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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十章 反右（二）
4、伟大的“阳谋”
“思想战线”也能“兵不厌诈”！？
总而言之，当时我没有时间仔细去读这篇文章，更谈不上好好去研究它，主要只是得到一个明确的感觉－－变了。但是究竟变到个什么程度，还留下很大的猜测余地。因为文章中的许多话都是可以做两种，甚至两种以上解释的。就说这“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吧，文中声明其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什么叫做“有利于党的领导”呢？我觉得鸣放的许多意见，包括一些突破过去长时间僵化的观念，听起来陌生和刺耳的言论，如果好好听一听正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但是马上已经有人在怒斥这些“右派言论”了。
联系这段时间《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还有一个“善意”和“恶意”的问题，字面上好像还是在鼓励“善意的意见”。按我的揣测北大校园里鸣放出来的绝大部分意见都是善意的。包括谭天荣，他的“第一株毒草”署名“一个强壮而坏有恶意的小伙子”，无非是不知天高地厚，用自潮的语言耸人听闻。它的一些基本观点和我很类似，而我自己知道自己压根儿的没有想过不要党领导，只是希望党摆脱专横的斯大林主义的恶劣影响。
后来慢慢的就明白，这个“六条”非同小可。先是看到它成了愈来愈声势浩大的反右斗争的总动员令和“锐利武器”，过了一年多才知道它更直接成了划“右派”戴帽子的“标准”。要命就要命在这“六条”用语之“简洁”给人留下充分的想象空间，解释权却掌握在那些“敌情观念”被高度调动起来的干部群众手上。于是毛主席早先讲的“不能轻率判定毒草”这个话成了屁话。他那时又说过：“放出一些毒草不要紧，把它锄掉了可以肥田（大意）”，当时谁又想得到，这个锄草的“锄”字到后来真的像它的原始含义那么恐怖，那锄头的利刃砍下来，砍在草上很轻飘，砍在一个人头上至少是半条命。
据说见到这篇文章，许多年纪比我们大的那些鸣放中特别积极的上层“民主人士”叫苦不迭，说自己是“误闯了白虎节堂”，落入了阴谋的圈套。于是《人民日报》又有一篇文章针对这一点，以幽默奚落的口吻（显然看得出是毛主席本人的独特文风）驳斥说：“不是阴谋，是阳谋”（当时他创造了“阳谋”这个新词，自己一定觉得非常得意）。为什么说是“阳谋”呢？很简单，因为“我们有言在先”。难道忘记了，我们说过“中国还是要共产党领导”；说过“现在大量的是人民内部矛盾，但是还有敌我矛盾”；说过“有香花也有毒草”……。岂止是说过，这些话全国人民早已耳熟能详，还能怪我们言之不预吗？但是就像我这样的稚嫩书生当时心里就明白，这种“阳谋”乃是最高超的“阴谋”。那些“有言在先”的话本来就非常原则，怎么解释、怎么量度全在于人。这个口袋张得宽宽大大的让你稍一不留神就落进去了。然后用他独占的话语解释权把口袋一收紧，你就跑不掉了。说了的话你们偏偏不会“正确理解”，这又怪谁？要怪就只能怪你们的“阶级本性”使然。
不管怎么样，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谋略家，自古有道是“兵不厌诈”，打起仗来不管是“阴谋”也好、“阳谋”也好，只要打赢了就是英雄。但是我当时就认为他把这样的“谋”用到思想问题（或者如当时所说叫“思想政治战线的斗争”）上来是大错特错。如果说目的是要以马列主义思想战胜“各种资产阶级思想”，采用诈术能叫中了“阳谋”的人心悦诚服而改变观点吗？如果意在把“阳谋对象”当作“反面教员”，把这些“蛇”引出洞来，斩断它们的“七寸”，这样来教育大众，弘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事实证明也是不可能的。这决不会使更多的人信你，唯一能起的作用是“杀鸡给猴看”，叫人家不敢说话了。事实就是这样，反右以后你别看着表面上“右派份子孤立了”，“人民群众更拥护党了”，否！以我看中国共产党就是在这一次大大失信于民，在人们眼里大跌形象的。几十年来许许多多普通的人都在私下（后来是公开）用这样一句很朴实的话在埋怨说：“共产党叫人家都来提意见，提完了又把人家打成右派，太有点‘那个’了……”。我自己正如前面一再说的，“反胡风”的时候我想不通，但是我还不知道那些“人民日报编者按”就是毛泽东亲自写的，所以我虽然提出过“制止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宣传”的意见，但是对毛主席本人我还是保持着信任和期望的。而就是在这次看到了前前后后的“阳谋”过程之后，毛泽东在我眼里虽然继续伟大、有能耐，但是从此再没有打心底觉得他可爱过。
大字报辩论的形势改变了，“卫道士”方面以胜利者的姿态空前活跃起来。《人民日报》的几篇评论和毛泽东的文章仿佛给了他们尚方宝剑，也大大的丰富了他们的语言。于是在他们的大字报中，谭天荣、张景中、张元勋、沈泽宜、杨路、严仲强、刘奇弟、龙英华、“谈谈”、“谈论”、潘家威当然还有人民大学的林希翎等（还有一些名字我一直没有太留心，记不得了）先后都被冠之以“右派分子”之名了，虽然那时还没有“戴帽子”一说，记得那还是稍后一点的事。
5、可怜樊启祥成了班上第一个“右派”
班上这时爆出了一个冷门，就是我的上中同学樊启祥，这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他也成了在全校范围被指名围攻的“右派分子”，原因是他给“反动刊物”《广场》捐了400元人民币。《广场》是中文系的张元勋他们一些人搞起来的，具体的来龙去脉我不清楚，取这样一个名称是因为“鸣放”一开始大字报就集中贴在大饭厅南面的一片大空地上，演讲和辩论也在这里，所以这里被大家称为北大的“民主广场”。显然他们没有什么经济来源，再加上其它障碍，一开始筹办时就陷入困境。于是在大字报上呼吁“救救孩子”，募集捐款。据说马寅初校长捐了500元（后来有人“揭露”说这是被他们“骗”到手的），学生也有捐的。我一直没有完全同意这些人的观点和做法，所以没有去赶这个热闹，也不大了解其中具体情况，我想捐钱的人不多，少数“铁杆”的支持者也拿不出很多。唯有樊启祥一下就掏出400元捐了。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一笔“财产”，后来听说果然这是他接受的一笔遗产。我虽然在中学和大学都当了他的“领导”（团支部书记），但他家里的事我以前一点都不知道。出现这个事以后据我现在的记忆，才听说他大概父母都不在了，新近从哪个长辈那里得到了一些遗产，他把它都捐出来了。而恰好这位长辈据说是国民党的旧军官，所以围攻它的那些大字报都说他是出于“刻骨的阶级仇恨”不惜倾其所有来支持反动刊物“向党猖狂进攻”。
我和邱如陵、樊启祥三个人是在上中同班，一起考进北大又同班。前者和我在上中就是好朋友，到北大后常在一起相互照顾（他的眼睛夜盲）。和樊启祥的直接接触则一直很少，但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应该说是知道的。说到书呆子气和不通人情世故，他比我可能几倍甚之。他理解数学物理的能力很强，很用功，沉浸在书里，对生活和人际交往却表现得几近“弱智”。在上中的时候就常常被同学逗着玩，有时他被逗急了就像个小孩那样叫起：“唉嗯！噶（上海话“这么”的意思）恶应（这也是上海话，翻成普通话就是“恶心”）”。又是喜欢开玩笑和抓笑料的邱善昌就绘声绘色地学起他这个腔调，还送给他一个伟大的绰号：“爱因斯坦”。因为他那声“唉嗯”的发音和“爱因”两个字连读起来是一样的。上海早先就是国际都市，所以学生说外国名称时一般惯用外语原音（虽然有时也不一定很准确），而不去理采走了样的汉字译音。有许多汉字译音只有采用连读法才和原文基本一致，如果一个一个字断开读就走样了。那时候也有许多汉字译音一定要用上海话的发音来读才差不多，用普通话就不对了。恰好樊启祥确有那么一点像爱因斯坦，那就是痴迷数理逻辑思维。
他后来处境比我更恶劣，几乎一直完全没有做学问的条件，但是听说他直到现在痴心不改，还想在古稀之年去钻一个自选的玄奥的研究题目。劫后余生，老来他每次很积极的参加北大同学和上中同学的校友聚会，可惜我总和他错过，一次也没有见到。但有两次收到其他同学寄给我他们聚会时的照片，其中樊启祥衣着陋旧，瘦小而苍老，但在每张照片上他都绽放出灿烂的笑容，不知道他现在是平时就这么乐天还是因为遇见老同学才难得如此开心。无论如何，樊启祥是一个在人情世故方面极度单纯的人，他不会作假。而在上中的时候他就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和我们一样拥护和信任共产党。到北大以后在分专业的时候，按他的兴趣肯定是热中学物理专业，但他也和我一样填写志愿时写明愿意服从国家需要，结果被分配在气象专业了。他不惜掏出几乎所有的钱（他因为父母不在了，所以全部“财产”都在他自己手上）捐助《广场》还有一个原因，那是我后来在马嘶写的《负笈燕园》里看到的。马嘶亲眼见到樊启祥去捐款的情形，他说他看到：
“这时有一个人分开人群挤了进来，此人个头不高，脸上生着黑乎乎的连面胡子。他衣着朴素，穿着一件劳动布的夹克衫，且貌不压众，实是个极普通的人。我认得他，他是气象专业的樊启祥，他与隋士楠（“士”应为“式”，诗人马嘶曾倾心于隋式楠，但连她的名字也没有搞清楚，那本书里一直写成“士”。胡注）是同班。记得三年前，我发表《未名湖畔有一个姑娘》之后一次诗社活动，要我介绍一下这首诗的写作经过，这樊启祥也去听了。会后，他问我，诗中的那个姑娘写的是谁？我说写的是隋士楠，从那时我就认识了他。樊启祥走近桌子，掏出一叠钞票，说‘我捐四百！’说着将钞票递了过去。”
看到马嘶的书以前我还从来不知道樊启祥还对诗有爱好，有兴致参加诗社活动，原来他的热心捐款还与这个有关系。不过我想主要原因当然是他这个时候情绪激动，实事求是地说，北大同学在鸣放辩论时期的情感反映并不像“反右”开始后官方报纸报道和强奸民意的《北大同学致全国高等学校同学的一封信》说的那样，好像绝大部分同学都“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猖狂叫嚣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很多没有出来写大字报的同学在这个时候都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兴奋，我敢肯定的说绝大部分人的立场不是反对共产党，他们也不认为那些被说成“猖狂叫嚣”的人是在反对共产党。他们兴奋主要是过去长期压抑了独立思考和思想言论自由，人人都谨小慎微人云亦云，对一些不好的、不公平的事情也不敢说话，谁都讨厌和反感这样一种习惯势力，希望共产党要纠正，现在看到党采取了开明方针，也看到这个方针在校园鸣放中体现出来了，当然兴奋。不同人有不同人的表达方式，有的人出来说话；有的人只是私下悄悄议论；樊启祥这个人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但内心有着激情，所以表现为倾囊捐献的举动。
6、惊愕－－不服－－悲愤
上面突然转向而刮起的一股狂风给不同的人分别带来了巨大的动力或压力，态度也出现各种变化。“卫道士”们劲头十足。以我的观察，多数同学原本对他们是不怎么喜欢，甚至很反感的。现在他们则兴高采烈，再次掀起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热潮，也学会了形式多样化，除了批判檄文、诗、漫画，还有专门揭露“右派分子丑闻”的章回小说。有的“揭露”张元勋他们如何骗钱，如何在印刷厂丢丑被工人赶出来；谭天荣他们如何在清华大学和天津南开大学“阴谋扇风点火”遭到“广大同学愤怒抵制”结果落荒而逃。还有一片标题叫《李燕生偷书》的大字报，李燕生也是鸣放中表现出格的人，他有哪些言论我不记得了。他“偷书”是真是假没有直接和当事人接触过的谁也不知道，后来经过了“历次运动”我才明白，把“斗争对象”搞臭是在所必行的事情。当时我只知道所谓“广大同学愤怒抵制”无非就像北大校园里有那么些“卫道士”之所为。还有他们把樊启祥描写成险恶的阶级复仇者，我最清楚这简直是天方夜潭，但不认识樊启祥的人也许就会相信，至少也会半信半疑。
有一些人改变态度了，直接参加《广场》编辑部的几个人就声明退出，因为这个“反动刊物”已经是众矢之的，卷在里面就有“反革命”之嫌。马嘶自己在他的书里就说他也赶紧设法脱离这个是非地，他承认自己是胆小。还有谭天荣的“百花学社”已经在报纸上被宣布为反动组织，有人也开始“划清界限”。只是基本上还没有出现“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那种普遍厚颜无耻而理直气壮的“反戈一击”。
但那时还是有不少已经被指为“右派”的人理直气壮地坚持自己的态度。有的继续写大字报反驳对自己的围攻；有的发表情绪悲壮的声明。谭天荣贴出了他的《第四株毒草》，开头一句是：“五一九运动结束了！”（北大第一张大字报是5月19日贴出来的，掀起了自由民主的“鸣放”热潮，许多人就把这二十几天发生在北大的自发群众运动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从北大的民主空气最活跃的那一天（他引用的这句话是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说的）开始的这些惊心动魄的日子结束了，在一个相当长期内又将是欺凌与忍耐、压服与屈从、叫嚷与沉默的相互渗透（他总丢不掉使用黑格尔辩证法语言的习惯）”。他在说“胜利者江隆基作了一个初步总结”这句话之后就对“五一九运动”发表了自己的总结。言语中对自己有幸成为“右派分子”倍感骄傲。这篇“毒草”比以前他的几株“毒草”写得长得多（大概因为他预感以后再不能写了），也比以前几株“毒草”写得更从容不迫。他对“教条主义”问题作了作了长篇的理论阐述。
有人在大字报里说：“诬蔑、谩骂、恐吓只能引起我蔑视的微笑，即使最无人道的群众性孤立（当时报纸上已经宣称要在群众中把右派分子彻地孤立起来）我也满不在乎，为了真理、人道、民主、自由，我可以牺牲一切。……布鲁诺在被烧死以前说：为真理而斗争是最大的幸福。”；
有人在大字报里说：“最后，不管人们是否乐意，我们要振臂高呼！思想大解放万岁！！民主、自由和人道主义万岁！！真理和正义万岁！！人民之间的爱、信任和互相尊重万岁！！”；
有的由于极其激愤而采用了鲁迅的笔调揶揄调侃那些“胜利者”。杨路在《最后的宣言》中说：“对于那些扮演了不光彩角色的别有用心的趋势附炎者，希望他们得以称心如意青云直上。更希望他们在不久的将来学会害臊，能学会尊重自己。首先是做一个正直的人，坚持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有人还对《人民日报》提出抗议，有一张大字报标题是：《人民日报在一个时间内的形而上学方向》，与人民日报自己发表的《文汇报在一个时间的资产阶级方向》针锋相对，其中说；“请《人民日报》想想，说话作事不要只顾眼前，要给自己留后步。历史是无情的。的确有许多人就是要百年后才能定案的，斯大林就是借鉴”；
也有人在大字报上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运动的进展，其中有人认为中央内部有分歧，其中有一个人喊出：“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我们前进中的一切障碍，奔向共产主义”；
有人认为现在中央这样做是暂时打击一下极少数浑水摸鱼的坏人，然后还要继续整风继续“大鸣大放”。有一张大字报里这样说：“我推想，中央一定有长远的政治规划，在整风基础上继续采取重大政治改革措施”。还有一张大字报在痛悼“5.19运动”被“反右”取代以后说：“尽管如此，领导上口头上不承认，但是阴改一点，阳改一点，实际上在改”。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不少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这样一些善意的猜测和期盼，因为都不大相信党中央会如此一百八十度倒转，说了话不算数的。其实，《人民日报》自己也说了还要继续鸣放和整风的话，不这样说也交待不过去。但是我们这些天真的人就是不懂，同样的话可以作完全不同的解释。后来的确也表演了一下“继续整风”，由一些“立场坚定”的人或者“转变了立场”的人来提一些隔靴搔痒的意见，叫做“和风细雨”。甚至有的“鸣放意见”是“批评”某某领导对右派分子太手软等。
以上所说这些悲壮的声音是在雷霆压顶的形势下发自肺腑。因为我最后也成了“极右分子”，所以我说“我们这些右派分子”虽然当时的观点彼此不尽相同，但这些年轻学生绝大部分堂堂正正、心地光明。党如果自己政治上不腐化下去，认真摸索着朝正路走，这批人里面可依靠和倚重的可能大有人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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