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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知识女性的抗战岁月

作者:范小梵

二、到浙江(六)

到越光中学(五校联中)教书

差不多一放暑假,我就跟剪虹回到绍兴城里,剪虹就开始为我找工作的事奔走了。她找了她同学的爸爸,那位在嵇山中学当总务主任的,他们要我的大学文凭。唉!我哪里来的大学文凭呢?我只是个高中毕业,在北大历史系做过半年旁听生的学历呀!
  
剪虹说,当小学教师太苦,我身体不好,经不起天天跟小孩子们去“嚎”,她说我的学问可以到中学里去教书,教初中是富富有余的,因为我是北平的学校毕业,绍兴到底是县城,私立中学是完全可以胜任的。我想,自己教教初中的国文大约还行,至少我还有点桐城的古文底子,反正我是一筹莫展,只好听从她的策划。因此,她向人家介绍时就说我是北大的,人家要文凭,我当然没有,只好说是抗战仓促,丢在北平家里了,没文凭,当然事情就吹了。
  
剪虹毕竟是当地人,虽然只初中毕业,比我还小一岁,但当了几年小学教师,在母校功课好,人缘不错。因而,她同时也为我向她的母校去联系。
  
剪虹原是绍兴的一所教会女校浚德女中毕业的,当时还有一所男校叫越才中学,我在那里时,两校合并成男女同校,取名越光中学。越光中学是一所完全中学,在绍兴南街,离柳桥头很近,校长叫盛承裕,沪江大学毕业,两位美国校董是邬福安夫妇。她带我去见了邬师母,这位老太太很亲切,对我很好、很关心,校长却有些滑头,还是邬师母的帮忙,我于1938年下学期得以到越光中学担任语文(国文)教师,教初中三年级课,兼改二年级一班的作文,月薪十六元。
  
因为婚姻之事离家出走后,家里不愿承认我这个“败坏门风”的女儿,我就索性将自己的名字、籍贯全改了。后来到越光中学去教书时,为了跟剪虹的介绍相符合,我也就说自己是北大毕业了。按常规,大学毕业不可能只是20岁,我就在自己的年龄上又加了四岁,于是,我就从“范坤元,安徽人,20岁”变成了“范小梵,北平人,24岁”了。如果按此推算,我现在应是75岁了。但我这个“表格”一直填到解放后1953年思想改造时,才恢复了原来的状况。以前是假的,不得已而为之,在旧社会吃尽了苦,以为解放后说了真话,可以舒心了,谁知又因此受了更大的罪,人的一生啊!
  
这样,我总算脱离了柳桥头那个好似尼姑庵、好似荒坟堆里的生活,有了自己独立的环境,可以舒畅地长吁一口气了。同时,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很微薄,但起码的生活不成问题了,不必倚仗他人,不再寄人篱下,还回了我的“人格、人性与自尊”。余下的事就是如何利用我的收入来治好自己的病,调理好个人的生活了。
  
我搬到了学校高中部的宿舍里住。这里原来就是浚德女中部,有一所相当大而漂亮的洋房式的楼,这种洋楼,在当时的教会盛行时期是常有的,红墙、尖顶、带百页窗的。我住的一间据说原来是女中校长毕镐英住的,当时正空着,到现在我还是喜欢那样的住室,这恐怕也是我一生中住过的最好的居室了。
  
这是一间比较宽敞的房间,后面还有一个小套间,开出套间的门,就是朱红栏杆的走廊,楼下就是学校的花园,种着各种月季花,后边隔院是福康医院。左邻有一道墙门,住着两位女教师(美国小姐),也有花园和草地。对门(隔巷)就是邬师母夫妇的住宅。由于自己一年多来的囚禁式的生活,心绪恶劣,健康坏到了极点,常常希望有个地方能让我躺下来休息休息,如今,这环境算是够理想的了。
 
这间居室的对门,就是女生的大寝室,当时初、高中所有的女生都住在那里,大约有五、六十人的样子。本来绍兴城里的学生都是走读的,因当时抗战形势紧张,嘉兴、杭州的几所教会中学(嘉兴的秀州,杭州的蕙兰、弘道、之江附中加上越光)都迁到了绍兴,合并成五校联中,所以,有很多杭州、嘉兴以及绍兴邻县的学生,以及五校的教师也都合并到一起来了。
  
住校的女教师只有我和另一位姓张的。张老师是教徒,教一个班英语,似乎还是女生指导(舍监)。张的年纪大约四十岁左右,是江苏常熟一带口音,梳着一只教会人特有的那种盘在脑后发髻,使她那本来就有些扁而臃肿的脸,显得更大突出,一双近视的突眼睛,戴一付大眼镜,加上短而粗胖的身材,学生们背后称她“矮张”。有几个高中大胆顽皮的女生,居然敢于当面用手平伸出去,从她的头部往自己脚下一比划(表示她矮的意思),于是她常常气得要命,一气,脸胀的更紫更肿,眼睛瞪得更大,常常是嘴唇气得抖抖的。因为她是女生指导,是专管女生的,所以她常用那种苏南普通话大骂学生,我因不担任这类职务,有时倒反而有些同情她。不过她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学生尊敬的地方,因为她骂起学生来言语粗俗,比如常常骂学生“不要面皮(即不要脸)”之类。幸好,她住在楼的那一头,我住这一头,每天除了同在一桌吃饭外,很少打照面。
 
俗话说“当家三年狗都嫌”,不要说张这样一个人,其实如果换其他任何人,天天管学生的规矩,学生也会讨厌的。而我呢,教书之外无其他职务,只要书教好就行,因此学生跟我相处得好。再说,我自己年轻,如果不是顶个北大毕业生,年龄凭空长了四岁,又当了尊严的教师,不也同样是个够顽皮的学生么?
 
学生知道我是北大毕业的,自然就敬畏几分,连高中部的学生也常来问我几何数学什么的,幸而我当年学的还可以,当然我教的学生更是经常跑到我房里来。而那位张大姐大概没什么学历,是靠吃“教会饭”的,加上她那长相和粗俗的言语,就让学生瞧不起,可她还偏偏越逞威风,于是更增加了和学生的对立。
  
我那房间虽然很好,可陈设却简单极了。因为房间大,没家具,一张单人床,我就把它斜角放着,床里边那一块三角地带,我用一个方凳支了唯一的一只衣箱,上面铺了一块布,放了一个小镜框,里面是锡侯的照片。两只大窗户(我说它是教会建筑特有的),是有三层的:纱窗、玻璃窗、百页窗,窗外是大操场,有几株大梧桐。靠窗下也是斜放着一张三屉桌,上面铺块白桌布,用玻璃杯插几枝月季花,余剩一椅一凳而已。学生们倒偏偏欣赏我这简单的陈设,认为这是北平大地方来的人的特点,而还没有觉得我“寒酸”。
 
其实,寒酸也好,清贫也好,我都不在乎,但我一生有一个特点,不管住在哪里,不管什么破房子、苦生活,再困难艰苦,我都喜欢把自己小小的一块生活空间装扮得淡雅整洁且富有生机,不管是一张破桌子、一只木板凳乃至一块木板当桌子,我都要用杯子也好,瓶子也好,乃至瓦罐子也行,采几枝花,山花、野花,插进去。这样,会觉得生活虽破旧艰辛,但心里是充满了生机的,何况这后园的月季花开得正好呢!
  
有了自己的住处,顿觉轻松了不少,由于联中和福康医院都是教会办的,所以有机会认识了几个福康的医生。我认识了一位内科徐医师和妇产科的帅医生,后者是一位女医生,胖胖的,后来成了我的好友。徐医师让我去做了X光检查,在我的心、肺中都没有查出毛病,其实我的这一身病,并不是什么器质性的,而是精神因素加上过度疲劳、大病后接着逃难、环境的恶劣、精神上的压抑等等因素所致的所谓“虚损”。于是,我得利用一切可能来调治自己。首先是进食营养,因为在老太太身边一年四季除了白菜、萝卜,顶多有点咸鱼之类,是没有任何营养可言的,所幸学校的伙食不坏,六元钱一个月,四菜一汤,顿顿有荤菜,只有我和“矮张”吃一桌(女生们也在大伙食堂吃)。此外,我有时还买点校门口那家小店里专门供给外国人的、很美味的糕点饼干来吃,我知道,我亏损的机体必须进营养,才能补得过来。但糟糕的是我几乎一直消化不好,不是胃疼就是腹胀腹泻,我估计可能跟绍兴的水质有关(吃河水)。这个病差不多跟了我一辈子,直到如今。
  
当时跟我一起到学校来教物理的周兆年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我们很谈得来,一见面就互相诉说绍兴的水不好,吃了饭肚子涨,后来他竟然因为腹胀住院而死亡了,来绍兴还不到一年的事。最终也没有查出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死去的。
 
这年暑假,我把良弟弄来考取了越光中学,实际上他原在杭州只读到小学四、五年级,我给他借了一套高小的课本来补习补习,居然也考上了。他是走读,反正离家近,这时的老太太心情也舒展了些,觉得我这个儿媳妇也不是“白嚼食”的人,锡良又上了学,关系比以前缓和多了。逢到星期六或星期日,我也回去看看他们,我还给她订了一份牛奶,老太太有时买只鸭子,也带口信来,叫我回家去杀了一起吃。
  
我开始教书时,因为教本还没有到,是我自己编教材上了几节课的。在姚家埭小学教了几天书,深感教师责任之重,也曾幻想过将来办所新学校,实现自己教学的理想:教书亦教人。后来,有了教材,是中华书局出的统一的中学国文教本,而其中选的古典文学不少,这一点对我倒是容易的事,我毕竟有点古文底子,教起来不费多少力,但要教好、讲活、讲深、讲透,就得多动点脑筋了。
 
初三班大约有六十多人,男女生都有,年龄参差不齐,有的是初三的年龄,15岁左右,但有很多从四周县城来的,岁数就大得多,有的甚至比我还大,尤其男生,为了逃当兵来上学的不少。
  
我讲第一课之前,先声明,我讲的尽量慢些,你们如果不懂,可以举手问,因为我讲的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怕他们不懂,他们答应了。

于是,我就特别放慢速度,因为年轻女孩子,说话总是快的,最初邬师母就说她听不懂我的话,说我说的太快了,像鸟儿叫一样,逗得我们大笑起来。我只好在她面前练着慢慢地说话。由于这个原因,我吸取了教训,讲完一段,我就停下来,看看同学们的反应,原来这些孩子们对我大约出于好奇心,都抬起头望着我静听,每讲完一段后,我总要问他们听懂了没有,谁知都不做声。待我讲完了一课,我还是反复地问,大家听懂了没有,有不懂的提出来,我再解释,他们才齐声答:“懂了!”
  
我第一次讲课时,首先是按照名册点名,一个一个地喊名字,一个一个地站起来答:“到”。我慢慢地点,一个个地看他们,这样不仅自己有个印象,让名字和人初步对得上号,同时也可大略看出调皮和老实的样子。我想,因为我自己年轻,第一次上课,必须给学生造成一种印象,使自己树立威信。因此我说,你们没有提问题,就表示都懂了,那么我提出问题请你们回答,这样一来都有些紧张起来。于是我喊出一个男孩的名字,叫他站起来回答,他只得站起来,却答不出,站了一会儿,有点感到紧张,不知所措。我就叫他坐下去,告诉他们以后有问题尽管问,因为我说的话你们可能听不大懂,也许我说得快了点,都可以提出来。总之,我想首先把关系搞得融洽些,同时也树立起威信。
  
事后,几个大点的女生跑到我房间里来,问我怎么知道那个同学最调皮,是谁先告诉我的。其实,不用谁告诉我,也没有人告诉我,只要一点名,一个个地看一下,上课时看每个人的面部表情、小动作,就可以知道了。一班学生中,总有几个调皮捣蛋的小猴子,一开始点了他的名,然后好好地对待他,用谈心的方式教育他。在我教书的几个学校几个班里,都有一两个这样的学生,都是这样征服过来的,而且有的不仅成了很好的学生,还有的后来成了好朋友哩!威信的树立是靠自己,打这以后,不仅教课很顺利,调皮捣蛋的也没有了。我和学生们关系处得很好,他们都尊敬我,我也爱他们。
  
记得第一次作文课,我出了个“夜雨”的题目,这样孩子们可以自由发挥,其中有一个学生写得很好,几乎不用改,这个孩子当时16岁,叫邵大成,坐在前排,一双大眼睛瞪着我,后来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四十多年后我重到杭州时,辗转打听到他,我们又见了面。他自己告诉我,他当时什么课都不爱听,只喜欢听我的课,后来高中毕业,受了我的影响,考了浙大中文系,语文考得很好,数学只考了五分,当时批卷的老师给了他六十分,被录取了,是夏承焘的学生。
  
而更有趣的是,一个孩子的作文用了两句诗结尾:“半夜灯前十年事,却随夜雨到心头。”我看着就觉得好笑,多大的人,居然用这些大人的口吻,于是我发作文簿时特别留意,当我喊到:“蒋玉钧”时,一个瘦瘦高高的半大男孩站了起来,摇摇摆摆地走到我面前,我不禁笑了,问他:“你今年几岁?”“十五岁”他答。十五岁的孩子居然有“半夜灯前十年事”的感慨!这个小男孩长得很俊,一头卷发,后来我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蒋介石的上将蒋伯诚。他回家(诸暨)过中秋节时,还特别给我送来一包板栗,说是他外婆特意送给我的。这孩子文章写得不错,字也写得秀气,以后我又认识了他同父异母的姐姐蒋丽杏。
  
实际上,我刚到学校教书时,自己坐在教师办公室里,看着窗外操场上学生打球奔跑,是多么地想加入进去呀,但是一条教师和学生的界线把我的学生生活阻隔了,我只得充大人了呀!

(待续)

版权归“山东画报出版社”所有,转载请与该社编辑联系。

目录
序.目录
一、在北平:1937(一)
一、在北平:1937(二)
二、到浙江(一)
二、到浙江(二)
二、到浙江(三)
二、到浙江(四)
二、到浙江(五)
二、到浙江(六)
二、到浙江(七)
二、到浙江(八)
二、到浙江(九)
二、到浙江(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九)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一)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二)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三)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四)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五)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六)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七)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八)
三、开始流亡生活(十九)
四、流亡到昆明(一)
四、流亡到昆明(二)
四、流亡到昆明(三)
四、流亡到昆明(四)
四、流亡到昆明(五)
四、流亡到昆明(六)
四、流亡到昆明(七)
四、流亡到昆明(八)
四、流亡到昆明(九)
四、流亡到昆明(十)
四、流亡到昆明(十一)
四、流亡到昆明(十二)
母亲的故事--整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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