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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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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天安门前合影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1、知道的事情多了那么点儿

到了北京,我偶尔有时候会打从内心涌出一丝淡淡的凄怆之感,我很难解释清楚这是怎么来的。并不是因为离开父母家庭,我住读早已习惯了。也不是因为初去时恰逢北方的寒秋,在南方我也经历过不少严冬,单单是自然景象不会那样地影响心情。似乎是因为突然感觉到自己从此再回不到童年和少年了。燕园美景并没有让我忘掉自己现在已从梦幻年代独自踏进了现实人生,这里面可能有些积累着的具体感触在潜意识中给了我什么暗示,也许太琐碎了,如今凭记忆理不出一个明确的说法来。

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去颐和园玩的时候,在大门口看见一些人簇拥着一位高大粗壮,脸上黝黑而布满横肉,披着呢子军大衣的部队首长。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但那位首长颐指气使的一付骄横样子给我留下一个难以磨灭的阴暗印象。人民的首都,党中央所在的地方,官儿出来在大庭广众是这个模样!前面我还说过,在校领导层里我也隐隐约约见到一种“官气”。那个时候的这种大惊小怪当然太可笑,在解放初年被崇高的理想主义浸透了的我这样的少年马列信徒,眼睛里是那么揉不进一颗“沙子”。

1954年一天,在大饭厅里校领导(记不清是不是党委书记江隆基副校长)传达了一次重要的党中央会议精神。中心是党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实质内容是传达到国家某一级干部(大学生也荣幸忝列其内)的一个内部报告,宣布一桩“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我们的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热情注目的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主席高岗和原先第三野战军政委、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后又调到中共中央当组织部长的饶漱石都是“反党的野心家”。他们主要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刘少奇,因为刘少奇是仅次于毛主席的党中央第二把手(后来当了国家主席),还有一个是打击安子文,安子文曾是组织部长,大概是饶漱石的对头。从传达报告揭发的事件过程来看,他们一心一意想的是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据传达报告说他们的做法很卑鄙。这是我从苏联的贝利亚事件之后听到的第二次爆炸性的消息。

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的头顶光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突然被宣布为十恶不赦的坏人。高岗在党国领导核心中的地位名义上仅低于毛、刘、周、朱,实际上比朱总司令更重要。解放以后许多人都熟悉四本进行崇高党性教育的小册子:刘少奇的《论党》(在“七大”上的修改党章报告)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高岗的《荣誉是属于谁的》。要争取入党,要做一个真正的好党员除了要学习党章以外还要学习这四本书。饶漱石在华东党政的地位超过了享有传奇式赫赫声威的陈毅将军,我曾读过他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义正词严的动员报告,连报纸上登出的带着眼镜留着唇髭的他,做报告时面前放着一个大茶缸的照片都记得很清楚。许多年在我心目中他们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而所见过的一切报导都显示包括他们在内的这群声名卓著的中央领导人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于是难免有许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伟大的党里面极好的领袖人物一下子就可以被宣布为极坏的坏蛋?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最高领导人群里面怎么会出现那么样的互相仇视和搞起那么尖锐的勾心斗角?

从介绍的整个过程,如果注意到一些细节的话,看起来事情就不像最后的结论那么简单。涉及的(特别是被他们攻击的)其他领导人是不是就都那么大义凛然,和他们两个人完全相反?其实公布了这些事情以后,斗来斗去的双方都给人留下一些不好的印象,头上的光环多少显得暗淡了些。我也说不清为什么,高、饶他们是反对刘少奇的,但是揭露批判了他们以后,刘少奇在我心目中并没有增添光辉,倒是有点莫名其妙的反感。后来他在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宪法报告”时,广播里听到他那一口尖声尖气的湖南话就觉得不舒服。此外难免叫人疑惑,毛主席是那样明察秋毫,在此之前对这些难道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看到?为什么一直还把高、饶他们宣传得那么高大可敬?为什么普通群众早先连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就开始有点感到过去上层实际情况被公开宣传遮盖了,被精心的粉饰了。

学校经常请些名人来演讲,地点有时在办公楼小礼堂,有时在大饭厅。我去听过的有党、政、军官员陈毅(他是以外交部长身份同周总理去参加万隆会议以后专门来讲这次会议情况的,我在他当上海市长的时候在跑马厅听他做过一晚上的报告,他真会讲,这次又讲了好几个钟头,但是听着不厌气)、李维汉、邓小平(那次他同时对清华、北大讲)、甘泗淇(听说这位上将特别骁勇,他在讲话中不时发出天真的大笑)、张友渔、杨秀峰(当时的高教部长,可能是湖南人,湖南口音特别重。大概是在谈知识分子要和劳动人民结合的时候现身说法,说到他自己“读书读了几十年……”,但他的湖南话听起来却像是:“偷书偷了几十年……”。他很瘦,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老学究样子,所以我忽然想起孔乙己说:“偷书不算偷”)、乔冠华等等。特别是外交部长助理乔冠华隔一段时间就要来北大做一次国际形势报告,他是外交问题的专家,年仅三十出头,戴一付时髦的深色阔边眼镜,挺括的呢子大衣有时穿着,有时披在肩上,风度翩翩,口才出众。他这多次国际形势报告给我们北大学生“开了小灶”,享受到一些信息的特权,知道了许多从报纸上甭想看到的东西。还有一些涉及政治思想的报告,有新闻界的范长江,哲学界的冯定、艾思奇,文艺界和文艺批评界的丁玲、冯至、巴人、罗宗贤(他是个青年作曲家,不算是大人物,但是当年创作了许多鼓舞人心的歌曲,是全国先进工作者,那次在台上给我们唱了两首新作)、吴运铎(“中国的保尔.柯察金”)等等。也有党外名人的报告。还有一些报告我只看到通知,没有去听,记不得那么多了。请这些人来做报告都密切关系到当时的国内外政治斗争、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热点问题。例如巴人就是批判电影《武训传》的主要当事人。

所有这些报告毫无疑问都是宣传党中央的立场观点,但是或多或少透露出事实和问题的复杂方面。听过之后回过头来就会感觉到平常百姓(包括自己进大学前)能够听到和知道的东西简单、贫乏到多么可怜的程度。上面对各种事情制定好简单的、标准的说法,拟出统一的纯正、响亮的口号。叫老百姓就只许知道这些,人人都按规定这样想、这样说,不能有一点离谱。“大人民”和“小人民”之间显然有很悬殊的知情权和说话权。

在某一段时间内,党中央文件或人民日报社论中推出了一个或几个词汇,有的是新创的,更多的是中国语言中早已有之,而在当时中央提出的新口号、新精神中被赋予了特定的含义。于是从此全中国各级报刊、各级领导的文件、大大小小的会议中这些词汇每天每时不绝于耳。可以说是言必称“××”,甚至不能擅自用其它同义词来代替,为什么?怕犯错误。久之,人们从眼睛、耳朵到脑子里对这些词汇都“起了老茧”,麻木了。老百姓(工、农、商、学、兵直到街坊里弄老妈妈)长时间遭到这些词汇的轰炸,起了“条件反射”,也是言必称“××”了。而且往往牵强附会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或意思也扯到这些词汇上来,所谓:“××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在这个时代,语言和穿衣服一样,达到高度的统一,无色彩化,这个国家里除了最高领导谁还能独立动点脑筋,来做“国家的主人”?

开始实行粮食定量供应的时候,在全校团干部会上胡启立传达了一次会议(记不清是全国的还是北京市的)上的精神。提到可能会有不少人想不通,交待要如何注意政策出来以后的思想动态,做思想工作。大概当时的定量标准,拉板车的和大学教授差不多,胡启立传达了在这问题上如何做思想工作:假如拉板车的想不通你就告诉他:“你已经享受大学教授的待遇了,还不够吗?”;假如大学教授想不通你就对他说说:“你去拉板车试试看”。这个话有点幽默,但有一层含义是:党和政府对老百姓掉点“花腔”、耍点滑头也无伤大雅。胡启立传达的这些话当然不会堂堂正正登到“人民的”报纸上去。

2、觉得宣传太作假

从解放以来,无论是在电影院或在学校、工厂、机关单位放电影,正片开始之前总要先放一些“新闻纪录片”。从这些新闻纪录片中可以看到种种激动人心的场面,祖国各地各方面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而令人欢欣鼓舞。有一天上午我在未名湖溜冰,有幸亲眼见识拍摄“新闻纪录片”的情形。北大学生在美丽的未名湖上溜冰当然是一件美好事物,如果摄影记者拿着摄影机随意、自然地抓镜头,保证已经够好看的了。但我看到他们不是这样做的,那过程简直太麻烦了,几乎完全像拍故事片一样要由一些人(大概也算“导演”吧)指挥做现场布置;指挥入镜头的人(不知是不是预先邀集约定的)这样做那样做,还要翻来覆去演许多次。我想,这何必呢?难怪我常常感到银幕上看到的东西总有点不大自然的“套套”。

在建设工厂、矿场和水利堤坝的工地上,拍摄群众劳动的场面,劳动人民挑着装得满满的担子排得整整齐齐个个使劲飞奔,我当时虽然还没有怎么劳动过,但也想得到,如果真的这样劳动下去,不吐血才怪!不要这样来“导演”,人们看到的细节和生活中所见更一致、更有同感、更加信服,效果不是更好吗?宣传里面掺了假,难免被看穿,还能达到什么效果?难道这些搞宣传的人都这么蠢,连这一点也想不到?但长期以来他们始终坚持这样做,搞宣传的换了多少代人了,直到今天传统的“新闻纪录片”基本上没有了,但有电视新闻、电视采访,那些被采访的人有几个不是在摄像机前背“导演”编排好的台词。这成了死也改不过来的“传统”,这就是我们必须永远保持的“革命传统”吗?。

可以联想起来的事情很多。解放初期刚刚接触时感到很新鲜的解放区小说、散文看多了以后越来越乏味了。为什么呢?老一套。里面尽是一些党和政府的宣传语言、模式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坏人语言”,实际上生活中(除了会议上)很少听到普通人是这样说话的。那时候宝林的相声“戏迷家庭”里老两口平时说话都是用的京戏韵白,倒是可以逗逗乐。政治宣传的“标准语言”没有了真实感就只有叫人倒胃口。解放后的电影也是这样,看熟了这种电影,下一步情节是什么、后面一句话会怎么说,大家差不多都猜得出来。

我带着点沉重心情地自问,为什么我宁可喜欢旧小说和电影;喜欢外国小说和电影。也宁可喜欢解放前左翼文化人写的小说、拍的电影;喜欢苏联小说和电影。偏偏就是不大喜欢四十年代开始在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指导下搞出来的那些东西。这个问题多次在脑子里出现之后我似乎已经悟到一点了:毛主席叫写“工农兵”是对的,但在此同时艺术家受到太多附加的强制规定和既有的模式束缚,只能如此这般写,不可以老实表现亲眼看到的活生生的事实,不可以表现自己内心特殊的,或多或少有点离开现成“框框”的感受。创作出来的东西只能是老一套、虚情假意、隔靴搔痒、味如嚼腊。中学语文课上读“整风文件”,毛主席对“党八股”斥责的那么尖刻辛辣、入木三分,其中很精辟的四个字是“面目可憎”。现在文艺上不也出现那么多可以叫“面目可憎”的情况吗?到底是这些艺术家们没有改掉毛主席批评的“党八股”还是遵循了(那时我认为是“曲解了”)毛主席“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之后加倍的“党八股”了呢?

关于这个,我在前面写上中时期那一部分已经提到过一些。我不想去和外国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文艺比较,因为那是“立场完全不同”。但我一再想到我们的文艺和社会主义老大哥苏联的文艺有很大差别。人家那些东西革命的倾向性(立场)也是很明显的,但却能使人感到比较的真实和生动。连《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样阶级立场极端鲜明的书都不回避现实的革命队伍内部的复杂性,更何况(例如)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我自己没有在苏联生活过,正如(那时)也没有在西方生活过、没有在“古代”生活过一样,似乎没有资格判断这些文艺作品反映的东西真实到什么程度。但世事人情总有相通的地方,真实、自然的东西与娇揉做作的东西还是看得出差别的。

再说别的“人民民主国家”,我早先就看过曾经脍炙人口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那是铁骨铮铮的革命烈士,反法西斯战争时期捷克斯洛伐克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新闻记者尤利斯.伏契克写的。那不是小说,是狱中的日记。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贞不渝和大无畏的气概跃然纸上,也不会有人对之有任何怀疑。但在《报告》中描述了一些人物,和我国的“革命文学作品”比起来却似有出格的“错误”。其中提到几个“资产阶级政府”的警察、监狱看管人、商人都是很好的人,而有些地地道道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中最优秀和革命性最彻底的阶层)却成了卑鄙小人和无耻叛徒。我不相信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人家是怎么样就怎么样写。读者决不会因为看到这些“不够典型”的事实就不相信马克思主义了。但在我国当时,那样离开了“革命的”公式去写,决不会被允许。

在北大图书馆第三阅览室我还看过一本也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书,是长篇小说,书名(译名)《理性的眼睛》,作者姓名忘了。小说描写了捷克斯洛伐克刚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建立了新政权那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变迁。起先成立了反法西斯各阶层的民主联合政权,后来发生了内部矛盾和斗争,最后应该说是经过一场“政变”共产党胜利了。在这个背景下,故事环绕一个家庭展开,主角是这家人的三弟兄,其次是他们的妻子。老大是开琢花玻璃厂的“民族资本家”(捷国的玻璃器皿产品在世界上享有盛名);老二是医生,共产党员;老三是个浪漫主义的诗人或作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们在这场政治变动中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以至发展到尖锐的斗争。整体上可以看到,这本小说和它的作者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对捷共发动的这场“政变”持肯定的观点(这个是非还有待历史做结论)。但是所写的情节是复杂多面的,对人物的行为和品格没有任何绝对的褒贬,但是看着叫人感到入情入理。我就觉得这样的书真实、有深度、有看头。也可以说比较有“理性”,实如书名。

当然后来知道,苏联艺术家也受到不小的政治规范、约束和压力,他们的作品也免不了有不少远离实际的虚假成分。但是程度还是有所不同,即便是假,能够做到“假”而不“拙”。我们国家生硬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出来的作品既“假”又“拙”。苏联同样要求艺术家站稳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颂扬革命,贬斥反革命,甚至有的作品(例如电影“幸福的生活”等)完全是粉饰社会主义生活的现实,但在创作表现方法上不大妨碍作家的自我发挥和创造,所以有时假也假得好看。当然更不用说那些在真实、复杂、曲折中洗练出主体思想的佳作。而在生硬贯彻《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的中国文艺作品中,连表现方法的细节都必须符合一些愚蠢的“规范”,艺术家不敢逾越雷池一步,结果必定与人们熟悉的现实生活太不一样。这种“假”假得叫人看着很恶心,所以“拙”得可悲。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在毛泽东的中国无疑搞得最彻底(不过我那时当然还没有想到这一层)。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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