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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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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上海中学的女生宿舍--萱斋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4.强大的政治教育

第一学期秋天的时候,程太堃先生担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并讲授政治课。早先贺仁麟先生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讲了一些社会发展史的基本知识,而程先生开始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这对她来说有亲身经历,当是驾轻就熟。她是和陈光祖一同派到上中来的,担任党支部宣传委员。她那时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脸上饱经风霜,一双单眼皮略带八字形,却炯炯有神。留着解放区女同志式样的短发,戴一顶八角帽。有一次我到教员办公室和她在沙发上坐着谈话时,发现她的腿肚子之粗如同三轮车夫,这显然是行军打仗中练就的。课堂上她不仅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还密切结合当时的时事政治。那时朝鲜战争已经打了几个月了,美国在联合国旗帜下参与,仁川登陆一战使形势急剧逆转。她操着一口苏北话,从世界大局分析起:“美帝国主义别蓝(必然)失败,社会主义阵营别蓝取得最后胜利,同志们,这是一定的!”这句话几乎成了她那时的口头禅。后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前往纽约联合国大会发出了“中国人民的声音”。程先生特别为伍修权的“洋洋奥(二)万言驳得帝国主义者张口结舌”而自豪。

 

程先生作为班主任,对我们班团支部的工作和学生思想情况关心得无微不至。校团委会也号召团支部工作要取得班主任的合作,何况程先生是全校少有的党员之一。我们有重要的事情都要去征求她的意见,有重要的会议也请她来参加。她对各种问题当然比我们看得深一层,许多我们想不到的都由她指点出来。比如怎样分析同学中的进步、中间、落后;哪些对象要好好培养;哪些人和问题需要教育帮助;哪些倾向要警惕、反对、批评、斗争。

 

女生中的情况她关心得更直接一些,因为对于女生方面我们都不大懂。例如有一次支部开展一个什么活动,她们告诉我某某人今天“例假”,不能来了。我搞不清楚她为什么还享受什么特殊的“例假”,怎么别人没有“例假”,就她一个人有呢?因为我那时候才十五岁。

 

在程先生看来,我们班上“资产阶级小姐”不少,特别是几个教会女中来的,娇气十足。有对集体生活发牢骚的,有熄灯以后抱着饼干筒在被窝里嚼的,有撒娇发脾气吵架的,也有自己进步了看着别人不顺眼表现出骄傲自大的。她往往直接在她们里面谈话,做工作。后来我们班上女同学表现出明显的“进步”,“娇气”也少了。

 

当然还有另一方面,穿着上也不再五花八门了,后来几乎统一地穿起了“列宁装”。包括刚进校时还穿着苗条旗袍的倪进方,也改穿列宁装了。列宁装就是一种翻领的短大衣,配上一根束腰带,有单的也有棉的,面料都是蓝布,体现了朴素作风。也没有谁规定必须穿这种服装,都是自己向往着去跟潮流的,那时穿上新装的感觉用今天的话来说叫做很“酷”。而且上海人总有办法消化各种不同来源的衣着文化。只要在红帮裁缝(原先做西装的裁缝)手里裁剪得体,穿的人又会穿,照样可以穿得楚楚动人。

 

在我们毕业离开上中以后,听说程先生调到清心女中当校长去了,我想那工作对她是非常适合的。

 

开始的时候男生里面有几个比较突出的“落后分子”,有三个人坐在最后一排,年龄都比我们大一两岁,一个是育才中学来的秦家骥,穿着大方格子花衬衫、“小裤脚管”(牛仔裤),戴深色阔边眼镜,脸上有点疙疙瘩瘩。另外两个是谭劲和王慈忠,打扮也大体类似,倒也眉清目秀,他们不久就离开上中了,所以不记得是哪个学校来的。刚刚来的头几天,有一次我正在教室前面站着对大家讲什么的时候,秦家骥头一个跳起来,记不得是大声“抗议”什么,另外两个就在一旁帮腔起哄。于是秦家骥越来越起劲,那架势快要冲上来了。我这个人越是碰硬的时候越“勿临盆”(当年上海俚语,不甘示弱的意思),小时候少有的几次打架都是这样的。我心想:“你们以为这是在哪里?这是上海中学,容得你们几个“撬客”(上海话,即学生中捣蛋起哄的)、‘小阿飞’撒野的?”一个人觉得自己“身负重任”的时候是会生出一种“底气”和“威势”的,那次我就是拿出“大将气概”,自己也不知道哪里学来的,在平静的语调中透出威严,反驳中带着轻蔑的讥讽,几句话就把他们打闷了。上中同学都可能以为我天生是个有“煞气”的厉害角色,岂知我在清心中学的时候还是个很内向的“乖孩子”。后来程先生来了以后,和我们分析了这几个人的情况,说不要让他们抱成一团,要煞煞气焰,也要分化争取。后来一方面也是因为整个上中和班上“政治空气浓”,另一方面我们主动接近秦家骥,他喜欢体育(特别是踢足球),我们推举他负责小组里的体育活动,逐渐地他也“明显转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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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52年,我(左)和马来亚归侨同学潘建开在上海中学龙门楼前合影。

 

5.牢固建立“集体主义”思想

 

那时候衡量一个人进步还是落后不光是看他的政治认识以及有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生活作风,还要看他能不能在各方面把自己融入集体。我记得就是从进入上海中学的第一年开始,“集体主义”四个字几乎天天要讲。来源当然是层层下达的讲话、报告,像我这样的团干部积极从中间传递,最终贯彻到团组织和班级群众生活中。也许是从解放第二年上面才开始把这个强调起来,也许还因为上海中学是远离市区的全住读学校,过的是纯粹的集体生活。全校是个大集体;团组织里面班上十几个人组成的支部是个集体;几个人的团小组是个小集体;团外群众也都处在班级的大集体和小组的小集体中。本来在这样的学校里大家上课、开会、吃饭、睡觉、体育锻炼、看电影、看戏演戏、游戏跳舞、出去参观……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集体中,只有星期六大部分同学可以回市区和父母亲人过一天家庭生活。虽然说已经势必如此,但还要看个人态度。提倡集体主义的同时就是反对“个人主义”,反对“个人自由主义”。要热爱集体,热爱集体荣誉。积极参加集体的工作和集体的活动,除非有很特殊的情况,强调个人私事而离群独处被人看着都不合适。因此在我们班上除了前面说的几个“调皮捣蛋”的人以外,还有一个引人注目的“落后分子”,他读书特别用功,但是完全不问政治,消极对待一切活动,也不与任何同学交往。他叫陈锦尧,瘦尖脸,戴着深度眼镜,剃光头,反之则任其长了也不剪。身上裹着一件破旧呢大衣,鼻子里的鼻涕呼噜呼噜,嗦进嗦出的。看着似有些窝囊相,但是很固执,谁也说不动他。这个人我们真是拿他没有办法,后来他也离开了。

 

程先生也严肃批评过我,我那时虽然很有热情,许多集体活动我都处在带头地位,势必积极参加,但是不大爱受纪律约束。有时讲话也爱自由发挥,于是难免偏离上面的精神。她让我明白了,组织纪律性对一个革命者是非常重要的,决不能视若等闲。

 

6.建立团总支部和两位高干子弟

 

大概是开学后一个多月,青年团组织改组,因为全校团员已经很多,一个总支部管许多分支已经管不过来了。于是成立了上中团委,团委书记是许俊生,组织部长是李铁城,宣传部长好像就是后来受了批评处分的许佛僧。许多南下高干子弟被充实到团组织领导机构,当时好像是每个年级一两个总支部,每个班一个分支部。我们班的干部子弟党员马鸿担任我们这个总支的书记。他是苏北人,大个子,下巴颏很宽,穿着朴素,有点土气。他的性格也很朴实、和蔼,好像没有一点脾气。那么大的个子,走起路来却有点婆婆相。我们相处时间很短,对这个朴实的好人,我一直留着很好的印象。

 

抗美援朝中,他参加了空军干部学校走了,不久听说他在体检时查出点小毛病(好像说是内痔),不能当飞行员。以后四十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前几年大家都退休以后,经过几位热心于校友活动的同学千方百计调查同学下落,终于把他也找到了,他那时候已经是南京空军的一名将军。

 

2002年春天,南京大学百年校庆,邀请我去一个学术会议上做报告,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朱耀庭(他和我从清心中学到上海中学都是同班同学)把他请到我下榻的珍珠饭店来玩。他走进门的时候虽是便装,但一眼看去,俨然一位将军。腰板挺直,高大身材又添了富态。年轻时的“土气”全消,代之以长期处于他的地位必然颐养起来的“大气”。后面紧跟着一个小伙子,是他的司机,手里拎着一个漂亮纸袋,里面是拿来送给我的一盒高级茶叶。他早已退休,但是看来时间还是很宝贵的。他要充分利用久别重逢的会面时间,所以屁股还没有挨上沙发就打开话匣直奔主题。简要回忆了几点我们在一起时的往事之后,就把他自己离开上中后的经历作了一个重点突出的叙述:他从航校毕业后,前期“进步很快”,军职军衔节节上升。可惜到反右运动的时候,他的前妻成了右派分子。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想斗争,为了自己的前程,还是决定和正怀着孕的妻子忍痛“离开”了。这种情况当时在军中是顺理成章无可指摘的,所以他的前妻也毫无怨言。因为这件事“处理得好”,所以对他的“继续进步”倒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文革后逐渐升到南京空军副政委,少将军衔。按当时年龄,他还有机会“再上一层”,但有着这样那样的内部障碍和风险,经过反复权衡,他还是选择了在晋升中将军衔之后退休。

 

作为军中高干,退休之后他的待遇还是很优厚,除南京现有的花园别墅外,因为他父亲解放战争南下后是在上海工作的,所以正在替他在上海最佳地段建造一套现代高级别墅。此外他还保有专车司机、警卫和“保姆”。我也简单介绍了我的情况,他难免叹息。大约一个多小时,他就起身告辞了,见我那时很瘦,一再嘱咐“身体最要紧”。这次相逢,他在老同学面前不论是对私事、国事和曾经身处的军内人事都谈得很直爽。他送我的一大盒茶叶我很不内行,但从装潢上看定是上品,我想是人家送给将军用的,拿回家舍不得动它。正巧一个多月后也是上中同班挚友朱海琪偕她先生来访,武汉这里地无长物,我想不出适当的东西可馈赠,就将这盒将军的高级茶叶借花献佛了。

 

另一位干部子弟于波,任团总支宣传委员,他是个山东大个,口音后来回忆起来当是烟台一带的人。可能因为瘦一些,看着比马鸿还要高。浓眉大眼,一表人材,只是头发已经“少年白”了。他后来也入了党,“参干”时和我们一样没有走成,留下来了。作为班上唯一的党员,他经常协助团支部的工作。他父亲于洲是上海(或华东)铁路局长,铁路局当时出了个名气很大的劳动模范大概叫于春银,后来我们有一次搞团日活动,就是到洪口公园同时请了于洲和于春银给我们做报告。

 

毕业时,于波进北京俄语专科学校学习了一年俄语,随即派往列宁格勒留学,学的航空工业。出国前,我们在北京读大学的同学到他父亲在东郊的洋房里去看过他一次,他父亲那时在北京工作,并且是和一位年轻的“城里新妈妈”生活在一起。据说在高干里有不少这种情况。后来我是1983年到北京出差时再次见到于波的,他在北京航空学院,我感到那次同学聚会时他显得沉默低调。此后他和同学的来往也很少,似乎听说他留苏回来后不是那么风光和顺利,大概或多或少与那时中苏关系的变化有关。

 

有一位在全校很活跃的高干子弟叫陈忠,他不在我们班上,这次建立上中团委会的时候他好像当了团委会副书记。苏北人。矮瘦个子,他有一只眼睛有毛病(我现在记不清是不是瞎了)。除了从此以后在团内活动中经常见到他的身影和声音以外,我的印象他和党组织委员副校长陈光祖似乎是老熟人,也许他的父辈和陈光祖是战友同事。我还记得他和我们同年毕业后进了人民大学,后来不大听到他的消息。1997年秋我去北戴河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中途在天津停留联系到住在市区的上中女同学杨映文,我们四十几年没有见过面,她来旅社带我在天津闹市边逛边畅叙别后,玩了几个钟头。最后她拿出一张上海中学校友会的请帖给我,原来过几天将在清华大学举行上中135周年校庆纪念盛会,请帖发给北京和北京附近的校友,在天津的她收到了。但她说不巧因为她女儿的什么事离不开,问我要不要趁此机会去参加。我一算正好纪念会的日期是我北戴河的会议结束回返中途到达北京的第二天。于是拿着她这张请帖我准时去参加了。上中的校友实在多,虽然仅是现居北京附近的人,清华新建的大礼堂被挤满了。其中有比我们更老的耄耋之年的男女学长,也有二十几岁毕业不久的儿孙辈。但是这样大规模的纪念会很叫人失望,绝大部分时间被套话连篇的大会侵占了。与我当年同时在校的除了我们班上,还有一些在校认识的其它班级的分别将近半个世纪的学友,但是却没有什么时间互相交谈。

 

中午食堂就餐,尽量纠集同班的或认识的人,也不过是同桌邻桌闹哄哄的敬一通酒。倒是在大会上有幸看到了我们同届的陈忠,他和参会的一些部长级贵宾一起出现在主席台上,成为这次众校友目光聚集的焦点人物,还发表了“重要讲话”。当年从老区来到上海的这位革命“小老土”,如今在主席台上一套特别光鲜的浅色西装,比台下的老少校友们都显得潇洒、精神。同学们谁也没有谈到为什么与会的几千校友中唯他有登上主席台的荣耀,不过我想这和马鸿的快速“进步”一样,在几十年的一连串因果链中,“革命自有后来人”是一个不可无视的推动力。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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