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分类:

vc.gif

                                          --我的父亲陈占祥

                                          ----陈愉庆

二十三

重返国际建筑舞台

1980年2月,以任震英为团长的中国建筑师代表团抵达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出席国际建筑师协会亚太地区的学术讨论会。

这是父亲自1946年回国后第一次走出国门,这一步迈得实在艰难。听说城规院决定让陈占祥出席国际会议,政审部门首先提出异议。虽然已对“右派”做了全国范围内的平反,但政审部门仍然认为父亲有海外关系,跟台湾蒋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不予批准。

在蒋瑞元(蒋介石)拟去日本留学时,家中经济状况已捉襟见肘。与蒋家同为奉化同乡的我家祖父与众乡亲共为蒋瑞元捐资以尽同乡之谊。蒋母王采玉临终给儿子蒋瑞元(蒋介石)留下遗言:“凡于患难中对蒋家尽绵薄之力者,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蒋公颇孝,谨守母亲王氏遗言不遗余力。

蒋介石胞妹蒋瑞莲独子竺培风,与父亲系“发小”。父亲儿时每年暑期随我的祖母返奉化乡间省亲,祖母常与蒋公前妻毛福梅等一群“姐妹淘”去雪窦寺烧香礼佛,父亲则与竺培风漫山遍野地疯跑,满山的杨梅和奉化水蜜桃,一群孩子边采边吃,或跳上竹排在剡溪中戏水。后竺培风受训于英国皇家空军军校,亦在美国受过培训,成为蒋氏最亲近的晚辈,兼任蒋公私人座机的驾驶员。1947年,竺培风驾运输机空运军用物资飞往西北胡宗南部队,因飞机超载,在河南境内坠机殒命。竺培风生前得知父亲在英国留学消息后,告知舅舅蒋介石。为遵母命,报还当年对其有滴水之恩的奉化乡亲,蒋公特拨出一笔私款给国民政府驻英国使馆,请他们发给陈占祥每年365英镑“奖学金”。担心年轻人挥霍或“拉大旗作虎皮”,驻英使馆遵蒋介石之嘱,不对父亲讲明该款项来源,亦不一次性付讫,只是每月汇付。父亲于1946年回国在南京工作时,竺培风多次诚意相邀父亲去蒋氏侍从室工作,并告知舅舅蒋公助学之实情。

父亲说:“我感谢你大舅助学之恩,但我是学规划的,去侍从室能做什么?跟我学的专业南辕北辙,岂不是扬短避长?我不懂政治,又无意于官场,侍从室与我无缘哪。”国民党在庐山召开三青团全国代表大会,因父亲时任世界青联副主席,屡次被邀赴会,并许诺给他三青团副主席的职务。父亲坚辞谢绝了,理由还是他对政治没兴趣,一心一意只想做规划。解放后,他老老实实、不差毫厘地将这一切向组织说明。从此,他的弥天大罪浑身长嘴也说不清。组织部门一向视之为“特嫌”、“蒋家亲信”……这样的人一踏出国门,必定有去无回,因此坚决不予批准。在关键时刻,城市建设总局曹洪涛副局长挺身而出道:“我为陈占祥作保,他一定会回来的。”

父亲闻此言,颇为感动,“我与曹洪涛先生萍水相逢,为此他竟挺身而出,一诺千金;我必披肝沥胆,不辱使命。”这其实就是“士为知己者死”吧?虽然父亲的英文胜于中文,但他骨子里的中国文化还是根深蒂固的。无论他主观意识何如,那不可抗拒的文化基因,来自于给了他黑眼睛黄皮肤的山河土地。所以父亲老是说:“你们总爱说,我爱祖国,祖国不爱我。那是不对的,祖国和政党不能同日而语。你能因为国民党腐败就背叛祖国吗?任何政党政府都和祖国无关,都改变不了我们和这片土地的骨肉之情。我们的基因、我们的血脉,都来自这方水土,犹如父母之于儿女。”

在曹洪涛的力挺下,父亲得以飞赴马尼拉。会议主题是“人民城市——建筑师面临的挑战与前景”。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与任震英合写的《规划与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人民城市》的论文。在文章中,还特别介绍了中国建筑师任震英与兰州工匠一起背冰上山、解决山上无水、无法施工的困难。他发动群众建设自己的人民公园,当时踊跃报名参加义务劳动的工匠和群众就达五百多人。他和百姓一道,把城里拆毁的破旧寺庙和房屋的梁柱,窗框,各种“零部件”背上白塔山,重新排列组合,废物利用,仅以四十万元人民币,十三个月时间,建成占地6.6公顷的白塔山公园。并依照山势设计了三个台,形成三组建筑群,每组都有亭、台、楼、阁与回廊等景观。把仅有一棵树的白塔山,建成了兰州最受欢迎的旅游景点。

《马丘比丘宪章》上说:“如果群众能被组织到设计过程中来,建筑师的视野会更宽广,建筑师的创造才能也将更绚丽地绽放。建筑师一旦从学院派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民间建筑的精神财富将成为建筑师丰富想象力的源泉——所谓民间建筑,就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近几十年来人们曾对此做过大量研究。”

中国建筑师代表的这篇论文,以生动的事实,为《马丘比丘宪章》做了诠释,受到大会的热烈好评。

国际建协亚太地区的学术会议刚刚结束,父亲又和任震英等代表一同出席了在马尼拉“普拉扎大饭店”举行的另一个国际会议。这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生活设计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父亲代表中国代表团宣读了《人民是自己理想的文化艺术创造者》的论文。父亲流畅标准的牛津英文引起了与会者的惊奇,父亲利物浦大学时代的老同学——也是与会者,当时在香港拥有建筑事务所的英国建筑师白.如爵,拨开人群与父亲相认相拥,喜极而泣。

早在去大会报到的第一天,在大饭店的门厅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艺术联合会”秘书长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先生就站在那里迎候中国代表团。在与中国代表团握手问好后,他紧紧握住父亲的手说:“陈先生,大会决定,由你来做第一天会议的执行主席。”

父亲愕然。他已不是1945年伦敦世界青联大会上那个毛头小伙子。任震英是团长,虽然英文不是他的强项,但父亲作为一个中国代表团团员,也不宜越过团长去当大会的执行主席。还没等父亲回话,任震英却在一旁发话了:“陈总,快答应啊,还愣着干什么?”

“要当主席也应该是你,我当不合适啊!”父亲说。

“什么你当我当,只要是咱中国人当就成!”任震英向父亲一挥手,对敦巴?马歇尔?马拉格拉高声说:“It’s good idea. Thank you!”

马歇尔高高兴兴地与任震英握手。指着父亲对他说 :“我相信他能当好大会的执行主席。在刚刚结束的建协大会上,许多人都称赞他的英文漂亮,发言有创意又妙趣横生,中国代表团的阵容很强啊!”

由父亲任执行主席的第一天会议开得很成功。

任震英显得比父亲还高兴,操着浓重的东北乡音对父亲说:“老弟,不是我批评你。关键时刻不是旁人有私心,是你自己有私心。这种时候,只能有一个心,那就是中国之心。咱们一切代表中国,一切为了中国,什么你当我当,只要给中国人争脸,咱就干,就上。别的都扯淡!”

父亲说,他强忍着泪水,点着头,感受到了一颗宽广博大、剔透澄明的炙热之心。

我想到了1945年的父亲,他奔上台去把唯一的世界青联大会执委会常委名额让给陈家康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是一家人,凭什么为一个名额争抢不休?”
   
四十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和他心魂相通的知音任震英。他们都有一颗同样的中国心,这颗心让他们走遍天涯海角,都能心心相印、同舟共济。

环保前沿的中国生土建筑

20世纪70年代末,我已经调到大连文联搞专业创作。我家也从西直门的大杂院搬进了甘家口建工部附近的宿舍楼里。一套三室加一套一室的两个单元连在一起,使我们有脱离苦海的知足与幸福。十年没有厨房和厕所,现在一下有了两个厨房和两个厕所。今天看来那不过是普通的单元房,但对于在西直门大杂院里蜗居了十年的父母来说,那已经是天堂了。

由于是从事专业创作,我不必坐班,常有机会回北京出差办事,那一段在我们的新家里,见得最多的就是任伯伯,听得最多的就是父亲和他一起谈环保、谈资源的保护、谈中国该如何走一条独特的城市化道路,中国建筑师规划师所面临的责无旁贷的使命。20世纪80年代初,第三世界人们还以高楼大厦为时尚、对水泥丛林充满向往时,这一对年过花甲的中国规划师,目光已经穿越国界,与全人类对地球生态的忧患意识同步了。

从世界淡水资源和食物资源两方面评估,全球容纳存活人口的极限量是100亿人口,较佳生存环境应是50亿人口。但到20世纪末,预计人口总量将突破70至80亿。

按照目前的开采技术与水准,煤的储藏量只够人类用200年,石油够用30—40年,天然气可用50—60年。常规能源在不久的将来即面临枯竭。

目前沙漠化的面积占陆地总面积的16%,还有43%的土地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连续20年的干旱,自20世纪以来,撒哈拉大沙漠扩大了70万平方公里,2.2万平方公里的江河湖泊已干涸枯竭,近5亿非洲居民的绝大多数处于饥饿和贫困。

世界森林面积正以每年11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照此下去,200年后地球上将不再有树木。地球没有了肺,丧失呼吸功能的地球还能活下去吗?

中国呢?

海南岛和西双版纳是中国两片著名的热带雨林。海南岛的雨林覆盖面积已由解放初的1300万亩下降到1979年的369万亩,下降率为70%。西双版纳1960年雨林覆盖率为1290万亩,1980年只剩800万亩了,下降率为30%。

罗布泊已经干涸,楼兰、交河早已成为历史遗址。黄河泥沙含量系世界之最,下游已经成为悬河。再不控制上游的水土流失,渤海湾有朝一日将被淤沙填平。全中国200大中小城市严重缺水,土地盐碱化日益加深。水资源缺乏引起战争或导致一个民族、一座城市灭亡的例子历史上数不胜数。

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地球只有一个,她的资源有限,人类的欲望需求无限。建筑规划和保护环境、保护自然资源息息相关。再不警醒,人类在地球上将无立锥之地,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危在旦夕的现实!

…………

听着他们的交谈,我真会忧心忡忡。甚至洗澡时一打上肥皂就赶紧关上水龙头,搓干净了才敢放水冲洗,不然就充满了罪恶感,好像世界末日的到来与我有关。他们所说的数据,还都是二十年前的,二十年后的数字,一定更触目惊心。

1985年初夏,我回北京修改一部电视剧稿。大约是五六月份,在家里又见到了来北京参加“中国建筑学会窑洞及生土建筑会议”的任震英伯伯,据说当时他们还在北京接待“日本窑洞及生土建筑代表团”,美国建筑专家格兰尼教授一行也是来中国考察窑洞建筑的。

我不禁奇怪起来,问父亲道:“窑洞关日本和美国什么事?现在建摩天楼还来不及呢,你们怎么摆弄起窑洞来了?”

父亲正在打字机上“噼里啪啦”地打字,头也不抬地说:“欧洲北美正从摩天大楼往外大逃亡呢,第三世界国家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为争世界第一摩天楼别苗头。这就是差距吧。”

“什么意思?”我不懂。

“等忙完了这篇再跟你聊。”父亲说。

吃过晚饭,父亲跟我讲起关于窑洞及生土建筑的由来。“中国耕地面积占世界总耕地面积的7%,而人口占世界的25%。到20世纪末,中国人均耕地面积约0.8亩,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富裕起来的农民掀起了建房高潮,仅1979年以来,新建房面积就超过了30年来农村建房面积的总和。大量耕地成为宅基地或被沙化,如果不再奋起保护耕地,后果不堪设想。”

“这跟窑洞、生土建筑有什么关系吗?”

“关系太大了。”父亲说,“仅黄土高原,就有大约四千万以上人口居住在窑洞里,全国居住于窑洞和生土建筑里的人口就更多了,将近两亿人。而全世界居住于生土建筑中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

“那一定是第三世界吧?亚非拉,三分之二受苦人。”我笑道。

父亲告诉我,早在1980年,中国建筑学会就在兰州召开了窑洞及生土建筑调研会,成立了调研组,由任震英任组长,对新疆、甘肃、陕西、山西、宁夏、内蒙、河南、黑龙江进行了窑洞方面的考察调研,认为这是中国人一项有特色、有创意的民居。它节约土地,保护自然生态。依山傍壑、山坡崖边,都可打洞建窑,不必占用耕地。它冬暖夏凉,严寒和酷暑季节,窑内外温差仅十度左右,大大节约了能源。它造价低,耗资仅为同面积普通民房的五分之一。它的弊病是阴暗潮湿,不通风。为了对传统窑洞进行改良,任震英身先士卒,对窑洞改革进行了大胆的实践,在兰州“白塔山庄”试验小区烧盐沟内的荒坡地带建起了一批适宜农村的革新窑居,还有一批掩体靠山爬坡的城市型窑居。他和革新者们在采光、通风、防潮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科学措施,基本解决了阴暗潮湿不通风等问题,并使用了沼气和太阳能。样板房建成后,周围农户争相仿效,连日本、美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朋友们亦纷纷前往参观,希望能建设窑洞式的宾馆,让他们也享受人与自然、与土地亲密接触的快乐。为此,《人民日报》发表了《为寒窑召唤春天》的报道,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

父亲说:“今年(1985)11月,要在北京召开国际生土建筑学术会议,会有近百位各国代表来参加大会。这样,我们的窑洞和生土建筑,不仅造福中国人,也是造福地球,造福人类呢。”

“那你天天‘噼里啪啦’打什么呢?”我问父亲。

母亲插嘴说:“为他人作嫁衣裳嘛!”

父亲仍是头也不抬,双手飞快地在键盘上跳来跳去,得意洋洋地说:“这是七十来件嫁衣裳呢!每件都要做到巧夺天工,要老外们看了五体投地!”
细问才知道,在会上宣读的论文,以及大会的《国际生土建筑学会论文集》的英文文本,都由父亲亲手修改。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了,城规院那么多翻译,用得着你亲自动手嘛?

父亲说:“这次大会是我们中国人发起的,而且是任震英当大会主席,只能开好,不能开坏。保护环境,关怀人类家园,功德无量,义不容辞。”

“这跟非要你亲自动手有什么关系?”我还是不懂。

父亲说:“英译中,我不敢夸海口,因为我的中文不如英文。但中译英,我保证做到文采斐然,一定让世界给中国喝彩。不是每个会说中国话的人都能写好文章,每个说英文的人也不一定都有文采。我的英文文章,比很多一辈子以英文为母语的洋人都棒。”父亲得意起来口无遮拦、神采飞扬,像个孩子似的晃着身子,双手在打字机上如一对啄木鸟,不停地“哒哒哒”。父亲的这种作风,很像如今的“八〇后”。那时弥尔的女儿周泉刚三四岁,父亲工作累了,就放一段音乐,邀上小周泉,祖孙二人在客厅里跳起了“迪斯科”,一老一少,舞臀摇臂,又笑又跳,直跳得汗流浃背。然后洗把脸,又坐回到他的打字机前。

为了这次会议,父亲把七十来篇论文一篇篇地修改,一篇篇地校译,有的几乎是重新写过,“我保证当好马前卒,为中国的大会护驾!”

据说,那次会议开得很精彩,中国窑洞及生土建筑的调研和实践,受到世界的注目和好评,各国代表对大会给予极高的评价。一些国家对窑洞和生土的研究,由参加大会、来华考察发展到研究试验和运用阶段。“如日本的学者,直接到福建的龙岩、永定去考察生土建筑,并在日本进行了试点。在法国及美国的新墨西哥州,他们研究并建造了太阳能土坯别墅,即生土建筑。用机械压制土坯和土墙,造价低廉。只新墨西哥一州就有四十余家生产土坯的厂家。法国研制出生土材料固化添加剂,在非洲、南美洲帮助当地居民修建冬暖夏凉、节约能源的土坯房,广受居民欢迎。

国际学术界对中国这一环保建筑表现出越来越热烈的欢迎和关注。我国已有不少关于窑洞式的规划建筑设计方案在国际上获奖。每谈及此,父亲总是喜形于色。

(待续)


转自《当代》

·民间历史· mjlsh.usc.cuhk.edu.hk· 京ICP备09013077号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 返回首页      联系信箱