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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胡伯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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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99年,原上海中学的语文老师秦德儒先生(左)参加同学聚会时,赋诗一首抒发情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3.第一个学期的几位老师

开始上课以后,第一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贺仁麟先生。他在我们班担任了短时期的班主任,据说他以前当过记者。贺先生个子偏矮,但是俊雅斯文,一袭长衫,飘洒得体。说话慢条斯理,声音不大却娓娓动听。 他教过我们政治课(仿佛还教过一段时间语文),他不是党员,在学校里也没有参与什么政治工作,他讲政治课不像一般的宣传,含有学理和比较宽泛的知识。使人感觉到他学问渊博,思想深邃,颇有魅力。


讲课最精彩的,是给我们上平面几何课的老师余元庆,他体态微胖,戴一副深色框架眼镜。他说话略带宁波口音,中气足,而且讲起来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他能够像“说书先生”那样来讲解逻辑严谨的几何问题。有时突然提出问题,给出悬念,然后卖个“关子”,停顿一下,把衬衫袖子使劲往肘弯一撸,同时口中来个:“nei me(那么),啊!”再往下讲。听他的课是一种享受,何况解几何题本身就像下棋一样有趣。余先生在上海本来是一位名师,他和他弟弟余元熙(也是上中数学老师,担任过教导处副主任)、原上中理科主任朱凤豪(我们进校那年他已经调到吴淞中学任校长)三个人合编的高中数学课本颇有名气。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余元庆先生被调到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编审,余元熙则被调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授。由于我们一进上中就听了余先生的课,却苦了下个学期教立体几何的女数学老师汪伯珏。平心而论她也不算差,但是比之余元庆难免相形见绌,听着不过瘾,来上中的学生眼界也太高,一年级下的时候便开始有人对差强人意而略逊一筹的老师起哄了,这是后话。

 

生物老师褚圻又是另一种风格。他身材高而瘦削,上海话说是:“长脚鹭鸶”,眼珠明亮,睫毛很长。他的普通话带的是什么口音我到现在都很难说清(只能肯定是华东一带的),但声音富有磁性和胸腔共鸣。说话时很少直视听众,略微低着头,眼帘(连着他那长睫毛)下垂,有时扭头瞟着窗外,似在思索着,嘴巴里却出口成章。

 

生物形态和分类早在初中动、植物学中教过了,所以他讲的主要是细胞学、进化论和遗传学基本理论。看起来他在遗传学方面特别有心得,也许主要是因为苏联遗传学的那场“革命”在解放初开始触动了中国学界。褚先生不甘落伍,也发表了一个图文并茂的小册子《遗传学的米丘林路线》,发给我们每个同学一本,那时的教科书还没有来得及放进这些内容。这本书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魏斯曼、孟德尔、和摩尔根的“唯心主义遗传学”。把“物种不变”;“后天获得性不可遗传”;和“染色体是遗传基因载体”等观点都斥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唯心的伪科学。热情宣传了苏联米丘林——李森科学派的“革命的唯物主义遗传学理论”。我因为一接触到达尔文的进化论就为之倾倒,所以觉得他批判的这些反进化论的“资产阶级学说”当然都是错误的,反动的。按我那时简单的逻辑,如果物种不变还有什么进化?如果后天获得性不能遗传,各种生物特性靠什么来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而演变?要说那样复杂精巧的生物的一切秘密会都包含在那几对染色体排列组合的密码里,似觉神乎其神故弄玄虚。

 

但是,这些“资产阶级科学家”犯着什么要弄出这些“反动理论”来呢?据解释,一个是为了宣传“上帝创造一切”,用“宗教鸦片”来毒害人民;一个是为了宣传“存在的一切都是永远不变的”,不许革命;最后一个险恶用心是为了反对革命人民改造和征服大自然。

 

不过对于这样非得要把一种“错误”理论与“反动”扯到一起,我心里总有那么一丁点儿想着别扭,总觉得怎么去解释也有点牵强。后来我们又被告知自然科学里面有许多“反动”的东西,关于原子结构的“共振论”是反动的;托勒密的地心学说是反动的……。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里的物质——能量转换理论也有唯心反动之嫌。那时对这些批判我都有志于在今后好好学习,慢慢领会,直到后来得知扣这些帽子根本狗屁不通。

 

不过褚先生本人的确是很有学养的,整个生物课讲得引人入胜。实习课上除了在显微镜里看变形虫(阿米巴白痢菌)、草履虫、洋葱皮细胞、口腔表皮细胞外,还做小动物解剖。其中解剖青蛙的主要目的是了解神经反应。大抵世界上好东西稀缺,“赖”东西泛滥,要给每个人一只青蛙,即便如上中这样周围都是农田池塘也难办到,而癞蛤蟆一到春夏,路边到处可见,俯拾即得,于是就叫它们来做替死鬼。癞蛤蟆发到我们手上都已经过福尔马林浸泡,不用担心它会“唱起来,跳起来”(六个字借自当时盛行的一个集体舞曲)。但是它那张癞皮上灌满毒浆的累累癞包却叫人见之身上起鸡皮疙瘩,不堪直视,何况拿手去碰,简直“隔夜饭阿(也)要呕出来哉!”。褚先生却胸有高招,他叫我们一开始什么也不干,专门去把那癞包里的毒浆一个一个全挤出来,把这件任务完成了再开始解剖。这倒干脆得很,大家摩拳擦掌,咬紧牙关,“豁出去了”。起先还有人紧张得呲牙咧嘴,闭目捏鼻的,到后来完全麻木,根本无所谓了。在对癞蛤蟆习以为常而致亲切友好的心态下,解剖得以顺利进行。

 

实际到现场指导做实验的是褚先生的助手,戴眼镜的年轻女老师顾巧英,当时大家感觉此人各方面都平平,谁也未曾注意她,待到我们离开上中后她却以其呕心沥血于教育事业和创造性教学方法的成就在上海教育界大红大紫,成了经常见报的劳动模范(不知道是不是全国的,至少是上海市级的),生物特级教师,上中教导主任,她在上中执教整整50年。

 

褚先生本人的作风却是颇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有一天上午第一节是生物课,大家在教室里坐了十几分钟还不见褚先生长竹竿般的影子。班主席去教员办公室也找不到,只好直接跑到他家里去,是从床上把他叫醒了拎起来的。过不多久,只见他蓬头垢面“踢踏踢踏”地进来了,没有任何解释,脸上也不带丝毫愧色和歉意,人刚刚走到讲台前已经滔滔不绝开讲,抢着时间一气呵成,下课前完成进度,效果还格外好,大有《三国演义》中雏凤庞统之风。我们离开上中之后,他被调到上海师范大学当教授,并担任生物系主任。

 

语文老师秦得儒高中三年里一直没离开我们班的讲台,我想我们班上全体同学都应该对他的音容笑貌格外熟稔。听口音可能是安徽人,戴眼镜,面皮微黑,牙床略有点爆,也可以说貌不惊人。他讲课的认真和热情令人感激,但是大家希望教我们三年的语文老师更加才华横溢,他在这方面可能未尽人意。他在朗读精彩课文的时候调动着自己充沛的感情,如痴如醉,惊叹号迭出,但却不一定能达到把我们也同步陶醉的效果。我说过我们这些同学对老师的期望值都是很高的,所以对此不无遗憾也略有微词,有人不满为什么不让娄博生(另一位口才出众的名师)来给我们普科班上课。但是秦先生的热情、努力和敬业是值得我们敬爱的,他对自己教了三年的我们这个班很有感情,1999年四月全班同学回母校聚会(当然由于种种具体原因实际去的没有那么多),时已85岁高龄的秦先生应邀来参加,宴席上他走到餐厅中央颤颤地展开他用大字书写的一首专为我们班同学作的七律诗:

 

五十年前龙门楼,同窗勤学喜无忧。
丹心报国凌云志,赤胆兴邦复何求。
难得银鬓来相会,不料明日又分手。
开怀欲饮直须饮,莫待远离空自愁。

 

秦先生也是在我们离开上中不久,就被调到上海师范大学任教。那次聚会的时候他送给同学们两本自己的著作。一本是《托尔斯泰的宗教学说》,他在上海师大担任外国文学教研室主任,自己教的是俄国文学,对托尔斯泰研究有素,有译著两部、专著两部,这本书是其中之一。一本是《商君(商鞅)书释译》,这本书是1998年,也就是他84岁时出版的,在这本书的后记里,他作为八十四岁的老人,还特别衷心感激缅怀自己的父母师长养育教诲之恩。想到当年我们少年气盛,轻慢恩师,难免心有愧疚。

 

回过头来还是说第一学期,上他的课时我还记得一件事。有一篇课文叫《新事新办》,是老解放区作家写的一个短篇小说,作者名字记不清了,讲的是一对解放区青年婚恋中反对封建习俗的事。秦先生把这个故事编成一个小话剧,也像唐山路小学邬普和先生(见拙作《儿时“民国”》)一样让学生们来排演。可见解放前和解放初那些年代语文教学都能注重生动活泼,寓教于乐,让学生在参与中激发兴趣,如同身历其境地去感受作品的情、意和文采。说到这里我忍不住再一次为此发牢骚:几十年后我女儿受到的语文教育,从教材到教学方法都是繁琐不堪,面对美文得不到品味欣赏的乐趣,而是让年轻娃娃们用那些枯燥乏味的“语文教条”去“分析、分析、再分析”,这样学了就能写得出好文章?可憎之极,愚蠢之至。与解放前和解放初相比,我们就无法把这个怪罪于中国教育的传统弊病。

 

这个小话剧的男主角贵德又是选的我扮演(小学时候邬普和先生编的短剧也是由我主演),女主角凤兰是选的叶碧绿扮演,她相貌端正气质娴雅,身材略矮一点。年龄在我们班上略偏小一点,但是个性谨慎稳重,那时当然还谈不上通晓世故,但比我们这一帮子人强些。据知她后来路走得比较顺,学医学,在试管婴儿的研究领域很有造就。当上了温州医学院的院长,还有其他社会头衔,是我们班最有成就的女同学之一。可惜离校后我还没有再见过她,现在她还是个大忙人,三年前经过上海知道我在,也只来得及通了个电话。

 

秦先生还请了另一位语文老师来当导演,记不住他的名字了,是个上海人。不知道为什么在先棉堂二楼朝西的一个房间里有他的一张单人床,成了他的单身住处。有几张课桌并在一起放东西。排演就在他这里进行。这位先生很有点玩世不恭的老油条腔调,他就躺在床上指挥排演。其中演一个配角的邱善昌是宁波人,从小生活在上海,上海话无可挑剔,“国语”却一点不行。说起来“呜噜呜噜”的。那位先生躺在床上笑着挖苦说:“喂,喂,喂!侬老兄讲咯啥咯法国闲话啊?”“法国闲话”是上海话的一个俚语,在上海话里“法”和“勿”近乎谐音。所以“法国闲话”的意思就是“听勿懂”的话。

 

地理老师陆人骥,地理知识十分渊博,但讲的时候总喜欢东拉西扯添加一些花絮,经常扯到完全不相干的地方去了。他在插科打诨的时候,表情却极为严肃,一点也不嬉皮笑脸,只在得意之际翘起下巴抿紧了他的阔嘴,瞪圆了银丝边镜片后面的眼睛,紧瞅着下面对他的宏论有什么反应。他这些题外话里往往不知不觉地偷偷塞进对自己的无伤大雅的吹嘘,偶尔还要摆摆自己的“进步历史”。

 

有一次他不知又从哪里开始,七拐八弯地扯到他曾经掺和进一次学生运动,他倒是承认自己在其中只当了一个摇旗呐喊的不要紧的角色,但却也被混着“抓进去”了。这却给了他一个表现英雄气概的机会,警察局里讯问到他的时候他“面不改色心不跳,回答问题时一字不多,一字不少,掐准分寸,大方得体”。

 

“你是干什么的?”
“学生”
“姓什么?”
“陆”
“叫什么名字?”
“人骥”

 

讲到这里,他得意起来了:“你们看,我回答得是不是简洁而毫无破绽?要是换了别人,人家问他名字叫什么,他一定说:‘我叫陆人骥’,啊哈!既然前面已经说了‘姓陆’,又说‘叫陆人骥’,那我不是变成‘陆陆人骥’了吗?”这个“吗?”字照例又说得特别响亮,并且照例翘起下巴,抿紧阔嘴,瞪圆眼睛。可是就从他的这桩“英雄事迹”引起一阵哄堂大笑(因为他这份得意使人不禁猜想,恰好那年语文课里读到的阿Q在监牢里画出那个漂亮的圆圈时可能也是这副表情)之后,同学们在背后就再也不叫他“陆先生”,而改叫他“陆陆人骥”了。

 

三角学老师叫许信耿,身材矮胖,他的脑袋形状如果说是他本人教的“三角”形,也许过于夸张,但至少是梯形的,上面窄、下面宽。配上他的体型,看上去重心下沉。加之他一套整齐笔挺的中山装,整个一尊四平八稳的雕像,只不过应该在他那过于突出的大鼻子上削去一点,以免重心略有前倾,就不够完美了。他是苏州人,但在学生面前他严格要求自己说“国语”(刚解放时还是像解放前一样把普通话叫国语),于是就创造了一种别具特色的语言。有些字的词源和发音口形是地地道道苏州话的,但调子是国语的;有的字则正好相反。最称绝的是外国字母的发音他也要把原先相应的苏州话配音字翻成国语来说。例如三角学中三句不离的“seita(希腊字母)角”,与seita对应的苏州话“三塔”应该是基本准确了,“角”字苏州话读guo。但他坚持要说国语,于是就说:“sein ta juo”。这里他偏偏又把国语的“san(三)”说不准,说成“sein”;而这个“角”字,他是把国语的jaio和苏州话的guo取了个“折中主义”,变成juo。诸如此类妙语连珠不胜枚举,后来大家在背后干脆不叫他许先生,而叫他“sein ta juo”。喜欢耍活宝的邱善昌遵守他的“词法”编了一个具有经典意义的问句:“ngu(我) juang (讲)die(的)juo(国)nǔ(语)你们懂吗?(就连我这里没有注音的最后四个字也是国语字,苏州腔)”,于是听众皆大捧腹。

 

英文老师叫洪宝林,我想他一定是留过洋的,这不仅是因为他英文好,更是由于他一副十足地道的外国绅士派头。年龄四十开外,身材略为瘦小。走进教室的时候,除了一身笔挺的西装(冬天还外套呢大衣),玳瑁边眼镜,还戴着一顶墨绿色毡帽,手里还提着一根“斯迪克”。进来之后,先得把这三件行头道具卸下,挂起。那时刚解放不过两年,着西装、长衫的大有人在。我自己因为已经长了个头,有时也把爸爸的旧西装穿在身上。但是像他这样地地道道的全套“行头”已经非常罕见了。别的倒没有什么,他这顶绿色毡帽却带来一场是非。不久就传开了一句话(据我的印象还是从女同学那里传出来的):“红(洪)先生,绿帽子”。这句话不知怎么传到他耳朵里去了。洪先生原本就道貌岸然,不苟言笑,这句话深深地刺伤了他,并为此而罢教。不过,他在向我们公开表示抗议的时候,仍不失绅士派头。他文质彬彬地向我们正色质问:“你们知不知道这句话是对女士人格的侮辱?”此外就没有再说别的话了。我思之良久,才会意过来,这个“女士”就是指的洪太太。我从来没有见过洪师母,大概大家也都没有见过,我想洪先生不会告诉她这件事的,否则我们这些浑小子、傻姑娘在悟到这个玩笑的分量之后,将愧疚得无地自容。

 

音乐老师是女的,四川人,叫彭雅露。为此,班上同学马上恭送她一个绰号:“八格牙噜!”(因为上海话读“彭”是以B打头的,和“八”相近)。她的音乐知识素养是不差的,但大家对她那嗓音却不敢恭维,中气很足,但过于嘶哑。可惜她没有赶上时代,要是在现在,她可以独辟蹊径,在通俗唱法领域里打造出一个特色品牌。她坐在钢琴后面边弹边教唱,沙哑的声调饱含激扬的感情。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控诉美帝屠杀鸭绿江上渔民、激起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壮志决心的歌:

 

鸭绿江,弯又长,渔船破浪排成行,网儿起落水花翻,我长年打鱼在鸭绿江。江南稻子熟,江北谷子黄。新鲜的鱼儿打满了筐。谁知道这天遭灾秧!
美国强盗狠如狼,飞机侵犯我边疆。对着渔船乱扫射,我的爹爹尸首滚下了舱!
这段仇恨我不能忘,放下了渔网我拿起枪,决心到朝鲜帮助人民军,决不让那美国强盗再逞强。
…………。

 

在彭先生带领和感染下,我们全体同学都唱得非常投入。

 

我却在她的音乐课上出过一次洋相。有一天在平房音乐教室里逐个测验(大概就是期中考试),大家坐在一排排的长椅子上,等着她点名上去唱她为各人指定的歌。我那时晚上经常开青年团干部会开到很晚,回到宿舍又想着“工作”久久不能入睡。和大家一起坐在那里等的时候实在太困了,好在“牙噜”先生坐在钢琴的琴谱架后面看不见,我就干脆溜到后排一张空着的长椅子上横倒下来。谁料不久即鼾声大作,她到底叫过我几声,我不知道,因为前面的我没有听见,只听见最后两声:“……胡伯威!胡伯威!”一声比一声响。我像放开了弹簧一样“砰”的一下立起来了。她的脸色有点不大好,但没有说什么,还是叫我唱了个什么歌。好在我唱歌本来有天分,那时变嗓的发育阶段已完成,嗓音正好着呢。她还是第一次听我单独唱,从她的表情看来是十分满意。

 

体育老师有两位,都是北方人。一般田径运动是张允中先生一个人教。他浓眉大眼,胡子拉碴,身材粗矮。人家是“站如松,坐如钟”,而他站着就像一口钟。在体育馆做器械操时还有一位大个子先生(他的名字我忘了)一起上,因为学生做动作时还要有人保护。这位先生教动作、做示范时常常说到“臀部”,好像以前上海话里不大用这个词的,所以听着有点新鲜。而且大家不能不注意到他自己的“臀部”正好特别大,他身子高大,头有点带梨子形,顶上还竖起若干稀毛发。整个看着当中粗两头尖,很像西方漫画和卡通里傻大个式的人物。

 

美术老师(实际上只教图画)是我们的校长孙福熙。是“党外知名人士”,是鲁迅的朋友和学生。大概还是同乡,因为他说的是绍兴国语。从他的神态看有一点年纪了,但是皮肤白皙而滋润,头发漆黑光亮。叫他当行政领导大概不大合适,只能摆摆样子。他本来不善辞令,又不知什么原因似乎有些拘谨。他这个校长的角色好像只表现在每星期一上午全校大会上拿着稿子用他那绍兴官话念一个工作计划报告。开头千篇一律是:“饼(本)周的中心工作……”,那时的“中心工作”不谈教学,总是关于当前政治活动方面的,他大概对这个很不在行,所以只好照“饼”宣科了。然后是党支部组委副校长陈光祖讲话,这才是正戏。听口音他大概是苏北和山东接壤地区的人,在三野当过团政委,三分军人气概,七分政治家的老辣干练。像许多解放军干部那样,喜欢把棉大衣披在肩上,在麦克风前说起话来声音是脉冲式一浪一浪涌出来的,并有低沉的胸腔共鸣,营造出一种事关紧要的严肃气氛。后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学校里抓出一个姓袁的历史反革命。陈光祖在全校大会上宣布这件事的时候,附带点了孙福熙校长的名,说他温情主义,敌我不分,替反革命分子讲情开脱,犯了立场不稳的错误。不久以后,孙校长即调离上中,陈光祖升任校长。

 

(待续)

 

版权归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欲转载请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系。

目录
第一部:火红的青春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三)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五)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一)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二)
第二章 上海中学(三)
第二章 上海中学(四)
第二章 上海中学(五)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一)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二)
第三章 终生难忘慷慨激昂的一个月(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一)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二)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三)
第四章 工作和学习(四)
第五章 曙光绚丽(一)
第五章 曙光绚丽(二)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一)
第六章 上中最后一学期(二)
第二部:风云北大岁月目录及第一章(一)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二)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三)
第一章 “院系调整”后的新北大(四)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一)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二)
第二章 北大学习生活(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一)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二)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三)
第三章 困惑-惊愕-消沉(四)
第四章 高年级生(一)
第四章 高年级生(二)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一)
第五章 国际共运风波(二)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一)
第六章 我想促使“我们党”改正错误(二)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一)
第七章 毕业学年走了心(二)
第八章 1957年早春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一)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二)
第九章 北大“五.一九”社会主义民主运动(三)
第十章 反右(一)
第十章 反右(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一)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二)
第十一章 我从“右派份子的辩护士”一步步升级为“极右分子”(三) 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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