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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4、思想改造运动
当时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全面展开，对象主要是知识分子。我是在一次周末回家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那一篇权威的文章《思想改造必须进行》，我看了认为“非常正确”。
学校里的思想改造对象主要是教员，记得是在1951年暑假通过集训方式进行的。那年开学以后，在学生中公布了一些情况，而且还动员同学们帮助老师继续深入改造。据说老师们通过暑期的集中“改造”都好像脱了一层皮。表现得最典型的是我们的历史老师孙运鸿，我在前面较少提到他，是特意留到这里来讲的。他年纪比较大一些，四十好几，将近五十了。面孔和身上都很瘦，不修边幅，剪平顶头，但往往留得很长。大概由于体弱，秋天早早的就穿上了厚厚的棉列宁装。不过他讲课时中气倒是很足的，一双发亮的眼睛滴溜溜转，更加强了他语言的感染力。他讲课极其精彩，引人入胜，就好像在历史事件里我们都在跟着他身历其境一样。第一个学期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在讲“从猿到人”的时候弯着腰、垂着双臂学猿人的样子。正好他凹眼眶、大眼睛、高颧骨，大家课后都笑：“真是活生生的一个猿猴。”他讲得最津津有味的是古希腊和罗马史，听他描述的那真是精彩盛世，人类文明的光辉童年。特别是作为巔峰的雅典贝利克理时代和东罗马拜占庭时代，他都描绘得极其细致详尽，并发出热情赞叹。而最扣人心弦的还是他讲的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太平天国、八国联军、甲午海战、戊戌维新……成败、得失、正误、功罪，每件大事他都能分析评论得头头是道，丝丝入扣。我听着心里时常感到遗憾，为什么孙先生不早生一百年，由他去当总理大臣，或者当太平军的主帅或军师，那样的话，历史的进程就大不一样了。
但听说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受到的震撼最大，开学后遇到学生的时候，他不无夸张地拉着他们的双手，捶胸顿足，表示对过去的悔恨。虽然他究竟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我至今不甚了了，但那时才听说他解放前曾当过上中的初中部主任，对学生管得非常严厉，近乎法西斯式的教育。学生犯了过失的时候，他的处罚是强迫他们吃奎宁粉。这和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热情和善的孙先生完全两样了。不过后来我才知道这不能怪他，解放前的上海中学不仅各方面条件比解放后还要好些，而且对学生的管教也比解放后更严厉。
团组织开会发动同学帮助老师改造，要大家平时注意教员们的言行，特别是在上课时有没有反动或错误言论。于是我们便很注意寻找蛛丝马迹，也曾挑出过一些毛病。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地理先生“陆陆人骥”最喜欢在讲课时无边无际吹牛、插科打诨，所以最有辫子可抓。具体都找了些什么问题，我现在记不清了，只记得他有个口头禅是喜欢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汇前面加个：“所谓”。当然也包括在一句正面的话或一个庄严的词汇前加上“所谓”，这就含有贬义了。讲地理难免涉及到政治，这个问题就大了。于是有人提出他这是别有用心，这是我们第一次学会“上纲上线”。
后来学生自己也要“思想改造”了。虽然没有像教员那样大搞，但是也不允许置身事外，也要通过学习和暴露、批判自己，受到教育。于是每个人都来回忆反省，“挖出”和“亮出”自己的错误和反动思想、肮脏思想。包括政治方面的，也包括道德方面的。许多东西我听过很快都忘了，我们这些“大孩子”还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呢？
唯有一向最老实的一位C同学暴露和检讨语惊四座。他本来就口吃，比我前面说的我自己的口吃厉害得多。他也不是“结、结、结、结……”的，而是在说不出话的时候就先“咳———”地吁气，最后把要说的那个字使劲挣出来。他这次发言先是说了一些别的，例如说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十分严重，喜欢出风头，有时又表现为自卑。最后话题一转，说自己简直非常“卑鄙”、“丑恶”，这时他的口吃厉害起来了，“咳……”了一阵之后突然挣出一句：“我甚至还想白相（玩）女人！”。这时他的脸已经红得发紫，说话声音发抖。究竟想怎么样地“白相女人”，他已不好意思再讲，这个场合也不便讲了。从同学三年一直到大家退休后的今天，观其一生，他都是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的人。他怎么去“白相女人”呢？只能说他那时根本就不懂，我们许多人那时也和他差不了多少，就是说也不大懂。无非是对青春时期产生的性幻想有一种犯罪感。这种犯罪感也因为当时已经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情调”而加强了。
C虽然开口讷讷，却还特别喜欢说话。有时也和大家凑热闹“风趣”一下，但往往成为大家调侃打趣的对象。有时被逗急了，他昂首挺胸装出一副凛然不可犯的样子，但过不一会儿自己就憋不住笑起来了。他这次“暴露思想”之后又被抓住了“材料”，有人就并无恶意地编造了他的“桃色故事”，说听见他半夜在宣斋（女生宿舍）跟前某某女生（也是个老实得有点憨气的姑娘）房间的窗下唱情歌。虽然他在我们班上论能力和才气并不出众，但我一生里每想到上中同学几乎都会首先想到他。我不吝把许多好的形容词放在他身上，忠厚、诚实、耿直、积极、热情……。当时作为最早入团的青年团员，任何事情上他都积极带头，交给他什么任务都尽心尽力任劳任怨，虽然不指望他干得很出彩，但是你对他尽可信赖。“参干运动”他也是激情满怀打头阵，而且我们班上就他一个人把那本《祖国呼唤的回声》珍藏一生。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人，后来也被打成“右派”长期受屈受苦，未曾有一日扬眉吐气。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很难说他对当初完全“无悔”，但他对那个“火红年代”的怀旧之情肯定比我更有过之。上中毕业后他考进北京工学院，同时考进那个学校的还有曾经当过班主席和学生会干部的老团员姚康年（可以说她是我们班上的“热情之花”）。1957年他们两个都被打成“右派分子”了，分别被放去工业劳动。后来C长期在天津的一个工厂里，也是结婚很晚。到年龄退休后居住岳母所在的天津郊区一个村子里，生活比较艰苦。直到后来儿女长大了在外面闯荡得有点成绩（有的曾经到俄罗斯去闯过），家境才有所好转。
他一直深情怀念上中的年月和上中的同学，自从王昀他们搞了“同学录”以后他和许多同学经常通信，把这当作晚年的精神寄托。他有个高寿的老父亲一直住在上海老家，所以经济较为宽松的时候他得以隔三差五地返沪省亲，并在津—沪途中经常弯到就近的各城市去看望在那些地方的老同学。但是武汉离这条线太远，所以我这里他从未来过。而且近年好几次我回上海的时间都和他互相错过，彼此多次在通信中对此深表遗憾。2002年底我为购房事回沪，这次总算他也同时在上海。他得知我到沪后马上打电话到我弟弟季威家里，和我预约除了在陆刚家里聚会以外还要单独相聚畅谈一次。那天在陆刚漂亮的新居里大家都谈笑风生，但我立即注意到少年时期就讷讷于言的他似乎总在那里紧张聆听而插不进口，眼睛常常注视着我。我猜想他在等候着“单独畅谈”，可惜我那次在上海要处理的事比较费时间，而我又得早些回武汉，我和他一个在浦东，一个在老“北火车站”旧址北边的共和新路，专门再聚一次有困难。我就和陆刚打了招呼，等大家散后我和他两个在他家再逗留了一个钟头。后来我又和他一同乘车到人民广场途中还继续在谈，但这次谈话似乎反被过于期望和重视而拘束了，他好像在向我这个“老支书”作全面汇报，当然我听了确实对他别后经历有了更多了解。我想下次再见面就放松了。他现在的看相很显老，但可欣慰的是他身体很好、精神很好，我想他有他高寿老父的遗传因子。
实际上那时我们有许多人对党和团组织都是赤诚的。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相继在报纸上全文发表的时候，我想首先引起的普遍反应是大家都更加钦服我们伟大领袖的深厚学养（当然据后来所知，毛泽东在陕北老区的这两篇报告是他丰富的政治军事和党内路线斗争经验的比较深入的总结。用他戎马倥偬中读到的一些哲学概念作了理论化的包装。在系统的西方哲学学养方面他比起马、恩、列、斯来差之极远，也不如中国党内陈独秀、张闻天、李达等认真读过些西方书的书生政治家。后来正式发表的这两个小册子，是由苏联当时专门选派来中国当大使的哲学家尤金院士作了大幅度修改润色，才使之更像“哲学”著作的）。
记得那时邱善昌已是团支部宣传委员，他父亲是宁波人，工商业者，即“资产阶级份子”。邱善昌毫不隐瞒地告诉我这个支部书记，说他父亲看了毛主席的两篇宏文之后感叹：“ki（宁波话“看”）将起来gi（宁波话“这个”）共产党一时头里（一下子）还打其（它）勿倒！”他的意思显然是说想不到共产党的领袖有这么大的学问，可见其根基是难以撼动的了。但是此话的“立场”何其反动，“祸心昭然”！而当时我们不少自己有了“觉悟”的同学都是这样的，家里有什么“落后反动”的言论和现象都愿意无保留地暴露给组织知道。
5、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热情
说到这里，顺便说说我那时对马列主义的学习热情。课堂政治学习对我说来还不过瘾，我自己贪婪地看了不少书。那个年代苏联有一家出版社（大概是叫“外文出版社”吧）出版了许多翻译成中文的马、恩、列、斯的有代表性的著作，其中列宁和斯大林的最多。道林纸的，装订方式和封面装帧都和我们国内的书不同，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有列宁的《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等；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等，不用说还有《联共（布）党史》。特别引起注目的还有普列汉诺夫写的《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因为早就知道，虽然普列汉诺夫前期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在俄国建立共产党做过贡献，但后来成了老机会主义者。我那时想，出了这本书，大概说明他还有一点可取的地方。以我一个十五六岁少年的那点生活、社会和政治阅历，许多东西我都无法说得上真正理解，但还是囫囵吞枣地对马列主义的主要内容有了一个初步了解。还有一本我花了很多时间专门阅读的是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成为我学习做团支部工作的经典参考书。戴无框圆镜片眼镜，下巴留一撮胡须的加里宁“老头”在斯大林时代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他在苏联国内各种场合做了许多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精神、品德教育的演讲，形成这样一本厚厚的文集。
有过一些当时在理论上发生的争论更刺激了我的兴趣。在“三反”、“五反”运动过程中，最初几年的团结对象资产阶级一下子变得臭不可闻。记不清是哪一篇文章或报告里列出了资产阶级的“四八三十二”个字的“八大罪状”，当时宣传得人人都可倒背如流。又有几位权威理论家在《学习》杂志上发表了全面否定资产阶级的过激论点，后来中共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哲学家冯定发表了一篇文章来纠偏，还是继续肯定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实际上主要是肯定资产阶级还是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可以看得出冯定的文章是得到最高当局的首肯而刊出的。
此外，大概是1952年报纸上大篇幅地发表了斯大林的最新论著《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问题》，其中包括斯大林审阅当时苏联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编写中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稿的过程中写的几封信和评论。在此之前，我曾读过那时在中国流传较广的列昂节夫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所以对这方面问题兴趣盎然。斯大林这一组论述的基本倾向倒是“纠左”的，他批驳了编写“教科书”过程中一些理论工作者发表的左倾幼稚的观点。那些人完全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认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就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决定着一切。斯大林在去世前一年发表的这些意见是把他自己长期领导下制造的极左的苏联经济实践和理论稍稍降了点温。而斯大林一出来说话便一锤定音，“教科书”的编写工作推倒重来。我到大学以后读到了已出版的《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简直完全是以斯大林那些“意见”为提纲写出来的，只是把一本薄书加些水，泡成了一本厚书。党的理论工作者完全成了领导人的传声筒和驯服工具，对这个现象那时我看着开始有点想不通，为什么一切都要听领袖一个人的，所有其他理论工作者难道都那么平庸愚蠢？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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