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大战结束，人们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社会矛盾尖锐化引发的大灾大难中喘息过来。苏联卫国战争传奇式的辉煌胜利，大片东欧土地插上红旗，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人民苦难经历和反法西斯斗争中空前壮大起来。特别是继之以中国革命的胜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声势达到了鼎盛的巅峰。而上述世界各国各界赫赫有名的大师级人物也积极响应左翼色彩明显的“和平运动”，标志着知识分子的左倾潮流在那时也达到一个巅峰。

还有一部接一部很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描写苏联革命斗争和革命后苏维埃国家辉煌成就，以及共产主义高尚道德品质和纯真人际关系的影片在大礼堂放映 。说实在话，这些电影比老解放区来的革命文艺更贴近都市知识青年。苏联文艺的核心思想虽然是“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但是在表现风格上、情感色彩上、情节和人物的多面性和立体感上与都市知识青年已经习见的“资本主义国家”文艺保持了一定的继承性和连续性。对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那时向红色革命的平缓过渡与亲和共鸣起到不小的作用。如果我们接触到的仅仅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导下的本国革命文艺产品，那么解放初的那一阵新鲜感过去之后也许我们早就倒胃口了。

图：苏联共青团中央领导人米哈伊洛夫等来上海中学参观访问。

那时还有一个苏联青年代表团，由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米哈伊洛夫率领来中国。到上海的时候在人民广场搭台做了报告和演出，不记得当时是哪个范围的人去的，作为青年团干部我是去了。在会上和大家见面讲话的，有赫赫有名的苏联空军战斗英雄阔日杜布。阔日杜布体格宽阔（正好应了中文译名中有一个“阔”字），胸前挂满了闪光的勋章。

代表团里还有两位当时在中国名声最旺的苏联作家，长篇小说《青年近卫军》的作者、头发灰白的法捷耶夫和长篇小说《日日夜夜》的作者、风流倜傥的西蒙诺夫也讲了话。在大会上，代表团里的苏联艺术家们演出歌舞，有我第一次看到的正宗的苏联红军舞，有梳着许多辫子的、玉臂挥动宛如飘带的中亚姑娘跳的独舞，还有芭蕾舞《天鹅湖》里的一段独舞。要是我的确记得不错的话，那天演出这支独舞的就是不朽的苏联芭蕾舞大师乌兰诺娃“她本人”。那时苏联是不惜把他们最值得骄傲的东西拿到中国来展示的。 当时法捷耶夫和乌兰诺娃都不算是青年了，但他们都是当时年轻人热烈崇拜的对象。

其间，当时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冯文彬还陪同米哈伊洛夫专门来访问了我们上海中学，在大礼堂开了欢迎大会。不知道为什么我后来对这件大事情没有留下一点印象。还是最近陈宗时（我前面讲到他，后面还要讲到他）来我家畅谈旧事，他提起这件事的时候我都回忆不起来。但他有照片为证，而且从我这里回去以后第二天就给我寄来了。于是我这本书里增加了两张珍贵的照片（我正为了那年代照片稀缺而遗憾）。

8.文娱形式的宣传活动

那时，学校里经常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排演各种文娱节目。我先后在两个话剧里面扮演主角。一出是反映爱国民族资本家走向进步并揭穿特务造谣破坏的独幕话剧，我扮演其中的民族资本家，初中三年级的女生杨景屏演资本家太太，一个初中一年级男生演我们的儿子，剧中的特务则由我们的导演（一位高年级同学）来扮演。

第二次演话剧是在抗美援朝高潮中，我们班自己排演的一个“活报剧”，讲的是侵朝美军和它的“帮凶”在朝鲜战场大“触霉头”被打得落花流水的一幕。出场的全部是“反面人物”，我演美军的一个联队长，是剧中的最高指挥官。宋文榜演联队参谋长（名字和当时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一样，叫布莱德雷），高鹏远演一个英国“帮凶军”的军官。他们两个都是我们班上的白面小生。还有几个演“美国少爷兵”的，其中我只记得有秦家骥，因为他拿着枪上场时探头探脑的样子很滑稽，很像大家想象中的美国坏蛋。剧里面人物都是男的，女同学参加剧务，特别是化妆，给我化妆的是潘言瑛。她那时不大关心政治，但是性格活泼，看起来对化妆不是生手了。这两次演话剧后听到的反映认为我有表演才能，但是讲话声音太小，稍为远一点就听不见。这主要是缺乏演舞台剧的一个起码常识，在舞台上说话决不能像生活中那样，必须用大音量。那时舞台上即使多放几个麦克风也不能保证演员在任何位置上说话的声音都能叫台下听清楚。

我们还不止一次地演过那时流行的“塑像剧”，就是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化妆以后做出群体造型，停在那里不动，像一组雕塑。配以音乐和朗诵，这些东西是谁编、导的我想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