机轰炸了,几乎常是天不亮就起来,往九里茅家埠的山树林里钻。有时就在树林子里上课,直到太阳偏西才回城来。有时我们在乡下听见城里轰炸的声音,看到冒着浓烟的火灾,大家心里是多么愤慨。
 
1939年的初夏,周兆年先生住院。一天我们逃警报回来,已经精疲力尽了。那一天晚上,我摘了几枝香水月季花,插在玻璃杯里,打算第二天一早去探望兆年先生。天快亮时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周兆年先生病好了。我高兴的惊醒过来,马上喊了一声我隔壁的护士:“阿鲁啊,我刚才梦见周兆年先生好了。”没想到她却说:“周兆年先生死了。”我说:“你怎么咒人?”她说:“不信你去看看!”我赶快起身,略一梳洗,端了一杯鲜花就直奔医院病房。原来病房的床上真的没有了兆年先生,我问护理人员,他回答说:“他不在这里。”我还以为他换了病房哩,正要再问下去时,戚问松女士(护士,是兆年先生的好友)走过来哭着告诉我:“兆年先生去了(即死了)。”我问是什么时候,她说天刚要亮之前。我一看表,当时还不到六点,那么正是我梦见他好了的时候了。戚女士领我到了太平间,掀开兆年先生脸上的布,我摸摸他的前额,还有点微温,像睡着了一样,只是比以前瘦和苍白了好多。于是我默默地把那杯鲜花放在他的头前,默默地向他告别。然后又得赶忙跟大队人马向乡间的树林里躲轰炸。
 
兆年先生的死是很突然的,一开始他只是跟我诉说消化不好、腹胀,然而他一直坚持上课。大约一个月前,听说他住院了,始终没查出有什么毛病。后来听说因腹胀不能吃东西,医生给他从鼻孔里灌(鼻饲),结果灌进去的水排不出来,肚子更胀了,这样大约不到三天,终于找不出什么病因就死了。
 
他的哥哥和姐姐都从诸暨赶来了,我知道他们父母早死,是大哥把他们带大的,兄弟间感情极好。在这种情况下,哥哥姐姐当然是悲痛之极。我去劝慰他们时,自己也陪着他们哭,越哭越伤心,真是劝人的人倒反而被别人劝了。事后昌仁兄夫妇就笑话我,说我去劝人反而陪着人家哭,这不是白劝了。
 
在绍兴料理丧事期间,我除了白天跟同学们往乡下逃警报——因为逃到山林里还得就地上课,一回城就去陪他们。从此我结识了他的哥哥和姐姐。他哥哥周永年是燕京毕业的,姐姐周英(舜年)是学生物的,我们成了好朋友。
 
想不到这一段因缘,四十多年后在杭州却因偶然的机遇又联系上了,而且永年大哥还一直关心着我们。英姐目前在台湾,也通了信,她生活得很好。人生的际遇真是既偶然又必然,生活就像一面簸米的大锣筛,不知什么时候又互相碰撞在一块儿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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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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