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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1、跟陶诗言先生做论文
我们除了继续上课以外，开始做“课程论文”，这是毕业论文之前的预备工作，是根据导师指定的论文主题阅读有关资料文献的一个综合报告。北大气象专业在物理系里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由一位副系主任负责，就是谢义炳教授。相应的也就有一个专业的秘书。他们给每一个同学联系指定了一位论文导师。有本校的教授、讲师，还有中央气象台和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的工程师和研究人员。科学院当时名气大的研究员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杨鉴初等，各带一到三个人不等。
陶诗言带我和另外两个同学。听说他这个人的特点是研究比较实际的天气学问题，有比较丰富的实际预报经验，在我国当时各地的预报业务人员中间特别有威信。叶笃正是研究动力气象理论的；顾震潮当时在研究应用数理方程做预报的数值预报；杨鉴初则研究很不成熟的，纯经验性质的长期天气预报。看起来叶和顾的研究领域属于气象学里比较严谨和高深的，但这个领域当时的水平都还很不成熟。所以我倒觉得开始阶段多接触一些实际天气学经验现象也好，乐意跟陶先生做。
从我们那里走到中关村的科学院不远，一直听说在那里要建设成一个“科学城”，可以想象出一个雄伟壮观的前景。实际上那个时候（以至后来几十年），那里都是些很简朴的两到三层楼的灰色裸砖房、泥巴路。办公楼和宿舍楼杂处，陶先生的家和所谓的“筒子楼”差不了多少，记得大概是一个稍大点的房间带一个很小的房间。他说话有很重的江浙口音，口吃（但比叶企孙先生轻度一些），方脸，头发有点花白了，但那时他不过就是三十几岁。他们几个地球物理所的台柱子，除了所长赵九章以外也都大致就是这个年纪。可是在我们这些学生的眼里都是老前辈了。陶师母也是江浙人，见过两面，很客气。
陶先生叫我做关于东亚寒潮的论文，指定我阅读的几篇中外文献中有李宪之先生的两篇。那时候中国的天气学研究文献实在还非常贫乏，李先生这两篇可以说是寒潮研究的经典了，记得其中有一篇就是他在德国做的博士论文。东亚寒潮实际上主要是中国寒潮，他这篇文章是三十年代的。那时中国的气象观测纪录少得太可怜，他研究了四次寒潮个例（台湾那边叫“个案”，英文叫case），要从极少数地面站（那时没有探空气象站）的观测纪录找到寒潮冷空气的源头、爆发侵入的路径、天气形势背景、活动方式和特点等。还要从这仅有的四次个例划分出不同的类型。我把他的方法称为“考古学”的，也可以说是福尔摩斯侦探式的。特点就是要把每一个获得的气象纪录（也就是抓到的星星点点事实痕迹）里面包含的信息榨干用尽，高度调动起知识、想象力和逻辑思维，编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故事来。这一种科学方法决不像数学那样有精致、对称、完善的美。相反的，它的魅力就在于不完善。需要利用残缺的碎片拚接出完整的图像，在这过程中为窥见了重要的结论而惊喜，为留下空缺和悬念而继续牵挂。
很有意思的是，在我后来毕业离校经过十一年的颠沛和学业荒废之后才有幸遇到第一个机会参加一项科学考察和研究工作，那就是调查1935年7月发生的长江流域历史上有气象记录以来雨量最大的一次暴雨及其产生的洪水的真实情况，并且研究这次暴雨的成因机理，以及分析判断发生在清江下游的这样一场暴雨有没有可能“移置”到请江上游。它关系到长江流域水利建设的重大决策：作为未来三峡水利枢纽的试验工程，在“先上长江葛洲坝工程”和“先上清江隔河岩工程”之间作出取舍。我承担的任务是分析这次暴雨的成因机理。这一项工作的特点恰好用得上李先生的那套“考古”方法，我可以说是把它用到了极致。我当年跟陶先生做的毕业论文被紧接而来的“运动”打断而草草了事，没有什么有意思的结果，也就没有发表。而十一年后的这项工作则经过了几次全国性专家会议论证答辩，被肯定，作为中央水电部刊行的该项调查研究报告书的一个核心部分。它可以算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后来正是陶诗言先生主持编写的专著《中国之暴雨》把我写的这一章节的内容作为肯定的结果写进去了。所以不妨说我真正的毕业论文是在十一年以后完成的，只不过题目由寒潮换成了暴雨。
2、小插曲－－想转学自然辩证法未遂
自从1956年回上海过完寒假回北京，进入三年级第二学期。基础课的大部分（也就是基础的基础部分）差不多快上完了。重点进入专业课－－天气学和动力气象学。我们号称物理系学生，此时的物理课进入到我最向往的最精妙的现代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部分—基本粒子、量子力学和相对论、光的本质（波粒二相性）等。在物理楼阶梯教室上课，讲课的是汪永铨讲师。但课堂上都只有一点皮毛的介绍；提出了问题和基本结论；听到了一些人的名字－－玻尔、德布罗意、史包尔斯基、普朗克等等。整个感觉是在走马观花，一掠而过。原因大概是大学只有四年的时间，而这些东西与气象学没有太大的关系。数学课到后面的内容虽然更有直接用途，数理方程、特殊函数等部分对气象理论研究应该是特别重要的，但老师也在潦潦草草的开快车。也许是因为到了高年级更需要依靠自学，所以课堂上从简，而实际上那时没有更多的自学时间，我还当着团支部书记，虽然自己已不像过去那样主动积极，布置下来的工作还是那样多，不可能像有些人那样花很多时间埋头在图书馆里啃书。几门课都是囫囵吞枣来不及消化，心里感到惶然，体验到一种特别的失望。
动力气象学和天气学有相当深度，但以当时达到的水平，离解决实际问题还很远。因此那时初步接触以动力气象学为基础的数值预报课程，对它的前途，头脑里画着一个大大的问号。逐渐地，我对于当初“响应号召服从组织”进了这个专业将来终生投身气象实在有些不甘心了。但是我想不出到底如何去改变已经走着的路，三年级了，转物理专业为时已晚，何况半年前肃反运动中班上刚刚把几个闹转专业的人当作“反动小集团”来批判过。这些心病加上政治上感到的困惑，我那时已经找不回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泰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大概就在做课程论文的前后这段时间，由于毕业的迫近，我开始认真考虑自己究竟是不是一生就搞气象了。总而言之我不大情愿了，我的“探究自然终极奥秘”的情结还是没有解开。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转到理论物理领域已经完全不现实，能考虑的只有哲学。我想的是统领自然科学思维而且作为自然科学深入的终极那个哲学，而不是从孔孟到王阳明到冯友兰那种哲学。那时据我所知著名的党内理论家于光远带着一些人在科学院研究“自然辩证法”，虽然对于他们的工作能够有多高水平心存疑问，但这个研究方向我是很向往的。
我开始行动，首先写了一封信给北大哲学系主任冯定，我说过我早几年读过他写的那本通俗的哲学书《平凡的真理》，也读过他在“三反”、“五反”运动后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的纠正当时党内理论界偏激论点的一篇重要文章。后来“大区”党政机构撤销时他由华东宣传部副部长调任北大哲学系主任。到北大以后我去办公楼小礼堂听过他的一次报告。我的信向他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和意愿，希望他能够支持和帮助我实现这个目的。不久以后我接到他亲自写了让物理系转交我的一张字条，说这件事要通过组织手续，要我向自己系里提出来，否则他不便插手。
我知道要让我们系里同意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又给于光远写了一封类似的信。隔了一些时候我收到一封邮寄来的回信，是由于光远的秘书代写的。其中大意是说我有这个想法是很好的，但是不必要脱离具体的自然科学工作来专门研究自然辩证法。相反的，在深入探究某一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的基础上研究自然辩证法会取得更大的成就。总而言之那个时候鼓励提倡的是老老实实安安心心服从组织上现有的安排，都只会劝你不要再三心二意自己去折腾了。
3、谢绝了去团中央报刊当编辑的邀聘
正当我还在捣鼓这件事的期间，有一天我在宿舍里接待了两位不速之客。一男一女，男的大约三十岁不到点，个子比我略高，戴深色框架眼镜，穿黑呢子长大衣；女的有三十以上，略显瘦小，素雅文静。那位男的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中国青年》杂志社编辑李禹兴，这位是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女的立即插进来自报：“麦梅”。这个情景我记得特别清楚，倒是在这之前是不是有人事先通知了我，记不清了。所以我说的“不速之客”不一定准确。李禹兴把来意详细说明了一下：他们这两个单位以及《中国青年报》报社都是属于团中央宣传系统的。他说不久之前我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的那封信已被登在《内部参考》上，宣传部门内部对这封信很重视，他们都看到了。按他的说法，他们都认为我这封信里提出的问题和观点非常好，他们近来也正是在认真考虑这些问题，要对宣传工作面貌作大的改变。其中一个措施就是要开辟新的栏目，大力倡导独立思考、自由讨论。具体的我当时没有听清楚，我想大概就是指的后来发表了我的一篇文章的《自由论坛》等新栏目。他说，为了这个目的，宣传部门现在很需要我这样思想敏锐、看问题深刻、能摆脱教条主义束缚的年轻人。团中央领导上派他们来找我征求意见，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他们书（中国青年出版社）、报（《中国青年报》）、刊（《中国青年》杂志）的编辑部。
大概为了说动我，他举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就是青年作家刘绍棠。李禹兴说：“他和你一样，也是一个思想敏锐的年轻人”。我当时只知道王蒙，没有看过刘绍棠的作品。到了“反右”的时候他才成了有名的“反面教员”，的确也像李禹兴说的：“和你（即我）一样”，成了“右派分子”。最近我才知道还有一点“和你一样”，刘绍棠原来也是北大学生（中文系的），入学之前就发表过几篇小说，有“神童”之誉，也就是早一两年被团中央中途“挖”去，中断了北大学业，进入宣传部门的。起先校方不同意，是胡耀邦亲自干预才办成。
我当时明确地谢绝了这个邀请。虽然我对于改变党和我国的政治思想宣传教育、新闻、文艺有很强烈的激情和期盼，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投身到这里面去，更不用提把这当作自己的职业。
后来有人对这个问题作过论述，学物理的人有追根究底的思维习惯，什么事都喜欢往深里想，对国家大事也是如此，所以意见多。好些“不同政见者”都是物理学家，但是真要叫他专门搞政治，他是不会感兴趣的。
我倒是顺便对李禹兴提到了已在设法转学哲学的事。他们大概是听我说得很干脆，就没有勉强。李禹兴动员我给《中国青年》写稿。在闲聊到校园生活时，他得知我喜欢跳交谊舞，于是他告诉我团中央小礼堂每个礼拜六晚上都有舞会，欢迎我去，趁此也可以和他们那里的人物接触交谈。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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