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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7、“肃反”中抓出对学气象不安心的“反革命小集团”
刚回校的一个下午，我去东校门外成府路。大概是上邮局，平时我到那里不是发信就是取家里来的汇款。当我经过生物楼和教室楼的时候，听见从两三个大教室里都发出令人震惊的咆哮声。我感到奇怪，就走近有声音的教室窗外朝里窥视，教室里坐满了高年级学生在开会，其中大概还有老师。讲台上低头立着一个人，下面的众人就是朝着他在吼叫、怒骂、追问，不时还有人带头齐声喊口号。我在1951年土改时在上海中学附近梅陇乡参加过一次斗地主，大致就是这个阵势。但这次可怜巴巴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不是土豪地主而是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年轻教员。虽然我没有听清楚里面说的话，但听到了“反革命”、“还在狡辩”、“老实交待”等等，于是我知道站着的是“反革命分子”。北大的肃反运动已经在暑假里开始进行了，我们因为按计划出去实习，所以落后了一步，回来才领略到这个气氛。我受过阶级立场的教育，懂得对敌人不能温情的道理，也懂得文质彬彬的人不一定不是坏人。但是见到这个场面还是心悸，毕竟站着的“反革命”真的看来是那么普普通通的年轻人，而且看上去很委屈的样子。下面又不许他申辩，一申辩就被大声喝止。是不是有证据百分之百肯定了呢？如果肯定了还问他干什么呢？如果还没有肯定，为什么不能让他申辩呢？我又想起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那个自己心里没有解开的疙瘩。
后来听到一些情况，包括一位姓唐（记不起名字了）的管理物理实验室的中年讲师，说他这次已被揭露出来是反革命分子，已经逮捕了。在物理实验室我们最熟悉两个人，一个是鲁迅的儿子周海婴，只比我们大几岁，近视眼，苍白瘦弱，据说那时正患着肺结核。另一位就是这位唐先生，面色微黑、跛腿，戴一副玳瑁色框眼镜。平静低调，不苟言笑。周海婴是实验员，巡回帮助我们调整仪器，检查线路等。唐先生则在我们遇到问题和困难时点拨指导。他们都很认真尽职、态度和善。我已记不清说唐先生是什么问题，但留下的印象是解放前有些历史不清。无论如何我不大相信他这个人会存心留下来隐藏着干反革命。听到的另外一些事例中除了“历史问题”还有些“现行反革命行为”，多数是言论方面的问题或“小集团行为”，好像按图索骥，找出些和胡风集团或多或少有点类似的言行，树立起打击的对象。
肃反在美丽祥和的燕园里营造出一片紧张、沉重、肃杀的空气。
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在中学里还曾被吸收进一个专门监视敌情的什么“网”，后来此事虽然不声不响不了了之，我总应该是比较有点“警惕性”的。而来到北大两年我从来没有想到去“察觉”我这个班上有什么“敌情”，但是“肃反”终于在这个班上展开了。遇到严峻重大的政治斗争大概团支部显得太稚嫩，于是党员直接主其事，团支委会也参与研究。实习回来还没有开学，我和那位党员有几天没有见面。记不清是隔了多少天党员找我们了，大概这些天和上面组织已经研究过我们班的问题，那时已胸有成竹。上来就出语惊人，据说我们班上有几个思想反动的人抱成一团，散布许多反动言论，搞得乌烟瘴气。必须揭露、批判、打击，并且深查他们的问题。他们是邓耀华、秦克诚、肖左江、谈智宏，据说他们的反动言行在班上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究竟是什么问题呢？两年来我们这个班的“专业思想”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许多同学一直没有安心学气象，认为学了气象没有意思、没有前途。不少同学一直郁郁于自己被屈才了，心中惶惶，学习劲头不高。有的实在不甘心，还作着别的打算，但没有这个自由。暑假有几个同学（主要是京津地区的人）是在北京实习的，那时情绪消沉，对实习也不起劲，听说其间曾到大钟寺去游了一次。回来不知道是谁几个凑出一首“宝塔诗”自嘲、发牢骚：
泡
穷泡
闲无聊
××××
×××××
大钟寺走一遭
……
“宝塔”在十层以上，后面还有精彩佳句。但我只零星记得这一点点，可惜屈了作者大才。
邓耀华他们几个思想更不安定些，内心牢骚很多，彼此意气相投，常在一起嘀咕。据有人“揭发”，其中说的某些话难免带上情绪，大概有点出格。如果拿来和胡风“三批材料”里面那些话相对照，再用《人民日报编者按》的精神来分析，其严重性看来非同小可。胡风集团的一个特点就是私底下发牢骚，因此谁要私底下发牢骚，在会上揭发出来就叫人联想到有些像胡风集团。邓耀华是上海来的，在进京的火车上我们就认识了。此人倒是生有异相，长脸、黑皮、一双鹰眼，呲牙咧嘴、胡子拉碴，说话和笑起来声音都很尖，真的像个电影戏剧里的“坏人”。他平时就唧唧喳喳的话多，但头脑很聪明，学习基础不错。秦克诚是湖南人，他也许是我们班上最年轻的，至少看上去是这样。我说过几个湖南人都穿黑布中山装，他也是其中一个。个子比较矮，方头圆腮小孩相，皮肤白，但是缺乏血色。他斯文沉静不多言语，性格和他的小孩相不太相称。他也是“脑袋瓜好使”学习基础不错的。肖左江也是湖南人，黑瘦，尖嘴猴腮“南蛮”相。他和团员班干部有些说不到一处，敬而远之，说起话来也有些不太中听，所以在人们印象中就是个“落后分子”。谈智宏常州人，家乡口音比较重。也年轻，皮肤白净，他倒真有些小孩脾气，看起来更单纯些。实际上这四个人智力都比较强，我想这也是他们特别不甘心囿于气象专业的原因之一。
我现在企图努力回忆起当时准备工作、发动群众、揭发、批判、斗争的具体过程，但是徒劳。因为这种事在后来长长的一整个时代成了“政治生活”中司空见惯的故事，五十年前的这段事虽然是开眼界的第一回，但对其细节的记忆早就被历次经验的概括性记忆所“覆盖”了，只还记得几点特别的东西。看来我们班的肃反是被列为全校的重点之一了。据诗人马嘶写的《负笈燕园》中所记（这位中文系同学在北大比我低一年级，我惊异他的记忆比我好得多，但我猜想他也许保留得有日记，或者写书的时候手头收集了一些历史材料）当时校党委、校团委的重要领导成员分工指导各个系的运动，指导他们中文系的就是新来不久的副教务长张仲纯。我不知道北大团委书记胡启立是不是来抓整个物理系，只知道他具体指导了我这个班的运动，他和班上那党员、和我、还有谁，几个人开小会研究追查批斗那几个人的事，但我记得他没有出面来参加批判斗争会。在研究问题时他的说话有什么倾向我也没有特地注意，如果我预先卜知他后来会一度被定为党国领袖的“接班人”，然后又因1989年立场不稳而一落千丈，有此传奇经历，那时我就该注意他一些，对这个人的思想历程记下一点有意义的片断。但是我还是有这么一点印象：我未曾感到他在那事情上很激烈、很高调。表现出强烈“斗争性”的倒是班上那位党员，年龄比我们大一点，曾经工作过，即后来所谓“调干生。这种人多少有点社会经验，先在比我们高一年的专科班，没有读好，留到我们这班来。白净长脸，翘嘴唇，眯缝眼，戴眼镜。平时见人很和气，满面笑容，以前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芥蒂，这一次我们才常常发生意见分歧，说不到一处。我有疑问坦白说出来的时候，此人没有更多地用讲道理来说服我，而总是提醒我：“要注意立场”、“这是一个考验”等。由于我自己内心不舒畅以及态度消极，我这个团支部书记实际上渐渐离开了班上的核心圈子，成了推一推动一动的摆设。就在此时我们班上“涌现出”几位新的积极分子和核心成员，其中有一位外表腼腆，个性沉稳。第一个学期，因为他是四川人，我觉得格外亲切。后来我逐渐觉得他不像周全瑞那样，可以和你敞开胸怀谈话，就逐渐疏远一些了。我社会经验太少，总是分不清稳重和世故；盲从和韬晦；原则性和自我保护等等之间的区别。后来在反右运动批判处理我们这些人的时候他也是班上核心成员，他应该知道一切内情。但是直到我以“摘帽右派”身份回武汉中心气象台工作，他那时在中央气象局搞业务管理，有一次（大概是1963年）他来武汉检查工作，我把他当老同学也是知情人，问起他为什么在离开学校的时候明确没有给我（以及另外几个人）“戴帽子”，第二年又“缺席判决”，一下子给我戴了“极右”帽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却闪烁其辞，用“绝对正确”的官场辞令给了我一个不得要领的回答。他在肃反以后不久就成了候补党员。还有一位湖南人，瘦小个子，略微有点弓背含胸，温文持重。我好像有那么点印象他在部队待过，也许记错了。他在肃反中也是“坚决不动摇”，还批评过我。后来他也“进步”很快，当了至少是系一级的团或学生会干部。我不记得在校期间他入了党没有，离校以后没有再见过他。
只能说我对那次运动内心产生莫名的反感情绪，陷入迷惘之中，自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对后来的事有些心不在焉了，那场批判斗争是怎么了结的我早已记不清了。也记不清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后来被批斗的那四个人都不在班上了。邓耀华退学了，后来到陕西哪个大学读物理，基本上遂了愿，再以后就没有消息。秦克诚终于转到北大物理系，但没有继续本科学业，而是当了实验员。他这个特殊经历在物理学道路上不像其他走“阳关大道”的“正规科班”那么顺畅，但是他依然造诣深厚，硕果累累，而且能在文、理的交界线上独辟蹊径，打造了自己的特色。最近他赠送我一本他自己刚刚出版的皇皇巨著《邮票上的物理学史》，封面上有一个大大的圆印章，上书：“世界物理年纪念，World year of PHYSICS, 中国物理学会推荐”。杨振宁见了这本书非常欣赏，特地邀秦克诚谈了一上午，还给书题了词。经他推荐，这本书最近（我初稿写到这里的时候是2006年）已获得到海峡对岸吴大猷基金会去参评科普图书奖。中国物理学会也将此书报今年科技进步奖中的科普图书奖。我兴致勃勃地看完了这洋洋八十万字，除了陶醉于他所网罗的数量繁浩的精美邮票，也欣赏了他借票叙史、评史的文字。这不是物理学某个领域的专著，也不是关于物理学的面面俱到的正史（毕竟它受到邮票这个载体的限制），但是以我陋见，他提纲挈领到物理学的每一个领域，见解都是精到的。他的文字功力结实；其中表现出的对历史学（特别是西方史）底蕴决不是写书期间“临时抱佛脚”查阅文献资料凑得出来的。惠赠此书的时候我们在中国气象局托月楼宾馆我下榻的房间里叙旧，方知刚进学校分专业的时候他也是在志愿书上填写了：“志愿物理专业，但愿意服从组织分配”的九个人之一。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当初追求物理学都不是出于任何实用目的，而是探究世界终极奥秘的自然哲学情结。同时我们后来都领悟到：热衷物理学的人具有的刨根究底的习性使他们接触到一点政治的时候最容易充当“不同政见者”的角色。但是他这个在“肃反”中挨了整的人，到了“反右”的时候却安然无事，相反的他逐渐达到了“转学物理”的目的。在他这本书里我可能找到了一个答案，他在对比哥白尼、伽利略与布鲁诺的不同命运时引用了一些伟人的评论，而他自己也发表评论说：“对一个荒谬的时代，并不需要与之一直顶撞到死才算英雄。在宗教法庭那些具有生杀大权和真理定义权的法官面前，找死是容易的，活下来说一些新东西却是困难的。要哥白尼和伽利略像布鲁诺那样也选择火刑架，固然使科学家整体显得很勇敢，但其实对科学并无裨益。如果每个推动进步的人都以被消灭作为结局，进步就生不了根，偏见只会更有力量。”
肖左江和谈智宏两个人之中好像有一个转了系，后来都再无来往所以记不清了，反正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但是运动也不算搞错，因为“批判了反动思想”、“教育了群众”，这就可以宣布已胜利达到目的了。正确的人永远正确。全校都是这样的；全国都是这样的。
别人到底受到些什么教育我不知道，我受到的“教育”是把解放以来的政治激情浇凉了一半。此前我也并没有把自己已信奉多年的革命事业想象得像《幸福的生活》（或译《库班的哥萨克》）等电影描写的那样一片鲜艳的玫瑰色；我相信说共产主义伟大事业贯穿着残酷的阶级斗争；我明白革命要经历长时期的艰苦奋斗，我乐意经受这种艰苦。我习惯了十分简朴的生活，自己虽然未曾经历过特殊的考验，但在“双肩挑”着繁重的社会工作和课业学习时并不畏惧困难，时常用英雄典范们那种超凡的毅力来激励自己。而且应该说我还特别认真地崇尚原则性、坚持革命的是非观，在我认为涉及原则的问题上对人对事采取严肃态度。我说过中学时期我在这上面还表现得过分了些。但是一旦感觉出有些在“革命”名义下的事情离开了实事求是而代之以强横武断；忽略了公正理智而陷入狂热偏见和盲从；在“斗争”旗号下一些人的行事泯没了善意良知，夹杂进可疑动机，不惜对人肆意冤枉和欺凌，见到这种情况我心里像压着块大石头那样沉重，感到胸里闷、胃里翻。
我这个人从小就不会作假，心里的想法马上就会从语言和态度上表现出来。班上批判运动期间我就曾在干部小会上以及找班上那位党员个别谈话的时候谈了我的不同看法和我对运动想不通的一些问题。运动结束后我不止一次向他们表示过，如果从初中算起的话，我已经当了六年的支部书记了（初中当团总支委员也相当于初中的分支部书记）。现在感觉有些疲倦（我没有说“厌倦”），而且我发现自己思想有点不大跟得上形势，我提议改选的时候换别人当了。
实在说，我那时开始觉得社会政治工作像这样搞很没有意思，回想起来我很感到有些后悔。我自信有比较高的智力，而且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我在其它方面的兴趣也比较广。我想我本来应该可以在主业学习上更出色得多，同时发展多方面的才智和素养，但是这许多年来我却把热情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社会工作”上去。课业学习上我没有时间更深入去钻研，猎涉更多的参考书；更没有时间在音乐、文学、跳舞、溜冰、划船等等方面更多地充实丰满自己的素养和技艺。我开始觉得做一个“政治人”很苍白，当然那时候根本想不到从“政治”可以获得无比丰厚滋润的利益。后来就算慢慢知道了也没有用，因为一个人的秉性已养成，永远和这样的“政治性”无法相容了。
我想“辞职”未成，团总支和班上党员都做我的“工作”。我那时还是感到自己理亏，因为我哪怕是在成了“右派分子”以后许多年也没有因为这样那样的“想不通”就完全在心里否定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总体上的正义性，当时更谈不上我已经离开了原有的信仰，所以我还是服从了。但我已经无法再恢复过去那样的“工作热情”，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其它方面，于是到了第三学年我的考试成绩就得到全“优”（门门五分）。也许可以把这一点看作肃反运动的“可喜成绩”。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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