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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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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6年春节回上海时与当时在上海的上中同学合影。前排自左至右:宋寿祥、罗雨方、谢培初、滕永杰;后排自左至右:洪贵仁、裘妍儿、杨映文、倪进方、潘言瑛、胡伯威。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3、新学年新宿舍新室友 
  
大约在肃反运动之后不久我们又搬到一座新盖好的宿舍楼--25斋。它也在南校门附近,在将要出门的大路左侧,正面朝西,对着我们原先住过的22斋侧面。它也是灰砖大屋顶,但比先前盖的那些楼更大一些,左右两端都拐角朝前伸出一截,略呈U字形,比先前盖的几座宿舍楼显得多些气派。分配房间的时候仍是自愿结合,记不清是怎么样一来,我会和三个“特逗”的角色住到一起了。提起这几位老兄,我无法不透露一些无伤大雅的“洋相”,怕我这些老哥们的后代不乐意看到对他们的长辈不恭,恕我隐去其大名,一概以×兄相称。四川人郑兄,他本来应该比我们高一年级,由于早一年被分在专科,是他自愿“留级”来读本科的。此君头脑决不算不聪明,但可能是对现实境遇不大如意(其中也包括我们这个班上共同的“专业思想问题”),自己也不善处理,抑郁在心,以至变得有些性情怪诞和玩世不恭。他有时会冷不丁的爆发出一阵神经质的哈哈大笑,或者引吭高歌,旁若无人。有时故意看似疯疯傻傻,说些颠三倒四的胡话。记得有一次他流鼻血流得厉害,就在那里自言自语抱怨:“好可怜啊,人家都不流鼻血,只有我和米辛卡两个流鼻血!”。这句话的出典是我们才看过的一部苏联反间碟影片里面一个坐在屋外晒太阳的老太婆的话。她在回答陌生过路人问信时说了:“他们不在家,都学习去了”以后,接下来笑着逗她怀抱里的小孙孙米辛卡时说:“人家都学习(由此我得知苏联人日常也搞政治“学习”),只有我和米辛卡两个不学习!”。

有时看到别人做出某种严肃、正经的样子,他就会夸张地故作惊讶态。这种嘲讽的神态叫你啼笑皆非。

酆兄那时和郑兄比较好,记得就是他把我们几个邀集在一起住的。我说过酆兄这个人喜欢娱乐,也很会开心。所以有时兴之所至也喜欢做些怪相丑态逗人开心,岂料往往引得郑兄兴起,就和他两个开起过分的玩笑,一发不可收拾,总要闹到把酆兄惹恼了为止。

还有一位王兄,那更是个难得的人物。那时我不识东北话,所以在校时一直没有想到过他是哪里人,后来回忆起他的口音才知道他是东北人,而且毕业后工作也分配在东北搞林业气象,而且后来到了大兴安岭。大家特别喜欢拿他逗趣就是因为这个人懒散得出奇。只要有机会让他睡懒觉,而且没有人把他拽起来的话,他可以没完没了的睡。他睡在上铺,被褥是从来不叠不抖的。极少见他洗过衣服,就是洗脸也不过简单应付一下了事,所以我至今还没有弄清他脸上颜色老是斑斑驳驳,灰、褐相间是因为本色如此还是因为压根儿没有洗干净过。

他不管是站着、坐着、走着的姿势都处于一种最节省能量的状态,眼皮也总是耷拉着。气功里面说的“完全放松”,一般还不太容易体会,但我想做到他这样也就“完全到位”了。甚至有时他高兴起来哼两句歌谱的时候也离不开这个原则。例如广东乐曲《步步高》里面一句“do rui mi rui mi,do rui mi rui mi……”(12323,12323……),他哼起来就成了“de le me le me,de le me le me(我在这里都是用汉语拼音表示)……”,因为这样唱法嘴皮和舌头的动作幅度都达到最小极限,最省力气。我绝对没有造他的谣,确有此事。

所以我们在寝室里就叫他“王老爷”,或者学他那样省力,干脆简称“王老”,后来这个尊称扩散到全班。

就是他的读书猎涉知识也掌握了一套最节省能量的方法。听起来他简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但只要多说几句就说不下去了。后来不知道是某些人真有发现还是故意编派他,说:“王老看书有天才,从来懒得看内容,专门看序言”,只看序言不用看内容就什么都可以谈论几下了。

大家逗他的方式除了斗嘴揶揄、起哄之外还有乘他睡懒觉的时候做些手脚(画脸、拿纸捻子通鼻孔、被窝里塞东西等等)。不过这个人脾气好,怎么拿他逗,他也不会(或者懒得)真格的动气。还是用他那最节省能量的方式来应对,最多懒洋洋的一句:“扯淡,你他妈的拿我开心呢!”。

4、唯一的一次回家过年

1956年初的寒假到了,我想起我已经两年半没有回家。这期间我也记不清平时多少时间和家里通一次信。我记得刚进北大时第一封来信是爸爸“亲自”动笔写的。亲人之间心里有些重大的“正式”的感受,当着面说好像反而不那么习惯和自然,不当面而借诸笔头倒可表达尽致。我考进北大离家之前爸爸没有说多少要紧话,写信来的时候他才发表了许多感慨。他说(记得大概是这个意思):伯威你一向聪明和有志气,这次依靠自己的努力能够进入中国的最高学府,我和你妈妈都感到由衷的高兴。现在家里没有力量为你准备像样的行装,我们觉得很歉疚。相信你会继续不断努力,前程无量等等勉励的话。

后来大部分的信都是由妈妈执笔,信封是由爸爸来写。我想这是因为爸爸的字虽然说不上什么书法,但是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工工整整,拿出去更体面。妈妈信里通常报导家里一般情况,看来是顺顺当当的,就是没有提到在肃反运动中被追究审查“历史问题”,挨批判,挑灯熬夜写检查交代等事。这些是直到他们去世后,看了他们写的“检查交代”底稿后才知道的。

1955年暑假他们盼着我可以回家,结果失望了,后来信里就常叨念我回家的事。恰好这个寒假我们没有实习,也没有“工作”把我留住(我自己也没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了,也想家了),于是第一次回家度假过春节。

临行时我到小叔叔家去了一趟,他交我带去一些北京果脯等土特产。有一点也许我记得不准是不是这次的事,好像小叔叔曾嘱托我,回去和爸爸、大叔叔说一说,能不能帮他想个办法联系调回上海。反正他来北京以后做梦也想着再回上海,后来他两个哥哥听我转达了以后无非叹息一声:“这个人一生一世都不会懂事!”。我是到后来才越来越明白了这个话的分量。

我当然是乘的慢车硬座车厢,而且临近春节,连个座位都没有。好在年轻,一切都无所谓。晚上实在困了的时候就胡乱横倒在两节车厢之间连接的地方睡了。那是北方的寒夜,而那时那种车厢里甭想有暖气,我睡的地方又正是车厢的门之所在,那门是漏缝的。我还记得那首歌:“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那车轮“歌唱”的节奏正好伴我入睡(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再也体会不到这种滋味了,早年的火车车轮、连杆和铁轨之间扯动拍击可以发出震耳的4/4拍节奏“卡擦卡擦,卡擦卡擦……”,而且正好每一小节的第一个“卡”是强音,第二个“卡”是次强音。解放前上海说“滑稽”的有一个段子叫“坐火车”,我曾经去过一个设在小吃茶座里的“无线电台”播音室,透过玻璃墙看里面的“滑稽”演员播这个段子。他们就是用一把算盘在玻璃板上拍击出“卡擦卡擦,卡擦卡擦”的音响效果,惟妙惟肖。现在的火车好像大有改进了,至少在车厢里听不到这么大的声响了),可是随着“飞奔”而灌进来的寒风是十分凛冽的。不料车到徐州通知要换车了,于是要提着行李下来跟着大家争先恐后的爬越一座“天桥”去换车。车到南京过江之后好像又换了一次车,走上了沪宁路,这时忽然觉得闻到一股熟悉而亲切的气味,和北方就不一样。虽然已是腊月天,车窗外还可看到片片绿色,感觉到欣欣生意。新上车的乘客传来阵阵江、浙、上海话音,显得格外轻快活泼。年轻时觉得时间过得长,那时我觉得这一切都久违了,更叫我回家心切。但偏偏事与愿违,春节临近,铁路上调度不开。我乘的慢车可能是一列加班车,每逢岔道必须等待正班车先过。所以从南京到上海走了十二个小时以上,天擦黑才到上海站。在出站口我一眼看见身材矮瘦的爸爸挤在人群里伸长头颈望着,他已先看见我,叫着:“伯威,伯威”。他虽矮瘦,我离开上海时他正当中年,还是颇具风采。这次一见,突然发现他头发有些稀疏灰白,显得苍老了,我不由得从心里涌起些许辛酸。两年半的变化如此明显,到底算来他已经四十八、九,年近半百了。其实此后几十年我都没有真正明白,这两年看到他的一大堆“检查交代”底稿,现在想起来才知道他在那两三年大小政治运动,特别是刚过去不久的“肃反运动”日子里,为了现在的人们看来都不值一提的“历史问题”,不断的担惊受怕,白天开会被追逼,下班回家连续熬夜,搜肠刮肚,用他那工工整整的楷书,不知写了多少篇、多少遍“交代”。他这个人认真,此时对“运动”认真,在这同时工作仍旧兢兢业业,丝毫不敢马虎。这些日子熬下来焉能不衰老?我特别要清楚地说明这是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意思就是要澄清,当时那点本来谈不上严重的家庭遭遇,与我自己随后那一年多政治思想上的变化毫无关系。

回到东长治路余庆里85号进后门、穿天井、上楼梯、过“天桥”……,看见一切依旧,而且我又要说,我嗅到一种气味,那就是久别的家里的气味。一个你呆久了的地方就是有那么一股原先未曾留意,久别再来的时候马上能唤起记忆的特殊气味。当时此情此景,感触良多。这都因为是第一次,后来多次长年离开又多次回到这个老屋,直到现在,其中最长的一别五、六年,但那别后重见老屋的兴奋感再不会像第一次那么浓郁了。现在大叔叔已经去世几年,恰好整整一百岁的老婶婶和他的两个儿子以及第三代还住在这里,但目前整个东长治路和东大名路之间的房子都正在自南向北拆迁,开始兴建上海“北外滩”了,胡家和这老房子将近六十年的历史瓜葛即将结束。020.jpg

图:后来,考入师范专科的妹妹胡田田。

那天刚进去的时候,家里只有大人们在。弟妹们一个也没有看见,但和父母叔婶(还有杨妈)见面时那情景也够热闹的了。原来弟妹们早已总动员,到电车站去迎候我,记不清为什么错过了。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才听见他们闹哄哄地上搂来,跟在最后的是季威,据说出去等我的时候他特别起劲,但是见了面他却缩在后面,腼腆起来,一句话也没有。他九岁了,已在离家不远的丹徒路小学念书。长了个头,但以他这个年龄,看上去像是更小一些。棉衣式样我记不得,但记得他围着小围巾,戴一顶“耳朵”系在头顶的学生帽。田田已是初中生,是在小有名气的澄衷中学,离家也不远。她和苹苹都不是小姑娘了,我注意到她们这时唧唧喳喳说起话来声如银铃,大概姑娘们到这个年龄是这样的。

这时候祖母刚去世半年,祖父孤单一人还住在过了“天桥”的后楼两老原来那个房间里。我去见他的时候他从床上起来。算来他这时已是十足七七高龄(后来又活了十一年),体质还很好,但可能是因为老伴新丧,有点散了神儿。已没有过去作为健康老人那种从容沉稳,看来他反映迟钝,不很灵清,说话声音也变得有点尖而嘶哑。倒是对我像来客一样,十分客气,忘了辈分,以前没有的。

我虽然这个时候政治情绪有所低落,但始终保持着积极勤奋的生活态度。而且保持着多年来当青年团干部养成的“人在哪里就要在哪里发挥积极作用”的习惯。这时是寒假里,弟妹们都不上学,我记得第二天一早就动员他们起早床到楼下石库门外“大天井”(我家所在这一排三座石库门房子比较特殊,除了有前楼、后楼和连接两者的“过街楼”以外,三座石库门前的弄堂被两扇大铁门封闭起来成了一个“大天井”)去做早操(楼下早已是里弄幼儿园的地方,但早晨阿姨们还没有上班)。我教了他们一套新操,苹苹自告奋勇喊口令。记得喊到“三”的时候,我叫她暂停,纠正这个字的发音。因为在北京住了这些时,我知道正宗的北京口音,这个“三”不像我们以前说普通话那样读成第一声(平声)而应该读第二声(上声)。于是她就改口了。其实我这也许是多余的,北京话里这两种发音都有,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怎么回事,不过近两年在上海听到各种老年健身活动中放磁带录音喊口令那个“三”字倒果真都是发第二声。021.jpg

图:正在上小学的弟弟胡季威。

我早想着要回上海来理一次发,因为北大的理发店只会剪“马桶盖”。东长治路上一向只有两家比较像样一点的理发店,一家就在我们弄堂口右手,不知为什么取了个怪招牌叫“东来也”。还有一家在国光大戏院(电影院)附近,叫“伦敦理发店”。“东来也”店面不宽,但楼上楼下都有好几把椅子。我从小踏进过的正规理发店就这一家(以前为了省钱,有时还到附近一条破旧小弄堂的小剃头店去),这次照旧。

虽然解放初的一部国产影片里王丹凤演过一位打破旧传统的“女理发师”,但是直到我回家这年一般理发师都还是男的。穿着白大褂,对顾客说地道的上海话,伙计之间聊天则一口“江北”话,上海理发店里大都是“扬州帮”的。几个师傅我都还面熟,那时他们都有四十岁左右了。那个来给我理发的分明还认得我,一上来就说:“侬像啥长远没来啦?”。当我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我这两年多去了哪里,他马上又说:“侬迭个头勿是上海剪咯勿啊?”。我奇怪说:“侬哪能晓得?”。他给我解释说,上海不会剪出这样的头来的,上海理的发轮廓线条要圆(无非就是说不能剪成“马桶盖”)。他还说其中一个重要的诀窍是:虽然一般男人梳头是向右倒,但在剪的时候除了右侧剪圆顺,还要把顶上头发梳到左边来,在左侧也剪圆顺,再梳回来。从此以后我在外地几乎每次理发都不忘记提醒理发谨遵这道程序。

不比不知道,回到家里这段时间我才体会到上海人做什么事都比外面精致、周到,肯动脑筋、想办法。不仅产品货色好,各种服务也周全,要想修点什么、补点什么,你都找得到去处。打起交道来什么事情都和你讲得清楚,说得出道理。不过那时的北京虽然在这些地方不如上海,但是服务态度也都很好,礼貌方面甚至有过之。这些大城市的老传统在解放后都还延续了一些年。直到“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深入”之后的那个二十年,天天叫着“为人民服务”,年复一年的提“学雷锋”可惜却把老上海、老北京的这些东西丢得老远了。

这些年爸爸妈妈虽然在运动和“政治学习”中多了些紧张、惊吓、困扰、麻烦,由于最后都“没有事”,保持着九十多百把元的留用人员工资。所以虽然除了过些时给我寄点钱(因为那时学校学习吃住都不要钱,我的零用又极其节俭,总写信给他们说寄来没有用。妈妈常在信里说该用的还是用,不要克俭过分,但见我实在用不掉,也就没有寄多少来了)还负担着上学的妹妹、弟弟,而经济上还是比前几年宽裕了。所以我看到那次过年也过得比较当那么回事。爸爸做事总是喜欢有章程,一家都随着他。我后来历次回家探亲发现自“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开始以来,50年代后期、60年代以至70年代,随着商店、菜场供应的变迁,家里过年要吃什么也将就着条件形成一些新规矩。但因为过些年又有变化,那次是兴什么我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必上的节目是一个“大松糕”,有一个时期是“气锅全鸡”。我们这个大家庭里的“小家庭”(五个人)保留着更多的抗战期间的川、滇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还上了一次四川馆子。那时上海的川菜馆很稀少,我所去过的就那一家,在南京路西藏路附近一条我没有注意路名的热闹的窄街上,离天蟾舞台等几个戏院很近。店面窄,但有两层。生意兴隆,堂倌是真正的四川人,川菜的味也正宗地道。后来我已经出问题了,再回家探亲的时候,他们又发现了一家更好的川菜馆,在复兴公园附近的“洁而精”。爸爸总是私家传统和“保留节目”的创建者和坚持者。从三十年代初他和妈妈在南京恋爱时开始,每年妈妈的生日她都要送一块巧克力作为生日礼物,在战乱流离的年代里也没有空缺过。在社会主义革命深入,商品供应紧缺的年头他自己年老,就每次要提前动员季威(弟弟)、田田(妹妹)和妹夫陈志明全面出击,四处寻找,务必及时把巧克力买到。我小时候不经心,青年时代以来又长期离家在外,这个情形还是爸爸去世后季威告诉我的。

大概主要是因为我回上海了,那时在上海的几位上中同学到杨映文家里聚会了一次。她家在北四川路附近一条什么路的景云里,鲁迅故居就在那里(大家饭后顺便走几步去参观了才离开)。杨映文家很好的石库门房子,算得上“资产阶级”的了。杨映文老实、单纯、似有几分傻气,体态丰满而相貌平平,热情而有点好激动。前面说到班上同学曾经开陈鸿钊的玩笑,说他晚上在××窗下唱情歌,攀扯到的就是她。无巧不成书的是后来他们都落脚到天津去了,当然和并无其事的“那个”毫不搭界。

来的还有滕永杰(他带有苏北口音,身体特别壮实,肌肉丰厚,大腿很粗,某个夏天得了个外号“滕大腿”)、宋寿祥(记得他是中间插班进来的,不大吭气,有时穿一件条格长袍,像个店伙计。所以在秦得儒先生的国文课上读到了茅盾的《林家铺子》以后,大家就叫他“寿生”,寿生就是林家铺子那个店伙计)、谢培初(他是和朱思强、丁照生等一同从岭南中学转到上中来的,小孩脸,有点顽皮),还有本书上篇《火红的青春》里说过的“华侨总统”洪贵仁和“红楼梦迷”裘妍儿也来了。倒不是我记性好,因为我到现在还留有在杨映文家阳台上拍的一张照片,所以记得一个不漏。除了在北京上学的同学有过几次人数不等的聚会外,直到九十年末代以前,我参加的上中同学在上海的聚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这张照片上的男女十人此后半个世纪里酸甜苦辣,都有长长的故事。其中东道主杨映文和前排一脸调皮相的谢培初都已在新世纪初相继辞世。

我已记不清这次回家和父母亲谈过些什么要紧话,但总之他们没有告诉过我这些年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前面提到的他们在肃反运动中的情况都是在二三十年以后他们去世后我才知道的。我家的人就有这种互相间报喜不报忧的传统,不愿意让家人为自己伤感。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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