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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1、振聋发聩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

年初已见公布政治生活中有一件重大事件将要来临,那就是苏联共产党要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了。每一个关心政治的人都很重视这个事情,起先不是因为别的,只因为在大家心目中,苏共永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而它将要举行的这次大会是没有了斯大林后的第一次。联共(布)十九次代表大会的时候,作为一个特别认真的中学生青年团员,我曾满腔热情地关注着大会的一点一滴情况。“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苏联度过了“卫国战争”以后的经济恢复期,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发电能力将比第聂伯河水电站更大的古比雪夫水电站、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乌拉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新钢铁基地等等,这一项项激动人心的计划要我列举起来如数家珍。对这次新的大会当然又有新的期待。

二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春节过后不久,报纸上看到大会开幕了。正式的报道以及大会上的文件也陆续公布出来,这次却叫人看到出人意料和非同寻常的东西。首先,做政治报告的并不是苏共正式的第一把手马林柯夫,而是大家起先知道“分工管党务”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他在“集体领导”中正式的排名是第四号。那个貌不惊人的光头矮个子,在报纸上和新闻纪录片上出现的时候我总觉得他穿着西装很有点不“抻妥”。1954年国庆节前后他和布尔加宁元帅一同来中国访问。国庆大游行的时候他们两个在天安门城楼站在毛主席身边检阅游行队伍。我看不清赫鲁晓夫,只明显看出穿着鲜艳的元帅服,宽阔的胸部上挂满耀眼勋章的布尔加宁元帅。

然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报告中非但把过去那些对斯大林的歌颂之词一扫而空,而且提到了过去党和国家生活的“不正常”;尖锐批评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集体领导”的概念;提到了“社会主义民主”;提到了“恢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批判了“僵化”;批判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提法等等。据我的印象这个大会上好像还有一个米高扬的报告(或者是发言)比较引人注目。他主要是谈经济方面的,对过去的事也提出了不少尖锐批评。而其他领导人,包括地位比米高扬更显赫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等,有的也做了简短发言,但看来话语有气无力,只是应付差事而已,读着报纸难免感到其中各人“态度有差别”。

知晓那个时代政治常识的人都会从报纸上感觉得到:“发生事情了!”;事情变化了。据我回忆,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最初在周围看到的反应比较箴默,可以听到几句闪烁其词的议论,但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淡而化之,似乎不屑作什么评论。其它的报纸刊物更显得沉寂,各种会议上也没有谈论或“传达”什么。这个年头,人群中有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员,更多、更多的青年团员,都应该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社会上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公开都提倡要关心政治,但那都是统一指挥“大合唱”的政治。然而当这样一个没有打招呼的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表面看来普遍的反应唯有“麻木”。

我想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经常反映出来的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对许多重大问题的热烈、公开的争论。就是在斯大林主政初期还可以见到这种痕迹。我翻阅过《斯大林文集》,那里面占比例最大的是他在联共党的大会或会议上的报告,有许多篇幅是他与党的领导集团内部“政敌”的论战。虽然我感到他的语言常常是辛辣的、盛气凌人的,但毕竟还有争论。《文集》中的这些报告是根据纪录整理的,讲话的文字中间还插进括号,里面记载了会场上对讲话的反应。除了常有的“鼓掌”、“经久不息的鼓掌”、“长时间热烈的鼓掌”以外,还有“喊声‘对呀!’”、“喊声‘是这样的!’”等等。而此外也还有少数地方记载下了在场的被批判攻击的对象的抗辩或抱怨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还在多处反映了党的基层会议上对政治路线的激烈争辩。但到了我们这一辈人在“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领导教育下的时候,这样的现象再也见不到了。长期以来我们所得知、相信和习惯了的是“坚如磐石的团结一致”,对来自高层的一切“精神”绝对毋庸置疑。对党和国家的大事去独立动脑筋乃至发表一点不同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在对这件事所表现出的沉默和“麻木”中,很难知道人们心里在想些什么。

而我自己心里对这件“非常意外”的事却在一阵“意外”之感以后紧接而来的是认同和振奋。就好像曾被一种疑难病症缠绕困惑了一些时,突然有一位高明的医生点出一个名词,说这就叫××××症,而且望文生义我就大体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知道就好,就觉得有了希望。何况现在这个“医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司令部,苏联共产党中央现领导。

2、“我们党”对苏共二十大的暧昧态度令人焦急惶惑

但是,国内上上下下的沉默维持了相当长的时间。我清楚记得1953年春天斯大林逝世后毛主席发表了一篇动情的悼词《最伟大的友谊》,其中用尽最高的赞词。里面有一句很突出的话,原文忘记了,大意是:长期以来,我们紧紧围绕着他(斯大林),聆听他的教诲,接受他的指示……等等。现在苏共中央明显地在批评斯大林(虽然这时候还没有听说赫鲁晓夫另外有个“秘密报告”),中共中央怎么看呢?毛主席怎么看呢?

北大图书馆第三阅览室的开架书刊中有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经常报道各国共产党的活动和它们的领导人的言论。这段时间我难免常常去翻阅。看来一些国家的党不像中国这个东方大党这样沉得住气,对苏共二十大的各种不同的意见和看法都披露出来了,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基本支持苏共二十大的路线而且更深一步提出问题的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各党中最打得开局面的两个大党--法共和意共曾经受到过斯大林的公开赞扬。我记得好像是斯大林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带着热情和敬意用了“多列士的党(法共)和陶里亚蒂的党(意共)”这个提法。而在这里我看到,这位把共产党发展成在意大利叱咤风云的第一大党而受到尊敬的“老陶”的一个特点就是对斯大林一向不那么驯服,不齿于人云亦云,能保留和贯彻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在二战以后意大利民主政权的框架内活动,不放弃议会斗争,并和当时由南尼领导的社会党(一向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第二国际的党)结成左翼联盟。

直到初春的时候,我们的党中央说话了(我还没有入党,但是在新中国辖区一般非党群众都早已习惯把绝对领导全国人民的中国共产党称为“我们党”)。《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长文:《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想当时凡有一些政治敏感性的人都会如饥似渴的来学习这篇文章,赶紧看看“我们党”是怎么说的。现在不难在网上找到原文来看,但我还是想仅仅凭自己的记忆说说当时对这篇文章的几个突出的感觉:1、这篇文章没有表示不同意苏共二十大的精神,甚至字里行间没有明确说出任何“保留”的意思。相反的它有分寸地赞扬了二十大,像过去一样维持了两党“一致”的形象。2、它在同意批评反省过去的同时格外着力于维护世界共产党的威信,驳斥一切“敌意的”乘机攻击。3、它借此宣扬了中国共产党的一贯英明,声明中共早就强调了谦虚谨慎、民主集中制、密切联系群众等等,所以等于是向世界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基本上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4、这篇文章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四平八稳,正确得不得了。看上去无可挑剔指摘,没有任何“片面性”。虽然它和陶里亚蒂一样对苏共反省和纠正过去表示了支持,但是看了后者的言论,联系自己的切身感受会引发起一种激情。说老实话我自己深感这种激情带来的结果,对共产主义前途不是失望而是信心。而看了前者我却不知道怎样说清楚自己的感觉。我得费很大的劲去“正确理解”,只因为它整个的论述是“面面光”,太“正确”了。

3、于是我忍不住自己想开去了

我说过自己这两年来心里产生的许多困惑,但是脑子里找不出词儿,想说也说不清。苏共二十大出的事太新鲜了,至少它一下子提出一串新名词,不管是不是很确切,它像一串钥匙一样打开和亮出了我曾经闷在心里的无以名之的许多问号、许多想法。

“社会主义民主”,听着新鲜!从小就知道“民主好”,天经地义。共产主义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用“我们党”通俗的话说是“人民当家作主”,当然这就是民主。打蒋介石的时候一直喊着“民主”的口号。可是恰好在人民马上就要开始“当家作主”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接受关于“民主和专政”的教育。而这个教育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我诚心接受了这些教育。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年》中“契卡”及其领袖捷尔任斯基的“正义”形象;高尔基对镇压“反动知识分子”想不通的时候列宁对他的批评开导,当时我都是很信服的。毛主席在建国前夕马上就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其中反驳“帝国主义者”指责“你们独裁”的时候那一句幽默调侃的话:“可爱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说到“独裁”是那样开怀而理直气壮,当时我读了也是信服的。

可是渐渐地感觉到有些不对头了,不民主的事、“独裁”的事所见渐多,好像并不都是对着“人民敌人”的。

凭良心说,我所看到的种种不民主的事情还没有一件伤害到我自己。是“党和国家”供给我在全国最高学府学习,自己前途基本无需忧虑。我是一个受着器重的青年团老资格支部书记,不可能受到什么压抑和歧视。父母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因“历史问题”感受了些麻烦和惊吓,可最后都“没有什么”。而且那些过程都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那时还不知道。总之从我个人的切身利害并没有感到迫切需要向“民主政治”诉求什么。我心里会产生一些对“独裁”、“专制”现象的反感,都是“狗拿耗子”与己无关的。我想毛病就出在我这个喜爱和习惯于科学思维的人太热衷于“较真”、“究理”,看见说不通的事情心里就觉得非常不舒服。

新中国多年来的政治正像“反革命分子”胡风说的“舆论一律”。体现最高民主的人民代表大会上总是一呼百应。“民主”党派代表发言,几乎少不了的一句开场白是:“我完全拥护……”。难得有个梁漱溟在大会上和毛主席唱了几句反腔,平时喜欢表现得“虚怀若谷”的他老人家竟当场大发雷霆声色俱厉。梁漱溟马上就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人民的敌人”。既然把他定为是“敌人”了,回过头来又可以说对“人民的敌人”有什么民主可讲呢?但是对这套逻辑听多了我已经觉得其中大有破绽了。进北大以后,参加“人民代表”的等额“民主”选举,搞得热热闹闹,可是许多同学都觉得这是虚伪无聊,浪费时间。“上面”是怎么讨论和决定国家大事,经历了些什么过程,老百姓有谁知道过了?“人民”从来只有“认真学习,热烈拥护”的份。

我自己感受最深和最反感的是思想上、文化上的专制,刚刚过去的“反胡风”特别令人不得不深叹:“民主到哪里去了?!”。语言上那种千篇一律;“理论家”们的论文只能是对领袖言论的通俗解读,老百姓更只有喊上面制定的口号。我们的报纸、电台和“纪录片”上的新闻太没有东西,太封锁和哄瞒老百姓了!对“国家的主人”,我想告诉你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除此之外你就甭打听了。就像“空城计”里诸葛亮对着正在城门外扫地的两个老兵丁唱的:“国家事用不着尔等劳心”。那个时候的诸葛丞相怎么也不会把那两个“尔等”当成“国家的主人”,所以“尔等”的任务就是扫地,不是来“劳心”的。全中国人人都把脑子关闭了,只让一两个领袖或党中央的几个人去思想,这个国家还行吗?这个制度还先进吗?

按照马列主义,封建社会比奴隶社会进步,资本主义社会比封建社会进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比一切社会制度进步得“无可比拟”。进步来进步去,马列主义的常识是说,除了一个社会比一个社会生产力有所提高以外,更重要的就是人民的奴隶性逐步减少,自由逐步增加。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就天翻地覆的成了主人。可是革命胜利后实行起来怎么偏偏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这一切难道和苏共二十大说的那个“个人崇拜”没有关系?《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里面在承认苏共和斯大林犯了错误的同时,赶紧宣传“我们中国共产党做的好得很”。但我怎能不想到:《国际歌》里唱的是:“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在中国却大张旗鼓鼓励大家高歌:“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类似这样的宣传难道少了?现在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那样摆出一付“全面、客观、公允”的面孔振振有词地评说别人,评了“左”又评“右”,面面俱到地教训全世界而无需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吗?

4、一度出现的“宽松”

话又说回来,《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既然是那样面面俱到四平八稳,所以那时我揣测其中也许留着相当大的回旋余地。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党”在风云剧变面前的一种稳重成熟的表现。因此我想我们也可大有余地期望着“还有下文”。大概是要慢慢来,至少看到这篇文章小心翼翼地和苏共二十大、和苏共现领导保持着“一致”的形象,那么就有理由期望以后或许会渐渐地朝前走。

后来的事情看起来好像真有点像这个样子,许多方面显得有些松动了。虽然现在回忆起来我已排不出一些事情的时间顺序,哪个情况是哪年哪月出现的,总之后来有一段时间允许大家看的东西多些了。

三十年代有几部虽属“进步”,但是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电影,诸如“夜半歌声”、“天涯歌女”、“十字街头”等等在大饭厅放给大家看了。

《人民日报》改了一次版,至少形式上变得“活泼”一些;苏联中篇小说《拖拉机站长和总农艺师》译文发表,它和后来青年作家王蒙的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给人带来相似的新鲜感,人们曾把它们叫做“问题小说”,因为揭露了问题和“阴暗面”,一出来就有争议、有震动。而它们都被权威报刊全文登载,更增加了轰动效应。看起来像是有“特别推荐”甚至“特别提倡”的意思,虽然这并不妨碍不久之后它们的译者和作者分别都被打成“右派份子”。

学术方面也出现一些宽松的迹象,听说文科各系在课堂上可以讲一点“西方”的、“资产阶级”的东西了。以前不仅是把不少人文的甚至自然科学的学术观点都分成“无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更说不通的是硬要把许多自然科学上的重大发现和发明都归功于和“无产阶级”沾不上边的“帝俄”时代科学家。

苏联电影里告诉我们发明无线电的是俄国人波波夫,而意大利人马可尼在影片中的形象是一个剽窃成果的骗子和奸商。发明飞机的是俄国人茹阔夫斯基,至于美国人莱特兄弟等,我们当时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到过。遗传学唯有米丘林和李森科是正确的;心理学是巴甫洛夫;生命科学是勒柏辛斯卡娅……。罗蒙诺索夫更是被尊为科学之圣,或者可以说是近代科学之父,因为据宣传就是他而不是别人为近代科学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叫人觉得奇怪的是十月革命在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难道就因为这个,倒转过来使得革命前的俄国科学已经预先受惠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

令人宽慰的是现在可以稍微客观和理性一些了,最明显的例子是据传上海的生物界权威教授谈家桢敢于出来为“反动唯心的”摩尔根遗传学派正名,而且大概“上面”给他开了绿灯。稍晚一些时候我们气象专业的谢义炳教授也敢在课堂上对苏联的“平流动力学派理论”说出憋在心理的牢骚了。

学校里开始提倡俄语以外的外语学习。开出了一些供学生自由选修的外语课,上课时间都在晚上。我选了德文课,老师是个广东人。我觉得德语的发音很硬,也许和那位广东老师本人的发音有关,也许因为在苏联电影里看到的德国法西斯说起话来都是那个腔调。再就是德文和俄文一样,有一大套繁琐的“变性”、“变位”、“变格”等,学着兴味索然。不过主要还是因为我去选修也只是出于好奇,没有想到为什么非要学它不可,加之除了课堂上听听也没有时间复习,效果不好,结果半途而废。

大概是学生会组织了西洋古典音乐的介绍和欣赏活动,地点好像是在物理楼(也可能是它旁边的化学楼)的阶梯教室。我去听过两次,当然介绍得最多的还是柴可夫斯基。先是唱片欣赏,然后由一位年轻的举办者(大概是西语系的学生或助教)讲解。我从小喜欢听、喜欢唱,但是从来没有去了解一点音乐理论知识。这次倒是引起了点兴趣,还专门去买了一本音乐基础知识的书,知道了一点皮毛。

后来我在被迫而努力让自己真诚信服的“自我批判”中把这段时间视为自己政治上“堕落”的开始。“资产阶级的薰风”吹来,哪怕只是一丝丝,也吹皱了春水一池。多年来被政治教育妖魔化了的东西,在宽容气氛中坦然而来,“原来这是可以的”。仿佛又觉得自己有点先见之明,因为早就疑问过,想到过。有点兴奋,但还是有说不清的惶惑。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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