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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1、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1952年夏天，抗美援朝战争接近尾声。国家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物价也趋向稳定了，制定建设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事已提上日程。报纸上登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苏联将帮助我国建设一百多个大型重点厂矿。一幅美好未来的图画在我们面前展开：祖国走向工业化，城市里大工厂烟囱林立；农村田野里奔驰着拖拉机和康拜因（联合收割机），就像苏联电影里看到的一样。那时有一首歌响彻全国大地：
火车在飞奔，车轮在歌唱。
装载着木材和食粮，运来了地下的矿藏。
多装快跑，快跑多装。
把原料送到工厂，把机器带进农庄。
我们的力量移山倒海，劳动的热情无比高涨。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走向工业化的光明大道。
我们要和时间赛跑，迎接伟大的建设高潮。
那时人心是普遍安定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压和打击的是恶霸、地痞、流氓、“反动会道门”以及人数极少的国民党暗藏特务，这都是得人心的举动，至少没有伤害到绝大多数人。“三反、五反运动”打击了少数贪污分子和不法奸商，有利于维持解放以来的干部朴素廉洁风气，堵塞了国家经济浪费和损失的许多漏洞，这也保证了物价的稳定，利国利民。虽然在运动过程中“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第一次让许多人尝到了共产党的运动中令人胆战心惊的“过火行为”，但是那时一个运动的持续周期不长，高潮过去之后及时降温、纠偏、安抚，一度受冲击而最后“解放”了的人也感激不尽。何况他们严格说来或多或少是做了点不大规矩的事，挨一顿没有更多好埋怨的。“思想改造”运动，知识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亮出一切隐私，对自己捶胸痛骂，还要接受群众的追究、斥责，斯文扫地，脸面丢尽。但已被开导这都是“为了革命”，何况见到大家也都“彼此彼此”，每个人自己过关之后算是“放下包袱，轻装前进”，松了一口气，庆幸还来不及，有什么怨言可说？这好比“棍棒底下出孝子”，被痛责一通，最后还是受到组织上的安抚和信任，更是心悦诚服，感激涕零。
而总的背景则是整个国家在进步向上，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那时心中的比照系统只有旧中国百年来的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满清王朝统治下的内忧外患、丧权辱国；南北军阀的飞扬跋扈；日本鬼子灭绝人性的异国奴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腐败。现在，中国人梦寐以求的国家富强已见端倪，“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电影和文学作品中“苏联老大哥”光明灿烂的样板鼓舞人心。
这时的气氛与抗美援朝初期和“参干运动”的时候有所不同了，许俊生在一次团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一个新的口号：“保卫祖国，建设祖国”，主要是把“建设祖国”提上了日程，作为全国人民的重要任务了。我在会后立即在团支部大会上兴奋地作了宣传鼓动，并在新学期教室布置时“指示”同学用腊光纸剪了八个大大的美术字把这句口号贴在教室后墙上方正中两侧。第二天团委会、学生会干部们巡视参观了各教室的新学年布置以后，许俊生在大会上表扬了我们支部“政治敏感性强”。
在庆祝新学年的晚会前，团支委和班委联席会决定命名普三丙班（这时学校决定取消理科和普通科的区别，原先的理二甲和乙两个班升级后分别称为普三甲和乙，我们原普二班就成了普三丙）为“高岗班”，并以全班名义给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高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表达我们无比振奋的心情和努力学好知识本领迎接祖国建设高潮的决心（两年之后高岗成了“高、饶反党联盟”的头子，因此“反右”的时候我为自己当时发起的这个举动做了交待和自我批判）。班上的两位小画家庄元贞和吴宗铎用几张大图画纸拼起来画了比真人还高大的苏联女英雄卓娅.柯斯莫捷米杨斯卡娅的彩色画像。在晚上庆祝会开始的时候全班同学唱起了那时我们最喜欢的一首苏联歌曲，一边唱一边把英雄像贴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标语下面。那首歌的歌词是：
我们生活在金色阳光下，亲密友爱。
我们骄傲自己的祖国，亲爱家乡。
我们骄傲自己的祖国，青年人的前程无限远大。
光辉的祖国，我的祖国，你的朋友遍天下。
我们要和平，人民都立下誓言。
我们要和平，让新生的幼苗成长。
我们要和平，自由的旗帜在飞扬。
青春在奔放，青春在呼唤，青春正在向前进。
那时候还有一首清纯抒情的苏联歌曲，也是一首舒缓的舞曲，特别和我当时年轻的心起着共振，翻译的歌词是：
我们走在那绿色草地上，新的树叶在沙沙地响。
我们青春中充满了热火，我们青春纯洁像歌唱。
大好春光灿烂又辉煌，一切的道路齐开放。
世界上任何地方，没有人能有幸福像我们一样。
2、青年学生为什么喜爱苏联艺术
晚会上许多同学表演了节目，初来不久的男女华侨同学也热情参加了。我们还跳起了交谊舞（解放前叫“交际舞”，解放后因为“交际”两个字涉嫌“资产阶级作风”，就改称“交谊舞”）。我们年轻人那时在革命的、艰苦朴素的大前提下，还能够有人性化的，保留较多色彩的生活，这还得感谢苏联老大哥。
许多从老解放区农村来的普通干部，进入大城市以后看不惯（或假装看不惯）的东西太多了。城市旧生活中的东西，特别是沾上点西方色彩的东西，都被一些人认为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与革命作风不相容的。“改造城市”在文化方面，在生活习性方面实际上已经有“农村包围城市”，融化城市的倾向。亏得“苏联老大哥”在大约十来年里起了一些缓冲的、“保护伞”的作用。
男人穿西装，女人穿俏丽的布拉吉（连衣裙）已经有人看不惯了，因为那是洋人穿的东西，旧社会资产阶级穿的东西。但是电影里看到苏联“无产阶级”男女也有不少穿西装、夹克，穿布拉吉的，所以还是有一些人有勇气穿。我的个子已经长得和爸爸一样高了，那时家里经济上仍旧比较紧，妈妈从箱子里把爸爸早先的一套藏青哔叽家常式西装翻出来给我。只要穿上衣的时候穿别的裤子；穿裤子的时候穿别的上衣，不要成套地穿，那时人们看起来还并不刺眼。一位解放前不久从东北战场逃下来的国民党军官留在我家的美军夹克和衬衫我也在穿，因为苏联电影里当过兵的干部和工人也穿着和这很相似的衣服，一点也不“反动”。
跳交际舞很容易使人联想到解放前上海的舞厅夜总会，腐化堕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大庭广众，男人随便搂着女人的腰，来自农村的人看着这简直太“资产阶级”了。但是在苏联电影里这也是司空见惯的，在《桃李满天下》（《乡村女教师》）和《光明之路》（描写一个女劳动模范的成长，其中穿插着她和一位“红色工程师”的爱情，里面还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主题歌）里面，都有渲染得气氛浓郁的盛大交谊舞会，它和电影的革命的、爱国的主题都非常协调，都是非常“无产阶级”的。所以交谊舞从1952年到1957年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缓解后到伟大领袖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前的一个短暂的休养生息恢复元气的时期，在全国都曾畅行无阻并且蔚然成风。
那个时期的大多数青年学生和苏联歌曲（也包括古老的俄罗斯民歌）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今天这还是我们这一代人怀旧情结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和许多同学喜爱苏联歌曲甚于我国“自己的”歌曲，后来我知道不仅上海的学生是这样，全国许多地方那个年代的青年学生也是这样。这现象也许有些费解，我自己觉得我们“国产”的许多歌曲总好像有点“干巴巴”的。且不说那些配合群众运动赶制出来的旋律粗糙的政治口号歌，就是一些在艺术上刻意加工了的创作歌曲，也有不少（当然不是全部）叫人觉得里面的“感情”有些隔靴搔痒，总有些什么东西在那里规范着、拘束着。
斯大林的苏联对文艺无疑也是有政治干预的（例如二战后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批评等），但是可能没有像我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干涉和“规范”得那么系统、深入。关于在延安搞了些什么我只学习过毛主席的著名报告，报告后面的动作我不甚了了。在新中国初年声势浩大的文艺批判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听到一些创作歌曲受到批判与指责，说是“情调不健康”。例如抗美援朝时广泛传唱的抒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深厚感情的：“慰问信呀飞满天哪，一封一封紧相连呀。心里的话说不完，心里的歌儿唱不完，亲爱的好弟兄啊！……”就因为曲调婉转柔绵，在报纸上被人说成是“靡靡之音”。还有一首歌颂伟大领袖的：
密云笼罩着海洋，海燕，呼唤暴风雨。
你是最勇敢的一个，不怕黑暗无边夜雾茫茫。
从不停息你战斗的号召，从不收起你坚强的翅膀。
从北方到南方，从中原到边疆。
你响亮的声音，鼓励着斗争中的人民，温暖着受难者的心。
你是光明的象征，你是胜利的旗帜。
你是光明的象征，胜利的旗帜。
敬爱的毛泽东同志，我们光荣地生活在你的年代。
学着你的榜样，跟着你的火炬，走向自由幸福的新世界。
这首歌的内容还有什么可挑剔的？但是也被批判说语言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味太浓，不是工农兵大众化语言，所以也是“情调不够健康”。
这的确是一种怪现象，按照当时国内的评判标准，我们在苏联电影、苏联小说、苏联歌曲、苏联舞蹈里看到的许多东西，如果不是打着“苏联老大哥”的牌子，都可能被指责为资产阶级情调，有的还可以说“太不像话了”。芭蕾舞剧“天鹅湖”比过去的“大腿舞”还要“大腿舞”，那像话吗？但那是苏联的，毛主席号召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谁敢说那不好？所以说在许多年里文化生活上还没有搞得像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样彻底枯萎荒芜，这要感谢苏联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改造得还“不够深入彻底”，使需要享受一点人文精神和生活乐趣的普通中国人有了“空子”可钻，可以拿“苏联老大哥是这样的”来做挡箭牌。也许这是因为斯大林还没有想到去做一篇那么长的什么“莫斯科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算是做了，有大剧院的莫斯科和只有秧歌腰鼓的延安毕竟不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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