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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北大未名湖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3、“陷入”气象专业
大概就是到校当天，我接到通知去开会，得知我被指定为物理系一年级的青年团临时分支部书记。这时尚未分班，物理系一年级新生共有两百人左右，暂时成为一个大班，一个团分支部。这是我初到上海中学时的情形的重演。那次也是被指定为一个临时的，高中一年级普科、商科两个班的联合支部的书记，但那时已经分了班。而这次我们这么多新生尚未分班，却恰恰在那个会上听到一个意外的消息：就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把清华大学的物理系和气象系都一起合并到北大物理系来了。因此从我们上一届开始，北大物理系包括两大专业。一个笼而统之叫物理专业，到了高年级再细分方向；另一个是气象专业。这个情况在《招生指南》中可没有公布出来，报考的学生都蒙在鼓里。现在到校以后就要开始分专业了，这是大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消息传开以后大家议论纷纷，人心惶惶。
外人也许不理解，为什么这件事在我们这两百多新生心里引起的震撼和不安简直是晴天霹雳，非同小可。那时候一般学生当然并非都是浪漫主义的，但是投考并被录取在北大物理系的学生却大都有一种浪漫的抱负。这是一个物理学的世纪，物理学被认为是“科学之王”，是那些禀赋不凡、思维深邃的人方能涉足的领域。据闻这一年北大物理系的录取分数线居全国所有院、校、系之最，为540分，即每门平均分数在90分以上。当然实际上也不是每一个考出高分的人都是那么智慧超群，但考得出这样分数的人都有一定的理由踌躇满志。至于气象学，当时注意到的人很少。以前在国内，气象学不过是地理学的一个分支，是一个还缺乏严密逻辑体系的“描述性的”学科。大家觉得两者差了“档次”，为什么学校不按差异标准分开招生呢？
由于同学们情绪波动很大，必须要做大量思想工作，以保证顺利分好专业 ，这就成了新成立的临时团支部要大力协助系领导和党组织完成的第一项中心任务。另外两个支部委员，一个叫卫民，是个女同学，年龄比较大一些，是从海军部队来的调干生，剪短头发，穿一件白色的海军干部服。还有一个大概是金炳年（金炳年肯定是当过支委，但究竟是混合大班时的支委还是分了专业以后的气象专业一年级支委，这个我有点记不清楚了），他是上海人，五官端正，脸色红润，下巴颏比较阔，性格活跃。我们相处不久，他在第一学期尚未结束时就被选拔去留苏了，以后再没有他的音信。当时分了几个团小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有一个团小组长叫高崇寿，他也是上海人，但家住北京，是北京师大附中毕业的，能说一口漂亮的普通话，脑袋比较大，近视眼。后来知道他的学习很不错，毕业后我不记得曾从哪个报刊上看到他名列共青团中央委员。再后则成为北大的名教授，在核子物理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从北师大附中来的很有几个人，基础都比较好。刚开始时因为是来到北京，几个北京本地的同学被团组织动员协助迎新，所以作为临时团支部书记我和他们接触比较多。除了高崇寿，还有一个个子高高，长得比较帅气的小伙子鄂国光也当过团小组长，后来他们两个都分到物理专业了。记得鄂国光中途因为得了肺结核而休学，后来就没有见到他了。不料到了八十年代初在武汉又见了一面，他是来到与我们湖北省气象局相邻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开会，下榻在该院招待所，找到我家来的。我们在学校相处时间很短，但彼此印象比较深。
还有一个温景嵩，也是北师大附中毕业的，戴眼镜，人长得富态，我的印象他上唇还留点浅浅的小胡子，有点像任弼时。解放初任弼时去世，因为他曾是青年团的创始者，团中央制作了“任弼时纪念章”上面有他的头像。于是温景嵩在我印象中比我们成熟，我不知道记错了没有，好像他有过一段工作经历。有一次（记不清是分专业之前还是刚分好专业之后）他参加我们在南阁开的一次骨干份子会议，手里捧着一缸子茶，给我留下一个“老干部”的印象。还不仅是由于他的外表，后来我感觉，政治上他既保持积极的姿态，但又有那么点若即若离，凡事取法中庸，显得有点成年人的谨慎含蓄。有一次他和我交谈时倒也忍不住说出些心里话。他说他的一位长辈（我记不清说的是他的父亲还是叔叔或舅舅）曾告诫过他：“政治都是凶险的”。这样的话我此前也似曾听到过，认为这是“旧社会的偏见”。这次听他说起，我也不以为然，反而对他产生“染上了点旧社会观念”的感觉。不过后来他这个人好在有这点“观念”和戒心，得以免灾，证明他是对的。“鸣放”期间他冷静沉着，不偏不倚，稳坐钓鱼台，终于毫发未损。为达到学物理的心愿，他们有几个人不去碰硬钉子，走了“曲线”，争取到进入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选择了不是研究天气动力学，而是研究大气物理学，这样就比较接近并可能有机会转移到物理学的某些其它领域。后来在非常形势下虽也经历过一些小波折（曾经调到安徽分院），改革开放第一年就不失时机地争取成功到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在那里与著名大师合作，在原来积累的基础上得到飞跃的提升。据他不久前写的一本兼具科普、励志、自传性的书：《创新话旧》中所述，他在三十五年期间，在“微尺度大气运动中气溶胶物理等过程的研究’”这个总题目下取得了八个国际上承认的闪光的创新亮点；发表三部科学专著；获得几项重要的科学奖，看来只要运气再好些就当上院士了（纵观近些年评上的院士，说实话，有许多实在不敢恭维）。
游来光也是个地道北京人，他就正好相反，性格还像个小孩。他不是团员，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看到你们团员开会，像大人一样谈大事，我特羡慕，棒极了！”。平时他喜欢说说笑笑，有人（大概是天津人张锡福）根据他的名字送了个外号：“游来逛，来回逛”。他后来分配到中央气象局（现在叫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后来扩展为气象科学研究院），几十年从事实际应用的人工降雨（后来这个概念扩展为“人工影响天气”）研究。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一生是老北京，在政治空气开始宽松，大家又渐近老年之后，他成了联系同班老同学的热心分子。我每次出差北京都要去他家聊天叙旧。他从事这个工作成年累月要往遥远艰苦的地方出差奔波，太累了！他这个人，不仅我们同学知道，几十年中接触的同事、学生也都知道，他朴实、正直，醉心于他的工作而心无旁骛。于是当然搞得太累了！他并不和我一样有特别的原因却也和我一样到四十来岁才结婚。老来见面的时候大多数同学已有一点“发福”，也就只有他和我变得一样瘦，而且越来越瘦。正在我整理完稿的时候不得不伤心地补充一点：我突然接到马培民同学发来他逝世的消息，时间是2005年11月22日，小雪。他的生日是1935年12月7日，大雪。差十五天满七十岁。
在我记忆中这个临时支部存在的时间没有几天，那么也就是说几天以后就分了专业了，但我又记得为做“专业思想工作”前前后后开展了不少活动。因此我想有些是在分专业之前做的；有些是分了专业之后做的。这些活动包括：
在物理楼阶梯教室里，由系主任褚圣麟教授和系副主任谢义炳教授（他是负责气象专业的）分别作了动员报告；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学元老竺可桢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顾震潮演讲；
参观中央气象台并和预报科的人员（那时气象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年轻人）联欢；
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新生座谈联欢，因为我们和他们一个管天，一个管地。他们有一首激情的行业歌：“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焰般的热情，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背起了我们的行装，攀上了层层的山峰。为了我们美好的明天，寻找出祖国丰富的矿藏。”。后来气象行业也编出一首类似的歌，我们拿来教唱过。因为模仿得过于雷同，太容易混淆，我简直记不得了；
参观原清华大学气象系的一个塔楼形的气象台等等。
在每次活动以后还少不了要组织团小组或学生小组讨论漫谈体会。这些思想工作的效果以我看，不见得很大。说气象工作很重要，什么工作可以说不重要？和年轻气象员的热情联欢对已经成人的大学生来说不会像对中学生那么容易鼓起激情了。
对我们的思想比较有针对性的只有顾震潮的演讲，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是当时少壮派气象学教授、研究员中的佼佼者。当时他已在研究气象科学上最前沿的数值天气预报，报告中提到一些气象理论的处理方法。听他的口音也是上海人，他的“上海国语”把“小扰动”说成了“小劳动”。他告诉我们，现代气象学理论问题的艰深程度并不亚于物理学的其它分支，许多问题解决的障碍在于目前数学发展的水平还不够，认为“气象学太简单，不需要高材生”这完全是误解。后来证明这话倒是对的，但当时同学们听了都半信半疑。
总之到校不多天就发专业志愿表给大家填写，绝大多数同学还是坚持填写物理专业。这又是一次考验我的时候，祖国现在迫切需要发展年轻的气象事业，组织上做了那么多工作，就是要同学们响应国家的需要，踊跃填报气象专业。而现在大多数人思想还是不通，团支部书记不来带这个头谁来带头？我是坚持强调自己的兴趣还是顾全大局服从需要，保证顺利完成分专业的任务？
我这时内心深处实在难以打消学物理的强烈愿望，思之再三我采取了一个折衷的态度。我表示自己还是倾向于选择物理专业，但如果实在需要，我愿意服从组织分配。不久就公布了分专业的结果，我被分在气象专业。后来得知，两百多人里面除了九个人以外，其他人都表示坚决要学物理。学校计划是物理专业设两个班，气象专业设一个班，因此必须有大约三分之一的人分在气象专业。填写志愿时松了口的九个人毫无问题是放在气象专业了。
上海中学从我这个老团支部出来的人，思想实在是太好了。我的两个老同学邱如陵和樊启祥都愿意服从分配，也都分到气象专业来了。而到1957年毕业的时候我和樊启祥都成了“右派分子”，邱如陵的人事档案里则装进了：“立场不稳，同情右派分子”的结论。
气象专业本专业的教师共有两位教授、四位讲师、四位助教，力量还比较单薄。现有最高的一个班是三年级，他们总共只有十几个学生，是从清华气象系转过来的。那四位助教则是从清华毕业不久的。二年级学生是院系调整前夕招进清华随即转到北大的，当时由于新中国气象事业急需发展，人才需求紧迫，1952年进来的新生分为两班，一个班是本科，读四年，北大气象专业本科生主要方向是做研究。另一个班是专科，读两年，目的在于及早输送一批毕业生到新建的气象业务单位去。所以那次招生虽然摆明是以清华气象系名义招的，进校后也存在一个分本科、专科的问题，但据知他们那时的思想波动还没有我们这次大。南京大学也有个气象系，是原中央大学的。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不仅1952年进校的分了一个专科班，和我们同一年（1953年）进校的也分出专科班。这可能是因为当时南大气象系的教学方向较之北大气象专业更侧重于培养实用型业务气象人员。
那时的中央气象局隶属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人员都有军籍。下面各省的气象局和分布在许多地方的气象站也属部队编制，普通技术人员包括气象观测员、报务员甚至一部分天气预报员都是经短期培训班学习后上阵的，其中就包括抗美援朝参加军事干部学校的中学生。旧中国也有好几代学气象的大学生，其中有一部分是出国留学回来的。进入老年的有竺可桢、李宪之、朱炳海、卢沃等；相对年富力强而且知名度高的如涂长望、赵九章、程纯枢、谢光道等则分别在中央气象局、中国科学院等部门担任了学术、技术领导；再下面一批不满四十岁风华正茂的，学成于现代气象学开创以后，有的刚从欧美留学回来。它们被分配在气象局、科学院和大专院校，都是第一线的科研和业务骨干。其中有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陶诗言、朱岗崑、杨鉴初、高由禧、刘匡南、王鹏飞、徐尔灏、黄仕松、幺枕生、石延汉、张丙辰等。在人才有限的情况下，为了加强国防和建设所需的天气预报，当时采取了一个颇有创意的办法，就是在北京成立了一个“联合预报中心”（简称“联心”）。除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骨干外，北大、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和军委气象学校的专家都参加值班和天气预报会商。
就这样我踏进了气象学科和气象事业的门槛。半个世纪来在我国个人属单位所有的基本体制下，这就成了我的终身职业。退休后若干年直到现在我还在这方面或多或少“发挥着余热”，这期间没有因为我的政治灾难而被扔出这个队伍已算是万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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