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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1.发展新团员

 

那时候在学校里经常使用“工作和学习”这样的字眼。据知以前在革命队伍里除了做各种各样的革命工作以外还要为革命而学习,学习革命的政治;学习自己革命工作中所需要的知识和业务。这个话被带入到解放后的学校来又有了新的涵义,主要是人数不算少的学生党、团干部以及学生会和班级干部在学校里都有着双重任务,要学习,还要做政治工作、社会工作,“工作”的重要性往往不亚于上课学习。那时毛主席在全国团代会上号召青年们要:“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对于学校的学生来说就是这个意思。在伴随我一生的个人档案中,“参加工作”的时间锁定在1957年,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远远不够资格享受“离休”干部待遇的资格。这个待遇差别很大,而且无法逾越,除非我当上科学院院士(虽曾两次被提名,而作为“地方军”的提名人只是陪衬而已)。

 

但我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入团的。从那时开始直到大学毕业前夕被开除团籍的八年时间里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在“工作和学习”着。而且我下面要说的“学习”除了包括政治课在内的课业学习,还包括课外自己抱着很大的兴趣主动自觉地学习革命理论。

 

第一次“参干”运动结束,热烈欢送了被录取“参干”的同学,学期也差不多结束了。寒假一过,新的一年开始,学习和学生工作都转入正常。由于许多积极分子“参干”走了,于是及时改选调整了团的组织和班委会组织。我记得大概陈宗时走了以后,班主席一度由姚康年担任(后来她被选入校学生会),新的团分支委员会书记仍是我,组织委员高鹏远,宣传委员是勋刚。他们新上任,积极性都很高。经过参干运动,许多同学思想面貌都有变化,向团组织更靠拢了。

 

我说过,解放之初在清心中学,学生的政治态度是复杂的,很明显地有“进步”、“摇摆”、“落后”、“反动”的各种成分。上中的进步势力很大,但仍有为数不少的人表现出或多或少、或明或暗的离心倾向。参干运动后至少气氛大变样,要求进步成了大势所趋。有的愿意承担课外社会工作,有的表示要入团。我记不清是什么时候两个“撬客”谭劲和王慈忠离开学校了。秦家骥从此不但不再“调皮捣蛋”,还愿意积极参加班里各种活动。从高中一年级下开始我们就积极地吸收发展新团员,后来先后有许多同学入了团,其中比较早的有从清心中学来的季亚平和邱善昌,还有干部子弟周庆治。季亚平是个“好孩子”型的人物,大家对他的印象都不错,自从他在政治上表现出积极性以后很快就被发展入团。后来先后当过我们班的班主席和全校学生会的什么部长,在上中毕业后被保送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邱善昌我已经提到过,就是那个说我刚来时戴在手上的清心中学毕业纪念戒指是“江北人戴的东西”的那个人。他和我有一点相似的地方,就是也曾较早地痴迷于自然科学。“参干”运动中在班会上做典型发言谈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时,他说他很早就立志要做牛顿、伽利略、爱因斯坦那样的人,一生探究自然界奥秘。他身体健壮,有过“煞胚”的美名,喜欢单双杠、吊环等器械运动,我们选他当过班上的军体委员。后来他还担任过团分支宣传委员,所以也曾是我的老搭档。许多头脑聪明的人都富有幽默感,严肃之余,兴之所至,忍不住会突然做出一些诙谐表演。邱善昌就是这样一个人。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为许信耿先生编的那套令人捧腹的“苏州国语”,当然他还有许多“耍活宝”的纪录。大家哄堂大笑之后,给他一个特别好听的赞语叫“下作”。上海话“下作”本来很难听,是“下流”的意思,但那时的年轻学生和现今的年轻学生一样,对神圣的汉语词汇喜欢来点玩世不恭,常常把一些字眼随心所欲转义用之,包括用最刺耳难听的形容词来表达某种赞赏和亲昵。这里说的“下作”只不过是“贫嘴滑舌耍活宝”的意思。后来邱善昌当团分支委员的时候,有一次假期全校团干部在一起集中学习,在严肃的学习之余,我们互相取起了外号。我在清心中学的时候就剪了朴素的“平顶头”,到上中以后让它逐渐留长了些,但可能就是因为太忙,我从来不用梳子去梳理它。早晨起来用手把头发拍一拍,朝前面撸撸顺,就算梳过头了。额前的头发偏向右边,再加上我的鼻梁很高,邱善昌就叫我“希特勒”。邱善昌自己那时剃光头,脸盘也有几分像蒋介石,所以我回赠了他一个“蒋介石”。还有外班来参加学习并和我们分在一个组的一位团干,姓名忘了,他胖得脸上堆满横肉,把嘴唇挤得朝前撅起,下巴也没有了。于是他就成了“丘吉尔”,这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显示出卓识远见的伟大政治家,由于与苏联当局交恶最深,在当时好几部苏联影片里被描写成为最极端的“反面人物”,所以在我们印象中他是最狡猾顽固的帝国主义反动头子。所以我们这个学习组在饭桌上打趣相称都是一窝大坏蛋。

 

周庆治是一位干部子弟,四川成都人,他不仅个子矮小,而且长着一张娃娃脸。他刚到上海不久,不会说上海话。我初到上中时,离开重庆也才四年半,也能讲得一口地道的重庆话,所以很喜欢与他攀谈。那时有一个什么戏剧学校的师生来上中大礼堂演出过一个“活报剧”(一种具有漫画色彩的时事政治宣传短剧),主题是控诉“披着宗教外衣的美帝国主义特务”的罪行。那里面的一个美国神父收养着一个中国穷孩子,给他取名Peter,神父要把他从小教育成“洋奴”和帝国主义的工具。活报剧一开始就是清早起床,神父“慈祥地”把手按在孩子头顶上,捏着“洋腔”问:“Peter,早上看见我,应该说什么?”,Peter毕恭毕敬站着说:“Good morning,Father”。我忽然觉得那个孩子的样子很像周庆治,看完戏碰到周庆治我就做出同样的姿势和腔调说:“Peter,早上看见我,应该说什么?”,然后等着周庆治回答出下面那句话来。Father的意思既可是“神父(第一个字母须大写)”也可是“父亲”。被人叫一声“爹”,就认为是占了别人的大便宜,在中国四海之内皆然。我这个玩笑被许多同学看见、听见了,从此以后周庆治在班上就得了个外号叫“Peter”或“周Peter”。半个世纪以后我们又联系上了,彼此特别谈得来,交往甚多。认真论起年龄才知道,他实际上比我还大几个月,大概是为了报当年讨他便宜的“一箭之仇”,他每次发email给我都坚持称我“伯威老弟”。

 

他第一次“参干”表现非常坚决,但因个子太矮了(不到一米五)没有被录取。高中一年级下学期又来了一次参干运动,招的兵种和第一次不同,现在我只记得其中有“军事情报”。我和他都报了军事情报专业,我因为和第一次同样的理由未被录取。事隔半年,他的身高刚好超过一米五,于是光荣地被录取了。从他的自传中,我得知他的家庭背景和我妈妈那个官僚大家族有点类似。

 

他的外祖父张雪崖,1919年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学生,是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成员,也参加过“五四”运动。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生平一直靠拢共产党,并给共产党帮过无数的忙。周还有一位“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表舅叫陈同生,这位革命前辈先后参加过1926年冬由刘伯承领导的顺庆起义,1927年12月10日的广州起义。他搞过农民运动,武装斗争,也做过文化新闻工作、白区党的地下工作等。1934年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1938年8月经八路军办事处和周恩来出面具保,陈同生得以无条件释放。1939年9月他又被派往新四军占区参加江南抗日义勇军指挥部任秘书长,后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曾作为陈毅的代表前往泰州与敌进行谈判。电影《东进序曲》就是根据这段历史改编的。南京解放后,他担任南京市政府和市军管会的秘书长。1950年8月调上海,担任中共华东局统战部常务副部长、华东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文革”前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正是他调往上海时,将周庆治召唤到上海来读书的,视周如同亲子。周庆治参干后,进入军委外语学校学习英语(学了英语才能搞美帝国主义的情报),成绩优秀,但是没有来得及赶上去朝鲜抗美援朝,毕业后却被派到福建前线去了。

 

在进步家庭的熏陶下,特别是在他伯伯的言传身教下,无论到哪里,他都热情积极,工作和学习上都堪为表率。但是文化大革命来了以后,知识分子出身的高干而又了解江青、张春桥等底细的陈同生自然在劫难逃,遭受迫害之惨非同寻常。死后被宣布是“自杀”,但是不少亲戚和挚友根据陈同生生前的态度和死后所看到的各种现象,都不相信他是自杀的。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仍没有明确的结论,而陈同生在“四人帮”倒台以后的平反也曾遭遇到很长时间的障碍。这说明其内幕的确很复杂。

 

陈同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不小的冲击时,还多次写信给周庆治,教育周一定要坚定信念,“正确对待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革命群众运动”。但是周庆治在陈遭受的迫害日益惨重时,还是忍不住流露出不满情绪,为伯伯鸣不平,结果惹火烧身,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开除了党籍、军籍,押送到地方劳改农场劳改了好几年。周也是拖了相当长时间,在陈同生平反之后才彻底平反的。

 

平反后,周曾到上海港务局工作,在这里,他深厚精湛的英语功底得到充分发挥。主要还是由于他一贯的献身事业的热情,在“改革开放”时期成为交通、港务部门科技情报系统的重要创业者之一。但最后给他留下的还是寒心和悲愤,他和他的几个忠实伙伴殚精竭虑创建的事业当时就遭到一些专门弄权图利的小人屡屡掣肘。后来乃至被排挤而退,取代者是一些“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败家子。

 

到了六十岁他即将退休时,英国霍佩尔公司聘请他担任该公司驻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这个公司具体情况我们从来没有谈起过,只知道他的office设在徐家汇龙华西路的华富大厦18层楼上。和他一起工作的是他的一位“老战友”,我去那里见过一次,姓张,北方人,也是进情报部队掌握了外语的。

 

离开上中以后,政治风云变幻,老同学之间的联系逐渐稀疏。长期以来不知道周庆治到哪里去了,九十年代初王昀从安徽回上海开始寻找和串联老同学,编同学录。几年来修订了好几次,找到和编入同学录的人越来越多。周庆治是在他退休并进入霍佩尔公司以后才联系上的。周得知我的地址后,写了一封信给我,简要叙述了他的情况,说等我回信后再详谈。这使我感到意外的惊喜,立即回了信,其中专门回忆起他那时怎么会叫“Peter”的。我说你这个“美国特务神父的乖孩子”后来参军去打美国鬼子,而到现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又当起“洋买办”来了,世事沧桑,乃至如此!后来他提到他正在写自传,并且把他正开始写的初到上海那一段寄给我看,紧接着他要写上中的事。他已经听说我这个团支部书记以后几十年的出乎他意料的经历,要我详细写信告诉他。我那时正好开始闲散一些,一下子就给他写了一万多字。景明表妹很早就曾鼓励我写点回忆录,那时我还不可能把这提到日程上来。这次为给周庆治提供素材匆匆写出了一万多字,他看了,并传给一些同学看了,引起同学们很大的感慨。


2002年初,我买了电脑并学会在电脑上写作,我们两个就边写边交流,他把已经写出来的东西都发给我了,我觉得他的经历在某些方面比我的更加丰富 ,阅历比我更广。正好那时电视台播出一部讲述上海锦江饭店女创业者董竹君传奇生平的电视剧,并从关于该电视剧的一则电视访谈中得知,那里面从上海解放前就与董竹君联系密切,并在解放后全力支持她事业的那位军队和上海市委的高级首长就是陈同生。我在e-mail里对周庆治说很值得为他的伯伯好好写一本传世之作。事也凑巧,我刚说了这个话,周庆治很快就给我寄来一本刚刚出版的由陈同生的亲密战友、久病卧床不起的张爱萍将军题名的《戎马书生》。它是一本有关陈同生的纪念文集,其中有包括周庆治在内的家人、亲戚、挚友、同事写的追忆和纪念文章。还有些大人物写的文章和题词,并有许多珍贵的照片。书中还收入了陈同生自己写的将近350页的未完成的自传文稿,从大革命时期到抗日战争中期黄桥一战的情况。他当过多年记者,文笔自然流畅,一颗火热的革命的心跃然纸上。我完全相信他的真诚。因为我虽然远远不能和他相提并论,但也曾经历过一种真诚的激情年代。

 

他在书中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揭露了各种反动势力的黑暗和残暴,唯独只字未提他必定经历过的党内斗争。他这个未完成的自传写于1943年整风运动结束的时候(所写的事也截止到那个时候),那时在革命队伍里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都翻箱倒柜,反反复复地清理和交待自己的历史。他写这个自传时的心理状态煞费琢磨。而且据他的亲友记述,“文革”开始后他一方面反复告诫亲友对运动要“正面理解”,但又在好几个场合都流露出只有深谙这类斗争的人才会有的严重不祥的预感。而这个文稿中除了痛斥过一些定了性的叛徒以外,完全隐去其它内部斗争情况。也许他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文艺思想,“只看主流,不看支流”,诚心诚意“为党讳,为革命讳”。可悲的是他终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伟大领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红色恐怖彻底吞噬和毁灭了。

 

在高干中他具有的几个特点,使他不同于那些多如牛毛的一般“走资派”,乃至蒙受了最悲惨的结局:1、他在反右运动中同情和保护了许多被打成或险些打成“右派份子”的人,这说明他确实是革命队伍里的一个心地光明的人。 2、他从事过许多年的地下斗争,而且坐过国民党的牢,在革命文艺作品里绝大多数这样的人都被描写成“英勇不屈,气壮山河”的,但到了运动中审查个人历史的时候却盛行起一种逻辑,认为只要“抓进去”过的人不大可能不叛变。这一正一反,怪哉,那个时候的年轻人竟都相信! 3、他在上海做革命工作的时候很知道一些人的底细,当然那些纪念文章中说起“一些人”的时候只提到江青和张春桥,但是“四人帮”成了“死老虎”之后,陈同生的平反仍遭遇到许多障碍,事情就远比如今桌面上已经可以谈的更复杂了。

 

我们支部那时发展新团员的工作做得颇有成绩,受到校团委会的注意,派了总支书记,工科的唐德杲(他这个“杲”字比较生僻,我们开玩笑叫他“唐德呆” )和我们一起来总结发展工作的经验,先在全校团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后来又拿到上海市团委召开的一次青年团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去作了报告,当时的团市委是在一个大花园洋楼里。我记得我这个报告的题目叫“积极大胆而不潦草”,意思是发展新团员要采取积极态度,不要束手束脚顾虑重重,但也要保证质量,不能轻率潦草。我那时虽然演讲口才练得越来越老到了,但是出了点心理障碍,我发现我有时会口吃,说到有的字眼就结巴起来说不下去了。心里越着急越说不出来,这往往成了我的思想负担。我尽量想办法掩盖自己的口吃,不像别人那样“结,结,结,结……”的,我说不下出的时候干脆假装在思索,停下来不说话,或者找一个别的字来代替这个“结”不出来的字,所以有些同学并不知道我曾经在一段时间有过这个毛病。这次到团市委去做报告,也为了口吃的问题担了好几天的心,我心里责备自己“都是小资产阶级出风头爱面子的思想在作祟”,好在那天只犯了一次口吃。这个毛病还是后来到北京改说普通话以后才去掉了的。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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