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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二十四

中国独特的城市化道路

1981年,父亲写下了《建筑师历史地位的演变》一文(刊于《建筑学报》1981年第8期),实在用心良苦。他认为,随着时代的前进,建筑师规划师都应当重新思索自己的地位与使命。这是一个信息和知识爆炸的时代,更是一个科学民主空前普及的时代,没有哪个规划师仅凭专业知识就能独自决定一个地区,一座城市的命运。居住在该地区该城市的居民对于自己所居住的环境最有发言权,因此,人民是城市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人民的城市要由人民建设,这是《马丘比丘宪章》的重要内容之一。

现代的文学艺术作品,早就把“大众参与”理念引进了创作。艺术家把绘画、雕塑、诗歌、音乐、小说的解释权交给了他们的观众听众或读者,创作者留下大片空白由欣赏者共同来参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对同一件艺术作品,一百位鉴赏者可以有一百种解释,表现出文化艺术的多元性与丰富性。建筑与规划更是如此。建设一座怎样的城市、怎样的社区,这是居住者掌握科学知识,同时学习民主与法制的过程。通过建设宜居环境的论证,人们懂得了宜居的科学知识,学会了倾听不同的声音,也学会了在尊重他人的同时,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学习民主,就是学习做一个文明的公民。一座城市和生活于其间的公民,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共同成长,这是城市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城市化即科学化,公民化,文明化。简而言之,每一个村庄都将成为一个美丽的社区,而且比繁华都市的社区更宁静,更环保。

记得是20世纪80年代中叶,大连几户先富裕起来的农民集资与全村农民合建了著名的“避暑山庄”。山庄规模很大,不仅有高级的旅游客房,也有各项娱乐设施。这对于世世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一种地覆天翻的变化,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从此进入了一个全新领域。“避暑山庄”把村里大批年轻人送进大连的高级宾馆培训。几代吃大饼子蒸咸鱼的农民,走进大连宾馆的餐厅厨房学习烹饪,学习做适合各国旅游者口味的自助餐。从没听说过什么是咖啡和奶茶的乡村姑娘,正在宾馆的咖啡厅里学习怎样做经理或服务生。还有多少农民的儿女开始学习酒店管理知识,学习旅游商品的开发与生产。我去“避暑山庄”采访时,山庄的农民企业家告诉我,他们正在准备成立自己的水果加工厂,把自己出产的苹果、黄水蜜桃加工成水果罐头,改变过去只提供原材料的生产格局。他们成立了渔业捕捞队,不仅为“避暑山庄”提供最新鲜的海产品,还准备进一步成立自己的海产品加工厂,争取利润最大化。

我把自己采访中得到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兴奋得双目炯炯:“这是一条充满创意的中国城市化道路。”那些日子,父亲格外兴奋,滔滔不绝地和我谈了许多。他谈到英国工业革命中农民付出的血腥代价,无数在工业革命中失去家园的英国农民,蝗虫般涌入大城市,在大机器生产的轰鸣声中颠沛流离、饥寒交迫。曼彻斯特浓烟密布、污水横流,居住条件恶劣不堪,居住与生产胡乱安置在同一区域,城市无规划无秩序,犯罪率居高不下,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机器和矿山的奴隶,最小的童工只有四岁,曼彻斯特工人的平均年龄只有二十九岁。

“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城市化过程,让农民付出惨重代价。中国农民决不能再重蹈这一覆辙。”父亲说,中国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对第三世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充分利用无限广大的中国劳动力资源优势,让乡镇企业在商品经济自由竞争中遍地开花,这本身就是几亿中国农民的大学校。为了生存,农民从切身利益出发也会刻苦学习科学技术,学习竞争之道,了解游戏规则,逐渐完成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转化。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和平积累过程,他们不必都涌向大城市,他们在自己的乡镇企业中可以大展才华,在自己的村镇上建起崭新的农民新村--这就是未来新城镇的雏形。农民在建设自己新家园的过程中不断学习提高,成为有文化有觉悟的公民。促进并参与这一伟大的社会转型,是每一个中国建筑师与规划师的使命。”父亲收集了很多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这也成为后来他在美国各大学讲学时的重要内容。

荣获国际阿伯科隆贝大奖的深圳规划

父亲还与任震英等城规院总工一起,参与了由当时城规院院长周干峙主持的深圳规划。

周干峙先生是原国家建设部副部长,中科院及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建筑系1952年毕业生。我们搬进甘家口新宿舍时,周干峙先生住我家楼上。因父亲长他十多岁,20世纪50年代初又上过父亲的课,我们至今都称这位部长为“周叔叔”--可能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们都觉得以职务称呼一个人,恰恰是对人家的不敬,好像把对方和自己都降到了“俗”的境地。父亲称呼当时尚任院长的周干峙“小周”,我们虽不主张口口声声称“院长”,但称“小周”也太不搭调了。母亲对父亲说:“人人都周院长长,周院长短的,就你小周小周的,我听了都别扭。”

父亲眼睛一瞪,“那我怎么办?也叫周院长?我张不开口。”

我说:“要不然就称‘干峙’吧?总比称呼人家小周好。”

“唉--”父亲叹一口气,“为个称呼都花这么多心思,中国要飞起来,翅膀能不沉重吗?”父亲究竟怎样称呼后来又被任命为建设部副部长的周干峙叔叔,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父亲和周叔叔成了“忘年交”。这位从清华园走出来的副部长、两院院士,值得我们像称呼亲人一样称呼他“周叔叔”,否则,我们就会敬而远之地称呼他为“周部长”了。

一年冬季,家里的暖气夜间忽然淌水,眼看水流遍地,儿女均不在身边,父亲母亲急得手足无措。母亲情急之下打电话给楼上的周干峙,已任命为副部长的周干峙穿着睡衣和儿子一起奔下楼,手持扳子、钳子整整折腾了近两个小时,把漏水的暖气修好。他抹着满头大汗说:“想不到还真懵对了!其实我对此一窍不通。”

“你们二老也太过分了,把人家部长当水暖工使唤!”我对此颇有微词。

父亲说:“只顾得着急,我和周干峙都忘了部长这码事了!”

父亲和周叔叔乘飞机出差,周叔叔总是把自己的座位让给父亲,因为官员的乘机等级总是高于工程技术人员。两人推让再三,父亲不得不遵命。父亲赴美讲学时,大年初一周叔叔到我家,对兄弟姐妹们说:“去我家吧,给父母打电话拜个年!”那时节,家里虽安装了电话,却不可打国际长途。儿女们自己没想到的,周叔叔替我们想到了。

20世纪80年代初,周干峙主持深圳规划。父亲作为深圳规划顾问,曾多次飞往这座中国改革开放桥头堡的城市。当年的深圳,只有一条不到十分钟就可走到头的十字小街,全镇最高级的建筑是一栋五层高砖木小楼。周干峙带领他的专家团队开进深圳,首先为这座未来的新型城市做规划蓝图。父亲说,在这片崭新的土地上,他们遇到一批有着开拓勇气与智慧的优秀干部。他们与梁湘等特区干部的合作,彼此间充满信任与尊重,更重要的是,他们对科学的敬重,对正确意见的从善如流。”

“深圳和50年代初的北京完全不一样了,也可以看出中国真的是振翅欲飞了。如果处处都能像深圳一样,下个世纪,应该是中国人的世纪。”父亲欣喜地感慨。

据说,刚到深圳时,深圳曾将福田区一片三十多平方公里的中心区交给香港商人胡应湘先生开发。胡先生说,他请了意大利最有名的建筑大师为福田做了规划,是世界规划和建筑的巅峰之作。

周干峙和中国城规院的专家们看过该规划后,发现这位意大利专家竟要在这片三十平方公里的福田区安排一百万以上的居住人口,一片大厦座座高耸入云、气魄非凡,楼群的密集程度已远远超出纽约。甚至还有人提出铲平莲花山,增加可开发面积。在空间及土地的使用上可谓达到了开发商利润的最大化。周干峙和专家们立即否定了这个方案。

福田的地理位置极好,背靠莲花山,面对大海,与香港新界只一水之隔,而且处于深圳特区带状组团结构的中心部位。登莲花山举目远眺,蓝天碧海,绿野丘陵尽收眼底。高尔夫球场绿茵如织,香蜜湖蓝宝石般熠熠生辉,红树林如火红的丝带,在浓荫覆盖的大地上蜿蜒飞舞。福田是一块风水宝地,必须依据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地形地貌来科学规划未来新城的面貌。不仅要使各建筑群之间的布局与山水风物相得益彰,还要考虑规划的节奏气韵,有张有弛,既有酣畅淋漓的华彩,又有舒缓轻柔的慢板。深圳是一张白纸,没有旧城市的种种负担,一切可以重新做起,怎么可以为开发商的利益最大化而把它变成一个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的堆积场!

周叔叔对我说:“我和陈总、任总等人,在广州的中国大饭店和港方有过一场长时间的激烈辩论。但深圳的市长、领导人很明智。发现不妥,立即纠正。”梁湘等深圳领导认为城规院领导和专家们言之有理,宁可赔付一笔钱给港商,也绝不给子孙后代留下遗憾。

经过全盘的考量和论证,周干峙代表城规院提出了新的规划方案。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深圳福田的中心广场。古今中外,城市中心广场的中心建筑永远是当地的衙门机构,权力在一切建筑中是“重中之重”。而城规院的这个规划中,破天荒地第一次把政府大楼迁出了市中心,中心广场成为真正的“市民中心”。市政府办公楼在市中心广场的一个边上,楼层也并不高。父亲在美国讲学时多次提到深圳的规划,称之为“开规划之先河”。周干峙叔叔作为一名部长级官员,敢于对延绵数千年的“官本位”挑战,把市“中心”让位于普通百姓,在规划上第一次体现出“民本位”的思想,这已经不仅仅是“创意”两个字所能概括的了。这是应该大书特书的“第一次”,就像我们的共和国在汶川大地震中第一次为死难的百姓降半旗一样。这种“第一次”值得我们骄傲,也值得我们为之潸然泪下!人民,百姓,终于成为大写的人,傲立于我们深圳南大门的中心广场,成为深圳人呈献给全世界最美丽的笑容。

深圳规划获得1986年全国优秀城市规划奖。后来又获得联合国宜居城市奖、国家园林城市奖、国家环保模范城市奖。最令人欣喜的是深圳的总体规划获得国际建筑家学会“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

阿伯科隆贝是父亲的导师,1946年告别之后,父亲再也没见到过这位恩师。阿伯科隆贝曾对父亲说:“完成北平规划是你最好的博士论文,我等候你凯旋。”父亲一别几十年无消息,他为《梁陈方案》这篇没有实现的“博士论文”几乎付出了一生。阿伯科隆贝去世后,国际建筑家学会设立“阿伯科隆贝爵士荣誉奖”来纪念这位泰斗。这是国际建筑界一个具有极高权威的奖项,深圳总体规划能获取这个奖项,是中国规划师登上国际建筑舞台的标志。父亲虽然只是深圳规划的参与者之一,但他终于可以告慰导师阿伯科隆贝的在天之灵。他的规划生涯自阿伯科隆贝而始,又以晚年参与的深圳规划获阿伯科隆贝大奖而终。他的人生和他的规划生涯都充满不可预料的戏剧性,但可惜不是喜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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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8号,我随父母飞抵美国旧金山。父亲受伯克莱大学校长埃拉.麦克黑曼(Ira Michael Heyman)之邀,担任该校建筑系“董事会教授”(Regents’Professor)。据说,自伯克莱建校以来,享有此殊荣的教授一共只有十人左右,中国人占有两名。第一名是胡适,第二名是父亲陈占祥。《梁陈方案》在中国视如草芥,在国际建筑界却令众多同行扼腕长叹。他们为世界上这座著名古都的陨落痛惜,也为两位为捍卫学术真理而蒙受不公的中国学者不平。梁思成先生早逝了,陈占祥成了美国建筑师心中的中国英雄。父亲在美国受到的礼遇,令我们感到惊异。而父亲在伯克莱大学的开场白讲演,也颇令美国同行们吃惊。

记得父亲在伯克莱的第一次讲演,伯克莱大学酝酿了很久。阶梯教室里坐满了前来听讲的学生、教授和各界人士。连一些新闻媒体也派来了记者。

为了给父亲加油,我和母亲坐在最前面的第三排。回头望望座无虚席的大教室,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我使劲捏着母亲的手,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把内心的紧张不安释放传递出去。父亲微笑着走上台去,那样子像是去一个熟识的邻居家串门。他在麦克风前坐下,试了试台上的麦克,忽然,他顿住了:“哦,上帝!我忘了带讲稿。”不管我当时的英文怎样烂,还是听懂了这句话。我只觉得耳朵里嗡的一声,头一下跌靠在椅背上,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瘫在椅子里。

母亲捏紧我的手说:“你爸还没怎么样呢,你倒先晕了?真没出息。”话是这么说,可我感到母亲的手已经湿了,惊吓涌出的汗水可不听舌头指挥。

台下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时,我看到台上的父亲正和台下的听众们一齐大笑,“这也许是上帝的一个玩笑。你们有没有同感?讲稿其实是一个很讨厌的枷锁,能够摆脱镣铐跳舞,舞姿一定更自由、更精彩。”人们为期待的精彩鼓起掌来。父亲果然不负众望,他的没有讲稿的讲演一次次地引起台下的掌声和笑声。讲演结束时,教室外的大厅里举行了小小的酒会,人们把父亲围得水泄不通,我的心才算安安静静地回到了原位。周干峙叔叔曾对我说:“陈先生的思维习惯和西方人近似,他在清华讲课时就不喜欢用讲稿,围绕一个中心议题侃大山,就像在沙龙里聊天。”父亲在复出后曾受聘于北京大学环境学院,为那里的研究生上课。我看到那些研究生有时到家里来上课,跟父亲围坐在一起神聊神侃。

“研究生就这么上课呀?”我问。

“这有什么奇怪?贺尔福和阿伯科隆贝经常这么上课啊!”父亲说。

父亲先后在康乃尔大学和锡拉丘斯大学担任访问教授,在哈佛大学发表讲演,在堪萨斯大学担任“埃德加.斯诺教授”。父亲一口莎士比亚式的英文,令许多美国人倾倒,一位中文名叫“李梅玲”的美国女子曾对我说:“中国大陆能有人讲一口这样典雅的英文,而且,他对当今建筑界的思潮流派了如指掌,信手拈来,这是怎么回事?(二十年前还没有今天的网络呢)还有,他的举止衣着,他的绅士气,完全不像从大陆来的,又不像香港台湾的。这本身就像谜一样令人好奇,这背后的经历一定更引人入胜吧?”

我告诉她,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一言难尽的。

她说:“你不是作家吗?把它写出来吧,我等着读这个故事。”

父亲出国前几年,父亲堂姐的儿子--一位香港轮船保险公司的老板,虽然叫父亲“舅舅”,年龄却不比父亲小很多。在“澄衷中学”时代,甥舅二人同为学校足球队主力,几乎情同手足。父亲1957年成为“右派”后,这位住在香港的“同权表哥”肝肠寸断。困难时期,从香港寄来过港币、罐头、黄油。听说父亲要出国讲学,他亲自为父亲寄来了两双麂皮的“百丽”皮鞋、英国“宝勃林”牌的风衣、“雾伦敦”牌的麂皮夹克、澳大利亚驼山羊毛的毛衣……在电话中千叮万嘱说:“舅舅,一定别让外国人小看中国人。”

父亲对我说:“同权一片好心,但光靠名牌可堵不住人家的嘴。现在多少文盲都用最贵的名牌呢!”

父亲在美国的工资不低,加上外国访问学者不必上所得税,一向善于理财的母亲预计可以有一大笔积蓄。但结果令母亲大失所望。

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的密苏里大学度圣诞节。父亲当时被聘为密苏里大学埃德加.斯诺基金会的“埃德加.斯诺教授”。该基金会每年从中国邀请一名著名学者,作为该基金会的访问教授,父亲的前一任是在该校戏剧系任教的英若诚先生。感恩节晚上,密苏里大学校长请我们全家在堪萨斯城最大的一家五星级宾馆顶楼旋转餐厅就餐。

校长先生告诉我们,感恩节意味着美国正式进入了圣诞“假日季节”。从感恩节晚上八点起,在旋转餐厅的顶楼可以看到全城的彩灯齐放异彩,从这时起,到元月一日,漫长的“假日季节”(Holiday Season)才算结束。为了能在这里一睹全城彩灯齐明的风采,很多家庭半年前就开始预订旋转餐厅的座位,而且价格不菲。在让我们自己点菜时,我瞄了一下价位,每人至少二三百美元左右。

不一会儿,乐队开始演奏莫扎特和施特劳斯的曲子,侍者为每一位就餐的女士送上一枝新鲜的玫瑰花。身着银色长裙的少女在竖琴上拨响了琴弦,泉水流淌似的琴声犹如花瓣上一滴滴晶莹的露珠,心弦都会为之颤动。我记得自己点了一份烤鹿肉,母亲点了一份煎鳕鱼,父亲要了一只计司烤龙虾。我们正在举杯感谢主人的盛情时,夜空忽地一下亮了起来,“假日季节”的彩灯霎时间照得夜空一片通明,餐厅里响起欢呼声、欢快的乐曲声、叮咚的碰杯声。父亲站起身,举杯对校长说:“谢谢你和夫人的盛情,谢谢密苏里大学的美意。埃德加.斯诺是我生命中的红星,今天能成为埃德加.斯诺故乡的客人,能成为斯诺基金会的访问教授,是我一生的梦想,一生的荣幸。平安夜是美国人全家团聚的日子,我不能打扰你们。但平安夜的前一晚,我们全家也邀请你们全家到这里聚会,以表示我们对主人盛情的谢意!”

校长夫妇大喜,继之又颇为惊愕,夫妇二人面面相觑,商议片刻说:“孩子们都有自己的计划,恐怕无法出席,只有我们两个可以来。”

父亲立即招呼侍者,请他为平安夜前一天的聚会定位,“最好靠窗,那儿的景观比较漂亮。”父亲嘱咐侍者说。

那一夜的晚餐,父亲和校长夫妇谈得格外尽兴。校长告诉父亲:“我们年年邀请中国教授在这里过感恩节,但你是第一个要回请我们的人。”父亲说,“将来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回请你们,一定会的。”

回到家里,母亲对父亲晚上的决定很不以为然,“人家是用公款请客,你是自己掏腰包。一顿饭上千美金,合人民币是多少?打肿脸充胖子,何苦来!”

“就是勒紧裤带,我也得请这顿客。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回请。中国是礼仪之邦哪,连这点道理都不懂?省了钱,丢了自尊,不值。没有什么比这更值钱的。”

父亲终于在旋转餐厅花了一大笔钱,回请了美国朋友。那天我找了个借口没出席,礼数够不够不在人数。

还有一次在哈佛讲演。校方问父亲:“讲演之后,你是否也要举办一个酒会?”

“所有讲演的人都举办吗?”父亲问。

“一般都举办。但中国人例外。”

“那我做例外中的例外。”父亲回答。

在1988年初,这个“例外”引起了很多人的好奇,讲演和酒会都格外成功。约一千多美金的讲演报酬全都成了酒会的花销。那个年代,一顿酒会开销,顶父亲国内工作两年多的薪水。但父亲兴致勃勃,无怨无悔。

1990年,父亲结束讲学时,可以有很多留在美国继续工作或成为永久居民的机会。父亲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国航赴北京的飞机。

许多人劝父亲留下来。

父亲说:“老马识途,我想家了。”

1994年,我第一次回中国探亲,父亲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他对我说:“不到我这个年纪,体会不到这个年纪的紧迫感。我被耽误了二十多年,所剩的日子不多了,我只想趁自己身体还挺得住的时候,为国家多做些事情。”

“这一生,你付出了这么多,可你得到了多少?你觉得值吗?”我问。

父亲抬起头,两眼直直地看着我,看得我心里有些发毛,“这不像我女儿说的话。”父亲摇摇头,“人生不是交易,付出什么就要得到什么,那历史上多少长眠于九泉的人就永不瞑目了。如果真为了得到什么,1946年我可以留在英国。五十年前都留不住我,五十年后就更留不住我了。再说,人家曹洪涛在我第一次出国时就为我作保;去美国时,又有多少人以为我一定不会回来了。他们太小看人了!君子一诺重万钧,那是比性命都重的。我年近八旬,焉可作重利轻义之人?那岂不枉活一生。”

2001年3月22日,父亲安详地离开了他不弃不离地追随了一生的这方热土,离开了始终不渝守护的古都。

周干峙的挽联如此准确地概括了他的一生:

惜哉西学中用
开启规划之先河先知而鲜为人知

痛哉历经苦难
敬业无怨之高士高见又难和众见

新华社记者王军的话更让我感动:

“他的一生,壮志未酬,却获得了与一个伟大的城市共命运的意义。”

2008年6月13日父亲92诞辰初稿于北京
2008年10月29日二稿于美国加州Millbrae                           

(续完)


转自《当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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