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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4、我发表在《中国青年》和《文艺学习》上的两篇文章
过了没有几天的一个下午休息时我就在宿舍里写了一篇稿子，是抓了几张废纸在反面打草稿的。誊写的时候也没有正式的文稿纸，好像是撕下几张笔记本的纸来写的。李禹兴要我反映一些大学生里面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专门谈了这两年来在这方面所见所想。谈了学校里的政治理论课的死读硬灌；接触知识的狭窄单一；文艺阅读受到的限制；学生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党团教育专门塑造没有个性没有独立思想的人；排斥自由讨论和争论等几个方面。用了个《教条主义对大学生的影响》做题目。
礼拜六吃过晚饭我就进城找到团中央机关去参加舞会，顺便把稿子带去。记得好像是在城里的北边儿，那是一个院子，但不是四合院，而是所谓“大院”。里面有一群平房或两层楼的房子，比起上海团市委来，房子是多些，但没有那么“洋气”。《中国青年》编辑部就设在里面，好像是和别的宣传出版单位合用一个楼。我找到了李禹兴，他介绍我认识了几个同事，现在都忘记了。
交了稿子谈了些话就到小礼堂去跳舞，舞会还没有结束我就得出城回校了。后来李禹兴一个人又到我宿舍来了一次，说我这篇文章已决定要发表，并送来了“大样”要我仔细校对。我觉得有些字句他们给我改了，但是看着大体意思差不多，根本没有在意，脑子里也没有什么“文责自负”的概念。反正是自由讨论问题，没有把写篇文章看成什么大事，所以我基本上只注意纠正一些排印的错误。也记不清是当时让他带回去还是过后寄出去的。后来才发现我的这点粗心大意叫我上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当。
在我写到关于大学生脱离现实生活的时候提到其中有一种客观原因就是有些非工人阶级家庭出身的同学和家庭亲戚朋友的关系疏远了，这样一来隔断了与社会生活的自然联系，只剩下了很单纯封闭的校园生活，（我自己就多少有点这样）。文章发表出来的时候我才注意到，紧接着这句话后面加了一句：“甚至形成了‘六亲不认’的局面”。我的原稿中本来没有这句话，是编辑给我加上去的。当时报刊上是曾反映过社会上有人说共产党“六亲不认”，看得出采用这样字眼的人在感情上和党是有对立情绪的。如果说我当时有什么“不同政见”的话，就如前面已经说了许许多多的，集中在一点就是认为党不应该在思想领域内用强制手段限制自由，限制人的独立思考，忧虑这样做对党的事业有害。所以我文章里那句话要表明的观点就是；“脱离生活实际造成思想简单化”，并不含有“共产党冷酷无情”的意思，而显然他们给我加的“六亲不认”就含有后面这个意思了。看到以自己的名义发表出和自己本意不符的话心里难免有点别扭，但既然在校对的时候自己疏忽过去不能怪别人，只好算了。
可是后来叫我哭笑不得的是，“反右”开始以后，就是那位来邀请我参加编辑部，动员我写稿和操办我这篇文章发表（责任编辑）的李禹兴马上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篇专门批判“六亲不认”这句“右派言论”的文章。说这是右派分子（我看他还有点羞耻心，没敢点我的名）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看到这篇文章当时真是把我搞懵了，直到后来我稍微有了点在这个社会里面的社会经验，才明白在“宣传战线”上吃饭的这位老李总是得这样做的。很可能这句话本来就是他改稿时给我加上去的，也许他是赶紧表白自己特别反对这种言论，把它全赖到我头上。但这好像太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因此还有一种可能是，原稿和修改笔迹都有案可查，他已经赖不掉了，因此赶快写这篇批判文章表示悔改态度，“将功赎罪”。
在投了这篇稿子以后不久，又有《文艺学习》杂志的一位编辑来找我约稿。这个过程在我印象中没有前面一件事那么深，来的是何等样人以及谈些什么都记不清了。为什么他会知道我、找到我？是不是也是看了《内参》，如果不是，那就只有是看了我给《中国青年》那篇文章，因为那里面也谈到了文艺作品阅读问题。总之我又应约写了一篇东西去，篇幅和前一篇差不多。内容主要是“抱怨”（这是《参考消息》中翻译的外电和国外评论中的常用词）解放后文艺界受到太大的思想和创作的束缚，包括小说、电影片等各类作品普遍离开了真实的丰富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变得简单、一律、干巴巴、枯燥无味。这样的东西要想教育人，却实在难以打动人，因此也就起不到什么教育作用。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原文我现在没有找到，只记得其中我举了中外的古典和现代作品，甚至包括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前的我国的革命和进步作家的作品与我们现在的作品对比，都没有这个样子的。我疾呼要解除党政方面对我国文艺过多的干涉、强制和束缚，让我们的文艺重新自由地繁荣起来。这篇文章用了“陶蒂”这个笔名，因为我那时很赞赏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修正主义”观点。
后来这篇文章也发表了。先前还没有想到我为此第一次有了收入：《中国青年》稿费54元、《文艺学习》60元。这加起来和当时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转正以后两个月的工资只差四块钱。（至于“反右”以后，大学生的起步工资马上普遍降了一级，所以我那次的稿费比他们两个月的工资还多九块钱）当然就为了这些事，结果我走出学校后多年拿不到正常人的工资了，由于我的工资减半，四个月算下来就把那笔额外收入亏光了。这是后来人家开玩笑替我算的一笔帐。不过那时我为得到这笔“意外之财”很得意，因为这样一来毕业前在学校里剩下的最后几个月就再不需要家里给我寄生活费了，还绰绰有余。我在海淀买了一件针织短袖翻领衫，穿着它拍了毕业集体照和个人证件上需要的两吋半身照，我心里还计算过我发的这笔财可以买多少件这类衣服。
快到年底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又一个长篇文章《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迫不及待地读了，却心里更加茫然。我虽然不懂实际的政治，对文字言论到底还有一定的敏感性。一看就感觉得到这篇文章虽然有意在表面上尽量和几个月前的那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保持“连续性”，但味道显然不同了。前一篇文章基调是表态赞同苏共二十大的精神，显示和苏共现领导保持一致。当然十分谨慎和留有余地，暗含规劝不要走得太远的意思，而且还特别着重维护了中共自己的威信。《再论》却在同样的“公允全面”的文风下，把重点转了过来。着重为斯大林作辩护，说斯大林的伟大功绩是主要的，晚期错误是次要的，是思想方法问题。批驳了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的产物的说法（铁托在普拉的演说就明确提出这个观点），强调在反对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别的许多背景情况我当时全然不知，只是感觉到在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即第一篇评论）的时候，“我们党”显示了自己比别人更有先知先觉，早就避免了斯大林的错误。因此可能成为国际共运中纠正斯大林错误的带头人。那个时候还听到这样的说法（可能是从什么内部报告中听到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对斯大林的一些错误“指导”常有抵制，因而曾被斯大林看成是“中国的铁托”。而《再论》发表之后，中共则以“三七开”的提法成为斯大林遗产最坚定的捍卫者。当时我虽然对此有点茫然失望的心情，但这个转向似乎又可以解释为“我们党”成熟而顾全大局，甚至可以说：“表现了毛主席的高风亮节”，所以我的态度也只有“留待以后慢慢领会”了。过了这么多年，知道了更多的事，才知道包含在这里面的政治权术学问之精妙。
每一次实习我都要在这里记述一下，因为这是我们离开校园接触社会的短暂时间，多少留下一点五十年代社会现实的鳞爪，只不过范围基本上局限于气象这个行业。
最后一个寒假我们又出去进行第三次实习，实习内容是天气预报。我又被分派到东北，不过这次是到沈阳中心气象台，当时东北唯一的天气预报台。我已经向陶诗言先生交了“课程论文”，要最后一学期才正式开始做毕业论文。出发去沈阳之前陶先生交给我一本他刚刚拿到手的美国最新出版的《Weather analysis and prediction》（天气分析和预报）教程，作者是Peterssen。这本书已开始把一些动力气象知识吸收到天气学中来，引入了最新的成果，包括当时年轻的Charney和Eliassen关于数值天气预报的新理论，后来被认为是经典的贡献。这本印刷装订精美的原版书，当时国内还只收到寥寥几本，在几个“权威”手上。陶先生自己还没有怎么看就先交给我，他对我的毕业论文是寄予厚望的。他已对我透露过，学校在联系指定学生论文导师时就让几位权威的导师在他带的几名学生中考察选择他所中意的人才，经与校方协商，毕业后分配到他那里去，而他这时已经和系里谈好确定我分配到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以我去沈阳的行李中多了一本厚书还加上一本英文字典。
在沈阳的那些天是一片冰天雪地，除了有一个晚上和气象台的人一起乘他们的卡车集体去看了一场电影，基本上在那里没有上过街，成天呆在台里做实习。预报科的预报人员有三个比较老的，一个叫周琳，戴深褐色框架的眼镜，经常穿着深蓝呢子大衣，看上去年纪不比谢义炳、陶诗言他们小，是工程师，那时的工程师都是留用的解放前的气象科技人员。还有两个稍微年轻些，一个身体比较魁梧，穿黑皮夹克，像飞行员穿的那种；另外一个其貌不扬，头型长腿脚短，穿著也土气。听口音他们两个都是东北人，姓名我都忘了，只记得其中至少有一个姓赵。
后者被指定带领我们的实习，为什么我倒记得别的一些人的名字反而忘了他的名字呢？因为他有个外号叫“奶牛”，台里的人都叫他：“奶牛”。我们和他打交道中也很少唤人，所以他的名字忘得很快。这个外号也许和他的形象有关系，但是从他负责我们的实习工作中看，这个人认真、勤恳、而且特别朴实，倒真有“牛”的脾性。
其他的预报员年纪都是二十几岁，基本上都是军事干部学校短训班出来的，其中好像只有一个周鸣盛是北大气象专业专科（比我们早一年进校，早三年毕业那个专科斑）毕业的。他是上海人，后来八十年代我和他在学术活动中有几次接触，那时他已在天津市气象局当总工程师。他们分成三个组，每个组大概是四个人，轮流值班，好像每个组连值三天。组长就是领班，都是男的，比较有经验和能力的。其中还有一个上海人，叫曹汝吉，长得比较“精神”，看来也比较精干。但是后来一直没有怎么听到这个人，直到九十年代初才见到他有一篇文章发表在全国性的实用气象刊物《气象》上。虽然这样，但由此知道他仍旧在沈阳气象中心，而且应该是那里实际预报工作的重要骨干。
做天气预报的第一件事是分析天气图，做辅助工作的填图员把通信组收到的各地气象观测信息用专门的符号填绘在印有地图背景的“底图”上。“分析”就是从分布在图上的数字和符号，得到描述大气状况的整体图像，把“系统”、“形势”、天气情况的分布等描画出来。那时人员的训练水平不能说高，资料也稀少，但是他们分析一张天气图却比我自己后来当预报员那个时候仔细得多。我记不清除周鸣盛以外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叫什么，我看见他边“画图”边抽烟思索，一张图要磨个把小时。我们六十年代当早班的清早起来，一进值班室半个多小时内要把填图员当夜班时填好放在桌子上的五、六张大图、小图基本勾好，匆匆一看就要拿起电话给电台和报社发送第一次预报了，那是“大跃进”的后遗症。
上午上班就开始准备“预报会商”，值班预报员紧张地看挂在墙上的各种图表，边看边酝酿，然后由领班主持讨论。那位穿皮夹克的有时也参加，还有“奶牛”因为我们几个实习生每次都参加听会商，所以他也来。但是他们两个都不是普通值班预报员，好像也算是工程师。从那时直到“改革开放”前没有“高级工程师”的称呼，但工程师里面有不同的技术级别。有重要天气情况的时候工程师周琳也来会商，后来听说他也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在全国的气象工程师中被打成右派的极少，他是特例。那时我们和他接触很少，看不出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在东北听天气会商比较容易懂一些，因为那里地处较高纬度地带，和欧洲、美国近似。我们在学校学的那时所谓“现代天气学”基本上是以Bjerknes为首的挪威卑尔根学派和美国Rossby学派的，所以我国东北的天气系统特点和课堂上学的对照起来都比较典型，后来在长江流域当预报员，看到的情况就有很大差别了。
回到北京不久就开始做毕业论文，多次跑地球物理研究所。中关村的“科学城”（即中国科学院的房屋群）真有点像诸葛亮摆的“八阵图”。一走进去左拐右转的想找到地物所的房子很不容易，我每次都记不住，每次到那里都得费时间摸。那时我们前面的北大气象专业同学分到那里工作的还极少，我在那里遇见的只有1956届刚分去不到一年的李麦村。和李同一届的曾庆存、周晓平、纪立人等则都是毕业后留学苏联回国再去科学院的。所以我如果像原先陶先生说的分配到那里的话，就属于新中国培养的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后来其主要部分单立，改称大气物理研究所）第一拨“元老派”之一了。
那时候中央气象台刚从美国弄来一批北半球高空天气图，是不容易得到的资料。陶先生自己分析后产生了一个想法，认为东亚寒潮爆发的一种方式可能是通过极地（北极）低压边缘从北美射向东亚的一支急流引发的。陶先生的优点就是很善于抓住有意思的现象。他带我去看了一次图，以后让我自己常去。但是没有过多少天之后就完全被接二连三风云变幻的政治运动分了心，我的毕业论文就那么糊里糊涂混过去，最后到底做成了个什么样子，自己脑子里也没有留下什么印象，严格说是不了了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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