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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2.民主和斗争

 

改选学生会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搞得很活跃,我已记不清那次我们班推出去的候选人是姚康年还是季亚平,因为他们两个先后都当过学生会委员。我前面已经说过,解放初期大家都觉得共产党带来了新鲜的民主空气。这大概是在带领群众和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独裁对抗的时候拿起来的武器。凡事都开会讨论,这就是一种民主方式。那时有道是:“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虽然这是有些厌烦了会议泛滥的人编的一句牢骚话,但是“会多”总比“税多”好。选举也是一件吸引人的新鲜事,因为那时学生组织(也包括青年团分支部)的选举是“动真格”的,不完全是走过场。各班推出自己的候选人以后立即组织了竞选班子,出宣传海报,还到各个教室去发表竞选演说,用说快板、唱小调、和演说的方式介绍本班的候选人。为了班上的荣誉,大家都很在意这件事。其实按我想起来,采用了一点“资产阶级民主”的形式,也是解放初期共产党能在相当大多数知识分子中很得人心的因素之一。

 

但那时也开始看到另外一种情况,从老解放区来的老干部,甚至学生中的干部子弟,有时使你感觉得出有那么点严峻气质。例如副校长陈光祖突然变脸,严厉批判书生气十足的“民主人士”,正校长孙福煦,撤掉了他的校长资格。后来又传出消息,原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出身的校党支部书记王绍铨与部队来的陈副校长(党内职务是支部组织委员)之间发生了抵触,也在党内受到严厉批评,从此就有点灰溜溜的了。

 

我记不清那时的“镇压反革命”运动持续了多久,刚开始的时候只从报纸、广播上知道一些社会上发动群众搞运动的情形。街头里弄男女老少都会唱一首歌:


镇压反革命,大家一条心。
人民当家来专政,不许特务害人民。(堂妹妹庆庆那时还小,她把“不许”听成“wu ju”,唱成“乌龟特务害人民”)
特务恶霸是豺狼,你不打它,它咬人。
大家快起来,坚决彻底,干干净净,全部扫清,
嘿!嘿!镇压那反革命!

 

“镇反”运动狠狠打击和镇压的是暗藏搞破坏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他们不但危害新政权和解放战争,还危害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地痞恶霸、接受国外教会控制的基督教反动势力(如“圣母军”等)、土生土长的“反动会道门”(如“一贯道”)。所以多数群众是拥护支持的。

 

学校里动静不大,除了逮捕了一个姓袁的历史反革命教员以外,还逮捕了一个高中三年级的“地下党”女学生。她搞“地下革命”站错了队,参加到“托派”里面去了。在苏联当“托派”后来要杀头的,在中国也归入“反革命”。后来我曾想,这个学女生从前大概也和团委书记许俊生他们一样兴奋地投身到地下革命中来,但也许出于各种偶然机遇,她跟随上了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一帮意见不大一样的人,就这么成了革命的“死敌”了。不知道这个人被“揪”出来以后弄到哪里去了。

 

班上唯一的党员(当时大概是候补党员)高干子弟于波常提醒我们注意“敌情”,注意同学里面的特别动态。有一天他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说要建立一个“网”(为这件很机密的事他只和我谈过一次话,所以我早已忘了他当时说的叫做什么“网”。在这之后倒是又建立了一个“党的宣传网”,那是公开的,我也被吸收加入了),要吸收像我这样政治上坚定而且敏感性强的人加入。任务是经常密切注意周围的可疑现象,及时向这个网报告。我不必知道加入这个网的还有别的什么人,以后只须和他(于波本人)单线联系。还有一点我必须记住:永远不要透露这件事,包括以后无论到哪里,对那里的领导和党组织也“不必说”。我是一直记着这个的,不仅平时没有对任何人说起,1957年以后我被迫写过无数的“交代”,但我的交代里也从来没有提过关于“网”这件事。直到现在年逾古稀了,我想五十几年前的事应该可以“解密”了吧,才第一次把它写在这个回忆录里。不久我就被提醒注意班上的秦家骥,他是在育才中学读的初中。据说育才有个化学教员叫狄宪章,是个反革命特务。解放后拉拢一些学生搞了个反革命组织“DRP”(Democratic—Republic Party),从事反革命活动。据说狄宪章还把氰化钾发给每一个成员,叫他们装在十字架形的项链坠子里,情况紧急的时候就自杀。据说还不能肯定秦家骥是否加入过,但也不能排除嫌疑。我记不清这个情况最初是从哪里传起来的,但听到这件事不仅是在于波和我的“单线联系”中,在一定范围内都谈论过。但是到最后也没有看出什么结果来,也不知道离开上中的时候这个疑点进入他的档案没有。我自己倒是主动向“网”反映过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我看到我们班上的赵关旗有一些异样的举动。他常常独自一个人站在宿舍走廊一端的窗前做一些奇怪的动作,那时我还不知道有气功健身这回事,倒是曾经从武侠小说、电影和丧事道场里见过道士作法。正好那时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上海在打击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据知这个反革命封建迷信组织活动很猖獗。于是我就想到:赵关旗会不会和“一贯道”有关系?为此我慎重其事地写了一个“小报告”,后来也是莫名其妙不了了之。


对什么“网”这件事,我在道义上从没有产生过什么疑问,我知道之所以要“永远保守秘密”是怕引起一些群众的不理解和舆论上的麻烦。因为解放后我们曾经揭露和愤怒控诉过国民党、三青团特务爪牙对群众进行监视告密等“无耻行为”,但从我的政治立场,我认为决不能把两者相提并论。革命和反革命、正义和非正义这是截然不同的。解放后反革命特务活动是隐蔽的,我们也应该用隐蔽的方式与之周旋,而且在没有把情况弄清楚之前怀疑一些人和事也是无可避免的。看了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我对“契卡”和它的头领捷尔任斯基还抱着一种很崇敬的心情。看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里面的“契卡”朱赫莱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3、修炼“革命的严肃气质”

 

提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部根据苏联火红革命年代里作者的亲身经历写的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小说,还有由于这部小说中作者极其推崇而激起我急迫心情先睹为快的英国女作家伏契尼的小说《牛虻》,是我解放后读过的所有文艺作品中曾经对我影响最深刻的。故事主人公的那种执着的理想主义信念、为贯彻这种信念的彻底献身精神、一切以这个信念为准则自律、律人的纯正追求和极端严峻态度,像容不得眼睛里的沙子那样不能容忍周围一切在他看来“不纯”的东西,于是经常表现得不是狂热就是冷峻无情。在今天看来,这些极端理想主义精神和性格偏执是病态的,但是在当时却成为我铸造自己精神和气质形象的楷模。

 

团组织号召学习好的同学帮助学习困难的同学,我除了组织班上的这项行动以外,自己也毫无疑问要带头。1952年有一大批东南亚各国的华侨学生回到新中国来上学,出于党的华侨政策,把他们安排到最好的上海中学来,分派在我们班的数量特别大,据我回忆得起的有十三个。有从印尼来的、从缅甸来的、从越南来的、从马来亚(那时还没有扩大为马来西亚)来的、从新加坡来的、从暹逻(泰国)来的、从香港来的。这些人多半来自富裕家庭,但也有穷困的。他们的学习一般来说比我们这些经过考试竞争而进入上中的差得太远了。我们都一一指定了专人帮助他们,我自己负责帮助马来亚来的潘建开。他是个穷孩子(从他邻近的新加坡来的林廷藻则是个大少爷),性格很内向,说起话来轻言细语,经常带着几分忧郁,但我和他成了好朋友。后来毕业离校的时候由于他需要用点钱而经济上又十分拮据,我把父母平时给我零用但我留着没有花的总共二十几万人民币(币制改革后相当于二十几元)全部给了他。此外他喜欢集邮,我把从重庆黄桷垭时期开始收集的一本邮票也统统给了他,我因为那些年太忙,已失去了集邮的闲心。

 

我对人有真诚热心的一面,但冷峻的一面也给许多同学留下明显印象。只要看到有同学特别是团员有“不好的表现”,我批评起来一点不讲客气。甚至在大会小会上话语尖刻,不留情面。对我那时的两个“搭档”高鹏远和是勋刚也是一样。他们都是支部委员,我觉得对他们要求应该更加严格。而这两个人都聪明能干也因此有些傲气,我把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还加上一点“自由主义”)毛病看得比较严重,曾多次批评,有时弄得很僵。其实这些“毛病”我自己何尝没有?

 

还有两件我弄得叫人难堪的事我一直感到愧疚。其一,清心女中来的裘妍儿性格颇具特色,梳着两条拖到臀部下面的长辫子,走起路来带着几分京戏青衣的步子,她还真的会唱点京戏段子。她还是个《红楼梦》迷,不时和同学谈《红楼梦》,有时还拿班上的同学和《红楼梦》里的人物对号,说这个像谁,那个像谁。我自己三国、水浒、西游、封神等等看过无数,但《红楼梦》只经常听人说起,直到二十七八岁(那时已经摘了右派分子帽子在单位工作)才第一次看这部书。因为我那时听人家说《红楼梦》里都是儿女缠绵的东西。所以裘妍儿的作派在我看来太不“无产阶级”了。加上她政治上“不大开展”,脾气“有点古怪”,有时发牢骚斗嘴语言泼辣。有一天不知为了什么和我碰起来了,我那次抱着“打打她的歪风邪气”的意思,针锋相对,特意表现得比她还“泼”,最后搞得她大哭了一场。于是她得出结论说:“胡伯威像王熙凤。”其实她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后来她“进步”了,曾经有一次在假期里写了一封信给我,她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丽达.乌斯金给保尔.柯察金的信里说的一句话规劝我不要成天只知道“革命工作”,也应该有个人的生活和感情。那句话是:“保尔,你不应该对自己那样苛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仅有斗争,而且有美好的感情带来的欢乐”。显然对那次吵架她已经没有任何芥蒂,她是在真心地关心我。

 

其二 ,二年级的时候有一个靠近吴淞的比较好的中学,大概叫岭南中学,后来撤消了,有七八位同学加入到上海中学我们班里。我记得其中至少有丁照生和朱思强两位是团员,而且在那边还是学生会和团的干部,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为我们班的骨干力量得到加强而兴奋过。但是他们来后第一次开支部大会的时候,开会时间过了好些时,朱思强(他高高的个子,体格匀称挺拔,一表人材)还没有来,只好不等他。我已经讲了好一会儿的话他才来了,我十分不高兴,心想:“你原先还是个团干部,竟对组织生活那么满不在乎,大大咧咧!以后我们支部的团员大家都学你的样那还行?”。那次支部大会是在大礼堂楼上一角的阶梯座位上开的,朱思强刚一上楼,在礼堂楼座后角出现的时候,我正在讲的话就嘎然停止。这时全场肃然,我面无表情地目送他入座,还特意再停几秒钟才讲下去。虽然没有一句责备的话,这个“阵势”已足以使他难堪。后来的事实证明,朱思强并不是一个吊儿郎当的人,他积极热情,待人也很厚道。

 

后来有一部苏联影片是描写苏联小学生活的,其中揶揄一个少年老成的少先队“干部”,戴着眼镜,成天夹着一个大皮包,摆出大人和首长的派头,十分可笑。记不清是谁看了对我说:“这有点像你。”从此我才开始对自己染上的“毛病”有所感觉,因此对朱思强那件事始终记在心上,但不好意思说。直到不久前,在上海的朱思强因为知道我女儿关心留学的事,特意给我寄来有关材料。我在回信表示感谢的同时,顺便提到了半个世纪前这件使我自己汗颜的事。最近一次因我回上海,王昀邀集老同学在陆刚家聚会的时候,大家又感叹和惋惜起我的蒙冤和被屈才。但我忍不住说:“现在说这类话在社会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倒是要说说我自己过去也曾经神气活现,一副极左面孔,也许说说这个更有意思一些”。于是我又提起了自己“给朱思强颜色看”的那个例子,他当时也在场,而且两次为我去上海而邀集的聚会都是他帮忙在张罗通知、备饭。但是看来他早已把我提起的这件事情忘记得干干净净了。当然那件事也谈不上对他有多大伤害,使我难为情的是我自己当时表现的那副煞有介事的蠢相。那种浅薄狂热的认真。

 

还有一面镜子照出了我当时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那就是女同学倪进方到了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从上海写给我的一封信。倪进方来上中前在教会学校培成女中读初中,她肤色白皙举止娴雅。但可能她给大家第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烫头发、穿旗袍。解放初在成年女性中这种打扮还不算奇怪,但十五岁左右的少女中像这样实属少有。所以这“印象”就使人联想到“资产阶级小姐”。不过我一直觉得她这个人对生活是很认真的,上进心很强,还喜欢思考。经过“参干运动”以后她的上进心也表现在政治热情的提高,她还比较愿意暴露自己的思想,我记得她入团虽不是最早一批,但也是比较早的。1953年她考进华东化工学院,那封信是1956年写给我的,其中传递的一个信息是她已经成为预备党员了。那时正好是在“整风反右”之前社会思潮被暂时“纵容”而出现一些松动和活跃的时候,所以从那封信可以看到她已经有“今是而昨非”之悟。她说她在上中的时候,特别是她自己开始要求进步的时候曾经对我这个支部书记很崇拜,曾把我看作她学习的楷模。但这两年逐渐怀疑起我们过去那样是不是对,是不是行得通。她所指的就是在我们当时生活中那种严峻的政治色彩。

 

我们一直到1997年初才在上海王昀家里聚会时重逢,聚会后她邀我去她武康路的家里去坐坐。一路上她谈起了大学毕业后跌宕起伏的经历,这也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交织着政治和人际关系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一个把主要心思放在认真做事的人必定会遭遇的无奈困境和挫折。但是,她有幸未遭遇伤元气的重大打击,加上她自己比较好的基础和倔强的努力,在专业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就。到了退休年龄,还牵头承担着重大研究项目,在我们班上女同学中算得上数一数二的成功者。这又是一段后话。

我在家里对自己父母也是这个态度。他们1951年先后都参加了工作,爸爸进了华东交通部运输局,后来又转入该部下属的联运公司工作。妈妈出去学过一段时间当时曾流行的缝纫机绣花,后来有机会参加了市里的一个教育学院短训,被分配到普陀区长寿路中心小学任教,她因为有中央大学教育行政系毕业的底子,不多时就担任了教导主任。这个学校的学生以工人子弟为主。父母参加工作后心情愉快,在当时形势下对共产党确实心悦诚服,在家里也可以听得出他们“政治认识有很大进步”。但是以我自己那时不断提高的思想标准,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不少不顺眼的东西,觉得他们“非无产阶级的意识太多了”。前面我已经说过我和爸爸经常顶撞,有好几年的关系不和谐。

 

其实后来回想,就拿“劳动观念”来说,我从学校和团组织那里听到很多说教,但是使我最早得到切身体验的倒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爸爸。解放初年他还没有被吸收安排正式工作(里弄工作不算)的时候比解放前闲空得多,他就是耐不得闲。自己也说:“我是个劳碌命”,每天做完里弄工作就在家里楼上楼下忙个不停。每晚等到全家人都上床睡觉以后,他一个人就开始清洁大家庭的公用厨房,走廊,忙到很晚才睡觉。我说“切身体验”的就是他发动组织我也参加的几次“大行动”。例如,我家后楼楼下有一大间好像是过去日本人的公共浴室,我们一直当作堆放粗重杂物的地方,在它边上还有从天井上楼的铁栏杆扶梯下的一个废弃的“厕所”,也用来堆破烂。日积月累,其脏乱已是积重难返。有一个星期天爸爸动员我们几个大小孩子各尽所能,和他一同来彻底打扫整顿。大的小的,轻的重的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层层叠垒需要爬上爬下搬进搬出,厚厚的灰尘和积垢都要扫抹洗刷。上午又下午,我们忙得汗流浃背灰头土脸,但是最后终于看见了我们做出的成绩,把这两个叫人见而生畏的大小房间打理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然后洗脸抹身换上干净衣服,顿觉浑身轻松,心里特别的畅快。如果是请人雇人来完成这一切我会无动于衷,哪来这份快乐心情?

 

这一点也不奇怪,爸爸从小就是劳碌惯了的,后来也历经各种辛苦奔波,无非就是在二十年的时间里,个人机遇使他进了旧政府机关做过事,后来又经过商,当过经理。就因为这,虽然“四清”以后给他正式定成分是“职员”,但只要来个什么“运动”就把他归入“剥削阶级营垒的”一分子。就要以待罪之身接受群众审问,批判,做不完的交代检查,捶胸顿足臭骂自己。身上那点“烙印”、标签总也抹不去,人之间的那个鸿沟总也填不平。

 

妈妈则对我只有关心,与我没有任何争论,但是有一件事却引起我对她严肃指责。1951年昆明来信,说外公去世了。起先外公在土改开始时因为被当地群众认为“罪恶不大”,没有激烈斗争他。但后来有人提出他在造车家壁山下那座花园别墅时,从公路边开了一条通到别墅跟前的私用汽车路,虽然用的材料都是出钱从农民那里买下的,但是这条路切断了从大竹堤下流向倮倮村农田的溪流。据说这严重影响了贫下中农的收成,要他赔偿一笔巨额款子,当时他已赔不出来,因此被判三年管制。其实那时像他这样的“官僚地主”,三年管制并不为重。但他身体不好,半年后便得重病,释放(管制不是做牢,我不知道为什么还有“释放”,是后来看到妈妈写的交待材料里这样写的)养病,不久就去世了。虽然据我所知,妈妈年轻时和外公之间为政见和婚姻的事翻过脸,外公一气之下还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但因为我的亲外婆在妈妈两岁时就去世了,毕竟父女情深,当时一怒翻脸也是因为爱之太切。抗战时带我去昆明那时他们早已和好,解放前夕妈妈要去昆明省亲还因飞机停航不能成行而忧郁成疾。外公受管制时,虽然爸爸失业在家,妈妈每月还寄三十万旧人民币给外公。接到那封报告噩耗的信时,妈妈倒在床上泣不成声。正巧那天我在家里看见了,当时我就拂袖而出,十分气愤。回到学校后写了一封信给妈妈,狠狠批评了她一顿。后来妈妈在思想改造运动中对这件事作了检讨交待,检讨里原封不动摘录了我给她的那封信,这里转录如下:

 

“……您对外公去世所抱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注:我最近接触到一些那个年头的材料,回忆起那时人们在谈论思想问题时都学会而且很时兴用“正确”、“不正确”这样的字眼。后来随着一个接一个的运动,翻新出来的词汇就更丰富得多了),我看见您痛哭,就似乎觉得您和我有些疏远了;您和您那些天真活泼的(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的学生们有些疏远了。但我还没有深怪您,因为我觉得(出于)多少年来的父女感情,要完全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但是您事后还寄了很多的钱去叫他们抽一部分替外公念经,您想想,现在全国人民流血流汗获得了解放,正在进行增产节约运动(注:当时正值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增产节约“三大运动”同时进行),替国家建设积累资金来争取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的时候,您却拿了大把的金钱去安慰一个曾经压在人民头上的人的灵魂。在这个人民翻身(做主人)的时代里,去做一个封建的‘孝女’,您的立场是什么?……”

 

妈妈的材料里只摘了这些,括号里的字是我现在为了修改或解释那里面不大通顺的文句添进去的,我已记不得信里还说了些什么别的话了。妈妈是在经过强大的“思想改造运动”想通了之后才“正面”引用了我的信的。不知道当时刚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心里是个什么滋味。

 

当时我就是那样的“极左”,但也是那样的真诚。所以我也相信当时以及后来有不少表现过“极左”的人也是同样的真诚(正是这样的人后来有不少却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原因就是始终不肯改变他们的真诚)。遗憾的是,后来我也遇到过太多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卑鄙小人。随着国家权力体制的发展,有不少在解放初年持观望态度的人在那种形势下却大左特左起来了。在高层极左得厉害的时候,许多人的极左动机越发地难以揣测。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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