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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十章 反右（一）
1、《人民日报》突然翻脸
在学校的“鸣放”和辩论进行得激烈热闹的同时，报纸上每天不断登出上层“民主人士”鸣放的情况和他们讲的话。越是看起来“出格”的话越是放在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还用加标题的办法把“危言耸听”的句子凸显出来。储安平的一段话好像就放在头版头条的位置，记得他开宗明义就说：“到现在为止都是对‘小和尚’提意见，我能不能对‘大和尚’”也提一点意见呢？”（大意如此）我记不清是他自己的话里作了注释还是报纸上给他加了注释，说“大和尚”指的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他的“意见”突出一点就是说现在是“党天下”。这三个字的意思当时我们也都看得懂，就是与帝王统治时代的“家天下”相比喻，不满现在的一党专政。紧接着就有人民大学葛佩琦更加耸人听闻的“要杀共产党员”。当时看了报纸上这句话我吃惊于这样反动透顶的话也出来了。大约三十年之后才看到报纸上有文章澄清事实，他那句话完全是被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加工之后才成了那个样子的。他的原意是指出有些问题的严重性，为可能引起矛盾的尖锐化而忧心。而葛佩琦其人本来也是热情参加革命，拥护党，当时年纪也不像我想象中那么“老”（我当时想象他是个“老地主分子”）的人。经过这样加工的话一登出来当然就叫人看到“乌龟王八”已经在那里“磨刀霍霍”了。现在想来，为了某个目的可以用这种卑劣办法来“制造反革命份子给人看”，不知那些喜欢歌颂“伟大人格”的人想到过没有？
刹时间，“人民的报纸”突然变脸，“鸣放”一扫而空。场子清出来发表偃旗息鼓几个月的“党的声音”。那时全北大醉迷在“思想”酣战中，任何一方的人都料想不到的一连串重炮弹炸开了。第一炮大概就是那震破耳鼓的一声《这是为什么？》。问得好！恰恰前两天叫大家都看到了“最最反动的叫嚣”，葛佩琦“杀共产党员”的声音犹在耳边，难道不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接下来差不多每天都有文章出来，风云突变是很明显的了。一篇社论题为《工人说话了》，这一招来得太意外、太厉害。由头就来自北大，据那上面说是张元勋他们才办起的《广场》刊物拿到北大印刷厂去排字印刷，印刷厂工人看了他们的稿子“肺都气炸了”（这五个字的名言在以后的“阶级斗争”中经常出现）。马上挺身而出，向他们进行了“说理斗争”，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抱头鼠窜。
正热衷于思考、论辩、说理的年轻学生头上挨了结结实实的一闷棍。在“民主广场”上面对“卫道士”的帽子和棍子，人们并不畏惧，怀着亢奋情绪与之抗辩时能像谭天荣那样态度安详而自信。他们可以嬉笑怒骂地奚落“老道”祭起的“立场、观点、方法”三大法宝，勇敢地坚持科学、理性、独立思考的精神。而这篇文告却向他们宣布：“工人阶级”不耐烦了，“铁锤”举起来了；农民的“镰刀”也快要等得不耐烦了。你们这些靠工人农民的供养吃饱穿暖的知识分子真是被狗吃了良心，在那里放肆胡说八道，竟敢疯狂攻击起救星共产党来了。
从这一天起，“阶级感情”问题一直困惑着我，看来它足以成功地摧毁一切“思想者”的自信，彻底解除他们的武装。而那个时候看着这篇文章我内心并不服，首先我怀疑印刷厂事件的事实经过是不是像文章所说的那样，我觉得那描写的笔法很像是“卫道士”们惯用的。把张元勋这些人描绘成一群恶劣猥琐的“小丑”，这就和我亲眼见到的不一样。“工人阶级”起而斗争，是不是那么自发？有没有人导演？还有些话不好说，按当时一般工人的文化水平，加上长期在简单化的政治口号灌输熏陶下那点理解力，他们能冷静地看明白这些言论的准确含义吗？真的能够正确判断这些问题的是非吗？大概是列宁（我也许记得不准）也说过，工人阶级里面不能自发产生马克思主义，还是要靠知识分子的科学研究。“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有人就可以堂而皇之的利用这一点。
还有一篇影响很大的文章是《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因为文汇报在当时很活跃，很引人注目。发表了不少振聋发聩的文章和报道，编辑排版也别开生面，不久之前好像还受过毛主席的特别赞扬，甚至号召《人民日报》要向它学习。现在点名示众，受到咄咄逼人的追问指责，被定罪为向党进攻的急先锋。这个信号一发出，多少人、多少“鸣放”期间的言论都得自动“对号入座”，那就决不仅是（据说）曾声称“杀共产党员”的葛佩琦了。作者姚文元的名字一登台就给人一条凶煞狼狗和恶棍的印象，他那些似是而非的蛮横语言我怎么也不能信服。后来知道从那时候起很多人都感到姚文元干脆就是“一条棍子”。这话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姚文元又开始大出风头的时候，毛主席给他撑腰打气的时候说出来的。毛主席的话大意是说；“有人说姚文元是一根棍子，我说姚文元是无产阶级的金棍子”。所谓“金棍子”就是毛主席诗词里特别赞扬的“孙悟空的金箍棒”，专门打他常喜欢说的“乌龟王八”、“牛鬼蛇神”的。
2、什么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谁是“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这个名字出现了，开始的时候还拿不准它是什么分量。但是“资产阶级”而且是“右派”，其反动性质可想而知。这时候我看不仅是我，很多人都会想：“怎么回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断动员号召大家都来给党提意见，帮助党整风，可好，这一下子风云突变，大张旗鼓兴师问罪，究竟出了什么事？到底哪些人可以算得上是“恶毒向党进攻的右派份子”呢？整风怎么说，还整不整，怎么整？”，总要把这话说得过去。
《人民日报》当然是料到了会有这些问题，所以在这期间也兼顾到发表一些安抚人心的说法，比如及时发表了一篇《正确对待善意的批评》等。但这能解除人心的疑团吗？究竟要怎么样就叫做“善意的批评”？这个问题在当时真是煞费思忖，到后来更是越搞越糊涂。
在“卫道士”们的大字报还没有公开把“右派”帽子加到某个人头上去的时候，绝大部分放手“鸣放”过的人都没有想到自己去对号入座，起先都以为报纸上说的“右派分子”指的只是葛佩绮那样几个头面人物。连在校园里肆无忌惮发表了大套极具敏感性的出格理论的龙英华还在大字报里“超脱”地讨论起如何“转化右派”的问题，看来他也并非故作镇静，实在他以为自己的言论都是属于《人民日报》说的那种“善意”的。我这里说一句现在的看法，他的言论已被历史证明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英明的”，只是直到今天还“甭想”得到官方的肯定。
这个学问实在深，我是后来经过几十年才参悟出一点来的。当一个强大的力量垄断着一切话语权和解释权的时候，在“思想政治战线”上他可以玩够猫捉老鼠的游戏。他自己可以把什么话都说得“堂堂正正”的，他“左”边说一句，“右”边说一句，叫你心里忽起忽落，着不了窝。首先是雷霆万钧的高调把人震慑住了，然后又说一些听着比较舒缓的话，“团结”和稳住大部分人，并与自己过去说过的话保持一定“连续性”，使那些想不通的人不好指责他的出尔反尔。同时，做出温和的一面又可能使一部分人产生侥幸的幻想，自己以为自己就是属于“善意的批评”者之列，于是糊里糊涂还在那里“放”，这样就能引发（简直可以说是“培养”）出更多、更多的“乌龟王八”来。事实就是这样的，很多人都是在“反右”的号角吹响以后还在那里昏头昏脑（据说那是“阶级本性使然”）说了一些话而成为“右派”的。其中有些人也响应号召参加了批判头一批已被孤立的“右派”的斗争，同时也响应号召继续对党提出“善意的批评”。结果因为这个“善意”的解释权在人家手里，到时候照样被揪着耳朵拽出来，傻了眼了！
3、《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面目全非！
这些日子我心里常在想：毛主席在年初几个报告中说的话是那么叫人欢喜雀跃，而现在《人民日报》突然刮起如此肃杀的寒风，这是不是毛主席的意思呢？当时心里有这个猜疑的肯定不止我一个人，就有人在面临乌云压城的形势时在大字报上喊出：“让我们团结在毛泽东－－赫鲁晓夫的周围，克服前进中的障碍……”。现在看起来似乎太滑稽，但在当时只要是个老实人，听过毛主席年初那些报告都会以为我们的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哥穆尔卡、陶里亚蒂一样比大家更清醒地认识到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彻底克服斯大林的错误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歪曲和巨大损害。甚至有的大字报上还说，可能现在毛主席受到了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要他放弃“双百”方针，不让“放”，要“收”。
正好就在这时候《人民日报》正式发表了毛在二月份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取了个题目叫：《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记得发表时有一个说明，说这是根据毛主席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纪录整理，经作者本人修改定稿发表的。刚看到这份报纸我很高兴，我想，发表这个讲话可能是个好的转折。重温毛主席当时讲话的滋味会驱散这些天压在心头的乌云。可是拿起报纸看着看着，我傻眼了，我心里抽得越来越紧。我简直从来没有见到过，也就难以想象天下会有这样的事：说过的话在报纸上印出来竟然都变了样，大大的变了！标题讲的还是那几个问题，这个没有变。但是内容的“修改”实在太大，要命的是味道完全改了，这个人他完全变了一副脸了。印出来的字数我大略估摸着肯定不到原来口头说的字数的一半。正式发表的文字简练一些当然可以，但是删掉的都是当时听着觉得特别精彩，并令人叹服其“开明”的那些话，现在怎么一概“过滤”掉了、赖得干干净净了？文章的风格虽然还说不上“杀气腾腾”，但年初讲话时那热情洋溢、宽容体恤、轻松幽默统统收起来了，现在已是敛衽正色，完全换成了一副冷峻面孔。
妙的是文章的框架没有变，还是说的那些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说法上都还能照顾到与原讲话的连续性。上面说的原讲话中的那些“好话”，在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能看到一点影子，但都被淡化得尝不出味来了。在此同时，原来只是作为补充的“问题的另一方面”却被突出成为“主要方面”了。这可能就是他的《矛盾论》的妙用之一，他在那里面不是说过：“矛盾的次要方面可以转化为主要方面，而主要方面也可以转化为次要方面”吗？
举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例子；“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这个问题本身就提得别扭，这种文字游戏只能把问题越说越糊涂。不过虽然我们这些人对政治概念了解很肤浅，但一听就明白，提出“民主是手段”的人是想贬低民主的意义。撤去它的光环，不容许把“民主”作为一种崇高信念，也不容许有人在新社会里再把它作为一面旗帜打起来。这个观点当然引起很多知识分子的反感。我前面已经说过，在听传达毛主席这个报告原话的时候，他对这个问题是持“两点论”的。而当时他的“开明”就表现在其中说了很多生动的话强调了“民主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令人鼓舞！但是报纸上发表的正式文字却成了这样一句话：“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也许还多少顾及到一点“信用”，正式文章里总算还保留了“是目的”三个字，以表明没有把不久前说过的话连同用过的词汇统统赖得干干净净。但是却把“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变成了“看来似乎是目的”，前面还加上“有时”这个限制词。也就是说“有时”可以“看来似乎”，有时连“看来似乎”也不够资格了。后面还补充关键的一句：“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这就把“民主也是目的”彻底否定了。无奈当时听传达的时候规定不许作纪录，现在可以说：“你当时听错了”。甚至可以指责：“你自己的立场和观点有问题，所以听的时候曲解了毛主席的意思”。不过有一点我无论如何还是想不通，国际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就叫《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民主”既然不是目的，谈何“争取”？以前和国民党斗争的时候也壮烈地高呼过“争取民主”、“要民主”，本来不是目的，谈何去“要”？想到这里我倒似乎悟到了“手段”的含义和妙用。原来高喊“民主”的时候是为了造舆论争取人心，并不是真的要实现民主，因此叫“手段”就对了。还有斯大林在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不是也向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号召过，大意是：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再扛不起“民主”这面大旗了，现在该我们把它拾起来高高举起。这也是明明白白的“手段论”，斯大林喜爱民主？扯淡！他的意思是说；现在是个好时机，“民主”可以让我们捡起来派用场了。那时我就想到那么一点点，而且想到这里我还有点负罪感，觉得不应该这样揣度党的伟大领袖。后来我才明白，这对我来说是最来之不易的一点“政治觉悟”，它恰恰是观察“政治”的要领。毛主席的伟大就伟大在他懂得在世界上许多“傻瓜”眼睛里看起来神圣、光辉的东西“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不光是“民主”，还有“和平”也好、“爱国”也好、“独立”也好、“统一”也好、“团结”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国际主义”也好，等等、等等，统统都是“手段”。用得着的时候必须“高高举起”，宣传鼓噪不遗余力，用不着的时候都是狗屁不值。
还有一点，我发现在讲到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时候写了“六条标准”，这好像在听口头传达的时候压根儿的没有。但是对这个，我当时没有像对“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问题那么敏感。因为这个“六条”看上去好像都是大实话。要有利于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有利于民主集中制；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有利于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当时看了我自己觉得条条在理，只是由于阅历了前一段对许多问题的暴露和争论，对于怎样去理解“人民民主专政”和“民主集中制”颇有点担心。因为过去长期以来对这两个概念一直是作最善意的理解，但是后来我看到实际上这两个冠冕堂皇的词语常常被用来粉饰和辩护许多并没有道理的不民主的习惯做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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