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950年，我十五歲時在清心中學的留影。

第一章 青春萌发时“换新天”（二）

3.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

我刚好十四岁了，前不久“啊呜大伯”（从我家祖籍浙江德清新市镇来上海做事，住在我家多年的一位堂房叔叔）总是取笑我怎么最近说起话来像个“破毛竹筒”了。发育阶段嗓音变得特别粗，也就是说我即将进入青春时期。人到这个时候身体突然变化，心理也突然起了些变化，感觉和求知欲特别的敏锐。正好在这个时候遇到这场“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社会变动，那么多新鲜事，那么多新鲜话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我极其兴奋。

有一天，顾伯衡郑重其事地叫我到操场一角坐下来，他说：“我要和你谈一件事情，我们觉得你很好……”。他的话就是这样开头的，他说的：“我们”指的就是他们几个最早的“前进分子”。他对我的评价也没有用别的新名词，就说：“你很好”。本来在学校里，先生和同学一般都认为我“好”，所谓“品学兼优”，是那样的。“很好”又怎么样呢？他说现在要成立一个先进青年的组织了，这个组织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先锋队”，要团结教育周围青年紧紧跟着共产党等等，他们要我参加。

我听了，很激动的。我原来不过是个什么事也不管的小孩，现在人家在谈，要我参加一个“青年先锋队”，头一次意识到：“我是‘青年’了”。而且现在要参加一个“革命组织”，参加做大事情了，那是一种什么滋味？真是够浪漫、够神秘的！于是我当下就同意了。
 
过了几天就去开会。那地方就在我一年级上课的“东楼”对面叫“文德堂”的那座楼上，已经是“青年先锋队”的办公室和会议室了。大概有二十几个人，多半是高中生，初中生好像就是前面提到的那几个。当头的叫朱永嘉，自然是高中生，他们好几个同学都是解放前就在“地下”活动起来的。还有一个叫林本仁，看上去比朱永嘉还大一点，还有记得名字的有潘鸿芳、王定一，别的高中生不记得了。他们都很会讲话，特别是朱永嘉。但是他毕竟还是个中学生，开起会来振振有词，好像肩负着国家命运，会下有时玩得得意忘形，实际上很调皮。有一次他和特别调皮的小矮子周维勋在操场上胡闹，把周的头朝下脚朝上拎起来打转，而且他那时好像已经正式当了团总支书记了。

“文化大革命”中间1969年我回家听说有一个和王洪文、徐景贤他们一起在上海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也叫朱永嘉，是复旦大学历史系的。我向弟弟季威和妹夫陈志明打听这个朱永嘉多大年纪，他们的估计和我推算清心中学那个朱永嘉当时应有的年纪大体相符，但一直没有充分根据确定，他就是我在清心中学的那个朱永嘉。直到最近（2009年初）季威专门打电话给我说很凑巧遇到他在复旦大学时的一个老同学确证全市闻名的朱永嘉早先是从清心中学出来的。

王定一个子不高，瘦瘦的，微黑，光头，他是上海南面哪个县的人，口音和浦东话接近。那年暑假我们都曾经为了搞活动，住在学校里，我和“青年先锋队”骨干之一的王定一住在庚午宿舍楼上东南角那个房间，同室还有一个一年级小弟弟，他是德清新市人，按祖籍和我同乡，而且他也姓胡，名字现在想不起来了。王定一来自农村，可能家境不大富裕（后来我才知道，在上海比起来不大富裕的中学生，有的还算地主家庭出身，但不知道王定一是不是），性格老成持重、和善，就像我们的大哥哥。

大概就是在这个暑假住校的时候，因为刚解放时物价还在飞涨，经济非常困难，“青年先锋队”的会议上讨论过组织同学生产自救。做什么好呢？有的说去卖“棒冰”（北京人叫“冰棍儿”，武汉人叫“冰棒”，广州人叫“雪条”）；有的人说去卖报纸；还有的人说可以做酱油，那时候只有地地道道的黄豆晒制的酱油，正好夏天可以做，据说有人会做。这些事研究得很认真，后来也真的安排人作了些准备。但我们这些人毕竟是一帮大都市的中学生，弄来弄去最后还是一事无成，不了了之。

4.“二.六轰炸”和困难时期

我看见打飞机大概也是这时候的事。国民党的陆军远遁之后，还可以派飞机来骚扰轰炸，给共产党制造困难。虽然很少有大批来的，但是经常有。持续的时间也不短，我记得后来几年提起那事总是叫做：“二.六轰炸”，可见高潮的时候是第二年的二月六日。那次国民党飞机炸了杨树浦发电厂，造成半个上海（包括我们住的虹口区）停电。但是我亲眼看见打飞机那次应该是头年夏天，因为我记得清清楚楚，是一天晚上在上面提到的庚午宿舍东南角那间房的窗口看见的,那么应该就是那次暑假住校的时候。刚解放的最初两三个月解放军大概很少有高射炮，曾有人幸灾乐祸地说看见解放军“土包子”试图用步枪打飞机。后来有高射炮了，那个晚上我们已经睡了，又听见警报。不久就听到飞机的声音，在我们东面方向，那声音比往常近。然后就听到炮声大作，从窗口看到许多探照灯的光柱在天空扫描。后来都聚焦到一点，听声音可知就是照着那架飞机，紧紧地跟着它。因为我们的窗子正好是朝东的，凭着光柱交叉点的移动看得一清二楚。飞机是朝东逃遁，所以在我们的视觉上好像是探照灯把飞机往低处压（越远视角越低），高射炮弹则不断在周围开花。突然东面天边一声巨大的轰鸣，火光照遍了半边天。我们虽然没有军事知识，但也想得到那是飞机被打下来了。我们跳起来欢呼，兴奋得大半夜没有睡着觉。第二天果然证实了这个消息。
                          
因为轰炸的规模一直不算大，那时没有躲警报的，而且那么大的上海也不可能有供普通老百姓躲的防空洞。很多人家为了防止轰炸时把窗玻璃震碎，在上面贴了纸条。一般都是贴成英国国旗那样的米字形。我在家里住的时候，爸爸叫我带领几个弟妹来做这件事。我嫌米字形不好看，就设计了一种比较好看的花样，先把两根纸条贴在对角线上，然后剪四个V字形贴在四个三角区里（两个钝角的贴在上下，两个锐角的贴在左右）但是比米字形费工夫些。我家楼上楼下窗子特别多，还有些落地排门上面的雕花玻璃很大，所以我们辛苦了好几天才贴完。后来我自己回想起来，便怀疑这种贴法是否科学，因为米字形四根纸条是连在一起的整体，而我那图形五组纸条是互不相连的，不能把整块玻璃牵制在一起，震动起来可能还会四分五裂。幸好炸弹一直没有掉到过我们附近来，这一点没得到验证。

后来解放军的高射炮火力越来越强，声音听着越来越清脆，炮弹开花越来越高，猜测是装备了新武器。大概是“二六轰炸”以后不久，苏联的米格式喷气式飞机来了，中国人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喷气式飞机，因为以前还没有看到过国民党有喷气式飞机，也没有看到过美国的喷气式飞机。感到特别新鲜和希奇的是，听到声音在这个方向的时候，看见飞机已经在另一个方向了。从此以后国民党飞机好像基本上再没有来过。听说苏联飞行员住在百老汇大楼，吃得非常好。那时又有流传说苏联兵也玩女人，当时我坚信这是“匪特”的造谣。

那年上海还发了一次大水，上海的大水极少，要有就是台风带来的。所以我想应该是那年的八九月份。我那时不记得为什么是睡在爸爸妈妈房间的长沙发上。有一天风大雨大，半夜里谁发现水涨进房间来了，鞋子和一些放在地上的东西都漂在水上，很快地，水越涨越高，大家赶快搬了可以拿的东西往楼上跑。楼上的人也都醒了，楼下的水不久就涨到比床沿还高，而且有一股腥臭。后来我知道了，水主要不是暴雨下在地上积起来的，而是大风推着海水涨潮，黄浦江堤外江面高过了市内地面，水只可能从下水道和阴沟里倒灌上来，所以又脏又臭。那次家里损失很大，主要是地板泡坏了，后来也没有钱换修。本来从外观看还算很漂亮的一个白色书桌，因为表面是贴三夹板的，也泡坏了。有的衣物浸过脏水也洗不掉了。许多米被浸在水里。那时候人的观念，浪费米是最“作孽”，要遭雷打的。所以我们把米淘洗了晒干，吃了一些时的酸米。发水次日早晨大叔叔还到公司去，回来说外白渡桥附近的水已经齐胸深，他是穿着衣服走走、游游来回的。那些天大人忙，我就经常负起抱弟弟的任务。

爸爸的处境应该说就是“失业”了。由于本来底子就不厚，逐渐感到拮据。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改为走读。每天乘七路电车到十六浦，再走到学校。中午在校门口陆家浜路边摊子上吃点便宜的小吃。经常吃的是一种“中餐”，或者一种“西餐”。“中餐”是牛骨头汤下的阳春面；“西餐”是“小罗宋”（小型的俄国式梭子形硬面包），用刀子剖开，里面夹些麦芽糖浆（这是甜的吃法）或者有点像沙拉那样的红肠丁和洋山芋（北方人叫土豆）丁的混合物（这是咸的吃法）。几乎每天就是这样吃的，却也吃得津津有味。我以前虽然生活在“小康之家”，但是从小习惯朴素节俭，物质上没有什么奢求，所以无所谓。丝毫没有因此觉得“解放”了不好，而且也知道爸爸失业是因为大老板屈用中把公司卷走了，怨不得共产党。你公司不外逃，共产党还是允许它存在的。只要国家有前途，爸爸会有事做的，后来事实也是这样。我这个“青年先锋队员”已经开始做“家庭思想工作”了。

5.新中国

那时共产党在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开过之后，报纸上公布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还有政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因为我很注意，所以从中识得了共产党和“民主”党派的许多要人，至今不用查资料，那时谁当什么我大部分都记得。毫无疑问，那时认为这些都是很纯正很了不起的人。尤其是看到报纸上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照片，大家都觉得这个总理长得特别英俊，气度不凡。他还兼任外交部长，有知道点情况的（好像就是爸爸）说共产党的外交部长非周恩来来当不行。

听说不久就要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报纸上还说有人曾经提议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后来是毛主席认为“民主”两个字多余了，未采纳）。开国那天，学校里要开庆祝大会，要演节目。记不清是谁组织的，找来一个剧本要排演话剧。剧本说的是一位解放军“指导员”老王挂了彩，住在一个农民家里养伤。国民党军队来搜查，女房东“大娘”和她的儿子平时如何精心看护老王，搜查时又机智地掩护了他。他们选中了我来扮演男主角老王，我想大概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住在西南大后方，“国语”比从小生长在上海的人说得好些。其实我直到那时还是性格内向的，但那时有一股热情，我并不胆怯。女主角就是女房东，由清心女中的一个同学扮演。自从解放后，陆家浜路两边面对面的男校女校不禁止往来了。已经有些高中生和她们往来频繁，联系一起搞活动。除了清心女中还有民立女中，也在南市。那位女主角皮肤白嫩，长得很清秀，看上去有些腼腆羞涩，她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后来有一次我们到女中去看她们的一次文娱演出，见她又活跃在舞台上，那次她扮的不是“大娘”，而是活泼的女学生。我虽然没有想到别的什么，但是在那个年龄，第一次和女生接触，一起活动，感觉到兴头更足。

6.开国那天我入团，接着当了团总支委员

这时上海成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组织，“青年先锋队”本来就是上海建团前的一个预备组织，我们这些“先锋队员”除了一两个在那段时间“表现不大好”的，几乎全部都入了团。入团申请书上“介绍人”一栏填的是“潘鸿芳”，他是高中生，大概是解放前就参与地下学生活动的。其实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因为大家都是新团员，所以只好由组织来指定一个稍有“资格”的作为介绍人了。

就在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那天，在清心中学礼堂里开了全校庆祝会。在这次会上全体被批准入团的新团员进行了入团宣誓。会后文娱表演，包括我们的那个小话剧。

接下来，就成立了清心中学青年团总支部。朱永嘉任总支书记，林本仁任组织委员。宣传委员记不得了，其它还有好几个委员，包括我。初中部只有我一个委员，我已记不得当时为什么把我选上去的。其实沈锦辉、顾伯衡、董志鸿、章北威他们几个都比我“资格老”，我还是被他们“团结吸收”进来的。也许就是像顾伯衡说的，他们认为我“很好”。我只记得我当时心里有点怕，因为我性格内向，当了总支委员，初中部的两个团小组就由我来管，相当于整个初中部的分支部书记。我要召集和主持会议，要讲话，从来没有做过这些，我怕临场会很紧张。我找沈锦辉说了，他一个劲的鼓励我不要怕，说大家会支持我的，锻炼锻炼就老练了。我只好当了。沈锦辉的确一直很支持我，我想，把我选到团总支去也是他主动“让贤”推举我的。初中部的两个团小组长分别是顾伯衡和董志鸿，当时觉得，顾伯衡一直很朴质也很踏实，董志宏则有些“冷热病”。不料，顾伯衡后来却成了“反革命分子”。我1950年夏天考入上海中学以后就和他们没有再见过面。是我自己也成了“右派分子”以后，偶然从上海的一份报纸上看到一则报道，专门讲“反革命分子顾伯衡”的事。详细内容记不清了，只是从中知道他初中毕业后没有再读书（原来就知道他家里不富裕），大概参加了一个短训后在公安部门工作。说他在那里多次发表“反革命言论”，还有“反革命活动”。虽然最初见到这则消息时心里颇为震动，但后来我想这是很可能的，那时他就和我一样，是个热血青年。这种人参加工作后见到些什么看不惯、想不通的情况时，最容易用理想主义的标尺来度量现实，按捺不住去“发表反革命言论”的。如果再有点什么行为，就成为“反革命活动”了。在别的地方也许马虎些，在堂堂公安机关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呜呼！后来有不少“右派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是我们这种解放初在学校里最热情进步的人。

7.上海市开国大游行

1949年10月8日，全上海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和共和国成立大游行。我们发动了大多数同学参加，南市各校的队伍都从各自学校出发集合排队。除了横幅、标语、旗帜外，上面还发下大量的中国人民领袖和世界各国人民领袖肖像，世界各国人民领袖就是各国共产党领袖。社会主义阵营各国有波兰的贝鲁特、民主德国（东德）的威廉.皮克、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阿尔巴尼亚的霍查、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乔巴山、朝鲜的金日成（金日成那张像年轻漂亮，爸爸评论他：“还像个中学生”，但是几年之后就被朝鲜人民尊为“慈父领袖”）。至于南斯拉夫的铁托，那时已经被叫做“叛徒”，所以不在其列。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领袖有美国的福斯特、英国的波立特、法国的多列士、意大利的陶里亚蒂、西班牙的伊巴露丽、西德的马克斯.雷曼、日本的德田球一、印尼的艾地、越南（当时尚未“解放”）的胡志明、巴西的普列斯特斯等。这一套领袖群像被群众高高举着，就像一片森林。足见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声势浩荡，社会主义阵营无比强大。我之所以记得清楚是因为当时的这每一位领袖，在我心目中都是十分崇敬的伟大人物，各路神圣。

游行的中心是设在跑马厅的总会场，在那里接受首长的检阅。因为参加游行的人太多了，队伍行进得极慢，常常在街上停留很长时间。站累了，只好坐下来等，有时索性打打闹闹。不知什么时候下起雨来了，而且下得不小，大家浑身都淋透了。直到半夜，我们才经过检阅台。从跑马厅一出来，队伍就散了。那时我已经在走读，但是回家已经太晚，于是许多人一起回到清心中学，就在石麟堂图书馆楼上穿着还没有干透的衣服倒在地板上睡了。那时太年轻，一点也不懂得保护自己的身体。第二天回到家里就感冒了，这次感冒很厉害，长时间咳嗽不止。妈妈打听到两种土方子，一种是把煎荷包蛋蘸着蜂蜜吃，另一种是qin糖（我不知道那个字怎么写，就是那时挑担子的小贩卖的一种粘糖，黄色的，像大羌饼那样一大块，用一条有刀口的弯铁片和榔头敲下一小块一小块卖给小孩吃的）熬南瓜吃。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并不见效。从此我落下了慢性支气管炎，每年秋冬都要持续咳嗽。中年时曾经痊愈，90年代有一段时间喜欢在数学推导或写论文的时候抽烟，气管炎又复发，这段时间不长，但却发展成了肺气肿，可见还是早先那时种下的根。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