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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伯威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上海中学抗美援朝“参干运动”）（二）
5.人心沸腾的动员大会和“一二九”大游行
12月7日运动达到了一个高潮，那天晚上在大礼堂举行了全校动员大会。后来上海中学出了一本小册子叫《祖国召唤的回声》记述了上中整个“参干运动”的过程。因为青年团工作和政治思想教育素有深厚根基的上海中学经过这次“参干运动”更是声名大振，成为全市的楷模。炽热的红色革命爱国激情在全校持续沸腾，我今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那一个月里面，上中大部分学生和教员在不同深度上都经历了一次精神的震荡、灵魂的洗礼。
这本小册子里对这次动员大会也有生动详尽的记述，有的同学至今还保存着它，我看了，但是这里主要还是说一点我自己记得的，更觉真切：大会一开始就淹没在一片沸腾的喧嚣中，大礼堂楼上楼下此起彼伏响彻着从各个班级座位上发出的战斗歌声。主席台上说话下面都几乎听不见，以至不能按时开始，同时下面已经接连有表示现场定下“参干”决心的条子递上去。决心参干人员数量大幅度地增加。一些代表纷纷上台发言。我也代表普科一年级班第一次在两千多人的大会上发言，讲了我们班的参干现况和态度后，我还请坐在下面的全班同学站起来跟我读了一段誓词，这成了大会上一个有创意的举动。当然我的表现也是十足“高涨时期”的。
大会上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些老师们被自己学生的壮烈情怀撼动后纷纷上台抒发感动之情，有的说得声泪俱下。前面说到的语文老师娄博生，先后已在一些小会上发言，此时喉咙已经嘶哑，仍然解下围巾跳上台去大声喊：“孙先生（历史老师孙运鸿，已在他前面发了言）要跟同学们学习，我认为这还不够，我们要跟同学们走，走不动爬，爬不动拖呀！”。讲到“拖呀！”的时候已经是一种他自己控制不住的刺耳的嘶声尖叫。发言一边在进行，一边又有条子不断递上去。在宣布散会以后人们已纷纷离座时，大会主席、学生会主席姜荣泉又跑到麦克风前宣布又有三人报名，连前一共有五百五十名，超过了全体上中适龄学生的三分之一。
过了两天之后是“一二九运动十五周年纪念日”，全市学生举行纪念一二九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大游行。我记得这天寒风凛冽，我们整队从上中出发朝市里走去，这次游行又酿起一个激动人心的高潮。我一路指挥我们班唱歌和喊口号，我们学会一首新歌：“一二九的歌声响亮飞扬，我们的队伍今天更加壮大，为了反对美帝疯狂侵略，祖国发出庄严号召！…………”。还有的新歌是刚刚油印发下来的，我后来一直记得我出了一个小小的洋相，但当时我自己和别人都没有发现。那时汉字简化还没有正式开始，但是已经有一些在一部分人中间自发流行着的简化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有一首歌“前进、前进朝鲜人民军”，里面有一句；“有力地打击敌人”。歌单上是这样印的。但这个“击”字我还不认识，因为原来的繁体字是“擊”。我把这个简化字认成了“去”。就教大家唱“有力地打去敌人”，我们班上就一直这样唱。虽然我想那时自己也会觉得这句话有点似通非通，但年轻的时候就是粗心大意不多考究。虽然对有兴趣的自然现象，我很喜欢追根究底的思考，但对一般的事情我又特别的粗心，许多东西都囫囵吞枣地接受了。直到年纪大了以后回头想起一些事，才想到去考究“为什么是这样的？”。其中包括一些早就用惯了的词汇（特别是地方方言中的词汇），直到年纪大了才去想想到底那两个字是怎么写的，于是才把词义真正搞清楚了。我们这一代学人已经是完全“新学”化了，除了专门学文的那部分人以外，似乎都有“重理轻文”的通病，比我们更早一辈的人就和我们不同。
这次游行，上海中学出够了风头，因为上中参干运动的热烈情景早已在全市传扬，所以一路上遇到别的队伍，包括少先队的孩子们，都向我们欢呼致敬 。“上中人”本来在外面就十分风光，坐在电车里人家一看见上中的三角校徽就会投来羡慕的眼光，这次轰轰烈烈的参干运动中上中又是独占鳌头，声名大振。
6.人生观的洗礼（爸爸的阻挠和妥协）
热烈的高潮过去以后团委会及时把运动引向深入教育，掀起参干热潮的目的不仅是要招募一批人去军事干校，准备上抗美援朝前线，还要通过这次行动对广大群众进行一次为党的长期目标所需要的政治教育。上中党、团组织里有着一批有才干的人，这种工作进行得很出色。几次热烈的高潮之后立即利用已设置的有线广播系统，用上大课的方式，在同学们环绕是否“参干”这个问题，进行了或者正在进行着激烈思想斗争的时机，开展深入的教育。讲课的不仅有党员骨干，更多的是运动中表现思想进步而且学识高、口才好的老师。例如语文老师娄博生用动人的散文形式讲了一篇《烦恼的扫荡战》，大意是如何用革命精神和正确的观点来“扫荡”为“参干”而引起的思想斗争中的烦恼；历史老师孙运鸿从历史的角度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熟悉哲学的贺仁麟讲了人生观问题。不管现在怎样理智地评论这一切，它在我们这些处于青春期的中学生中产生了极大的效果。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的思想精神面貌的确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我也像许多同学那样，在运动高潮中周末没有回过家，但已写信给家里把自己“参干”的决心告诉了父母。有一次我回去了，一进家门，立即可以感觉到这件事已经在父母心里引起了震动与不安。我们家里每遇到重要的事，总有一个时间的沉默。好像都对要紧话题心照不宣，不轻易开口。
终于爸爸要和我“好好谈谈”了。爸爸说他很理解我的爱国热情，说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但是一个人报国的路不只是参军，各人根据自己的情况可有不同的选择，要看自己适合做什么。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打了一个粗俗的比方，比如说纸，有各种各样的纸，草纸用来揩屁股最合适，白报纸用来印普通的书报，高级的道林纸拿来印精美的图画，但是拿它去揩屁股反而不如草纸好。他说你从小就很显出天分，是个做科学家的好苗子，好好学习下去，你将来对新中国的建设会大有作为的，比你去当兵起的作用要大得多。我和他立即展开了争论。
正是在上中的那几年，我和爸爸的关系处在一个紧张时期，一方面因为我正好到了对父母产生逆反心理的年龄，加之在政治认识和态度上的我们之间确有很大差别。我和爸爸常常在语言上发生冲突。小时候他是一个事事很认真的严父，对我管束得很紧，我在他面前则是一个听话的乖孩子。这段时间我总觉着他这也不对那也不对，开始顶撞起来。他则常嘲讽我不知天高地厚，自以为：“我辈新时代人”了不起了。
这次争论，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但是他的那番与“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同义的话恰好击中了我内心的一个要害。我自从进了上中以后，原先就有的对科学问题的兴趣与时俱增。大概就在我升高中的时候，全国出了一套版面比较大、纸张很白的中学新教材。我只要一拿到手就迫不及待地先睹为快，上课时先生讲着前面的，我已经想着后面的了。还不仅是自然科学，就是对历史、地理我也是兴趣盎然。人家感到枯燥无味要花苦功夫去死记硬背的东西，我因为自己早想知道，所以一看就记得很牢。我对于将来就业、生存的事从未想过，也就一无所知，只有天然的对知识的渴求。
当兵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我对这个一点具体的概念也没有，只想到这是自己已加入组织而许身的正义事业的一部分，义不容辞。但我对科学的爱好实在难以割舍，那时还没有兵役制，参干以后当了军官可能一生就是军队的人了，对这个我确实还没有好好想过。和爸爸第一场“交锋”以后，我变得坐立不安，但又不好意思让家里的人看到我这个模样。我一个人从楼顶露台翻出栏杆，经过两排房子之间的过街楼顶，爬到后楼的红瓦屋顶上去，一个人坐着。我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最终确定的态度是：“已经表了决心，绝不能反悔”。
我把这个话告诉了爸爸，他也知道事情难以挽回了。也是出于他一片苦心，他向我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那次报考的军干校有空军、海军、炮兵、军医四个兵种。他知道我已经表示过要参军就不想当军医，于是建议我报海军，因为海军是技术含量比较大的军种，可以学到比较多的科学技术，要是不打仗了，这门技术还是很有用处的。现在我想，当时他找得出这一个妥协方案，正是因为他和大叔叔都很熟悉轮船航运界的情况。这个方案也的确给我自己提供了一个心理上的平衡，既缓解了我和他之间的冲突，也缓解了我自己心里的一个两难境地。
到学校后我就找了程太堃先生谈心，把回家遇到的事和我自己的“思想斗争”过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她。我那时对共产党的态度已经像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面对教会和神父一样，党是我信仰的至高之主，党员是我的忏悔神父，我心里没有任何不可以向他们敞开的角落。程先生说我的思想斗争过程是可以理解的，她对我是否报海军倒没有意见，她说只要认识正确，报什么都由自己。但她指出从中也说明我思想上还有不够纯正和不够坚定的东西，还要继续开展思想斗争使自己更坚强起来。我害怕自己到了关键时刻会有动摇，非常认真地照她说的“继续进行思想斗争”。
我靠什么来来坚定自己的革命意志和忠诚呢？解放以后看电影看小说接触过不少中国的、苏联的革命英雄形象，对之确实很有感动，在做人的行为原则方面对我产生相当的影响。但深层的基础是什么呢？据知主要来自阶级感情。许多故事告诉我们，愿为革命“上刀山、下火海、抛头颅、洒热血”的人多半都是在旧社会苦大仇深，恨透了地主老财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革命来了如见天日，共产党毛主席恩深似海，这就是革命英雄的阶级感情。而那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则恰恰相反。我呢，我前者也不是后者也不是，论我的“阶级感情”可以说是“中性”的。在旧社会里我没有受过大苦，而且比较起来生活还算优裕的，但在旧社会也见过一些不平事，内心同情弱者。也深恨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不仁，解放之初的共产党使我看到了国家的希望。就算家庭沾着“资产阶级”的边，就算亲戚里面有不少地主官僚，但是社会变动没有给我带来什么切肤损害，也没有发生感情上过不去的事情。爸爸失业了，那是因为大老板卷着公司逃了，我家的生活暂时有点困难，我是完全抱着积极的态度朝前看的。我那“资产阶级家庭”从来没有像现在的一些不知道算什么阶级的家庭那样教过我“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处世哲学。爸爸妈妈无疑有世人所有的许多弱点，但如果按其特点给个最通俗的评语，他们都是“老实人”。就算爸爸的毛病更多一些吧，正如不久前弟弟（季威）和我谈起他的时候说的：“爸爸是个讲道理的人”。虽然他和许多人一样在旧社会也做过升官梦、发财梦，虽然他也并非完全没有沾染到花花世界的荤腥，但他时常表现出良知未泯，年轻时曾有的正义感和血性还不时涌现。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还不忘道德约束，在判断是非，决定该怎样不该怎样的时候还比较讲究客观原则，不敢只服从私利。也就是因为这个，他在官场上不去，在商场“发”不起来。在家里出现矛盾的时候，他随着年纪越大，家长作风越明显，有时脾气很大，但当他弄清事情缘由，知道自己错了的时候，尽管嘴巴上不说，行动却马上表现出认错了。这样的人在教育自己孩子的时候往往要求比自己能做到的更纯正一些，我前面已说过，在父母教育和影响下我行事做人讲理、认真。
所以这次我也是非常认真地来进行思想斗争，凭着我当时已经接受的革命道理，加之我自己买来看了的一些初级的唯物主义哲学书，我深思起人生的意义来。我得出了一个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论，那就是：个人的生命极有限，若专为一己之利，到死的时候总不过是一场空。辩证唯物主义把宇宙世界看作一个统一的，紧密联系的整体，没有任何孤立于这个整体之外的单独存在。这个道理缩小到人类社会，个人一生是短暂的，孤立的人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只是人类社会整体中一个细胞，虽然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导言》中说地球人类也不会是永恒的，终究有毁灭的一天，但至少比起个人来说，人类社会进程是宏大久远的。我活一辈子的意义就是在人类社会壮丽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一份作用。这个作用虽然不一定很大，但是通过不断的连锁反应，可以历万世仍保留其后果。个人永远存在于他的一生作为所带来的后果中（如果是积极的就叫做“贡献”）。共产党发现和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有了正确的推动社会前进的纲领、方略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自觉隶属于这个事业就活得最有意义，自己也有了心灵的安稳和充实。个人作用的大小也不能孤立计算，它体现在整体的配合上。只有在党的通盘安排下确定自己的角色和位置才能在整体过程中起到最积极的作用。这套逻辑的建立使我在精神上跳跃上了一个境界，摆脱了惶惑，精神为之一振。上述这些也许不能说全是在那几天的思想斗争中完成的，这个我后面还要谈到。
班上的运动也因为我这个团支部书记扫除了自身的障碍，得以继续顺利进展。它从开始到结束也就是一个多月的时间，报名者进行了体格检查，组织上考虑了方方面面，做了全盘的审定录取。录取数远远少于报名者，我们班上只录取了马鸿（空军）、陈宗时（空军）、陈镇远（空军）、孙同煜（炮兵）、杭祖淮（军医），还有一个唯一的女同学是杨光（海军）。宣布之前已经有人找我谈过话，说要做好留下来的思想准备，因为上海中学还得保留足够的党团骨干。的确是这样的，团委会、学生会、团总支和各班分支都留下了许多活跃的骨干。各种革命工作都要有人做，这个道理是容易想通的，但是一种壮烈之情被激发起来之后突然要平抑下来，心里难免有一段时间觉得扫了兴。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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