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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十二斋室友在颐和园合影。自左至右：常国英、周全瑞、朱廷曜、胡伯威。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8、同室人和同窗人
关于前面两年我们在北大的宿舍变动情况，我在记忆上曾一度有点混乱。在二体育馆住了些时以后大概先是搬到十斋简陋小楼“统舱”房间，仿佛记得1955年批判胡风，暑假出发去实习以及开学后肃反的事都发生在那里。但是现在仔细想来我又记得我们比较早的在南校门附近新盖好的22斋住过，而且第一次实习回来听到朱慧斌被派出所扣押的趣事也像是在22斋。我们搬到22斋去的时候很高兴，那是新房子，四个人一间，两个双层（上下铺）钢丝铁床，四张课桌。搬进去之前自由结合，周全瑞邀请我还有朱廷曜、常国英四个人住一起。生活上的事我很少用心自己拿主意，凡关系到别人的事不好意思拗拂人意，若无特殊原因，有人相邀无不遵命。
我们四个人都是戴眼镜的。我说过我在北大初年政治热情依然高涨，而且依然“超前”。
共产主义理想在我不是人云亦云而是认真渗入头脑的。我认为将来理想的生活是高度集体主义的，善良、纯真、快乐的人们在一起不分彼此的“公社”生活。巴黎公社是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保尔? 柯察金和他的伙伴们把自己的单身汉生活集体叫做“公社”。于是在我倡议下我们四个人的宿舍门上贴了一块牌子，上书：“眼镜公社”，因为四个人都是戴眼镜的。所以在中国，我比毛主席先搞了“公社”（顺口玩笑，先向毛主席请罪）。我们几个当时家境不同程度地都拮据，除了三餐饭什么零食都不沾，其它也都只有“最低需要”，当时绝大多数理科学生也都如此，所以没有什么物品可以拿来“共产”的。我想采用“公社”一词强调的是在精神上彼此绝对坦诚。那时都很年轻、纯朴，这一点在我认为基本上做得到。
周全瑞，标准的四川小矮子，剪平头，近视眼，衣衫褴褛不修边幅，有时穿一双草鞋去体育锻炼。他的出身大概算地主成分，父亲也是读书人，实际上很清贫。他是成都人，成都话和我小时候熟悉的重庆话有些差别，比较“软”一些，语气没有重庆话那么麻辣味。但周全瑞和他在数学力学系的一个长得很俊的中学老同学都似乎染上了四川人坐茶馆摆龙门阵的习气，十分健谈，而且常常吹得眉飞色舞不无夸张。和我接触多是因为他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团。为这我们经常谈话，他向我“汇报思想”时曾经说到他在高考以后等待发榜时的焦急心情，告诉我他当时写的一首七绝，我只记得最后两句：“一缕愁思挥不断，都门捷报何时传？”。我当时对做思想工作还是那么认真，很赞赏他要求进步的积极性，见他学习也很努力，我自己担负起培养发展他入团的任务。但记得曾有一次和他在校外一块荒地上谈了很久，我“指出”，他可能受家庭出身的影响，那种旧知识分子读书求功名的个人主义思想还“比较严重”。这说明我那时还留有一些上海中学时候的那个老脾气，也说明那个时候应该是在肃反运动之前。因为如果是在肃反运动之后，我就不会还是那样单纯地，满怀保尔?柯察金式的共产主义激情。
朱廷曜和常国英一个山东、一个山西，都是农村来的，个头都比较大。但是朱廷曜细皮嫩肉的，只不过短下巴和撅起的下唇显出他那山东人的倔犟。常国英可能读书晚，年龄比我们大，除了一副眼镜以外简直的一个农民，满脸疙疙瘩瘩，十分不修边幅，“卫生”也差些。他穿的是北方乡下的布袜子，我还是第一次开眼界。他那布鞋样式我也没有见过，是黄土高原的。他们两个出自农村，在学习上相对来说有点感到吃力。
一般说来，这个班上大城市出来的智商高、成绩好的比较多。除了上面说到的几位北京的，天津人张锡福、赵明哲、张学文三个人都是潜心读书的，成绩都比较棒。两个张都是大个子，张锡福的脸特别红，据他自己说血压有些高，对政治敬而远之，话不太多，但不时流露出一些机智风趣。赵明哲更是成天钻在书本里百事不问，深度近视眼，厚玻璃镜片上都是圈儿。据说也得过肺病，胸瘪背驼，张开口牙齿也不太全了，得了个“老头儿”的外号。但他却特别喜欢踢足球 ，在棉花地操场我见过以他那身段射起门来的样子很有点滑稽。但是他确实喜欢踢球，他的深度眼镜的框子多次损坏了就用什么东西粘起来（我也是那么干过的，用破了的乒乓球赛珞璐皮子在醋酸里泡软了就可以用来给眼镜框“打补丁”），再加上一根细绳子系在脑后，照样满场跑。这精神我非常自愧不如，我想大概天津人里特多足球迷，张学文就也是书呆子兼足球迷，关于他我写下去还要说到。赵明哲毕竟身体早衰，后来他和张锡福的工作都分配在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我虽然离校后和大家都隔绝了，但六十年代初还是听到了赵明哲不幸早逝的消息，他大概也属于孱弱体质没能经受住伟大的大跃进时期考验的人。
南京人许焕斌和张纪淮在学习上也是尖子。许焕斌不仅聪明，学习成绩好，而且性格活泼热闹，善交际。他在毕业后分配到中央气象局的几个人当中，后来在学术成就上比较拔尖，可能在我们全班也是数一数二的了。八十年代起，每次我到北京出差他知道了都要到我招待所房间里来找我讨论切磋问题，而且重点不在具体问题，而是彼此之间擦出“idea”的火花。他在研究工作中十分活跃，成果多、影响广，而且至今还是一棵常青树。
张纪淮是班上唯一的南方大个子，他也不修边幅，不拘小节。仅举一例，冬天棉帽子的两只“棉耳朵”不放下来护耳，也不系在头顶上，而是让它们自由散着，一边一片横着张开，我每看见这个样子就想到县太爷的乌纱帽。不仅如此，前面那帽子“舌头”还卷起来了；有时整个帽子在他头上转了四十五度了，他都一概不介意。他喜欢下棋，下得起劲的时候，清鼻涕挂下来了自己还不知道。他说话声音又大又尖，兴奋起来“一个哈哈打破天”，还喜欢和人抬杠，不肯认输。下棋的时候为了争一步棋常常面红耳赤，差点要打架。所以虽然他个子大，但是人们给取的外号叫“大丘克”。出典是那时候有部苏联影片《丘克与盖克》，说的是一对很有趣的小孩的故事。我的上中同学邱如陵，一张标准的娃娃脸，又姓“邱”，看了这部电影以后班上同学叫他小丘克，大个子“娃娃”张纪淮就成了“大丘克”。因为他这个喜欢抬杠不服输的脾气，有一次我批评他，说他“像只骄傲的小公鸡”（这个形容词好像是出于当时看过的一则苏联或旧俄短篇小说，现在记不清了），他为这个曾对我非常恼火。但是他的学习还不错，当过一任班长。
当然非大城市来的也有学习不错的，例如苏州人汪毓才（长一脸金黄色大胡子，人称：“汪大胡子”刚来的时候也很小孩脾气）、湖南人秦克诚（前面讲叶企孙先生的时候提到过，后面还要讲到他）、四川人马培民（他的个子也很大，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虽然是在四川读中学，但原籍河南，说话还有河南口音，不算纯粹南方人，所以我说张纪淮是“唯一的南方大个子”）、江西人张志明（瘦小斯文，有那么点儿自命清高，谈及人或事，常以洒笑的方式表达出讥诮不屑），这几个人都是很聪明的。
总而言之，以540分以上的成绩考进北大物理系的我们这班同学大部分都是高智商的，但是生也不逢时，后来恰恰不早不晚在整个黄金年龄段赶上那个不祥的时代，加上大都书生气十足，缺乏抵御外部打击的能力。结果这一班同学虽然绝大多数或早或迟取得教授或相当于教授的“职称”，但终成大器堪称成就卓绝者寥寥。
9、小叔叔在北京的家
我在北京有一家亲戚可以走走。小叔叔解放初进了华东军政委员会水利部做会计工作，后来被调到北京的中央水利部，还是当会计。他一家人都搬到北京，我进北大时他们已经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了。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他们住在前门外前门大街右手的一条什么胡同里。后来又往南挪了些，搬到和原先那条胡同平行的掌扇胡同，同样住在一个典型的平民小四合院儿里。那里算是他们的职工宿舍，住的几家都是单位同事，有的也是从上海调来的。那时他们一家已经有四个孩子，在重庆生的大妹妹（原先在大家庭里排起来她算“四妹”）怡静到上海住在迪斯威路的时候已经得了“鸡胸”病，睡了很长时间的石膏床也没有治好，她的一生很可怜。二妹怡萍是刚到上海时生的，大概满周岁就染了一场天花。虽然未成麻脸，但是导致一个眼珠略有歪斜，之后她身体倒是很好，据说得过天花的身体抵抗力都好。我在北京看见的怡萍像个小男孩那样调皮好动，也叽叽喳喳的话多。老三是男孩，因为我们堂兄弟的名字都随着我有一个“威”字。这个孩子生下来时“伯、仲、叔、季”四个字用完了，小叔叔懒得多动脑筋，就取“连下来”的意思，叫他“连威”。后来大概觉得不够雅，因为上海话“连”和“彦”发音接近，于是改叫“彦威”。老四又是女孩，叫怡华，那时还抱在手里，小时长得比较漂亮。
他们的妈妈从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的时候一过门我们都叫她“新婶婶”，直到现在都改不了口。在北京那几年虽然我写信去的时候叫她三婶，但是当面还是改不过来。她是特好的一个好人，小叔叔虽然性情直爽，但是毛病很多，娇生惯养，生活不检点，处事不冷静，特别是脾气大。恰好碰上“新婶婶”这个人生性善良温顺，事事容忍，也就相安无事，但是形成了极不对称的家庭关系。
他们搬到北京前夕全家到东长治路来辞别，爸爸这个人在家里以老大哥自居，这次离别前忍不住要把小叔叔教训一番，要他离开上海以后好好改一改大少爷作风。这样当着全家人的训斥，使得小叔叔恼羞成怒火冒三丈，当时就大吵起来。祖母一生偏心小儿子、小女儿，见到两兄弟吵翻了，也不分是非好歹，竟然耍起泼来，走到大儿子跟前跪下“求情”，给爸爸以极端难堪。爸爸只好说：“我走，我走！”，抽身就要走出家门。大家赶紧把他扯住了，就此不欢而散。这样的事情在二十几年后又发生了一次，已经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了。祖父母早已不在人世，小叔叔一家早已搬到贵阳，他已近花甲之年了，心里无时无刻不惦记上海，隔一两年只身来上海玩一段时间，由爸爸招待。但他老来还是“不懂事”，有一次临回去那天，爸爸又忍不住严肃和他“谈谈”，教训几句。结果又是吵翻了走，小叔叔扬言不再来了，但后来还是来的，来了还是要吵一通再回去的。
那次他们去北京以后，我在上海中学秦得儒先生的语文课上读了鲁迅的《祝福》以后，秦先生出了一道作文题，要我们也写一个女人的遭遇。我不由得就写了“新婶婶”，一个善良而有些不幸的女人。我记得这篇作文后来妈妈和上海的婶婶都看到了，说写得好。
在北京每次去到他们家里，小叔叔和新婶婶对我都很热情。他们从小就很喜欢我这个大侄子，何况现在我是唯一从上海老家来的亲人，考进北大又是那么“有出息”。懂了事的三个弟妹见我去了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每次去了都能答应他们的要求给他们讲故事，就像在重庆的时候冯叔叔给我们讲故事一样（见拙作《儿时“民国”》）。怡静那时十多岁了，鸡胸更加明显，还瘫在床上不能起来。但那时候看来她还没有忧虑到自己未来的一生，她和她妈妈一样好脾气，而且可能因为终年残疾不能出门，一个人常沉浸在往事回忆中，对童年未曾多得的快乐片断永远无法忘情。离开几十年来，她（也带动着她的弟妹）一直深情思念着那时经常去掌扇胡同做客和给他们讲故事的大哥，屡次从遥远贵阳来信感慨当年旧事。
最热闹的是怡萍，除了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她还给我表演在四合院的围墙边倒立，双手撑在地上身体倒竖起来之后，屈膝把脚底贴在墙上，这样可以坚持很久。她还会翻筋斗、“豁虎跳”。彦威还小，跟在后面玩。我有时也带着怡萍、彦威两个在前门大街就近走走，那时北京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王府井大街、西单和前门大街（包括大栅栏）三处。
第一次到北大以后我有两年半没有能回上海，所以两个春节都是到他们那里去过的。冬天靠烧炕取暖，四合院的平房都很矮，炕烧暖了整个屋里都暖了。可惜我一直没有注意去观察一下热炕的结构以及怎么生火怎么冒烟的，所以至今没有搞懂。不过小叔叔和新婶婶给我表演了使用一种以前没有见过的新式煤炉，用它可以日夜不熄火，而且加煤格外方便。不是烧煤块或煤球，而是一种圆筒状有孔的制成块。放进去一压，早先烧透了的煤灰就下去了，用不着经常拿火钩去通。不用时把炉门一关，炉顶一盖，可以维持很小的火不灭，过夜之后打开加煤，很快又旺起来。那就是后来在我国盛行了半个世纪的“蜂窝煤炉”，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从北京首先发明出来的（所以也叫“北京炉子”，这也许是新中国第一项深入惠及千家万户的伟大发明，以我个人愚见它实在比“两弹一星”更有意义），现在则快要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年三十天黑以后怡萍和彦威拉着我到院子里去放鞭炮，除了普通鞭炮以外还有冲天“火箭”，还有一种像颗花生米一般的，点着了“呲…”的一声在地上乱窜，他们叫“呲花儿”，也叫“地老鼠”。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对玩鞭炮之类的东西管得很严，很少玩过，来北京读大学倒沾他们的光过了把瘾。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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