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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6、山东实习趣事
我们在学校里学过观测，是由五十年代北大气象专业“四大讲师”之一的严开伟讲授的。那时观测学的理论不深，是比较实际的技术。严先生是个实干家，个子不高但体型粗壮，听他口音象是湖北人。严先生曾经在一个春天组织我们气象专业几个年级的同学去妙峰山进行过一次山地气象观测，也是一次愉快的野营。那时他在进行一项发明试验，当时测空气湿度的主要技术途径是利用人的头发随空气湿度而伸缩的性质制作的“毛发湿度表”。据说中国人（因长度的要求，主要是女人）的头发不太适合，他想出利用取之不尽的猪肠的肠衣来代替毛发。他的试验结果还写成了论文，发表在《气象学报》上。后来如何我没有关心，总之后来没有听说气象站的湿度观测中采用过这项发明，其它方面有没有采用它不得而知。我毕业离开北大没有多少年，听说严先生就去世了，原因我一直不清楚。
在学校里也初步实习过观测，指导我们实习的是专科刚毕业（他们两年毕业，所以实际上只比我们早一年进校）的助教张霭琛和李其琛。张是上海人，瘦高个子，工作能力比较强；李更年轻些，眉清目秀，斯文腼腆，听说他学习成绩很好。我们上几班被选择留校当助教的都是在某些方面拔尖的，李其琛在六十年代就在《气象学报》上发表了好几篇论文。张和李继严开纬之后在北大气象观测方面是一对老搭档，也是台柱子。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李其琛不知什么原因受到剧烈的“冲击”，以至跳楼自杀了，这是行内大家非常惋惜的一件事。“老搭档”揭发斗争过于起劲的表演也令人许多人扼腕。
在燕园西南边荷花塘畔建了一个小的气象观测场，边上还有一间专门上实习课的平房，后来天气分析预报实习课也在这里上。探空实习也在这个观测场放气球，因为要值夜班，我们睡在一栋空着的留学生宿舍小楼里，这个优雅的留学生宿舍区离我们那观测场很近。
暑假里全班分成若干个组分别去全国一些地方的气象站实习地面观测。解放以前中国的气象观测站很少，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建了一些站，但还远不是每一个县都有气象站。我是被派到山东兖州气象站。同一个组的成员有党员颜景容，她是山东人。还有邱如陵、范永祥、朱慧斌和我，我们都是上海人，因为兖州在山东省南部，离上海比较近一些。那时大家经济上都不富裕，入学以后都已经两年没有回家了，想趁这次实习完以后就近回家一趟。
第一次“出差”很感新鲜，但毕竟岁月久远，许多细节早已模糊或完全不在脑子里了，但有些有趣的情节是终生难忘的。兖州也算是古代名城，但我们一到那里看到的县城实在太敝陋而窄小。主要的“街道”就是一条狭窄的满地尘土的路，两旁是陈旧破烂的住房和店家。好像这条街的两端各有一个小的牌楼，也已破旧。城门、城墙远不能和我在昆明和上海青浦见过的相比，好像是泥土筑的。鲁中是穷地方，这里有煤，有煤并不能富起来。那时正好是热天，街上看到的许多小男孩都是光着屁股露着“雀雀”没有裤子穿的。
气象站都位于城外，要穿过铁路下面的一个洞再走一段路。我们到气象站的时候已经天黑了，第一次和站长见面的情景我回到学校以后曾写在日记上，虽然日记早就丢了，但写过了之后留下的印象就很深。气象站虽然很小，那房子还有楼上楼下。我们进去在楼下过道里等了一会儿听见木楼梯响，转眼望去，由于楼板遮住视线，首先是一双粗腿在楼梯上出现。大脚丫子上的布鞋当拖鞋穿，踢踏踢踏地慢慢下来。抬眼看见弥勒佛一样光着的一个大肚子，一把大蒲扇在大肚子上一拍一拍地往下挪。最后看见弥勒佛一样的肥胖光头、阔嘴巴，到灯光下看清那脸色比弥勒佛黑一些，脸皮粗些，还有疙瘩。这就是站长，姓什么我忘了。打招呼寒暄之后他就嚷着：“吃瓜，吃瓜”，叫年轻的观测员赶快把西瓜拿来。我在上海的时候早就知道山东的西瓜是有名的，此时大热天下火车走到这里听见山东话嚷着：“吃瓜，吃瓜”，那渴望和感激之情“甭提了”。整个气象部门1954年刚刚从军队转到地方，技术、行政人员和各级领导干部原先都是部队的。这位站长就是早先在山东打仗的，他还是在我们心中格外具有神秘感的侦察班长。现在担任气象站长，和当时许多气象部门的干部一样，对这门业务和科学用上海人的一句歇后语说，正好是“山东人（他是山东人）吃麦冬，一懂啊（也）勿懂”。但他很懂得自己有一个十分现实的定位，那就是管好几个年轻人的生活和思想情绪，以便他们把工作做好。
听说他曾是侦察班长，我们自然抑制不住好奇心也不能放过这个好机会，听一听完全真实的惊险故事。具体的故事情节我早就忘了，听故事的那个气氛和感觉到还记得。别看他外表粗矿、憨厚，侦察员必定是“老兵油子”，出生入死历练多了，三教九流无所不沾。心窟眼儿里诡计多端，但又性格豁达、诙谐、朗爽，挺讨人喜欢的一个人。
负责带我们实习的是这个站的观测组长，也就是这个小小气象站的业务负责人，是一位精干的小伙子，叫石成峰。和我后来所见的其他人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工作包括帮助我们实习这件事都是兢兢业业认真负责的。他对自己的业务非常熟练，而且一丝不苟。我们在学校里经基本上学会了地面气象观测，他给我们讲了观测规范以后就开始排班观测，包括白天班、小夜班和大夜班。我们当班时他们也闲不了，因为保证观测纪录的正确是非同小可的。我们记下观测数据后石组长紧接着还要复一遍，纠正可能的错误。观测组里有一个高个子，他好像还有一个妻子在一起，是本地人，记不清她是否也是观测员。还有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家伙，姓钟，是福建人，石成峰大概也是福建人，那时福建出身的观测员不少。小钟最喜欢到我们房间里来玩，和我们混得很熟。他很瘦，臂膀很细，令人惊奇的是他表演给我们看，他的肘拐可以倒弯过去大约二十度，我们都望尘莫及。他说他原先是在荷泽气象站，荷泽比这里好，靠近湖，比较富，因此他鄙夷兖州这一带太穷。
后来来了一个年龄大一些的人，原以为他是外站来出差的，在站里住着。他是莱阳的，他告诉我们他那里（沿海的青岛、烟台、莱阳等）是山东最富庶的地区，和这里有天壤之别。他来了以后观测时间也跟班见习，后来才知道他是比较老的观测员，这次是被调到这里来当组长，石成峰则调到别处另有任用。实习完毕的时候站长叫那位将要接替的新组长带我们到曲阜参观旅游。大热天我们是沿着公路走去的，大约走了两三个小时。去的目的就是参观孔庙，我只记得庙园很大，大面积的参天古树，其中有一棵早先倒在地上继续长了几百年的柏树，形状像一条龙，所以叫“龙柏”。其它的印象淡薄了，整个说来里面比较陈旧，没有多加管理。那时候对孔老夫子既不鼓噪尊崇，也未大事贬斥。
我原来计划实习完以后要和邱如陵等一同回上海的，但在结束之前颜景容接到一个通知，要她和我都在某日前回校有任务。我只得放弃了这次回家的计划，后来我得知祖母就在这期间去世了。一个学期后，即1956年春节我回家听家里人说起，祖母去世后家里做了“道场”，那老道竟卜知祖母的魂灵已经到山东兖州去投胎了。这确实是一件咄咄怪事，哪有这么凑巧的？那时虽然我写信给爸爸妈妈也许告诉过我实习的地方是兖州（我记不清是不是说得那么清楚），但爸爸、妈妈一般不会把这种细节都告诉家里其他人的。后来我春节回家那次说起“做道场”的事情的好像是苹苹，她也不会知道我去年夏天正好在兖州，故意哄我好玩。那老道就更不会知道了。说是“因缘”吧，祖母生前对我这个“长孙”一向比较疏远。因为妈妈是遥远的云南人，我小时候随父母先后住在南京、重庆和昆明，到我八岁的时候上海一大家都搬到重庆才和我们住在一起，然后一起回上海。她对我们总有点见外。这个时候怎么会急急忙忙地去“找”我了？而且她并没有来保佑我，反而叫我不久以后就开始了厄运。
记不起为什么朱慧斌也决定不回上海了，我们突然动了念头，要沿路玩玩（那个时候还不大用“旅游”这个词）。我们第一次独立出门，听他们说坐火车在中途可以下车到火车站售票处“签票”，改乘下一班火车继续前行。这样就可以在中间想要游览的地方下车观光。邱如陵是回上海了，其它人我忘记是怎么情况，反正只有朱慧斌有兴致和我一路旅游。兖州北面不远就是泰安，是泰山的所在地；再往北到山东省首府济南，是久仰的比较大的城市；再往北直到津浦路的终点天津，离北京不远了。我们研究了地图和火车时刻表订出周密的计划，决定依次在上述三个地方下车，安排好了适当的时程。
朱慧斌是上海人，身材高大，平时穿着倒也上海气派。他还戴了手表，那时戴手表在我们班上他好像是绝无仅有的一个。但他平时和同学的接触面不广，寡言少语，有些腼腆。相处了两年我对他的了解仅此而已，想不到这次同行近距离接触领教到他的特殊风格，简直叫我啼笑皆非。
实习期间他穿浅色“香港衫”（即翻领短袖衬衫），西装短裤，而脚登一双破旧布鞋。实习结束时这双鞋已经快要彻底垮了，我看不行，劝他上火车前就地买一双新布鞋。他不肯，说北京的布鞋好，一定要坚持到回北京再买。见他那么倔，我只好暂时缄口。车到泰安大约是下午四点多，我们找到车站附近的一家小客栈，和他们商量把我们所带衣物寄存在客栈里，游过泰山以后第二天上车之前来取。我们心里对这样的事毫无什么提防戒备，大概那时候一般的人也厚道，他们一口就答应，也不要我们一分钱，还仔细告诉了我们上泰山的路径。为了赶在夜深之前到达山上，我们立即出发，快步赶路。
到了泰山跟前就有石板路，缓慢上升的石阶，愈往里面走坡度愈大。山路边偶尔还有小摊贩，我们为了赶路无暇驻足，只略微扫视一下沿路的石碑。立碑者都是历朝历代的大人物，我特别发现大概是每一个皇帝都要来朝山立碑。我说过我对爬山还是锻炼有素，耐力也比较强的。朱慧斌大概是一直住在上海的，他有点跟不上我了。特别是他那双鞋子这时开始和他闹起别扭来，显出有些狼狈。但是他的确很倔，总说：“不要管我”，不过本来到了此处也是无法可想了。太阳落山，天色逐渐暗下来，我们已走到半山，石阶渐陡。但是光景已晚，不可耽误时间，必须奋力向上。我们确定的目标是山顶的气象站，相信他们必定会接待我们这两个学气象的北大学生，否则住旅馆是住不起的，听说山上一切都很贵。
一路上我们都可以看见一些挑夫，挑的担子至少有一百几十斤重。往山上送吃的用的，主要是吃的。由于是在上陡峭的石梯，所以扁担不能前后竖着搭在肩上，当然也就不能两肩换着挑。只能横着压在颈脖后面，山路旁更没有任何设施（例如一小块平地）可以让他们放下担子歇肩。他们只能像骆驼那样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走，而他们毕竟是人，所以他们上山的步履不会有我入学那年看到的穿过北大的骆驼那般潇洒。实在累不过的时候停下脚步站定了凄厉地长啸一声。山里各处渐次传来回声，听着感到天摇地动，十分悲壮。到了南天门下，石梯如同瀑布倒悬。那时石梯旁边没有栏杆链索可以扶手，徒手攀登者只能老老实实小心翼翼埋头躜行，不敢回首往下瞟一眼。而那些挑夫到这里还是一样地横扛着这一二百斤担子，默默地一步一步往上登，感到极度压迫时一样地停下来发出一声悲壮的啸鸣。见到这个情形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深切感受到有些人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是那么艰难和沉重。
那时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白天走在山路上遇到的人就不多，上了南天门天色全黑了，行人再难遇到。上面地势逐渐平缓起来，可以间或看到零散的瓦屋，透出幽暗灯光。我想那也许是山上民居，或者是私人开的游客小旅店。我们尽量设法找到人，叩问去气象站的路，大约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根据指引走到一条山梁上，影影绰绰看见那一头像是有一丛房子，于是朝着那里走过去。走到大约还相距三五十米远的时候，突然犬声狂吠，一条恶狗朝着我们窜过来。这一惊非同小可，好在说时迟那时快，立即从房子那边有一道电筒光柱射过来，同时听到有人喝止恶狗的声音。狗不叫了，于是我们壮起胆子走过去，逐渐看清屋外立着一位披棉大衣的，年龄稍比比我们大些的年轻人。我们赶紧向他道明我们的身份和来意，我记得他这个人不苟言笑，但对我们的态度是和蔼的。他马上把我们带了进去，给我们打水洗脸、洗脚、抹身。不一会儿还有人给我们端来了晚饭，不知道那叫什么，是和后来见到的泡馍差不多的东西（不过不是羊肉泡馍）。那时我们肚子饿瘪了，觉得好吃极了！
时间已晚，他们还忙着值班观测，和他们只简单聊了一下。说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了，大概总说到在兖州实习的事等等，在泰山山顶上，晚上坐下来时间长了身上就冷了，他们给我们拿来两件值班的棉大衣，指给我们两张床，胡乱就睡了。计划第二天最重要的节目是清早起来到日观峰去看泰山日出，中学读过的好像是徐志摩写过这么一篇记泰山观日出的散文，对此一直心向往之。不过听他们说这要看我们的运气，要凑巧碰上一个山间少云的早晨才看得见，据说最近上山的游客有的已经等了半个多月了，直到现在还没有等到。听见如此说，我们已经泄了气，不抱多大希望了，于是很快入睡。
醒来的时间很巧，按我的体会，这也是人的一种生理本能，你想着什么时候必需要起来，它恰好到那时就醒了。一般说事先的担心是多余的。睁开眼睛微微曙光已经出现，赶紧一骨碌跳起来，套上他们给的棉大衣就往外走。气象站建在玉皇顶附近高度仅次于前者的另一个顶峰上，而日观峰就在气象站东面不远的地方，沿山脊缓坡下行不需十分钟就到，在那里已经有些人了。都说今天有希望，我没有经验，只见下面似云、似雾、似霾的，很有些担心太阳不可能露出来。意外的惊喜终于来了，时辰一到，看见了。我看见了徐志摩所说的一切，先前看到的雾幛顷刻被初升太阳熔化和烧穿了，而且如果没有它的衬托，也不会出现那样丰富的、动感的色彩和海天一体的壮观，见到的只能是孤独单调的赤身裸体的一个太阳而已。“终于看见”还给了我们一种额外的满足感和幸运感。回到气象站他们对我们表示祝贺，虽然对他们来说这是司空见惯毫无新意的事。站里又供给我们一顿免费的早餐，我想这一顿夜宵和一吨早餐虽然都很简单，但是看来价格不菲。在那里所消费的一切都是昨天看到的挑夫们那样挑上来的，昨晚我们只顾狼吞虎咽，然后倒头就睡，吃早饭的时候才又想起那凄厉的长啸。
辞别了憨厚好客的年轻观测员们，我们直奔第一高峰玉皇顶，那里建有一座小庙，如今我已印象模糊，唯一记得的是小小庙院中央一块特大的石碑，它比上山沿路的石碑都大，但那上面光秃秃的没有一个字。据说这是秦始皇下令建的泰山上第一块碑，而且据说秦始皇焚书坑儒不愿见到一个字，所以树起一块无字碑。关于两千几百年前的事，这个传说是否真实，以我之敝陋不知有人考据过没有。如果是真的，秦始皇为臣民做出的示范到也干净利落。后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到处焚书的同时听传达“最高指示”说；“书读得越多越蠢”。只有四版的《人民日报》和各地党报一致改版，用大字排。一张报纸上没有多少字了，基本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每天的布告牌。很遗憾还是不如秦始皇做得那么干净利落。
听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如果再要从来的那条路下去，南天门下面那一段梯子实在叫人犯怵。游人指引了我们一条由后山下去的路，路不正规，没有石阶，路程长些，但是比较平缓。我们就决定走后山，不过那是穿过草丛的小路，有人警告过我们谨防遇到蛇。我们一路小心翼翼，幸而蛇倒是没有遇上，只见到几条“四脚蛇”（这是上海人对壁虎的称谓）在我们脚前窜过。山脚那里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冯玉祥墓，大石碑上刻着这位附庸风雅的传奇将军做的长长的一篇打油诗，内容现在毫无印象了。
从这里我们绕回山前来的那条路去找寄存东西的客栈。我必须说的是现在朱慧斌脚上已经没有鞋子了。有道是“弃之若敝履”，鞋子只要基本破旧，没有不舍得丢的。朱慧斌这双鞋子早在上山前已经毫无疑问是“敝履”了，上山之后他已经不是不舍得而是实在不能丢了。只要还剩几根破布筋条能挂住鞋底；挂在脚背上还迈得出脚步，此时弃之不可，只因破鞋底还可以护住脚心，免受山路上尖石子的伤害。他是在下山走到半途的时候才丢了的，因为上面这两个条件终于彻底不存在了。实际上还不是他主动丢了那鞋子，而是那鞋子主动坚决地离开他的脚了。
于是我说在上车之前还来得及在泰安街上买一双，可是他依旧坚决不肯。只好到客栈拿了行李陪着只穿袜子没有鞋子的他上了与昨天同一班次的火车。好在上车时旅客都匆匆忙忙，上车后他的脚放在椅子下面，没有引起更多的注意。
大概傍晚七点多的时候到了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济南，按计划又下车签票，在这里我们只打算浏览一下市容街景，所以签的是当日下一班车，半夜开。出站以后天色已黑，我不记得这次我有没有劝他在济南街上买鞋，反正还是没有买。不过晚上倒是没有人注意。我们走的大概是当时济南比较繁华的一条街，看来济南还称得上有点名气的一个城市。八点多的时候不少店铺还开着，灯火还算明亮，那情景和上海二、三流的街道类似。走了一条街我们的目的已达到了，再多走大概也差不多，而且街灯渐稀，于是回到车站在广场上坐下乘凉。半夜上车继续北行，当然是坐着打瞌睡。
次日上午大约八点多车到天津，我们计划在这里逗留的时间稍为长些，好好看看天津市容。我们走过了有些像上海外白渡桥的那座“解放桥”，进入闹市。这次我下决心非鼓动他买一双鞋不可，在大城市里这太不像话了，这时候开始实在成了我的一桩心事，所以故事往下说再也离不开他的鞋子问题。他应该说仪表不算差，香港衫、西装短裤，戴着手表（那个年代手表是身份的象征，我是后来北大毕业回上海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才慎重其事地买了一只手表送给我）。他个子大所以脚也大，那一双大脚穿着花短袜，没有鞋，就这样大白天大模大样在大街上走。一路上引起许多人正面或回头射来的惊异的目光，一些小孩开始跟着我们走，像看猴子耍把戏似的。我的脸已经臊得通红，决定离开他几步远，假装不是同路的。终于走到一家百货公司跟前，必须进去逛的。这时我脸皮也厚了，再也不顾那些顾客和店员投来惊讶甚至警惕的目光，我拽着他找鞋子柜台。结果他还是看不中意，坚决要回北京再买。中午肚子饿了，我们找到一家回民餐馆（在北京上学两年我已知道北方多的是回民餐馆），决定就在这里“解决民生问题”。那时馆子里还没有作兴像“社会主义革命时代”那样排队买饭，还是像解放前和现在又恢复的那样，顾客坐下，堂倌到桌子跟前来问，点什么菜饭。我不记得我们要了些什么，只记得堂倌一边在纸上记的时候一边用怀疑的眼光瞅着桌子下面。我们点了要的东西后，他特地提醒我们这要若干、若干钱（数目我不记得了），并且眼睛里带着问号，意思是：“你们有没有钱付？”。我虽然不记得我们要了些什么，但我敢百分之百的肯定，我们从来不敢奢侈，而且是非常节俭的。如果不是那双脚，堂倌绝对不会有任何异常表现。我也没做任何解释只是平静地示意：“知道了”，叫他快点拿上来，我们还要赶火车。至此生意人也不会太不知趣，再来多话。
车到北京天又黑了，当时回校已不可能。小叔叔家离前门车站很近，我动员朱慧斌和我一同到小叔叔家去睡一晚，明天回校。他又是执意不肯，一定要自己在车站过夜。我已知道这个人怎么也拗不过他，就独自去掌扇胡同了。
我是第二天中午回到学校的，马上从同学口里听到一件轰动新闻：“朱慧斌被公安局扣起来了”。公安局一早打电话到北大保卫处询问：“你校有没有如此这般一个人”，保卫处立即来调查回复公安局才了事。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位老兄晚上躺在车站候车室椅子上睡不着就不安份，突发奇想要去游览天安门夜景。就这样走到天安门广场而且过了金水桥，直达城楼下。于是被高度警惕着的守夜军警逮个正着，天安门城楼是警卫重地，当年并未开放，何况是深更半夜。一个人只穿袜子不穿鞋子过金水桥走到那里，推测起来这显然是为了隐蔽行动没有脚步声，于是立即扣押。
天下奇事无独有偶，朱慧斌的笑话还没有平息下来，又传来周全瑞被扣押的故事。我记不清他是去哪里实习的，好象是石家庄。实习完了也是去穷旅游，他是独自一人去游白洋淀。想象一下看，黑矮个子，光头，一套破旧中山装，像背步枪一样的背着一把油纸伞，足登草鞋却又戴着知识分子的眼镜，加上他的好奇心大，好说、好问、好打听，总而言之给人看着“不正常”。这就是他“进去了”的原因，但是直到现在回顾起这两件“巧合”的事我才蓦然顿悟，当时以及后来怎么都没有想到－－那是什么时候？“肃反运动”开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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