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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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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我(左)与邱如陵的合影。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5、北大“科学和民主”遗风兼容“新事物”

这两年在燕圆漫游于科学的胜境,其美妙感觉决不亚于未名湖畔的桃红柳绿。我自己极少想到,老师们也很少提到,讲这些和学这些是为了什么。唯有兴趣,对自然因果和奥秘追根究底的无穷乐趣。这个过程天然是自由的,也是民主的。作为学生的我们在那个时候经常受着政治教育,教师则绝大部分(除了少数刚从国外回来的)经历了“思想改造”,几乎一律穿上了蓝布的、灰布的“人民装”。但是这一切要侵入到科学思想和教学过程中去是不容易的。在这里面除了寻求真理以外什么都不理会,这已经成了根深蒂固的习惯,由老师潜移默化地传给学生。例如与叶企孙先生在答疑讨论时“无大无小”的自然情态,在其他老师面前也大致如此,被认为理所当然。学期主科考试以单独口试为主,在对题目的演述和答辩中,答者得到充分的自由发挥,决不拘于刻板的“标准答案”。老师考察评判的主要是对基本概念的掌握和思维能力,而且格外地鼓励独立思考。这样的教育必定养成对思想、政治的专制和愚民政策绝对的格格不入。难怪后来毛泽东以他犀利的眼光看到教育是“无产阶级”必须与“资产阶级”拼死争夺的阵地。而北大无疑成了那阵地中一座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堡垒”。

当然也有一些“进驻”校园的新事物在那时与北大的学术传统和谐共处,并给校园增添了别样色彩。这不仅是党团组织和政治教育系统。例如有一个大概和我们同期进校的部队学员班,我的印象中,他们主要是学化学的(现在回想起来,我分析可能是哪个军事院校学员专门到北大来学一点基础课的)。至少有一二百人,和我们一样的年轻。穿的制服不是普通解放军那种,很俏皮,上身白、下身蓝。其中女学员兵短发圆帽子,下面蓝裙子,我每次见了就会联想到“跳棋”。因为我在《儿时“民国”》一书中已经说过,我小时候在重庆就喜欢用跳棋排起队来演练兵阵玩,那圆头蓝裙子的女兵排成整齐的一排活像我那时排在桌子上的跳棋。

他(她)们纪律严明,总是集体行动。每天在宿舍、教室、饭堂之间来回都是整齐列队,精神抖擞,迈着行军步伐,大声唱着;

“进军号,洪亮地叫,
战斗在朝鲜多荣耀!
看我们红旗哗啦啦地飘,
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
好像是太阳在空中照。
……”。

在我们这些比较散漫的北大学生面前,他们脸上和形体的表情都显露出一种特有的自豪。我们则忍不住投去既带着好奇也带着敬意的目光。后来不知什么时候在我不经意间他们没有再出现了,过了许多日子才忽然想起来:“咦!这些人呢?”。

这个情节如彗星般一掠而过,绝大部分师生对之毫不在意。但后来我从某个受“延安传统”熏陶的革命教员的言语以及几十年发生在北大乃至整个教育“战线”的意识形态和教育思想拉锯战中可以看出一些人头脑中一直有一张改造“资产阶级北大”的蓝图,也许那整整齐齐列队高唱威武战歌的“跳棋”连队就是有人憧憬的“抗大”式未来北大的雏形。在那里面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五七指示”)。

6、图书馆生活

晚饭后如果没有习题课或其它活动就是自习时间,主要的自习地点是图书馆的几个阅览室。全校性的阅览室有三个:第一阅览就是老燕京图书馆,在西校门内,校办公楼左手,宫殿式的二层楼房,因那里离宿舍远,晚上一般是不去的。但是里面集中了最多的藏书,我最常用的理科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参考书也都集中在那里。白天如果在那一带上课,课前课后就顺便在那里借书和自习。进门处的台子上有一座罗蒙诺索夫的玉石半身雕像,是当时在任的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代表莫斯科大学向北大赠送的。那时候正当苏联莫斯科大学在列宁山建了壮丽的新校园,并和北京大学结成“姊妹”关系。那时我很喜欢的一首苏联新歌:

“穿过朝霞,太阳照在列宁山,
迎接着黎明多么欣欢。
从那峻峭高高的山岗上,
可以看见美丽的莫斯科。
工厂的烟囱高高插入云霄,
克里姆林宫上一片曙光。
世界的希望,苏联的心脏首都。
人民的首都莫斯科!”

唱的就是站在新大学校园所在的列宁山瞭望莫斯科城的情景。说起罗蒙诺索夫我想到了学俄文,第一学期就开始的俄文课是我学得最枯燥无味的一门课。当时我国大学整个教学制度、教学大纲和基本教材都几乎全套搬用了苏联的,于是俄文当然地代替英语成了唯一的必修外文课。我们入学时已经及时培训出大批的俄文教员。其实我们那位三十来岁的女教员教得很不错,人也长得蛮漂亮。但是我仍旧对学俄文不感兴趣,就像在中学里对英文不感兴趣一样,甚至更有过之。这有三点原因:其一,我觉得俄语不如英语好听;其二:俄文字不如英文字好看,不论是印刷体和书写体,所有的字母整整齐齐一般高,平板单调,看着就想打瞌睡。我们班上的四川同学郑光说:“俄文字看上去没有英文字那么乖”(四川话“乖”有玲珑可爱的意思);其三:词法上普遍一律地变格、变位已有部分属于多余,还有“变性”,我觉得更是没有必要地自找麻烦。那时把俄国人罗蒙诺索夫奉为科学之圣、万能博士,已经有那么点儿不太令人信服。好像还听说俄国语文也是由罗蒙诺索夫制订的,那,以我拙见,这个人就该打屁股了。

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认为那时搬苏联的这一套至少比后来摆脱苏联以后我国自己在“继续革命”中形成的教育体制好。学期考试采用口试为主和实行五分制就是学苏联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一定是苏联首创的方针,但我们那时提倡这个口号是沿袭苏联的。在这个口号下,客观上或多或少缓解了政治的干扰,保护了比较丰富、有色彩、有人文气味的大学生活,直到1957年夏天。

第二和第三阅览室都在学校正东方走下几级石阶,地势比较低的地方。那里有三栋房子围成U字形。南、北是两座古典大屋顶楼房相对望,南楼是生物楼;北楼是文史楼。第二阅览室就在文史楼楼上,主要是借阅文、史、哲书籍的地方。东首则是哑铃形的一座平房,两头各一个阅览厅,那就是第三阅览室。这是一个开架阅览室,书橱、书架上的文艺书籍、期刊和报纸都可自由取阅。

晚上我一般都去那里自习,经常是人满为患,去晚一点就没有位子了。所以往往一吃过晚饭就先去抢位子,或者先看看报刊,或者(天热的时候)把书包放在桌子上占好位子,出去散一圈步再回来。邱如陵在上海中学的时候就有夜盲症,到北大以后逐渐在加重。在上中高三的时候我和他还有胡运权三个人成了比较亲近的好朋友,记得在离开上中前我们三个人曾经破天荒地从学校走到黄浦江边的江堤下(这个地方靠近现在的徐浦大桥东岸),在那里开怀畅谈。我们交换了照片留念,他们两张照片一直在我的老相册上。邱如陵晚上无法自己去图书馆上自习,于是经常是我和他一同去,一同回宿舍。他是一个诚挚、温和而有坚强毅力的人,只要是走到灯光比较亮的地方就不要我搀扶,最需要搀扶的地方就是过大饭厅边上那座小木桥。其中有一段时间我不记得是从哪里弄来一辆旧自行车带他。

南阁有一个小阅览室是气象专业的。南阁和北阁大致位于老燕园的正中,南北相望,中间有花圃,栽着几颗雪松。一式一样都是有两层斗拱飞檐的四方阁楼。同燕园其它建筑一样也都是厚实的钢筋水泥结构和西式屋内装潢。北阁是数学力学系的;南阁是气象专业的。阅览室在楼下东南角,管理南阁的工友老白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大约五十多岁了,短发已花白。他也是清华气象系的“元老派”,对本专业的学生“九爷” (旧社会有称当兵的“丘八”为“八爷”,延及学生为“九爷”,不仅因为那时学生的社会地位较高,而且还因为他们有时候会像“丘八”那样群伙滋事,惹麻烦。称“爷”有惹不起躲得起,敬而远之之意。文化大革命期间“臭老九”一词的来源与此不无关系,有人说是按地、富、反、坏、右…排到第九,可能有点附会了)恭敬而殷勤,开口就是:“您呐、您呐”的。但他却有着强烈的“山头主义”情绪。有一次我在那里看书,有两位打扮洋气的高年级西语系女生也来这里自习。被老白走进来撞见了,毫不客气地把她们撵了出去。撵走之后还气呼呼地说:“哼!燕京的,甭想来混,没门儿!”。我才知道他干涉不仅因为那两个是外系的,而是因为西语系是燕京大学合并来的,气象专业和他自己则是“清华的”。他没想到自己“清华的”人反客为主,占了人家的“燕京的”楼阁还要撵人走,这算是哪门子事儿?

7、那时提倡“全面发展”(记体育文娱活动)

团支部配合班委会很认真地推动体育活动,清晨早饭前和下午四点半以后一般都是体育活动时间,有集体活动,也有个人自由活动。班委会里有一个军体委员,大概曹钢锋当军体委员的时间最长。他是山东人,农村的,家里已经有妻子了。但他五官端正,身段匀称,穿着利索,看不出是山东农村人。很稳重的个性,言语和气,做什么事都很努力,怎么也想不到这个人日后也会当了“右派分子”的。早晨锻炼一般都在离宿舍最近的学校东南角的“棉花地”操场,我想这里以前大概是燕京大学校外一块种棉花的庄稼地。

我还是和中学时期一样偏爱单双杠、吊环等器械操,并一直坚持长跑。地点在未名湖边的第一体育馆,有一次在那里锻炼时还遇到前来参观的缅甸总理吴努和他的夫人。外国总理夫人由我们的几位首长夫人簇拥着,她们的穿着打扮好像有点“旧社会”味道。

“劳动卫国”的口号大概也是从苏联搬来的,从中学时期记不清是哪一年开始,国家除了每几年颁发一套广播体操以外,还有一种运动量更大一些的“劳卫操”,还有几个主要运动项目都定出考核标准,要求大中学生(可能还包括青年工人)积极争取达到这些标准。这些制度叫做“劳卫制”,以这个办法提高大家体育锻练的积极性。团组织的任务之一就是保证这个制度的推行,所以我前面说到我们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自己对体育锻炼也那么重视,不愿让党的政治、组织工作占去他自己个人的锻练时间。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度时,一度强调每个大学男生在学期间要参加一定的军事训练,训练合格的毕业时就具有中尉资格(后来不了了之,没有实行)。年轻小伙子对这个头衔很有自豪感,有一次大概是三八妇女节,记不清是哪个系哪个班级的全体女同学在宿舍区的报栏上贴出一张大请帖。大意是她们女同学办了丰盛宴席“敬请全体预备役中尉们刮胡(把胡子刮干净)光临”,当然“全体”只是指他们班里的。

团委会和学生会还组织举办过军事野营和射击训练,第一次是在昌平县的明十三陵,当时还没有修建十三陵水库。好像是在春天,那次玩得十分愉快。到达的那天在半山营地搭好帐篷(事先都已有人做了筹备)以后先参观了长陵、定陵等名胜古迹,那时候这些地方没有修缮过,也没有任何旅游设施,因此更有悠悠岁月沧海桑田的历史感。长陵的规模最大,是永乐明成祖的寝陵,墓堆周边长一里路。大殿的十二根高有数丈的巨大柱子据说是从安南运来的。我想到正好那两年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报上说那巨大的碑石是从海边(记不清是不是说的秦皇岛)经过铁路,众人献计献策采用了特殊的办法运来的,那已经相当了不起了。明朝的时候连公路都没有,要翻山越岭从越南运来那十二根参天大树,太难设想!

那个年头树木还没有遭到滥伐,山中密林清涧美不胜收。第二天一清早就去演习“抢占制高点”,实际上是一次爬山比赛,目标是那里最高最险的一个巅峰,叫黑什么岭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又叫“鬼见愁”。上去那面坡很陡,虽然我的体育平常,但是从小在四川、昆明爬过不少山路,平时长跑锻炼又增强了耐力,所以包括这次在内的爬山活动中我总是优胜的。休息了以后又去山里的一个小靶场练射击,用的是一种苏式的小口径运动步枪。我对自己的成绩没有什么印象,所以大概是不怎么样。

有一个暑假里又搞过一次射击运动,地点在天坛,活动期间睡在沙滩红楼。那一次打的是“七九”式步枪,感觉和运动步枪大不相同,“后坐力”特别大,要不是知道的人事先打了招呼有思想准备,激发出去自己会受意外的惊吓。正好那次在城里度过阴历七月七,晚上偕同学到北海划船、看荷花灯。兴致正浓,忽然电闪雷鸣,一场大雨浑身透湿,大家赶紧弃船登岸,躲到边上一座假山的洞里去避雨。这番经历使我牢牢记住气候课上唐知愚讲师曾说过的北京(也许整个华北)气候的一个特点--盛夏多雷阵雨。

从第一个冬天开始我就沉醉于来到北方才有的滑冰运动,北大得天独厚的滑冰场就是结了厚冰的未名湖。将开始结冰时工人就在湖边缘的冰上栽了一圈木桩,架起了横木杆,供滑冰的人坐下休息。湖畔的第一体育馆里有一间房,存着大量的冰鞋,从对外开的窗口凭学生证和押金就可以借出。我到今天一直还记得我的学生证号码是5302125,这说明在那里四年,学生证是经常要用的。我还记得为了滑冰,妈妈专门做了寄给我的那双墨绿色格子绒布的连指棉手套。在冰上摔了一些跤以后我还算顺利地学会了前进、后退、打圈和一些简单花样。

冰上滑行是舒畅无比的享受,特别是在音乐伴奏下。滑冰季节从白天到晚上(大概八点为止)安装在第一体育馆楼上朝着未名湖的高音喇叭不断播放着中外舞曲,许多曲子是我从小就熟悉的,但是那专门为滑冰情景度身定做的《溜冰圆舞曲》,倒的确还是在未名湖冰场上得以初聆。那忽而从容舒展忽而急促奔放的华尔兹旋律,融合进自己的形体动作,其感受如痴如醉。冬季期末考试期间是滑冰的大好时机,因为大致上是每三天考一门,我的复习除了稍微翻翻书和我那零乱残缺的笔记之外,主要是自己对一学期所涉内容回忆思考,写一个纲要。纲要写好了,觉得自己都掌握了,就没有事了。三天时间都是绰绰有余的,于是考试期间我可以每天安排两个多小时去滑冰。我想想现在被“应试教育”折磨的晚辈学生真是可怜!

舞会上有类似的感受,与舞伴仅通过轻柔扶托和形体动作默契的无言交流和共鸣使这种感受更加丰满。北大每星期六晚上都在大饭厅举行舞会,参加者踊跃。乐队坐在舞台上,大概北大的社团活动中有交响乐队这一项。我不大了解底细,因为我自己除了小时候吹过口琴以外没有碰过其它乐器。但知道我们班上有马培民、酆大雄等参加了民乐(即民族乐器)队,由此推想更应该有一个西洋管弦乐队,平时舞会上伴奏的应该就是他们,盛大节日舞会还请专业乐队来。作为舞场的大饭厅广大而简陋,水泥地,开舞会前在地上洒些滑石粉勉强凑合。饭桌被搬到四周墙边高高摞起,实在跳累了可以像猴子一样爬上去找个空档蜷缩着坐一阵,除此就只有站着歇息了。北大舞会的水平在于它的伴奏音乐好,绝大部分是西方经典舞曲和配上鲜明节奏的苏联、波兰歌曲。还有几首确实为当时青年学生自发喜爱的国内创作歌曲,还有《彩云追月》(探戈)、《步步高》(快四)等广东音乐。我从不讳言我的一个“偏见”,粗糙的或土里土气的乐曲或者现今那些基本上只有节奏没有旋律的“通俗乐曲”拿来给交谊舞伴奏是大煞风景,于是我怀念北京大学大饭厅里正格的舞会音乐。我们班上同学参加舞会的很少(整个说来舞会上理科的人少,文科的人多),男生里面除了我只有李难生(后来毕业离校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他改名李南声)是常客。他是湖南人,但家在北京也是在北京高中毕业的,城里人样子,气质儒雅。冬天经常穿一件毛绒里子,军绿色咔叽面子,领后背着遮风帽的那种透着“洋气”的大衣,北京人叫“皮猴”。他在我们班上学习成绩不错,当了第二届的班长,班长不同于班主席,后者是班委会的头儿,组织班上各种活动,而前者专门负责班上课业学习的一些事务,起着沟通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桥梁作用,所以一般都是选学习好的同学来担任。那时李难生的舞步比我娴熟,已经会跳探戈。还有一个酆大雄有时也来。他是湖南人,班上湖南人不少,有酆大雄、郭锡钦、秦克诚、肖左江、管新都、崔启武,还有后来从专科二年级留到我们班的李容光,据我记得朱庆圻也是湖南人。如果把李难生也算进去,全班就有八到九个湖南人了。如果不算北京上学的李难生,其它八个人的穿着打扮都很乡土气。除了崔启武穿旧军装,其他的包括酆大雄在内一律穿黑布中山装,成了“湖南黑衣党”,当时我甚不解,后来得知这是湖南中学流行的校服。但是酆大雄在各方面都比较活跃,他是个积极的团员,所以我和他接触得比较多。头的上圈比较大,而且镶着双大眼睛,对人活泼友善,有亲和力。我们班女同学很少,而且不爱活动。王珊走了以后只剩一个隋式楠身上颇有青春气息,她偶尔也来跳过几回,但可能因为没有同班女伴,在那里显得形影孤单,那时候还没有什么理由随男同学去,似乎“多去不便”(后来她和李难生恋爱,情况就变了)。所以那时我们只好找外班的,甚至不认识的舞伴了。在北大凡参加舞会的女同学都颇知开明礼仪,来之前,身上、头上不太显眼地收拾了一番。对即便是陌生人的邀请一般都欣然响应,不会给人扫兴难堪。跳舞本质上是年轻人的事,年轻人的情绪和年轻人的活力在其中抒发尽致。体验着与美共在的热情是幸福的。

每年元旦前夕舞会通宵,新的一年开始那一瞬,舞台上写着公元新年号的“大日历”(布景)掀开了“封面”,校长马老、党委书记江隆基在其他校领导伴同下从“日历”里面走出来向大家祝贺新年。为什么马老那满面红光比平日更加灿烂呢?曾有一次他用宁波话解释过:“兄弟刚刚在怀仁堂喫饱子老酒就赶得来了”,全场热烈鼓掌之后,马老挥手:“年轻人继续尽兴(跳舞)吧,兄弟我不奉陪了”。大概总是到元旦清晨四点以后才散场,我一般是坚持到底的。持久兴奋之后神经中枢一下子不容易转入抑制状态,回到宿舍当时无法入睡。接着那个白天精神依旧好,第二个晚上才觉得睡不醒了。

现在不少已跨进暮年的人为什么忽然也那么钟爱舞会?其中一部分人也许是为了“活动筋骨,锻炼身体”,都这么说,但我相信还有一些舞场旧人是太怀念,太想找回曾经的那个感觉了。特别是因为我们这一代人自己年轻的欢乐过于短暂而陡然遭到粗暴、残酷的掐断。

我参加过的社团是北大合唱团,参加的人不少,所以练歌的地方选在教室楼那个“金鱼尾巴”部位的阶梯教室。开始练的就是大型合唱组歌《黄河大合唱》,还是在上海中学时王绍铨先生带我们唱过的,不过还配上了光未然编写的朗诵词。此外还记得唱过《茶馆小调》,其中特别诙谐的那一段男低音独唱:

只有那茶馆的老板胆子小,
走上前来,细声细语说得妙,细声细语说得妙:
“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
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啊!
惹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
一个命令,你的差事要撤掉,
我这小小的茶馆也要贴上大封条。
撤了你的差事不要紧啊!还要请你去坐监牢。
最好是;‘今天天气哈哈,哈哈!’
喝完了茶来回家去睡一个闷头觉,睡一个闷头觉。”

接下去的合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满座大笑”这一句的难度很大,要全体合唱队员突然爆发出一阵爽朗的大笑,笑得很自然不是太容易,毕竟大家不是专业演员。于是教练的想了一个办法,叫站在前面独唱的男低音唱到最后一句“睡一个闷头觉”以后转过头去对着大家用最低音哼一声:“m……”同时瞪着眼睛做一个怪相,这样大家就自然笑起来了。结果这个办法还挺奏效。

合唱活动不仅是课外娱乐,也是学校党团组织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种形式。这支《茶馆小调》和《黄河大合唱》一样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进步歌曲。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对蒋介石政权扼杀民主和言论自由的极度反感。当然,在建国初期直到我们唱这支歌的时候,与国民党针锋相对来高呼“民主”和“自由”,甚至争取最敏感的“言论自由”,应该算是进步的,那时还不会被当成是“右派言论”。

合唱团我就只参加了这一阶段,记不得的后来为什么没有继续参加了。

班上和系里也组织过一些小型合唱和演出,例如迎接1954年迎新会(迎接我们下一年级入学)上有我组织的男声小合唱,唱的“沿着贝加尔湖荒凉的草原……”等两首歌,二十八年后去北京参加高级工程师面试时遇见下一届同学朱盛明(后来他曾长时间担任江苏省气象科研所所长),他一提起对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迎新会上我领头的这个小合唱。

而我自己印象深的是在一次文娱表演会上物理专业比我们高一年级的女生的小合唱,唱的也是两首非常抒情的苏联歌曲。记得其中一首是:

“亲爱的朋友,请你听我说吧。
我们生在祖国是多么幸福!
一起歌唱,用歌声告诉我。
为什么热爱自己的祖国。
……”

站在当中的一位美丽、苗条、活泼的姑娘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实际上我早就知道她,是物理专业团总支的干部,名叫李淑娴,很活跃的一个积极分子。我离开学校不久就得知她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1989年我才得知她后来是方励之的妻子。

其他社团还有诗社、摄影社等等皆与我无缘,倒是后期参加过交响乐欣赏活动,地点在物理楼阶梯教室,主要是听唱片,有专业的讲解,使我对音乐理论略知皮毛。但我一生喜好音乐而不求甚解,感受音乐只用心,而懒得用脑子。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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