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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4、北大学生“鸣放”了些什么?

概言之曰“社会主义民主”

一个叫刘奇弟的同学写的大字报《胡风绝不是反革命》也是头两天贴出来的,这张大字报很大,加之这样一个标题也特别醒目。显然这个人是“豁出去”了,明目张胆的“为反革命翻案”。因为整个肃反运动是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开刀的,胡风简直成了这个时期“反革命分子”的总司令。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我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刘奇弟在大字报里说:“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完全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这也是我内心深处的声音。

但是我不会写这样的大字报,倒不是害怕加在我自己身上的后果,我实在是对这个严肃的问题没有十分的把握。我前面说过,我在对此非常怀疑的时候曾希望毛主席会出来纠偏,但是没有,这个案子是铁定的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有着对党中央毛主席的基本信从,所以我也有几分怀疑自己的“怀疑”,要不就是我自己不了解内情。从这以后我才得知,不光是刘奇弟,很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想得比我还多,就是对胡风问题的不理解成了许多原本热情进步的新中国知识青年和党结下思想感情疙瘩的起始。

接着有一些鸣冤的大字报出现,从1955年肃反的冤枉事例,一直到翻出延安整风审干时候的冤情,从中我还第一次见到“王实味”这个名字。

也有一些泄愤的大字报出现,多半是埋怨党团员高人一等,以至出现了“特权阶层”的提法。有的非常尖锐甚至也有少数谩骂的声音。对这方面有些言论我觉得过分了,我自己就是多年来热情积极的青年团干部,据我所知我自己和我了解的当时许多党团员干部和积极分子并没有任何特权的欲望,这是真的。但是我前面就说过,在中学的时候就有同学对我的教训人的态度提过意见。不久前上中同学倪进方在给我来信报告她已经成为候补党员的时候,也对我们的过去一些不近情理的“政治化”作风作过检讨,主要是针对我这个团支部书记的。她这封信已经促进了我对过去的反省和思想的变化。但我觉得这样一类大字报也有另一种偏激,所以当有人马上表现出谭天荣说的“条件或无条件反射”,起来怒斥这些大字报是“反革命叫嚣”的时候,我虽然觉得他们这样一概而论未免神经过敏,但也不敢肯定其中没有极个别人真的带有仇视革命的情绪。

对于革命的政治,我在解放初感觉到的是一片光明,七、八年来我偶然看到些许阴影。例如上层的一些不完全说得清的变动事件;老解放区来的干部(甚至包括作为高干子弟的学生干部)不像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不知道从哪里带来些浓厚的等级地位观念;到北大以后虽说这里应该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到过对“首长”的点头哈腰。此外我也偶然在出外时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令人反感,和我心目中的共产党员形象相去甚远。其实我的见识太少了!我的理想主义太多了。我看到的比之有些同学大字报里说的情况是小巫见大巫。

我在《中国青年》发表那篇文章以后接到过几个读者的来信,其中有一个人竟向我倾吐和控诉起单位领导对他的压迫来,说我的文章说出了他的心里话。这倒叫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从何说起?我的文章里批评的是大学政治思想教育中的生硬灌输,对独立思考的扼杀等,和他那种事体基本扯不上关系。要么只有一点,就是看到我胆敢批评领导,批评共产党的事,这就叫做说出他的“心里话”了。不过从他的这封信里我倒长了点见识,也许(如果他不是一个别有用心的特务反革命来故意造谣煽动的话)在我们北大这个象牙塔外面有些角落里的确存在着我们闻所未闻的不平事。

由官僚特权衍生的一些事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而恰恰是在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学生格外敏感于令他们无法理解和承受的这些初现的“邪恶”苗头。于是在那时就尖锐地提出了这个后来竟酿成长期一贯的,后果深远的要害问题。这正是共产主义极顶正义、公平、人道的初衷在付诸实践的历程中异化得惊人的表现,而这种异化在全世界建立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国家中竟无一例外,真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历史玩笑!

更多的大字报并非控诉和发泄,而是在思考,有些人提出的问题和阐述的观点从当时的主流立场上看起来比我,甚至比谭天荣这样的人更“右”,但是现在看来他们把问题提得更深一步。其中有个严仲强,也是物理系的,大概和谭天荣同班。因为早先在25斋墙报辩论的时候他就出来支持谭天荣,并称谭为物理学的天才。看了他发表的几张大字报,我觉得他对政治比我和谭天荣懂得多,思考的问题更广泛和深入。除此之外我现在已不可能记得谁说了些什么。作者的名字(笔名)我只记得有一位,因为他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谈谈无阶级社会中人的等级》,从此就用了一个笔名叫“谈谈”;另外一位就跟着自称“谈论”,其他许多人的名字我当时就没有装进心里去,当然不记得了。至于内容,限于我当时的社会经验和认识水平,不一定都抓得住要点,有的会从记忆中流失。不过粗略还能回忆起一些。

*有一点说的人很多,那就是认为“整风运动”的提法就不对。认为“三害”(当时说要整顿的“新三风”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同学们称之为“三害”)不能轻描淡写的看成干部个人作风修养问题,它是制度的产物。铁托在普拉的演说中针对斯大林的错误是这样说的。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一般都声明他们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公有制生产关系,而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现实实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而“具体制度”提的多是政治方面的,集中在民主的问题上。

*有的人提出,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上就形成了特权,导致“无阶级的等级社会”,将成为一切腐朽(那时还没有人使用“腐败”二字,因为那是专指国民党的)的根源。

*有的人提出了权力需要制衡的问题,对一切由党领导是否对头表示了怀疑。

*有的人质疑暗箱操作的人事档案制度,个人对自己的事都没有知情权如何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的人提出了法制问题,其中就有人联系到胡风问题,认为“反胡风”的做法是完全无视法制的一个突出事例,写得很长,看来比较专业,大概是法律系的人。

*有人认为与解放前和解放初期参加革命不同,他问(大概意思):共产党当政以后真正为了共产主义而入党的人到底有多少?对这个问题也许当时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会觉得问得蹊跷,但在紧接着的“反右”中我看到了一些人的表演,开始有所感受。

*也有人和我一样提到了政治宣传教育中的愚民政策和中国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

*对学校里政治课生硬灌输扼杀思考和质疑的不满是普遍的,有人提出要取消这种使人变得越来越愚蠢的政治课。

*还有人看到了眼下出现的严重问题与中国长期深厚的封建社会传统的关系。这和我在前一年给党中央的那封信中说的一样。

*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极少有人对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公有制产生怀疑,当然包括我自己在内。旧社会的经济太残破凋零,刚出现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以它调动人力的“政治优势”(“政治优势”是几十年以后江泽民发明的一个词)展示了一阵威力。它的深层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暴露,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大家对苏联在强大起来后面的真实内幕都还不了解。

*但是也有一两个人的大字报擦边触及这方面问题,有人以南斯拉夫为例,认为公有制生产关系的具体制度也不是不能讨论的。还有一个人大胆提出了“利己主义原理”,认为普遍提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虚伪的、行不通的乌托邦。正当的“利己”是社会发展进步的积极动力。现在想起来当时一个年轻学生的独立思考深入到了这个份上却也是难能可贵。当时我自己只是“谅解”提出这个观点的人也有他一定的道理,因为在出版不久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里已经提出了“物质利益原则”,这和社会主义(而不是共产主义)阶段的按劳付酬原则是一致的。但那时我不可能真的接受“利己主义原理”,我认为这是把一个合理的命题极端化了、过分了,本质上是消极和道德上“不义”的。我那时还认识不到,每一个人的人生观是另一回事,而在社会科学和社会运作中必须面对普遍现实的而不是理想的人性,这一点有那么深远的意义。

5、“卫道士”的出现和“大辩论”

不管怎么样,我当时的心情很兴奋,只能千篇一律说话的时代似乎过去了,人可以用自己的头脑来思想了。发现有不少人和我一样在想问题,是那么敏锐而有活力,包括一些我还没有想到的问题。有的言论虽然一时还无法断定对不对,但是我想只要能够自由思考、自由讨论,中国人就会越来越聪明而不是越来越麻木痴呆愚昧。党提出“双百方针”不就是要创造这个局面吗?

但是现实不允许你做好梦,你认为理所应当的好事偏偏有人和你想得完全相反。而且他们马上表达得那么激昂慷慨、怒不可遏。循着多年来形成的铁一般不可动摇的惯性思维,这一切也来得顺乎自然:立即有“忠贞勇士”“挺身而出”大声疾呼:“捍卫党,捍卫社会主义,坚决反击疯狂的反革命叫嚣”。

尖锐的对阵在大字报出现的第一天就开始了。这足以叫一些“立场坚定的”领导者感到宽慰和自豪,他们会想:“我们这些年没有白费力气,毕竟培养教育出一批好样的”。说来也像是顺理成章,“百家争鸣”嘛,你可以说你的意见,就不允许我反驳和批判你吗?”

我总觉得我那时虽然兴奋,但一直是在冷静地看,冷静地想,没有偏向哪个极端。但是令人反胃的现象立即出现了:

大饭厅附近“海德公园式”的演讲(英国海德公园自由演讲者站在肥皂箱上,北大广场上用中国式的方桌或方凳代替了肥皂箱)带起了现场“辩论”。但我看到的这种“辩论”太像是1955年夏天实习完回校时吓得我心都提到嗓子眼的肃反斗争会。主动摆开阵势演讲的人不多,大多是贴了“反动大字报”以后被人缠住,令其“站上去阐明观点”的。像谭天荣这样“不信邪”的人可以欣然应命,跳上去就侃侃而谈。另外还有别的一些人先后也上过“肥皂箱”,现在还记得其中有一个穿旧军装的叫龙英华,因为那特殊形象给我的印象比较深,好像还有为胡风翻案的刘奇弟也被“架上去”了。有的慷慨陈辞;有的对答自若;也有的不大会讲话,弄得颇为尴尬的。而这些人一讲话,下面总有人不断发出“革命的怒吼”。口号、“帽子”都来了,这些东西后来听得太多,所以都记不清哪些是当时听见的了。还有吼叫:“不许造谣放毒!”、“滚下来!”,甚至有动手拖的。

“立场坚定”的勇士们自己也不放过露一手的机会,也跳上去演讲。从双方的演讲可以看到一些明显的差别:

“鸣放”一方(写到这里姑且这样称呼吧,我不忍比官方更提前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出些离经叛道的话,听得出他们是出于一些不吐不快的切身体验,经过了或多或少有一定深度的,严肃的独立思考。他们必须用当时听着非常陌生的字眼努力把自己的道理说清楚。

“捍卫者” (当反方给了他们一个“卫道士”的称号时,他们洋洋自得地说:“对了,我们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忠实卫道士!”,但更多的人把他们叫做“保守派”)一方的话语模式十分规范:首先必定追究质问:“你这是站在什么立场,为谁说话?”;必定针对鸣放人指出的问题“理直气壮”地歌颂一番“伟大成绩”(所以人们当时给他们取了一个美妙的名字叫“歌德派”即歌功颂德派),然后判定敢对此质疑者是别有用心的“恶毒无耻的造谣诬蔑”。过去多年来报章杂志上、文件报告上、政治教材和讲义上“党性”立场鲜明的关于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和民情、历史、党史的大量材料,给他们准备好了极其丰富的,可以随手拈来的论据。这些东西与事实的偏离、各论点之间的矛盾、逻辑的残缺、武断的风格等,早已有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注意到了。但要想真正澄清它们,无疑是面对着一个庞大艰巨的工程。在此之前有些东西你真还碰不得,冒失去碰了难免叫你陷入一种难堪的语言窘境,给人以现成的口实,招来更大的申辩不清的罪名。

但是无论如何,“卫道士”的高论给人的只是压力,而决不是说服力。很叫我遗憾的是从他们那里看到的还是“肃反”时的老一套。

那段时间我常在疑惑,这些所谓“卫道士”上那么大的劲是为什么?明摆着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事业中的确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那时已经逐渐透露出发生在苏联斯大林时期和匈牙利拉科西政权下骇人听闻的血腥残暴,那里的所作所为已经违背了共产党的正义性。中国也存在不少明显感觉得到的问题,幸而现在党中央下了决心整风,实行“双百方针”,毛主席一再作报告强调“让人说话”。看来显然是在开始提倡民主,防止朝斯大林错误的路走下去。这些“卫道士”也都听过毛主席的报告,为什么就那样容不得人家说几句自己没有听习惯的话?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来讨论,偏要制造出“斗争会”的气势来?他们“捍卫”的究竟是什么?给党帮的是什么忙?

那时我很幼稚,正因为我的幼稚,反而以为那些人主要是头脑简单愚蠢,思想太僵化了。但是逐渐的我也感觉出另外一些东西。我看得出有的人明明知道自己是在牵强附会地给人打棍子、扣帽子,但却大言不惭气壮如牛。有些人显然是只想表现自己“立场坚定”,明知说的不讲道理也有恃无恐,明知冤枉了人也在所不惜。这就难免有些卑鄙。

张元勋等的诗《是时候了》贴出来不久就有一些中文系的人联名贴出了一首诗。好像叫做《我们的歌》,与之针锋相对。“歌”当然是美妙动听的,为什么现在要来“唱歌”呢?我相信这里面不见得没有一个人出自真心实意,他(她)们的心情像我中学时代一样,还没有看到事物的另一面,还没有想到现在面临着的要解决的严重问题。但在这种时候那么迫不及待的要出来“唱歌”,其中无非就是一些人们早已听腻了的标准化赞美歌颂语言,以次与张元勋他们诗中的“反革命感情”做“鲜明对比”。我看他们就是急迫地想趁这个时机为自己做一些表白,以谋取一些东西。我在想,究竟孰为“忠”、孰为“奸”?

后来我就越看越懂了。和我们年龄差不多的学生里面,特别是一部分年龄比我们大一些,因为某些特殊原因而具有较多社会经验的人,其中包括一部分“调干生”,就有一些很工于心计的。他们并不是看不到存在的问题和阴暗面,也许恰恰他们知道的比我们多得多。但他们也和我们一样知道党领导的政权是稳如泰山的,于是何必去忧心国家的是非利弊,何不乘此难得机会大大的自我表白一番?只要是“站稳立场”,管它三七二十一,越是犯一些“可爱的错误”(像陈其通、马寒冰他们一样)就越显得自己“立场坚定”。最后可得到的好处他们心里盘算得非常清楚。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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