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四）

10.爸爸当了里弄“冬防大队长”

解放后第一个冬天，人民政府指导在各里弄组织“冬防大队”，任务是防火、防盗、防特（国民党特务）保证治安。实际上好像还准备从这里开始为建立后来常设的“里弄居民委员会”做准备。不知怎的，爸爸被选为“冬防大队长”。现在我想大概有几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他当时闲在家里；他有文化；他做事严谨、讲原则（虽然谈不上是马列主义的原则），在一些知道他的人中间口碑较好，难免有人举荐。但是他在家里私下说他心里很有顾虑，他说：“怕在政治上又留下污点。”这个“又”字的意思是说他过去参加过国民党当过公务员已经是一个污点了。我觉得他思想够落后的，怎么能把共产党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提并论？

后来大家一“抬桩”，他这个人就是吃不住别人的捧，同意了，干起来却又是像煞有介事，作古正经忙得团团转。他们还有一个“班子”，好像叫“队委会”，包括了“各阶层”的人。记得其中有一个住在隔壁一条巷子、做过甚么校长的，名叫程凤庭，是个斯文人。他的太太原来是我在唐山路小学的老师叫吴有文。委员中女的好像不比男的少，有一个大概是女工人，长得还比较俏，叫施培英，说话叽叽喳喳的。还有一个年纪大些的中年妇女，因为我在四川住过，听得出她是湖北人。许多年后婶婶还常常提起她的名字（因为后来婶婶和她一起张罗过幼儿园）。于是，这些人常常出入我家，商量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我看到爸爸想通了，而且如此投入，如此认真，心里很高兴。

里弄居民代表多次开大会，会场就在79号到85号前面的大天井里。爸爸主持开会，报告工作，读文件，传达上面的精神，这种会开的热闹得很。这是解放后的新事物，不少人都蛮起劲的。几个月以后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居民会上讨论一个什么重要活动，我正好在家，也去参加了。我在学校里早已是“团干部”了，开会讲话是家常便饭，可是家里人没有见过，还把我当个小孩。在那个会上我站起来就一个什么问题发表了一大通意见。那时爸爸正好在家里和别人个别商量着什么事，会由程凤庭在主持。不知道家里是谁赶紧回去告诉爸爸说：“快点去看伯威在发言！”，爸爸急急忙忙从大门跑出来看，听到我在大庭广众面前侃侃而谈，很感意外。从这以后，他把我看作可以和他平等地谈谈事情的人了。后来里弄里是搞了一次募捐活动，正值暑假，我也参加了，挨门挨户宣传、要钱。那次募捐很有成绩，爸爸就叫我给《新闻报》（后来改称《新闻日报》）写了一篇报道。那篇豆腐干文章居然登出来了，成了我的第一篇“大作”，报馆寄来了稿费单，我取出来去三联书店买了几本书。

11.毛主席说：“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

解放第一年是在困难中度过的，毛主席说了：“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九个字。1950年“红五月”纪念宣传活动很多，也是环绕着这个。大概就是在“五四”那天晚上，上海市在跑马厅搭起台子来召开了全市青年团干部大会，我也参加了。青年团上海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张本致开幕词，我早在普陀区某个礼堂开的一次团干部会上听过张本的报告，她是一个文弱女知识分子，个子不高。陈毅市长也在会上作了报告，由于我在四川生活过，他那一口的四川话我听着特别亲切。特别记得他说到刚解放的时候群众欢欣鼓舞：“年轻娃儿敲起了棒棒打腰鼓，那个劲头大噢！”接着说到许多人在“二六轰炸”遇到困难后有些泄气了。共产党的干部真是会说话，这个指挥打了二十几年大仗的人，说起话来幽默、机智、豪爽。他从天刚刚擦黑一直讲到深更半夜，足足有四五个钟头。他自己一点也不累，我们听着一点也不感到困，他讲的正是大家关切、困惑、忧虑的，他的话既能解惑，又很鼓气。

为了应付当时的困难，人民政府在全国发行了一种“胜利折实公债”，顾名思义，是为了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而发行的。“折实”的意思是，这种公债的面额不是人民币多少圆，而是折实单位若干，说明那时候物价还没有稳住，涨得厉害。全市大张旗鼓宣传动员，掀起认购折实公债的热潮。清心中学也在礼堂里举行了认购大会，宣传动员之后进行当场认购。可以个人认购，也可以由班级集体认购，造成一种声势和竞争气氛。那时我们这个初三班和王笃信（他解放前教过我这个班的地理课）先生带的那个初三班都集合坐在礼堂楼上，级任先生当然也和同学们坐在一起。这两个年轻老师都是有钱人家的“小开”，班级认购实际上是以他们为后台，基本上由他们出钱。学生坐在前面，先生坐在后面。报了认购数以后，听了别人报的还可以再加码，就像大拍卖一样。沈锦辉和我们在前面朝着台上大声报数，听到哪个班超过我们时，我們就赶快回头去看陈拱龢。于是他就给我们甩过来一个新数目，或者只做一个手势。我们就大声叫出去。结果认购大会成了这两位争强斗胜的“小开”大“别苗头”的擂台。搞得大家很开心，都朝着这两个年轻气盛的先生做拉拉队鼓劲。作为团总支委员我自己也带了头，除了手上的钱悉数拿出之外，还向家里要了些钱。

这时我开始懂得了“站稳阶级立场”。

妈妈在中央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叫吕亦陶，我大约一岁的时候妈妈独自回昆明探亲，曾经把我寄养在吕亦陶家里，于是她成了我的“干妈”。她丈夫冯友真抗战时在屯溪国民党情报机关工作，抗战胜利后任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在我刚进清心中学时吕亦陶曾和一个美国神父说好，等我初中毕业后把我送到美国加州去上学。她的两个比我大好几岁的女儿早已在那里。1948年冯友真飞往台湾办理中央社迁移的事，所乘“空中堡垒”（由军用飞机B-29改装的）飞机失事遇难了。“干妈”则在解放前不久去了香港，在皇后大道开起一家服装公司。那时和妈妈常有书信来往，解放前夕还寄过两件羊毛衫和一支“原子笔”（即后来的圆珠笔，那时我在上海还没有开过眼界，质地精致，价钱很贵）给我。

我成了青年团干部以后，则满怀革命激情以诚挚的态度给干妈写了一封长信，向她宣传了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分析批判”了冯友真的反动、反人民罪行，劝导她和冯友真彻底划清界限，回到上海来为人民服务，一定会有光明的前途。妈妈在“肃反运动”中的交待说，解放后吕亦陶还曾在来信中提到她女儿已在美国结婚，她也想移居美国等等，想来就是接到我的信之后，这一惊非同小可，再不敢来信了，从此后和我家消息完全断绝。

虽然我那么幼稚，我那时心里也没有认为这是因为她“太反动”，我想她只是被我吓着了，因为她去了香港没有机会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完全不懂得“站稳立场”、“划清界限”、“大义灭亲”等革命道理。

清心中学收费是比较贵的，后来家中生活困难了，改为走读，爸爸还和我一同去找教务主任徐中一（绰号“老黄牛”）申请过助学金。为此，爸爸不敢穿以前出门穿的深蓝色毛料长袍，特地穿了件家常的灰布罩袍去。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我在自己日记上向家庭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批判斗争”，就说这件事情是我这个“资产阶级父亲”弄虚作假唯利是图思想的典型表现。责备自己当时觉悟不高，立场没有站稳。
  
后来进了上海中学以后究竟收不收学费，我现在已想不起来。我就是这样在家里“从来不问柴米油盐”，但我并非“纨绔子弟”，我想我当时进步快的诸原因之中也许包括我的性格和生活习性比较容易接受那时“革命队伍”所要求的生活方式。比起小时和我同样家境的人来，我一直很节俭，爱惜东西，讨厌奢侈浪费。除了必须用的钱，我极少向父母伸手。住读的时候，我就学会了补袜子，一双袜子往往补了又补。那时候的袜子都是棉织的，也容易破。久之我就想，科学发达了总有一天会发明出一种像橡皮一样结实的东西来做袜子，总穿不破，那才好。还不到二十年以后果真出现了各种尼龙袜子，和我幻想过的“橡皮袜子”差不多。走读的时候，要坐电车去上学，英商电车公司的车，前面一节是头等车厢，长一些，里面座位多而且有靠背；后面一节是三等车厢（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二等车厢），短一些，只是沿着车窗的地方有长凳，大多数人都只好站着。当然票价是不同的，我几乎从来都是坐的三等车厢。

我这种看来很矛盾的习性一直延续到现在。一方面在经济上从来是个丢三落四的“马大哈”，买了东西刚回到家，别人要问我价钱我就答不上来了。要问我现在有多少钱，什么时候我都得问了太太才报得出。在单位里评上哪一类“先进”才和长工资有关系我长时期都不知道，后来是太太知道了对此非常恼火，才叫我开始明白了的。1970年底我下放到湖北南漳县山区去劳动了三年，回武汉以后单位里的人才告诉我附近银行储蓄所有我一笔为数不算小的存款，他们到单位来查找存款人胡某到哪里去了？我那时简直对此毫无印象，得了这笔意外之财。我买菜不好意思还价，所以常常吃亏，只有买便宜的青菜时太太才放心让我一个人去买。可是另外一方面，平时人家总是觉得我这个人节约得太“抠门儿”，买东西都舍不得买贵一些的；一口剩饭一点菜叶子都舍不得丢；冲了好几次的陈茶叶舍不得倒；一张写过字的纸只要还没有写满就要留着打草稿用；如果在家里不出门，我就会把十几年的破旧衣服拿来穿，必要“物尽其用”，除非是捐了出去有别人接着穿，心才得安。这种例子举不胜举，习性就是习性，我很清楚这和利害算计毫无关系，我对用公家的东西也是这么“抠门儿”的。大概只是天生的不忍暴殄天物，这种性格眼下很不合时宜，不仅时尚的年轻人嫌我完全没有现代消费观念，“老派”的同代人也经常说风凉话：“怎么这样想不开？”。但我在大得大失上却表现得比别人更“想得开”，事例很多毋庸赘述了。这也许与我经历过不少大起大落有关。

这些年观周围事例我还有那么点实际体会：解放前舒服过，见过点“世面”的人，到困难日子来的时候（例如三年“大跃进”）照样也心安理得挺得住；“改革开放”以后有条件过好日子的时候，这些人大概是“历经沧海难为水”，反倒并不屑于讲奢侈、摆排场，过得实惠就行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